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枝》

读《金枝》,第1张

      最初只是因为对宗教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我翻开了《金枝》这套人类学巨著。《金枝》是弗雷泽的代表作。弗雷泽是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1854年,JG弗雷泽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个虔诚的中产阶级家庭,弗雷泽是他的药剂师父亲的四个孩子中的老大。他曾经先后就读于海伦斯堡学院,格拉斯哥大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而在剑桥期间的1871年,他成为了一名经传人。这一职业直保持到他去世,除了1907-1908年他作为名人类学教授前往利物浦大学大学书,1908年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剑桥度过的,他遵循他父亲对自己的期望,也学习过法律并且于1879年取得过英国高级律师资格证。然而他却从未从事于此业,而弗雷泽对于社会人类学的真正兴趣是通过爱德华·伯内特泰勒 的 《原始文化》一书被激发的。他的早年以研究古代文化史为主,因受泰勒《原始文化》一书的影响,而转向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尤其重视从民俗学角度来搜集、整理涉及各地土著民族和远古原始民族的宗教资料,以对法术、禁忌、图腾等原始宗教现象的研究而享誉宗教学术界。受英国唯理论和进化论的响,他在学术上持宗教进化观,但认为人类在形成其宗教之前已曾处于一种“法术”阶段,人类的理智即经历了从法术到宗教、由宗教到科学的发展。他指出这种法术揭示了一种原始理性,是原始社会曾经流行的“准科学”,此后法术活动在其认识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或因求诸超自然的神灵力量而走向宗教、或因依靠人的经验观察而走向科学。他强调从文化整合上来看待远古灵性领域、从人类思维进化上来分析宗教的诞生。其基本观点虽然受到某些批评或否定,但多数学者承认他在汇集宗教史资料上贡献突出。弗雷泽是一个一生都至为勤奋的人。他极少外出甚至挤不出一点时间去下地务农。他整天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表中进行研究工作。也由于这样的长期劳作,1930年之后,他的视力大为下降。但即使是在1931年,他不幸失明时,依然在他的秘书和记录员的帮助下坚持作,1941年的5月7日,弗雷泽在剑桥与世长辞。享年87岁,尽管他的学说比起当前的人类学方向更接近于历史学。但是直至今日,弗雷泽的著作仍然被认为是一座人类学资料的宝库。

  《金枝》全书基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习俗:一座神庙的祭祀被称为“森林之王”,却只能由逃亡的奴隶担任,然而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祭祀日夜守护的一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有资格与他决斗,如能杀死他则可取而代之。如此交替重复下去。这个古老的传说可谓 疑点重重。弗雷泽就在《金枝》中提炼出其中的三大疑点,并一一加以阐述,目光穿越千年历史,视线遍及世界各地。在前十六章中,弗雷泽着重解释了为什么内米湖畔狄安娜神庙的祭司不只是一个祭司,更是一个“森林之王”。首先,他对“王”的由来进行了阐述,在古意大利和古希腊,把王位称号和祭司职务合在一起是相当普遍的,而在早期社会,国王通常既是祭司又是巫师,由此作者展开了对交感巫术的讨论,分为“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两个部分,他引用大量实例,做出生动详尽的解释。巫师们常常发展成酋长或国王。然后,他对“森林”的这一称呼进行了推论。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各历史阶段的共同特征之一便是神职与君王称号相结合的现象,世界上许多地方确实存在过神权和政权合一的事实。由此更进一步,作者查证了在历史上对树神崇拜的起源,弗雷泽对比后发现狄安娜女神和她的同伴维尔比厄斯都是橡树神,内米的“森林之王”不仅是祭司,还是橡树神的化身,从而推证了“森林之王”这一名称的由来。从第十七章开始,弗雷泽援引全世界各地许多民族的材料,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个想担任“森林之王”的逃奴,必须首先要杀死原有的“森林之王”。地位越高的人责任也越重,他的兴衰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兴衰,而原始人不仅相信灵魂,还相信灵魂可以移居到另一个躯体内,包括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的物体身上,并且这个灵魂还受到巫术的影响。因此必须制定一整套“禁忌”来抱枕他体内的灵魂平安无恙,作者总结了四类禁忌:行为禁忌,人的禁忌,物的禁忌,语言禁忌。由于王的兴衰至关重要,因此出现了奇异的禁忌:王如果显露出虚弱的迹象,必须被迫受死。由此发展为,在处死帝王的过程中的决斗环节,通过杀戮,实现灵魂的平安过度,保证了世界的无恙。最后一个问题,在六十章后得到了解答,即逃奴在进行承袭王位的决斗前为什么必须折取一节金枝呢?弗雷泽从北欧神话入手,阐述了欧洲的篝火节涵义及槲寄生的涵义,又引申出原始人关于灵魂寄存于体外的观念,他们相信树的灵魂寄存在槲寄生上,因此掌握了槲寄生就掌握了这棵树的灵魂。文中弗雷泽将“金枝”与槲寄生完全等同起来,折到一节“金枝”相当于获得了神圣的灵 灵魂,象征着他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心理上便占据了强大的优势。作者的论述简单易懂,我很喜欢这种思考和阐述,对巫术理性的定义和举例判别也很有吸引力。更奇妙的是,在21世纪的现在,过去种种原始人的巫术观念依然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人类的整体发展就像树木,社会观念文化信仰等等集体性的概念变迁会留下年轮,以各自方式持续散发影响。就如书中所说:当时间定格在当下,现在的我们已经能够预见,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多,原本看似明显真实的混乱都化为稳定一致的和谐——尽管某些领域内居主导地位的还是错乱,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敏感智慧的人追求更深层次的答案,锲而不舍地探索宇宙的奥秘。他们提出自然宗教观有误,看似是巫术的旧观点,但他们明确提出自然界现象有不变的规律性,古老的巫术只是假定规律性的存在,而且他们确信这规律是可以通过周密观察为人们所把握的。总而言之,科学在解释自然现象方面取代了宗教。

      最初看这本书呢,纯粹是因为好奇,对宗教这个题材感兴趣,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例子中的那些人好蠢呀,比如说:不孕的妇女如果想要当母亲,只要把一个婴儿形状的木偶抱在膝上,她就可以梦想成真。还有比如说:这位智者还告诉我们治疗粉刺的方法——流星划过时,用手帕或者任何能顺手拿到的东西擦拭粉刺——粉刺随流星坠下而掉下;但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擦,否则粉刺会转移到手上。事实上这些看似可笑愚蠢的现象背后也存在一些规律,就是弗雷泽所归纳出来的巫术原理,也就是“相似律”和“接触律”。前者是指同类相生,即同果必同因。巫师根据“相似律”推导出,他可以仅通过模仿来达到目的;以此为基础的巫术被称为“模拟巫术”或“顺势巫术”。后者是指相互接触的物质实体,哪怕被分开,仍然可以跨越距离发生相互作用;巫师基于此断定,自己可以通过一个人曾经接触过的物体来对这个人施加影响,无论这个物体是不是此人身体的一部分,此类巫术被称为“接触巫术”。然而,巫术的本质是一种伪科学,一种没有任何效果的技艺。它是一种对自然规律体系歪曲的认识,是一套错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作为自然法则体系的巫术,被称为“理论巫术”,是一种陈述世事发展顺序的规律;人们为达目的而采取某种手段的巫术,则被称为“应用巫术”。据上所述,巫术的两大原则其实只是“联想”的两大错误应用方式。基于“相似”的联想而建立的“顺势巫术”,其错误是把相似的事物看成同一个事物;基于“接触”的联想建立起来的“接触巫术”,错误之处在于把曾经接触过的事物看成是一直保持接触状态。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根据巫术原理所进行的生产,生活和祭祀活动便显得异常愚蠢。就比如书中列举了众多的事例来介绍这一习俗,如北美的印第安人认为,想要对一个人做出伤害,可以采用能够代替其本人的物品,如沙土,描绘出此人的画像,接着用削得尖尖的棍棒在猛戳画像的方法就能伤害到其本人。这与国内宫斗剧中经常看到的关于巫蛊的剧情非常类似,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只要做一个人偶,写上敌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那么对人偶所做的伤害,如插针在人偶身上,便能对自己所憎恨的人起到伤害的作用,如使其生恶疾等作用。但后来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一种相当落后的时代或是对某一种信仰信仰坚信不疑时,这种基于巫术原理所进行的活动其实是对自然的敬仰。就比如在为自己的部落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公众巫师的首要任务是学会控制天气,特别是保证降水。水是万物之源,而大多数国家里的水都是由降雨提供的。没有雨万物就会停止生长,植物会干枯,人畜会焦渴。因此,祈雨巫师在原始社会中位高权重是肯定的,至于为调节“天水”供应而形成一个巫师阶层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履行职责,巫师们通常采用顺势原则或模拟原则。例如,如果他们希望雨水降临,就以洒水或蒸汽的方式模仿云朵。如果雨水过多,他们想要停下绵绵不绝的雨,让天气不再那样潮湿,便以火为媒介,驱除过多的水气。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书中有太多奇奇怪怪的巫术,也会感觉他们都像是出色的演员,通过自己的表演来表达自己想要怎样的一个美满结局。在历史上的巫术往往被认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进行的神秘活动,带有落后和伪科学的意味。但从心理学角度不来看,关于顺势巫术脱离身体治病的这一点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因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暗示,科学研究表明,很多时候人的心理暗示对于病情的有效治疗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可见巫术并不是一无用处。

      《金枝》是弗雷泽花费近五十年的心血研究大量史实资料而写成的,他的资料和事例来源主要是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以及倾听别人的讲述,这种研究方法和一向重视实际调研且要求有相关数据说明的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的通常做法迥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弗雷泽受到人类学领域的冷遇,很多人员对其研究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如此这般没有经过田野考察,只是依靠对文本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更大程度被理解为作者臆想的表达,带有虚构性的特征。事实上,这两种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并无如此分明 的区别。在田野考察过程里所进行的那些技术性部分,如寻找信息提供者、绘制地图等并不认为是最关键而重要的部分,相反,最应该提起重视的部分是研究人员自身所具备的知识体系。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了研究人员在进行调查中如何选择、演绎、归纳其所了解到的事实。另外,对于已经过去事件的相关解释和理解,多数要靠文献来完成,然而文献自身就是别人对于事件发生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的。这就无法避免文献里会充斥着某人的个人思想;并且如果是对别人口述的事件做记录,这些记录下来的内容自身也还是会带有简述人员本身的主观意识,所以我认为,基于文献进行研究和进行田野调查所做的研究可能最终差别不大。只不过,研究者会缺少一种田野实地调查的氛围感,不能亲身体验各个地区在巫术的影响不下具体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当然,对于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来说,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只不过在一些研究中充分利用已经掌握的文献将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并且会提高研究效率。其次我读这本书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篇幅太长,感觉就像是对一些资料简单的堆砌,对于其中一些例子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删去。

          译者在书的结尾处说:到这里,我们的航行即将结束了。如同通常探求真理时碰到的,我们回答一个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尽管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许多别的风景,但我们总归是在一条主干道上,并没有偏离,而且似乎奔向比内米神林更遥远广阔的地方。在巫术思想阶段,面对艰难曲折,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的信念中,自然界是有既定秩序的,是值得信赖的,因而可以运用它服务人类。但是当人类意识到其所谓的自然界的秩序和可驾驭性,不过是错误的幻想时,就不再独立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努力,而是想象自然背后有一个伟大无形的神,人类谦卑地委身于神的怜悯之中,将过去认为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归于神。就这样,巫术思想更替为宗教思想。随着社会发展,用宗教思想去解释一切的自然更迭演变已不能满足人,于是科学思想成为了我们的信仰。从巫术-宗教-科学这样一个演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知识的进步是目标明确且永不停止的,所以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更要坚持向上。

《金枝》是从古罗马作家所叙述的神话传说中转引而来的,本书内容源自于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古老习俗,作者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和诠释。

讲述的是一座神庙的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却又能由逃奴担任,然而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他日夜守护的一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有资格与他决斗,就能杀死他则可取而代之。

这个古老习俗的缘起与存在疑点重重,为此,作者目光遍及世界各地,收集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的丰富资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并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展望。

作品评价

和其他专著有所不同的,《金枝》文笔清丽,义理明畅,对世界各地习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加上众多耐人寻味的观点和评论穿行其间,全书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绝少呆滞和陈腐的气息,读来兴味盎然,令人不忍释卷。

准确地说,《金枝》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自它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但它出色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它仍是一部阐述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

“金枝”是清穿大剧《宫》中的人物,由徐麒雯饰演,剧中“金枝”为四阿哥嫡福晋,即历史上的乌喇那拉氏孝敬宪皇后。

身份高贵,常常被人称为"金枝玉叶"

金枝玉叶是

形容花木枝叶美好。后多指皇族子孙。现也比喻出身高贵或娇嫩柔弱的人。

数学之美很高兴为你解答,不懂请追问!,谢谢!O(∩_∩)O~

文/刘曼

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关于《金枝》及其影响的“魔杖”与“阴影”之类迥异的批判一直如影随形,毁誉参半,难成定论。然而,无论是历经“革命”“遗忘”还是“冷冻”,《金枝》似乎就像弗雷泽在其中所描写的季节神那样,不会一直被湮没或潜入地下而失去生命力,总能重新露出勃勃生机,也许这正是《金枝》作为经典能够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

如果真如利奇所说,《金枝》只是“镀金的小树枝”,或者是如阿克曼所言,《金枝》在1911年之后“越来越像一条搁浅的鲸鱼”,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弱,那么,及至今日《金枝》应该早就已经被完全湮没,或者已经被完全抛弃。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绽放着金色的光芒,虽然光芒或许已经不再那么耀眼,却因经过时间的沉淀多了一份氤氲之感。也许玛丽贝尔德所言不虚,“其重要性不再是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因此,“魔杖”也好,“阴影”也罢,我们需要对西方学界有关《金枝》及其影响批评的主要问题域和限度进行反思,以利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与认识。

一、“魔杖”和“阴影”

从总体上看,《金枝》在西方的影响具有多领域性和多学科性,其影响和价值在人类学自身之外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肯定,但在人类学领域,《金枝》的境遇较为复杂,这种境遇变化主要与人类学语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就其影响范围和领域而言,如同本书或详或略所呈现的,《金枝》在古典学、宗教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看作是其代表人类学对其他社会科学所做出的较早的贡献。毫无疑问,泰勒是人类学的鼻祖和泰斗,但其《原始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在人类学领域,其在自身领域之外的影响并不十分直接,或者说,得以凸显的时间较晚;而博厄斯的人类学学统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主要则是后来通过其弟子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等人来实现的。因此,正如本书导论所言,就人类学成就向其他学科领域“入侵”和渗透的时间、范围、深度、历史等维度而言,弗雷泽的《金枝》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欣慰的是,正如本书所呈现的那样,《金枝》在古典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影响,基本得到了客观的承认和评价,特别是在文学实践和批评方面。

然而,在受其影响既深且远的人类学界,关于《金枝》批判的情况十分微妙复杂。作为弗雷泽一生最为重要的人类学著作,《金枝》的命运首先当然与其作者的地位变化相关,而弗雷泽的地位变化则与人类学范式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人类学界对《金枝》的认识和批判主要与人类学自身语境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以前,进化论仍是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基石,作为一位进化论者——尽管并不能被看作是一位绝对乐观的进化论者,弗雷泽并没有因为其进化论主张而受到太多质疑。同样,由于人类学的书斋研究方式仍是主要的研究途径,人类学家亲往田野进行实地观察以获取研究资料的田野方法还没有成为主流,弗雷泽百科全书式的书斋研究既代表了一种传统,也象征着一种权威,其地位如同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是人类学领域“任何一位人类学家都仰慕不已的领导者”。至于其比较方法,由于相对于后来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而言,古典人类学出于研究人类普遍性和整体性情境的宏大抱负,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一般文化,或者说是总体文化研究,其通常的做法是尽可能地将各种文化纳入自己的视域之内,因此,弗雷泽在其宏大自信的比较图式中试图解释人类社会进程差异性的努力,其驾驭材料的能力足以令当时任何一位人类学家叹服。《金枝》《图腾制与族外婚》《旧约中的民俗》等都是将这种比较方法应用到了极致的作品,弗雷泽因此获得了当时人类学界中流砥柱的地位。因此,在20年代以前,无论于普通公众而言,还是就其在人类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来说,《金枝》的确堪称人类学的“魔杖”。

IC贾维将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人所开拓的人类学田野范式称为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一场“革命”,而且颇具“弑父”意味,正如本书对西方人类学此间的系列变化以及马林诺夫斯基本人与弗雷泽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所做的分析那样,无论这场“革命”是否具有“弑父”性质,弗雷泽为后来者所超越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之势。弗雷泽在1922年之后,虽然仍能获得人类学界的尊重和维持着一种被尊崇的地位,但从实际情形来看,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学的摆设,特别是在30年代之后。尽管仍受到公众的热情追捧,但在人类学界,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人地位的确立和稳固,《金枝》已经开始逐渐褪去其金色的光芒,并随着弗雷泽的离世而被“冷冻”和“遗忘”。此间,人类学领域任何试图正面评价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努力都会招来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镀金的小树枝”也许仅代表了利奇本人极端的说法,但至少如斯特拉斯恩所言,她那一代人“完全是在弗雷泽根本不具可读性的教育中成长的”。因此,对于此时的主流人类学界来说,如果真要承认《金枝》之影响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阴影”,甚至也可以包括其在人类学自身之外的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解释人类学的兴起,人类学从先前关于“人的科学”研究逐渐转向为“文化阐释学”。也就是说,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人所创的现代主义人类学关注的主要是人类学家“在现场”的田野活动的话,他们基于田野的民族志即意味着一种权威,那么,解释人类学兴起后,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人类学家从田野回来以后如何写作即如何解释其田野所见的问题,民族志的写作因此成为人类学文化阐释的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下,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开始对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科学民族志进行反思,马林诺夫斯基之前被遮蔽的人类学作品受到了重新检视,弗雷泽的《金枝》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读现象更多的是一种重新审视,绝对不是一种回归。正如瑞克皮克斯顿所言,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弗雷泽之间的“亲和”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意欲回归弗雷泽,毕竟,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时期的观念要远比弗雷泽时代复杂得多。的确,如今的人类学观念已远非弗雷泽时代可比,无论如何,它已经不可能回归于过去。但至少对于《金枝》这样在西方人类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的经典大作,人类学可以并且应该怀旧——不是出于多愁善感的缅怀,而是一种认真的重读和检视,发现它之于自身学科的意义和启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对过去的重读,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学曾经之偏激做法某种程度上的反拨和修正。

二、“魔杖”耶?“阴影”乎?

西方学界,尤其是人类学界,某些关于《金枝》及其影响的批评有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逻辑思维之窠臼的嫌疑。毫无疑问,《金枝》的影响广泛而复杂,有积极的一面,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在人类学领域之外的批判相对来说较为理性。典型的如在神话-仪式理论问题上,弗雷泽的贡献毫无疑问在于其披荆斩棘的拓荒式研究,即使是剑桥仪式主义者中,对弗雷泽的理论也不乏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后来的詹姆斯、伊利亚德等人虽然仍以弗雷泽的神话仪式说为理论基底,但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完全超越了弗雷泽,他们在超越和批判《金枝》的同时,也保留了对这部人类学大作的基本尊崇。这种在批判的同时也承认对其有所继承的情境在其他学科领域并不鲜见。再如,弗雷泽《金枝》中的巫术理论、图腾理论以及宗教起源和性质论等,对西方宗教学产生了一定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复杂影响,宗教学领域虽不乏对弗雷泽之理论学说的批评,其中有些批评颇为中肯,同时并不忌讳肯定弗雷泽的贡献,或者承认他们对《金枝》的借鉴与吸纳,如埃里克J夏普和包尔丹等。

然而,在人类学界,弗雷泽生前几乎被捧上了神龛,即使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声名鹊起之后,弗雷泽仍能受到圈内的尊重,也许仅仅只是一种表象,但至少也是其声名隆盛的明证,特别是在其生前最后几年。弗雷泽死后,他本人及其作品,似乎突然成了西方人类学界的一个禁忌。仅从斯托金的“弗雷泽之后的那一代人类学家耻于承认是弗雷泽向普通大众和知识阶层阐明了人类学要义”这一见解中,足可见出弗雷泽一度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和境遇如何。以至于盖斯特要试图通过对《金枝》进行“修剪”,以期使它能够符合“时代”的需要,这种“修剪”是否合适姑且不论,折射的却是《金枝》拥趸者的无奈与尴尬。即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斯特拉斯恩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家对人类学反思思潮中出现的重读弗雷泽现象仍表现出的警惕,甚至对弗雷泽“幽灵”般影响的不满,足见弗雷泽在西方人类学历史中的境遇之复杂和微妙。

从一定层面来看,西方人类学界关于《金枝》的某些批评有陷入二元对立逻辑思维怪圈的嫌疑。自其成为一门科学以来,人类学的旨归、观念、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不可能要求一种理论或一部作品永远保持效用,也不可能在它变得可能“不合时宜”时完全否定它、弃掷它。以利奇和贾维之间的争论为例:利奇由于弗雷泽的人类学方法过时、材料处理方式欠妥,甚至是在他看来弗雷泽的贡献和声誉之间的不相称,而几乎完全否定了《金枝》的价值,讥讽其为“镀金的小树枝”,这种评价当然过于苛刻和极端;贾维将弗雷泽在人类学历史上地位的衰落归结为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弑父“革命”,即使是考虑到二人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的话,贾维的说法也多少有些极端。应该说,在科学研究中,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证明永远有效,也很少有哪位科学家或思想家绝对不会受到质疑或者被替代,何况《金枝》本身也的确不无缺陷,受到冷遇、质疑、批评甚至在一个时期内的被忽略也是极为正常之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待《金枝》这样的人类学经典之作,应该避免将其放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中进行考量。也许贾维对弗雷泽的维护是出于其被长期“冷冻”以及对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矫枉过正之后果的强烈不满,而利奇对贾维的激烈回应和对《金枝》不遗余力的诋毁和嘲讽实际上也不乏门户之见的嫌疑。而从一定层面上来看,贾维和利奇等人均陷入了二元对立的逻辑怪圈中。

如果对西方人类学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行审视的话,不难发现,西方人类学具有令人惊讶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传统,甚或可以说具有一种“弑父”传统。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真的是以一场“弑父”革命将弗雷泽拉下了神龛并取而代之的话,解释人类学的兴起可以说已经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统产生了一种威胁,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则以咄咄逼人之势对马林诺夫斯基进行公开质疑和检讨,其情形正如斯特拉斯恩所说——如果马林诺夫斯基真是以一场革命取代了弗雷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做的正是类似于六十年前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为。然而,就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方兴未艾之际,已经有人向其发难,追问“写文化”之后人类学何去何从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人类学学会期刊甚至连篇累牍就人类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展开讨论,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属罕见。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一种优良传统,部分程度上也是其开放性及较强“入侵”“渗透”力得以产生的基石。然而,自我省思中如何避免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泥沼应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或许正是出于对二元对立逻辑怪圈的无奈,布恩才发出“人类学写作必须要在弗雷泽式或马林诺夫斯基式之间做出选择么?难道它不可以是一个多元的复数体系么?”套用布恩的感慨,我们完全可以追问:对于《金枝》这部不无缺陷但却产生了不可否认的既深且远之复杂影响的人类学大作,难道我们一定要将其放入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怪圈中进行考量,做出或“魔杖”或“阴影”的判断吗?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由于它的并不完美而可以对其深刻影响视而不见么?或者如同弗雷泽之后的那一代人类学家一样,羞耻于承认弗雷泽对人类学所做的贡献么?如果我们采用弗莱“向后站”的理论来对西方人类学的历史进行审视的话,一切便豁然开朗: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金枝》的人类学历史(不仅限于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没有《金枝》的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多少会有些许缺憾。如果以此为前提来观照《金枝》的影响和地位的话,或许可以避免非此即彼的选择惯性,辩证地审视《金枝》本身及其影响问题。

三、多元化趋势

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关于《金枝》的批判可谓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它曾被誉为“魔杖”而奉上神龛受到膜拜,熠熠生辉,也曾被视为“阴影”而遭受“冷冻”和遗忘,黯然失色。类似“枝繁叶茂的大树枝”“镀金的小树枝”“知识百科全书的象征”“魔杖”“阴影”“幽灵”这样迥异的评价体现的不仅是其影响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学界态度的分歧和矛盾,既有“魔杖”和“阴影”的兼蓄,也有“魔杖”抑或“阴影”的对立与选择。然而,历经沉浮,我们欣喜地看到,从研究内容和历时性的发展路径及趋势来看,西方学界近年有关《金枝》及其影响的批判逐渐呈现出一种理性化、多元化、多视角化的趋势。

首先是近年《金枝》批判发展的理性化趋势,这在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已经有所反映。如阿克曼的弗雷泽传记,虽然可能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由于阿克曼本人不是人类学家,没有真正意识到弗雷泽对人类学的深远影响,但至少,阿克曼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一个曾经不为人所了解甚至是被误解的弗雷泽形象;阿克曼所编选的《弗雷泽通信选》(2005),为学界客观认识和辩证研究弗雷泽及其作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乔治斯托金的《泰勒之后》(1996),将弗雷泽置于英国人类学阶段性的历史中进行考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

与此同时,近年的西方《金枝》批判,相对来说,不再拘囿于早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泥沼中,而是出现了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多元化趋势。如罗伯特西格尔,将《金枝》中的神话仪式说置于这一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批评弗雷泽在神话仪式问题上的摇摆态度,但也肯定弗雷泽对神话-仪式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玛丽贝尔德指出《金枝》的缺陷和漏洞,但却提醒人们重视弗雷泽人类学研究中宏大的比较图式与大英帝国殖民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研究;等等。

此外,近年来,西方学界的《金枝》及其影响研究也呈现出多视角化的趋势。达蒙弗兰克(2007)分析了弗雷泽及其《金枝》对哈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安东尼奥萨-理查逊(Anthony Ossa-Richardson,2008)从维吉尔的《埃涅阿德纪》开始,对“金枝”两千多年来在西方文献典籍中的各种阐释和寓意进行了追溯,指出弗雷泽在“金枝”这一意象使用上的机巧和成功之处,并且使“金枝”的寓意达到了顶峰;萨拜因麦克考麦克(Sabine MacCormack,2010)则通过对弗雷泽所阐释的波萨尼阿斯的《希腊纪行》的分析,肯定弗雷泽的古典学成就;拉尼维尔斯莱夫(Rane Willerslev,2011)讨论了弗雷泽《金枝》中灵魂观念之于人类学意义;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2012)阐释了《金枝》之于亚瑟伊文思米诺宗教构建的影响;等等。

的确,诚如道格拉斯所言,“时代在变,我们的耳朵也应有所改变”,弗雷泽的作品是“有瑕疵的珍宝,或者是美玉,或者是绊脚石”。美玉也好,绊脚石也罢,《金枝》都是西方人类学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也早已成为西方人类学组织和结构中的一部分;“魔杖”也好,“阴影”也罢,唯有正视,方是良策。

就在西方人类学界对弗雷泽最讳莫如深、《金枝》几乎被完全“遗忘”和“冷冻”的岁月,当时英国主流人类学家迈耶福特斯曾如此断言——“任何一位严肃的人类学家迟早都会回向令人敬佩的弗雷泽的材料汇集”,福特斯所说的“回向”无疑是意指人类学家迟早会从弗雷泽的作品中得到启示。福特斯的这一断言出现于《金枝》在西方学界最受冷遇的年代,除了表达他对弗雷泽的敬意之外,其中多少也应该包含了福特斯对《金枝》命运的唏嘘。实际上,就其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的影响来看,“魔杖”也好,“阴影”也罢,其或显或隐的影响一直都存在。即使在如今,学界依然需要不时地回向它,或审视,或反思,或汲取。

如同本书导论部分所言,就《金枝》跨领域、跨学科影响的时间、范围、深度、历史等维度而言,完全可以说《金枝》代表人类学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交叉、跨越和整合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本书的《金枝》本体研究和西方影响爬梳无疑也对此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脉络呈现。弗雷泽在《金枝》中所开拓的诸多主题观念和研究领域如禁忌、图腾、替罪羊、神圣国王、神话仪式等,不仅成为后来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也为宗教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领域所关注,为这些学科在20世纪特别是这一世纪上半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无论是就人类学的理论、视野甚至是方法向其他学科“入侵”和渗透而言,还是其他学科对人类学的反向吸纳和借鉴来说,《金枝》都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枝》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类学转向思潮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认识《金枝》这部人类学经典著作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本书主要关注的是《金枝》本体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主旨在于对弗雷泽的思想与学术旨趣、人类学观念与方法、《金枝》本身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西方的影响问题,为本人今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同时也意在为国内学界呈现弗雷泽、《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境遇、研究、争论等问题的概况和流变脉络。因此,本书在相关问题的梳理上,虽在一定程度上以《金枝》对人类学和文学的影响为爬梳重点,但限于主旨,并未对《金枝》之于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意义着以笔墨,而且,文学人类学的历史需要结合中国相关学科对《金枝》的接受进行阐释和分析,而这,显然并非一本书可以全部囊括在内的。期望在本书的基础上,文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科学理等问题会在今后得到专门的阐释和研究。

本文摘自刘曼《魔杖与阴影: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

《魔杖与阴影: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巨著《金枝》及其在西方影响的论著。全书以西方对《金枝》评价迥然的两个词——“魔杖”与“阴影”为线索,考察弗雷泽的思想渊源与学术旨趣,探究《金枝》的主题观念、表现方式、巨大影响,较全面的呈现了《金枝》在西方的接受境遇。对神话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者有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刘曼,陕西安康人,文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神话学研究。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先后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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