谁能作些台湾导演王童的电影《稻草人｝的电影的影评

稻草人》：荒诞的历史和历史的荒诞

看过一部好的**（起码合自己的口味），会让自己兴奋好久，躲避在心中积压着的阴翳和不快也会迅速消散不见。几天前一个晚上的梦弄得白天的我昏昏胀胀的，血雨腥风的季节，我如流浪于城市中的单身汉，在传单与杀戮中穿行，生命脆如薄纸，莫名的恐惧扩散整个无绪的夜晚。我好像经历了枪林弹雨和世事沧桑的老人，花费宝贵的青春去回味曾经遗忘或记得的过往，但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映现。记得早晨惊醒，唯一的念头就是“祝愿世界永远和平”，仿佛下意识地被人放置到“遥远”的战争年代或许是现在的我突然碰到了充满战争的历史，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我来说，这也许应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有关于战争的想象都来源于文字书写的历史书和相应的战争题材的**，战争如同安静的历史名词舒心地躺在从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利益者们编写的回忆录中或者二维的屏幕里面，生活于相对和平的季节里的我有时候甚至会“天真”地渴盼战争的到来，这种青春期中蕴涵着的类似英雄主义的理想与冲动曾多次鼓动我做着在打仗中发泄和充当英雄的梦，可是在真正的战争梦中，那个我却为之颤栗，边扭头边奔跑的形状成为梦醒之后被现实的我嘲笑的委琐和狼狈，好像并没有遇到危险和死亡，但整个氛围让我产生了生命的畏惧而不是英雄式的凛然（“刀架到脖子上”的借口成为现代人保存生命苟活下去的理由）。这样季节的一个奇怪的梦，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或许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含义，可是我不想用“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的狡辩迎合思考的懒惰。幸运地是从昨天看的**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也许仅仅是说服自己的一种解释或理解的方式和可能。

王童，一名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台湾导演，在看过他的《稻草人》之后，我似乎觉得他或许是台湾导演史中被缺席或忽略的导演（不过，这也没关系，对于熟悉各种历史的人来说，被同时代的人所“遗漏”的很可能成为后世的大师，而后世的人也极其愿意“挖掘”这样的大师来弥补当下的学术空白或借此说明前人的麻木），至于名次排列上的事情，非我辈所能言语和拍板，按照诗人臧棣的说法，这样的事情应该交给历史来做（似乎历史就天然地成了公平的上帝，是上帝真的如此还是我们束手无策之后的暂时搁置呢），我在此就不饶舌了。《稻草人》是一部很好看的**，它轻易地把严肃的战争时代用非常荒诞的笔法呈现出来，固然没有了沉重或者直接表面的深刻，但在戏噱里面却无不张显着惨烈和可悲。与其说它告诉（传达）了我们一个荒诞的历史图景，不如说它呈现了历史的一种荒诞。

可爱的稻草人开门见山，向我们讲述它所知道的事情，因为它相信或在它的草包脑袋看来，周围的人和它一样，“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梦，等待同样的明天”。聪明的导演把摄影机藏在永远不会说谎的稻草人后面（连话都不会说，当然也不会说谎了），神采飞扬的故事和故事诞生的时代被轻易地用恰似真实的口气和夸张的镜头呈现出来，而稻草人恰恰成了叙述“荒诞”的合法人。

阿发和阔嘴由于母亲用牛粪辛勤地滋润不得不患上色盲成为准健康的残疾人，从而幸运地逃脱为天皇打仗的神圣责任，幸福地得以生活在乡下。闭塞的环境在日本人的治理下显得井井有条，没有日本人的屠杀因为没有游击队反抗或者说没有先觉的人***民打日本鬼子，除了浑身“长着长毛而且生殖器很大”（日本教官向村里的妇女描述妖魔化的美国鬼子）的美国人的飞机偶尔光顾这里给他们送来可以换来海鱼的定时炸弹之外也没有血腥的枪炮，当然更不会出现什么牺牲除了被征去上南洋打仗的阵亡者。导演把日常的生活全部配合上轻松愉快地音乐以渲染叙事的情绪和节奏，搞笑的场面令观众暂时麻痹于这些发生在残酷战争时期的平静生活。从影片在轻昂的日本军歌伴奏下当地人从日本军人手中庄严地交还几个战死士兵骨灰盒的仪式开始，带有滑稽的表演和音乐基本上始终伴随整部影片。显然相对沉重的题材被导演用极为荒诞的手法或视角表现出来，苦难与悲惨的眼泪被无意识的微笑替代，除了贫困的辛酸人们似乎找不到通常**和历史书中所叙述的战争的影子，没有反抗和冲突，更不要说敌我矛盾和斗争了。可是它所指涉的战争的惨烈却似乎没有因为外在的荒诞形式而丝毫减弱，每一个画面背后无不烙上战争或被占领的影子。

阿发和阔嘴的妹妹水仙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她的男人在新婚第二天就应征入伍了，崭新的新娘服好像还没从身上脱下来，丈夫就被炸死了，可怜的水仙成了疯癫的寡妇，身上依然穿着结婚时的红衣服。在绿色田野中飞舞的红衣袖，如同死亡的幽灵一样不时地出现在美丽的画面上，成为一个战争受害者的象征符号。有意思的是，阿发和阔嘴在地里拣到的美国飞机扔的定时炸弹却被愚蠢地放在了水仙的房间里，一个疯女人与一个和炸死她男人一样威力的炸弹睡在一起，这样无意识嬉闹（胡闹）的情景里面分明是虚构出的巧合为了来营造强烈的悲剧。水仙的存在如同摇曳在昏夜中不熄的虚灯对于整部**一直是一个不安而恐怖的因素，导演没有利用她的疯癫来创造喜剧效果，显然她成为一个认真存在的指称物。我清醒地记得她唯一没有大吼大叫地出现在片子里的镜头就是黑夜里在他家抓住一个偷吃粮食的逃兵，他说自己刚结婚就被抓走了，并不是他不愿意为天皇效力，他用沙哑的声音演唱在军部学会的日本军歌来证明对天皇的忠诚，而是实在舍不下已经怀孕的妻子，善良的阿发一家拿出本来已经拮据的食物给他吃，昏暗的环境里水仙死死地盯着浑身赃兮兮的逃兵，双手惊恐地合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她对于这样一个热闹的场面保持了一刻的安宁，也许逃兵的衣服让她想起了新婚的丈夫，我觉得这是整个影片唯一正面流露出的悲惨的镜头。

片子中让我尤为感到亲切和安慰的是反衬出的中国农民身上的天真质朴与纯洁的善良，这也许是任何文化都无法改变和变更的通过几千年农业文化所培育出的和大地一样实朴的性情。阿发的老板（不知道这里的老板是不是仅仅代表对城里人的称呼）也是亲戚（老板的妻子和阿发的妻子是姐妹），为了躲避战乱从城里跑到阿发家里来住，本来已经穷的难以温饱的阿发一家却用最好的饭菜（特意卖了一条鱼）来招待客人，热情地安排老板一家在家里住下，那份质朴的温情依然保留如今大陆的农村习俗中，而从城里来的老板却在没有和阿发兄弟商量的情况下就把他们的地卖给了糖厂（或许地是老板的，可是这些地却是阿发兄弟一家的命根子）。当老板把卖地的事情告诉正在田间耕种的阿发与阔嘴时，导演用了一个中远镜头，三个人被放在同一个镜框里，左边老板平和地站在地埂上，右边的两兄弟垂着头立在地里，远处是雾蒙蒙的大山，天也很昏暗，整个画面压抑的很，是片子里少有的灰暗的色调，仿佛战争的压力都没有给他们带来过多的恐惧，而剥夺他们的土地却如同断了他们的命根。

从片子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虚构，农民像往常一样进行着基本的生活，似乎不管有谁来统治，地总要种，饭总要吃，打仗也必定要来捉壮丁，不管替国民党打日本人，还是替日本人进行大东亚战争，对于闭塞安详的农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打仗的名誉不一样，一个可能带上民族存亡的耀眼的英雄，一个可能为了天皇效忠，同样的光荣奖章农民是分不出它们非此即彼的区别的，或许正如阿发所说，打仗回来换来的奖旗连做一个内裤都不够。这不是说明他们没有觉悟或不高尚，而是在生存与虚幻的荣誉面前，也许内裤比奖旗更实在（尽管内裤在某种程度上也关涉荣誉与文明，估计我们的老祖宗是不穿内裤的，现在穿上似乎也是文明扩张与全球化的结果吧）。日本人动员农民打美国和进行大东亚战争，是打着天皇的旗号，和我们起来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似乎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但同样激昂振奋的宣传，却不自觉地唤起人们为什么什么而就怎样的激情与亢奋。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无非把更多的人纳入到战争的游戏里面，使每一方都以充满正义的勇气来歼灭所谓的另一方的“敌人”，渺小的士兵或者被征兵的农民不过是根据地域（受谁统治和管理，当然地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是暗合的）来不自觉或不受支配地划分到不同的战争序列中，他们的牺牲和田里的麻雀一样随意平常。如果我们采用正义与法西斯相对立的视角判断，台湾人民被日本征兵进行东亚战争显然是助纣为孽的行为，可是正义与非正义对于一个个参军的人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所造成的悲伤后果似乎无法用鲜明的价值判断来衡量，在我看来，无论战争中的正义与非正义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种罪恶。尽管有时候“以恶报恶”的方式成为正义事业的合法化，但报复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对罪恶者的“模仿”。

对于生存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台湾来说，似乎其地理位置的尴尬和暧昧造成了双方对峙的跳板或牺牲品，在两者的争夺当中，成为利用的砝码和改造的对象。其实，从片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明的渗透力。在台湾被日本占领的相对稳定的五十年里，日化的教育和文化的浸染，使台湾几乎成为一个准日本化的地区。在影片中，当地的“大人”（管理村民的长官）是日本人，孩子从小受的教育也是用日语进行的，甚至出现了孩子改日本名字的事情。在一次老师的训教中，我们看到了教员让一个孩子用放大镜对准太阳然后把白纸点燃，从而阐发天皇如太阳一样无时不刻地照耀着我们，而我们只有像放大镜一样团结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能量。如此诱人的国民教育，无非是为极权时代的统治打好基本的精神堡垒，而人民在这种汁液的培养中不自觉地就被形塑成可以打着光荣的旗号轻易利用的质料。这样的方式在任何极权的社会文化中都能找到，只是日本在形塑“大和民族”时借用了强有力的不会轻易就被推翻的“天皇”，而不是现实的领袖或虚幻的天堂，事实证明天皇要比希特勒比斯大林更有历史的魅力。

片子最后一个荒诞的故事就是阿发兄弟在大人的带领下去镇上的治安所送在地里拣到的定时炸弹的事情。导演当然不会让炸弹在路上爆炸产生悲惨的结局，而是非常聪明地让他们在治安所长官的逼迫下把炸弹仍到海里然后爆炸，固然他们没有领到任何奖品，却意外地得到了许多炸死的死鱼（浮在水面上的鱼夸张地多，就像《浓情巧克力》里面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处理眼泪晒干变成盐的故事一样浪漫），他们同样满载而归。伴着他们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幸福地吃鱼的情景，阿发的母亲发出了良好的期盼“如果美国人能三两天就轰炸一次就好了，那么我们天天都有鱼吃了”，映现的灯光逐渐变小变小，消失在黑暗里，片子结束。

《稻草人》曾经被姜文大加赞赏，据说在他的新片《鬼子来了》里面有好多借鉴《稻草人》的地方。我想王童的独特之处在于用这样一种不是很严肃很沉痛的方式来对待可以很煽情地触动民族情绪的战争题材**的姿态和视角，也就是说使用了另外一种讲述战争的故事的方式。我们发现它的戏噱和荒诞的处理丝毫没有掩盖指涉和批判的力量，甚至比直接呈现带来更多鲜活的东西。尽管它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不带有强烈的诉述的愿望，但却能启发人的想象，看到更多被历史书以及通常行述历史的方法所遮蔽的更真实的“情感”，这里的“情感”不仅仅指个人的情绪，而是对历史对过去事情的一种感情，就是说我们不应把历史看作冷冰冰的可以被随便玩弄的“橡皮泥”，而应抱有对待人一样的感情来看待历史，也就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所提到的“温情的理解”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王童在《稻草人》中的叙述很有张力或快感。

如果我们可以发挥联想的话，类似的情景似乎在国外的一些影片中可以找到知音。1987年，英国导演布尔曼拍摄了《希望与光荣》，采用儿童的视角看待二战期间被德军轰炸下的伦敦的情景，由于孩子没有过多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战争在他们眼里可能会有许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比如到废墟里拣弹壳（当然没有《稻草人》中的孩子用箩筐拣炸弹那么夸张，也没有阿发兄弟运送炸弹而大获海鱼那么神奇），比如一个跳伞飞行员的降落引起孩子和居民的好奇等等，似乎**的残酷消解在无声无息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血液出现的战争同样拥有了悲惨的力量（不知道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没有从这里获得有利的借鉴）。1991年意大利导演加布里埃尔·萨尔瓦托雷导的《地中海》把几个士兵放逐到偏僻的希腊小岛上，没有战斗的士兵和当地人幸福相处，好像同样也把残酷的二战赋予了许多荒诞和浪漫的故事。这种叙述上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抗了主流话语重述历史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充满欢乐或日常温情的战争想象，但决不是粉饰而是和正面反映一样的理解。

回到文章的开头，梦中战争的情景或许也可以看作感受战争的一种方式，战争或说历史对于我们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感情或者它们给我们某种可亲的想象和氛围，而不是被理性和考证确定下来的实证的复现与干瘪瘪的实录。对于历史的记忆也不光光是通过严正的推理或者宏伟的国家叙述所勾画出来的威严，而应该拥有自己个人的读解甚至虚构在里面，因为这样的历史才有鲜艳的活力。荒诞的历史也许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历史的荒诞却是我梦中依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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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笔下的荒诞浪漫哲学

每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暖花开

人有种奇怪的虚荣心，想让别人或自己相信他向往的是真理，但其实他有求于这个世间的却是爱。《加缪手记》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局外人》

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鼠疫》

每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暖花开。-―《加缪手记》

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局外人》

谈论你所爱的事物，最好的方法是轻轻说起它。――阿尔贝·加缪

通常情况下，选择献身艺术的人，都曾自视与众不同。然而他很快会发现，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与众不同，往往就扎根在与所有人的相似中。—一-《写作的光荣》

想要快乐，我们一定不能太关注别人。――阿尔贝·加缪

当人迷途时，充满活力也是浪费自己的时间。那些要背离世界的人，

随他们去吧。我不抱怨，因为我看着我诞生。一《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真正的生活是在撕裂内部出现的，生活，就是撕裂本身。――《西西弗神话》

走向我的东西并不是对更加美好的日子的希望，而是对于一切、对我自己纯净而又原始的冷漠。但是，应该粉碎这过于柔软、过于容易的曲线。我需要我的清醒，是的。一切都是简单的，是人自己使事物变复杂了。《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阿尔贝·加缪

没有人天生就强、就弱或意志坚定。是后来才变强，后来才意志坚定。命运不在人身上，而在人四周。――阿尔贝·加缪

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拥抱得笨拙又有什么关系。――阿尔贝·加缪

我可以否认一样东西，但不一定非得诋毁它，或者剥夺别人相信的权利。――阿尔贝·加缪

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不会爱生活。--《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