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都存在于奴隶制社会瓦解,封建国家刚形成阶段。父系社会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因此都对妇女持歧视态度。孔子讲究礼,所以妻要有妻纲,即三从四德。亚里士多德形成唯物观,但也或多或少受柏拉图影响,因此对雅典的民主制度感觉失望。他是奴隶制度的维护者,毕竟当过亚历山大的老师,对力量的向往,他说过,只有战争才来带来和平,因此并不是很看好弱势的妇女,不过吕克昂学校是收女学生的
相隔不到200年。具体如下: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夏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 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先哲,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
中庸之道虽同被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所称赞,但在比较中可以发现,两人的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
概而言之,相同方面主要有三点:
1)都视中庸之道为最高的德行与至善;
(2) 都意识到了中庸之道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评价与道德行为的统一体,分别认为中道是种相对中道与权变时中;
(3) 都意识到了中庸之道所内涵的辩证法思想,寻求一种“德性之中”与“和而不同”
不同的方面有:
(1)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相对来说,在内涵上包含有更多的求知成分,可说是种理性中道:孔子的中庸思想则相对具有较浓的人性意味,可说是种性情中庸;
(2) 经验德性论与先验人性论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德性并非是先天本有的,而是在后天的行为习惯中形成获得的,所以,要想实现好的德性,实现中道,就得注重习惯的作用,在日常行为中积累达到孔子则认为作为一种至德中庸实际上是“仁”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与实现,是先天地内在于人自身的,是人生来就本有的,所以,只要通过个人自身的不断修养就能逐渐体认自身本有的德性,从而实现中庸之道
(3) 德性自愿与道德自觉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是种自愿的德性,只有行为主体的自愿行为才可能称得上是种德性,强调意志自由在实现中道过程中的
中庸思想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中庸思想的解析有助于更进一步解读他们的伦理思想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是一种道德教化出来的品质,是道德情感感受和行为的合适,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但是,对中庸的涵及及其标准也有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对理想社会的不同设计,体现了宗教法制农业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的差异分析和理解中庸思想,对现代道德建设有很大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
三、中道主义与“中庸”
“中道”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早已有之,无论是德尔斐神庙上的“万事切忌极端”,还是毕达哥拉斯、梭伦、德漠克利特等先贤都表述过赞赏适度而反对过犹不及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除继承了这一传统观念,如将它运用到《政治学》中产生了中产阶级执掌政权的理想政体外,更突出的创建是把中道与德性结合起来,使其成为自己的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并使其伦理学具有一种中道主义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所以,中道主义可以说是他德性伦理的又一特点。亚里士多德说:“德性就是中道,是对中间的命中”(《尼各马科伦理学》,第36页),“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 (《尼各马科伦理学》,第37页)。他以若干具体为例,如对勇气而言,中道是勇敢,不及是怯懦,过度怎是鲁莽;对于享受而言,节制是禁欲和放纵的中道;对于名誉而言,中道是淡泊,不及是过谦,过度则是好名;对于待人而言,好客是慢怠和迎逢的中道等等。但并非所有情感都有中道,如恶劣本身就是邪恶,没有中道。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德性的公正也是中道,是平均与特权的中道,但它不是普通的德性,而是一切德性的总汇,统帅其他德性。亚里士多德不仅研究了一般性的中道原则,而且还研究了如何具体运用的问题,他区分了绝对的中道和相对的'中道。他还认为,中道是具体的,“只有在适当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297页)
与亚里士多德不谋而合,孔子也提出德性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的观点。孔子认为,要使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合乎道德,就必须“执两用中”,这是中庸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两”指人们的情感和行为的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所谓“用中”就是采用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道。一切德性都是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道。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是败坏德行的,都是恶,而中道是既不过度,也不不及,而是适度,恰到好处,因此德性必定是处于过与不及之间的适中即中道。孔子既坚持中道,又随时变化其具体形式,他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二章)。所谓“时中”就是既要求坚持中道,又要因时而变。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与孔子的中庸有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所坚持的“中道”都是处于过与不及之间,都认为过度和不及是恶,德性就是中道,而且在坚持中道时还考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二人的思想又有区别,如孔子强调“过犹不及”,特别警惕“过”。他说:“君子惠而不费,老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乐而不*,哀而不伤”(《八 佾 》);而亚里士多德则区分大恶小恶,主张力避与中道较远的一端,偏于与中道较近的一端,所谓“两恶之中,取其小者”(《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03页),所以“我们有时也应当偏于过度,有时应当偏于不及”(《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04页)。
四、现实主义与先验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一种德性天然生成,而是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美德的形成问题上,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和行为的训练,这可以说体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又一特点:现实主义。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二卷(第19-23页)这样说:“把哲学称作求真的学问(epsteme),也是正确的,因为理论哲学的目的是真理,实践哲学的目的是行为。尽管哲学也要探究事物(etwas)的性质如何,但它考察的不是永恒和自在的、而是相对的和时间性的对象”。这表明亚里士多德要强调的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不同:它的根本任务不是为了求知,尤其不是为了寻求万事万物第一根据那种意义上的真理性知识,尽管不是完全与“知识”活动无关的,因为它“也要探究事物的性质如何”。只能说,这种“探究”不以“知识”为目的,而以“行为”为目的。以行为为目的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事物如何”,你就要让它如其所是地成为那样;你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好,你就要尽力去实现这样的好的生活;你知道什么是善,要进而把这种善在行动中实现出来。他以这样的实践行为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的主张划清了界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识、理智对于人的美德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因此他反对柏拉图“知识即美德”的观点),还必须要有实际的训练,养成在习惯中正确选择的习惯,才能真正地形成美德。也就是说,美德必须把理智和道德的习惯统一起来,必须包括正当的目的和良好的习惯。例如,一个人要形成勇敢的美德,不仅要有勇敢的知识或理智,还必须在实践中反复训练,养成克服恐惧感的习惯。他说:“道德的德性是习惯的结果”。(栖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291页)因此,他认为德性不是天赋的,自然只给予人以接受德性的能力(潜能),只有习惯才能使其变成现实。良好的品质只能来自相应的实际行动。人们不经过教育和训练,不会自然而然地作出适合于中道要求的行为。
孔子也主张德性的后天培养,他强调“学而知之”(《季氏》),主张“学以致其道”(《子张》),认为一般知识和道德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又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季氏》),并自称“天生德于予”(《述而》),体现了在知识、德性来源上的先验论倾向。而且,孔子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即增加知识,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这里的“志于学”实际是“志于道”(《述而》),孔子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总之,孔子所倡导的“学”,归结到一点,就是“学道”。用其学生子夏的话来说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笃志”即坚定对“仁”的志趣,是修养的思想前提。他强调了修养的内心活动,“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一、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在文论思想方面的共同之处。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是中西方不同文明的开创者,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但事实上,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几乎产生于相同的历史时代,它们在理性精神、思想方法等观点上显示出高度的一致。
二、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在文论思想方面有着各自特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实践上最终走向了要求个人道德选择和道德修养必须有利于封建礼教伦理所要求的封建宗法统治秩序的维护和达致社会和谐的道路。亚里士多德的中道选择观在实践上则走向了在尊重个人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寻求社会公正的道路,为西方建立法制和民主制度社会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这两种伦理思想的不同发展方向,也对受此引导的东西方文化圈内人们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等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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