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时期的庸医？

东汉时期的。还有一本著作叫伤寒杂病论

人物简介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和镇平县一带）人，中国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张仲景的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元朝明朝以后被奉为“医圣”，甚至有庙供奉香火。张仲景出生于公元150年正月十八日，于公元219年溘然长逝，享年69岁。他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于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

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唐宋以后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从魏晋及今，一千六百多年来，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依然是“道经千载更光辉”。

张仲景故里位于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南阳邓州市穰东镇)，民众自发地前来南阳医圣祠纪念、拜谒。南阳民间祭拜张仲景自汉代延续至今，“瞻仰医圣”、“叠纸求医”、“摸羊头”、“接圣水”等是群众主要祭祀活动内容，这一民俗活动将持续3天。医圣张仲景祭祀活动已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仲景的墓葬于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墓现存完好，成为了人们拜谒的地方。

折叠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折叠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

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折叠撰写医书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

（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折叠为人医风学风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折叠编辑本段医学贡献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一说为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公元二零五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折叠编辑本段著作分析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

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

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

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折叠个人著作

1、《伤寒杂病论》（已经散佚，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折叠研究著作

1．《张仲景》

2．《张仲景用方解析》

3．《张仲景医方精要金匮篇》

4．《张仲景医方精要伤寒篇》

5．《张仲景方剂学》

6．《张仲景药物学》

7．《张仲景方剂现代临床应用》

8．《张仲景疾病学》

9．《张仲景方剂实验研究》

10．《张仲景方方族》

11．《张仲景养生学》

春秋：分封制的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贵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没有分封制。商的统治区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带，首都变过很多次，维护统治的方式很血腥，通过征服周边小国进而盘剥它们。商所处的时代，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同样是获胜的城邦盘剥其他失败者。

周朝的统治比较温和，发明了分封制。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鲁国。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合起来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时代是西周，东周封和建都比较少，因为东周已经非常弱。各诸侯国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广人稀，西周持续200年，疆域可以封得过来，东周持续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会出问题。

东周时期，王公贵族子嗣实在是太多，特别是那时允许一夫多妻，子子孙孙都能分家产，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贵族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而那些节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贵族，反倒变得相对强大，最终得以挑战王公。比如，鲁桓公的三个兄弟到孔子时代已完全掌控鲁国政治，鲁国国君反倒非常弱，一直灭不掉鲁桓公兄弟们，最后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齐国。王公和诸侯国国君本质上都是一个家族的兄弟，区别不大。王公和贵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后演变成官僚体系。

到春秋时期，很多贵族根本没办法再分封，后代渐渐没落，但仍是贵族，被称为士，即没有封邑的贵族，孔子就是这个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是给了封地。所以孔子从血缘来讲，是商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但贵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离世前，子贡等弟子们演练孔子的葬礼，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终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战国时代，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国有所谓士大夫之称，其实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政治实际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汉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开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化家为国”

秦代确立帝制，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并且世袭。当时的世界，像雅典那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世袭帝制。世袭帝制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无谓争斗，皇帝要么传位给嫡长子，要么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别争，这样能保证和平相处。

除此之外，秦朝已经意识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议秦始皇设立郡县，从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体系来管理整个国家。马克思·韦伯早就说过，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判断标准到今天依然适用。

由是观之，中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的国家。这个观点会颠覆我们对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认知，但钱穆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建立这种官僚帝制赞赏有加。而且自秦始，国家机器不再只为帝王一人服务，而主要是建立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化家为国”，这一理念在当时同样非常先进。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记载，为了占领耶路撒冷称王，人们打来打去，毫无社会秩序可言，也没有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的国家就是这个帝王的国家，所有阶级都是为帝王一人服务。秦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则不一样，这属于“化家为国”，开始真正有了国的概念，同时注重为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秦统一的是非常辽阔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体制？李斯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车辙压出来的路也就有了规制，车因此能跑得更快更远，时间缩短，世界变小，统治更容易；“书同文、语同音”有助于减少交流障碍，否则，中国的统一非常困难。

钱穆先生有“中华文明早熟论”的说法，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为什么说“过早”建立？一方面，人类当时的智识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最终走入了专制的死胡同，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国家。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早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封建制度早于其他文明建立，也早于其他文明停止。

对比同期欧洲历史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国王对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过，这有个好处，当现代化开始时，这些小封建主、小贵族反倒成为反对王权的一个重要牵制力量。

中国很早就进入官僚帝制，延续两千年后发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能够打败帝制，引进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阻力都比中国小。17世纪的英国革命持续四五十年，宗教和贵族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终逼迫幕府大政奉还，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了现代文明。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西汉君权和政府分离非常清楚，皇帝当然是国家的代表，但管理这个国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督官员。“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员。三公位阶当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汉，“三公九卿”去见皇帝都不用特别行礼，当时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盘腿跪坐，大家给皇帝鞠躬就行，然后皇帝鞠躬回礼。

西汉已经建立察举制度，太学也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学。不过，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的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太学毕业就可以到皇帝身边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

同时，西汉还有“乡举里选”制，“举孝廉”主要是推举孝子和太学出身的廉吏。此外还有“考课制度”，是指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做得好的奖励提拔，中等的调往别处历练，差的降级，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可惜“乡举里选”制到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隋代要开科举。

钱穆先生谈到汉代荐举制度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可见，汉代是一种贤人政治，从太学的人才培养和任用，到“乡举里选”举孝廉，甚至“考课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评，都是以贤荐贤。

唐代把相权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对科举也进一步完善。相权被一分为三，分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最重要，负责给皇帝拟定诏书。门下省是审核诏书，有监察作用，不同意可以打回去，称为“封驳”。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辖六部。

诏书在门下省同意之后，皇帝要在诏书上签敕（即朱批），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生效。所以，皇帝想任性在唐朝比较难，因为没有中书门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

唐中宗时期，凡是未经门下省的诏书，皇帝都是用黑笔而不是用红笔来签字，诏书的封口也不敢用正封而是斜封，这样的诏书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因此，没有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审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虽然皇帝认同，但在官场抬不起头。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宋及以后不同，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特别多，宋及以后变成了进士一科独大。如果更准确地评价科举制度，它不简单是一个考试制度，还是整个帝制的一部分。因为想让官僚帝制运转起来就需要很多官员，科举制为官僚帝制输送了大量人才。

北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吴钩先生有一本研究宋代的著作，名为《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为什么称宋代为中国现代的拂晓呢？宋代确有很多特别之处，第一个就是宋代的道统、规训。在宋代，道理最大，皇帝并不是最大的。

沈括在《梦溪续笔谈》中，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这样一段对话：“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当着皇帝的面说道理最大，而不是皇帝最大。宋明理学的创建者程颐也有一句话，“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那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

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臣窃见经筳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理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说得理直气壮。

可见，北宋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也在北宋开始自我觉醒。经历南北朝动荡，唐朝引入了佛教，并以佛教为主，儒学地位下降。北宋时代，儒学重新兴起，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宋代的士大夫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相比汉唐，宋代还进一步实现了“化家为国”的理念。南宋御史方庭实曾谏言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他当着宋高宗的面慷慨激昂，可见宋代形成了一种君臣共治的信念。

在宋代，君权有所增加，相权有所分散，但这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实际上，封驳非常多见，御史台的地位上升非常高，不仅监督百官，也进谏皇帝。包拯当御史时，反对仁宗的一个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回到后庭才敢擦。王安石变法之后，宋代的台谏之风恶化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但是，如果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台谏、党争可能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党争在北宋还处于君子之争，就事论事，台上互相打压，私下仍是好友，如司马光和王安石。

北宋还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北宋每一次殿试，进士有三四百人之多，当然后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官太多，养不起。不仅如此，宋代科举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在唐代的时候，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因此，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宋代官员的俸禄也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宰相的年俸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

如何对待士大夫，甚至被宋太祖写进祖宗家训。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立了这样一块誓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代历代皇帝上任，都要念这块碑。北宋还真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或者上书言事之人，南宋也很少杀。

宋神宗时期，遭遇西夏战事失利，因为文官管军事容易战败。神宗特别生气，想杀一个转运使解气。门下侍郎章惇反对，神宗也只能改成刺字发配，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神宗问何故，章惇回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声色俱厉地抱怨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也很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

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英国《大宪章》的意义？《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但实际上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签订的限制国王恣意妄为的协议。这个协议几百年间并没有得到国王的尊重，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的位置才被抬得很高。

当然，宋太祖誓碑是个单方的、自愿的约束，但如果大家都相信并遵守了这个约束，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契约？这值得探讨。

宋代也已经有了法治的概念。我们都以为古代没有法治，但是南宋陈亮是讲法制的代表，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他还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清末民初一个受过西学影响的变法人士所言？

明清：士大夫衰落，再度“化国为家”

如刘子健先生所言，南宋开始，中国转向内在，表现为理学成为官方学说，文化开始僵化，女性从小被要求缠足等等。中国为什么在南宋转向内在？

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他身后的气候情况，最终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

北宋末期遇到蛮族入侵，江山大变。对士大夫来说，比如朱熹，看到江山沦丧一半，君臣暮气沉沉，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走向内心恐怕是无奈之选。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十万军民跟着以身殉国，从文化意义上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并不是没有道理，寓意中华文明的巅峰已过。

明朝朱元璋撤掉了宰相之位，虽然国家还是依靠大臣治理，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元代开始，士大夫见皇帝都得下跪。明代还有一个特别坏的制度，就是廷杖，让士大夫颜面尽失。明朝官员谁敢反对皇帝，就要拉出午门打屁股，有两次100多人集体被打屁股，十几个人被当场打死。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

清朝进一步“化国为家”，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国家，没有宰相，也没有内阁。明朝好歹还有内阁，到了清朝就再没有士大夫，都成了皇帝的奴才，“文字狱”更是万马齐喑。清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勤奋，他们就要一人独断。乾隆就说过：“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这就是清朝黑暗的政治。

一、孝感动天

二、戏彩娱亲

三、鹿乳奉亲

四、百里负米

五、啮指痛心

六、芦衣顺母

七、亲尝汤药

八、拾葚异器

九、埋儿奉母

十、卖身葬父

十一、刻木事亲

十二、涌泉跃鲤

十三、怀橘遗亲

十四、扇枕温衾

十五、行佣供母

十六、闻雷泣墓

十七、哭竹生笋

十八、卧冰求鲤

十九、扼虎救父

二十、恣蚊饱血

二十一、尝粪忧心

二十二、乳姑不怠

二十三、涤亲溺器

二十四、弃官寻母

详解：

一孝感动天

虞舜，瞽 孝感动天

瞍（ɡǔ sǒu）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嚣，弟象傲。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尧闻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让焉。 队队春耕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宝位，孝感动天心。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二戏彩娱亲

周老莱子，至孝，奉二亲，极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 老莱子，（东周）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假装摔倒，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戏舞学娇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色满庭闹。

三 鹿乳奉亲

鹿乳奉亲

周郯（tán）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郯子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以免。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猎人看到了他以为是麋鹿，想射杀他，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免除了 被误杀的危险。 亲老思鹿乳，身挂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四百里负米

周仲由，字子路。家贫，常食藜藿（lí huò ）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

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负米供旨甘，宁辞百里遥。身荣亲已殁，犹念旧劬（qú）劳。

五啮指痛心

周曾参，字子舆，事母至孝。参尝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而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 啮指痛心

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母指才方啮，儿心痛不禁。负薪归未晚，骨肉至情深。

六芦衣顺母

周闵损，字子骞，早丧母。父娶后母，生二子，衣以棉絮；妒损，衣以芦花。父令损御车，体寒，失纼（zhèn）。父查知故，欲出后母。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闻，悔改。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尊前贤母在，三子免风霜。

七亲尝汤药

前汉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天下。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年）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莫庭事贤母，汤药必亲尝。

八拾葚异器

汉蔡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乱，岁荒不给，拾桑葚，以异器盛之。赤眉贼见而问之。顺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贼悯其孝，以白米二斗牛蹄一只与之。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偶遇赤眉军，赤眉军士兵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二斗白米，牛蹄一个，以示敬意。 黑葚奉萱闱，啼饥泪满衣。赤眉知孝顺，牛米赠君归。

九埋儿奉母

埋儿奉母

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郭巨，东汉隆虑（今河南安阳林州）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

十卖身葬父

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途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音jian]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归至槐阴会所，遂辞永而去。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织缣偿债主，孝感动苍穹。

十一 刻木事亲

刻木事亲

汉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思念劬[qú]劳之因，刻木为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针戏刺其指，血出。木像见兰，眼中垂泪。兰问得其情，遂将妻弃之。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安阳一带）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刻木为父母，形容在日时。寄言诸子侄，各要孝亲闱。

十二涌泉跃鲤

汉姜诗，事母至孝；妻庞氏，奉姑尤谨。母性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出汲以奉之；又嗜鱼脍[kuai]，夫妇常作；又不能独食，召邻母共食。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日跃双鲤，取以供。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舍侧甘泉出，一朝双鲤鱼。子能事其母，妇更孝于姑。

十三怀橘遗亲

怀橘遗亲

后汉陆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桔待之，绩怀桔二枚。及归，拜辞堕地。术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桔乎？”绩跪答曰：“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术大奇之。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绿桔，遗母报乳哺。

十四扇枕温衾

后汉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惟切，乡人称其孝。躬执勤苦，事父尽孝。夏天暑热，扇凉其枕簟；冬天寒冷， 扇枕温衾

以身暖其被席。太守刘护表而异之。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香”。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冬月温衾暖，炎天扇枕凉。儿童知子职，知古一黄香。

十五行佣供母

后汉江革，少失父，独与母居。遭乱，负母逃难。数遇贼，或欲劫将去，革辄[音zhe]泣告有老母在，贼不忍杀。转客下邳[音pi]，贫穷裸跣[音xian]，行佣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毕给。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负母逃危难，穷途贼犯频。哀求俱得免，佣力以供亲。

十六闻雷泣墓

魏王裒，事亲至孝。母存日，性怕雷，既卒，殡葬于山林。每遇风雨，闻阿香响震之声，即奔至墓所，拜跪泣告曰：“裒在此，母亲勿俱。”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慈母怕闻雷，冰魂宿夜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

十七哭竹生笋

晋孟宗，少丧父。母老，病笃，冬日思笋煮羹食。宗无计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持归作羹奉母。食毕，病愈。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

十八卧冰求鲤

晋王祥，字休征。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尝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十九扼虎救父

晋杨香，年十四岁，尝随父丰往田获杰粟，父为虎拽去。时香手无寸铁，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踊跃向前，扼持虎颈，虎亦靡然而逝，父子得免于害。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深山逢白虎，努力搏腥风。 父子俱无恙，脱离馋口中。

二十恣蚊饱血

恣蚊饱血

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肤。恣渠膏血之饱，虽多，不驱之，恐去己而噬其亲也。爱亲之心至矣。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夏夜无帷帐，蚊多不敢挥。恣渠膏血饱，免使入亲帏。

二十一尝粪忧心

南齐庚黔娄，为孱陵令。到县未旬日，忽心惊汗流，即弃官归。时父疾始二日，医曰：“欲知瘥剧，但尝粪苦则佳。”黔娄尝之甜，心甚忧之。至夕，稽颡北辰求以身代父死。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到县未旬日，椿庭遗疾深。愿将身代死，北望起忧心。

二十二乳姑不怠

唐崔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每日栉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数年而康。一日病，长幼咸集，乃宣言曰：“无以报新妇恩，愿子孙妇如新妇孝敬足矣。”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孝敬崔家妇，乳姑晨盥洗。此恩无以报，愿得子孙如。

二十三 涤亲溺器

宋黄庭坚，元符中为太史，性至孝。身虽贵显，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母涤溺器，未尝一刻不供子职。 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马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贵显闻天下，平生孝事亲。亲自涤溺器，不用婢妾人。

二十四弃官寻母

弃官寻母

宋朱寿昌，年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决，誓不见母不复还。后行次同州，得之，时母年七十余矣。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七岁生离母，参商五十年。一朝相见面，喜气动皇天。

秦代选官制度：军功授爵制

吕相为相前及为相初期多采用官吏世袭制，少数情况是统治阶级荐举提拔人才；军队系统着多是采用累军功的方法（二十级爵）。

到了李斯为相时，官吏世袭制几乎被废，统治阶级荐举提拔人才得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大多数官吏都是有爵位、军功的退伍军人

汉代选官制度：武帝后察举制、征辟制，任子制。

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 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另外，西汉皇帝还征召才能之士，令官吏陪同入京，授予官职。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任子制，顾名思义，就是任用子弟为官的一项制度。据《汉官仪》所载，汉政府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意思是，两千石以上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即可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官。此制度肇始于西汉哪位皇帝已无明确史载，但是从《汉书》查证，至少在汉武帝时就已通行。

明代选官制度：科举、举荐、学校和铨选

科举就是科举考试，八股取士，是最主要的选官制度。

举荐就是通过向别人或自己向皇帝推销以获取官职，这在明初较多，后世较少，且多次废除。

学校就是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又分为科举落榜的、因祖上功绩入学的、交钱入学的等多种，但无论哪种都可以直接做官。

铨选只在官员中进行，就是考核官员政绩，择优提拔

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朝代有西汉、唐朝、清朝。个人喜欢汉唐，崇敬明朝。理由是大明自建立至灭亡，即没有投降，也没有和亲，更没有割地赔款。明朝后期政治虽然腐败无能、内忧外患，但至少出现像海瑞、张居正、于谦、徐阶、高拱、戚继光、郑成功等等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明末期间，朝廷兵分2路顽强抵抗李自成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从明英宗到崇祯帝的几次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更是坚定，兵临城下仍然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历史评价：大明终其一朝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西汉前期（不是汉武帝时期）在抵御匈奴过程中，朝廷却屈膝和亲。唐朝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不久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居然不死守长安，以至于逃跑还牺牲了杨贵妃。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动荡不安，各个皇帝贪生怕死逃跑一个比一个快。清朝的强盛主要在康熙、雍正、乾隆各个皇帝励精图治。到了乾隆后期开始，国力慢慢衰弱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朝廷年年都是屡战屡败，赔万亿款，割万里地，屠万亿民，天子弃国门，君王万里逃。

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制度经历了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种形式:世袭制、察举制和科举制。 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封建地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制 。 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并不形成制度, 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揭开中国管理选拔史上新的一页。唐朝统治者为了适应封建经济与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 改进了科举选官制度,使得科举制度进一步走向了成熟。 在汉代的察举选官中,参加考试的人,须是经官府推荐,考试也只是用以决定授予官职的高低。 唐代的科举则是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都可以自愿报名,这就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 而事实上,由于唐代以来官学、私学教育的不断昌盛,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例如贞观以后,仅国学生就有8000 余人。国学生是参加科举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在各级官学学习,考试合格后被送至尚书省参加科举,因此被称为“生徒”;自学成才继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同地方贡品一起被送入京参加科举者,谓之“乡贡”。这二种人是科举的主要来源。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有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字、一史、三史、道举、童子、开元礼等,但士人所重唯进士、明经两科。 特别是进士科,唐人谓之“登龙门”。有唐一代考中进士者,据《唐登科记总目》统计,约在6700 余人。 各科考试的内容较前代有所变化。明经科有帖经、墨义、策问,进士科则有诗赋、帖经、策问,明法科主要考律令。 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 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唐朝法律还专门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两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24孝图及文字解说

　　一、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舜在位时，咨询四方，选贤任能，政通事治，名垂千秋，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圣君。

　　原文：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嚣，弟象傲。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尧闻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让焉。系诗颂之：诗曰：对对耕春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帝位，孝感动天下。

　　二、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原文：西汉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尝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亲尝弗进，仁孝闻于天下。系诗颂之：

　　诗曰：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

　　三、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原文：周，曾参，字子舆。事母至孝。参曾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母，母曰：“有客忽至，吾啮指以悟汝耳”。后人系诗颂之：诗曰：母指方缠啮，儿心痛不禁，负薪归未晚，骨肉至情深。

　　四、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原文：周，仲由，字子路。家贫，尝食黍薯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褥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黍薯之食，为亲负百里之外，不可得也”。有诗为颂：

　　诗曰：负米供甘旨，宁辞百里遥，身荣亲已没，犹念旧劬劳。

　　五、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原文：周，闵损，字子骞。早丧母，父娶后母，生二子，衣以棉絮，闵损，衣以芦花。一日，父令损御车，体寒失鞭，父察知其故。欲出后母，损曰：“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后母闻之，卒悔改。系诗颂之：

　　诗曰：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后娘，车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

　　六、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被猎人误认，正要射杀，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原文：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目，思食鹿乳。郯子乃衣鹿皮，往深山群鹿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郯子俱以情告，乃免。有诗为颂：

　　诗曰：亲老思鹿乳，身穿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七、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他的孝行感动了楚王，楚王亲往请其出山辅政，老莱子面对高官厚爵，毫不动心，婉言谢绝了楚王的聘请，陪双亲终老山野。

　　原文：周，老莱子，至性孝。奉养二亲，备极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有诗为颂：

　　诗曰：戏舞学骄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气满庭帏。

　　八、卖身葬父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因家贫困，父死后无钱安埋，便卖身葬父。在去富翁家途中的一株老槐树下，遇一仙女主动要嫁给董永为妻，于是同至富翁家。富翁命其夫妇织绢三百匹，那女子心灵手巧，一月织成，得以提前偿债赎身。夫妻归家途中在老槐树下，其妻告诉董永：“我是天帝第七个女儿，奉命助君还债，请勿留恋。”说完告别董永而去。从此，槐荫这个地方，改名为孝感。

　　原文：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途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主令织布三百匹，始得归，妇织一月而成。归至槐阴会所，遂辞永而去。有诗为颂：

　　诗曰：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织布偿债主，孝感动苍穹。

　　九、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原文：汉，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思念劬劳之恩，刻木为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针戏刺其指，则出血。木像见兰，又眼中垂泪，兰问得其情，将妻出弃之。有诗为颂：

　　诗曰：刻木为父母，形容如在时，寄言诸子侄，各要孝亲帏。

　　十、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原文：后汉，江革，少失父，独与母居。遭乱，负母逃难，数遇贼，或欲劫之去，革辄泣告有母在，贼不忍杀。转客下邳，贫穷裸跣，行佣以供母，母使身之物，莫不毕给。有诗为颂：诗曰：负母逃危难，穷途贼犯频，告知方获免，佣力以供亲。

　　十一、怀橘遗亲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原文：后汉，陆绩，字公纪。年六岁，至九江见袁术，术出橘待之，绩怀橘二枚，及跪拜辞堕地，术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术大奇之。有诗为颂：

　　诗曰：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橘实，遗母报深慈。

　　十二、埋儿奉母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郭巨孝母之心感动天地，然而埋儿之举不宜效法。

　　原文：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父母之食，盍埋此子。”及掘坑三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官不得龋，民不得夺。有诗为颂：诗曰：郭巨思供亲，埋儿为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

　　十三、扇枕温衾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著有《九宫赋》等。

　　原文：汉，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惟切，乡人称其孝。香躬执勤苦，一意事父，夏天暑热，为扇凉其枕席；冬天寒冷；以身暖其被褥。太守刘护表而异之。有诗为颂：

　　诗曰：冬月温衾暖，炎天扇枕凉，儿童知子职，千古一黄香。

　　十四、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原文：汉，蔡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乱，岁荒不给，拾桑，以异器盛之。赤眉贼见而问之，顺曰：黑者奉母，赤者食。贼悯其孝，以白米三斗，牛蹄一只与之。有诗为颂：

　　诗曰：黑桑奉萱帏，饥啼泪满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赠君归。

　　十五、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原文：汉，姜诗，事母至孝。妻庞氏，奉姑，尤谨。母性好饮江水，妻出汲而奉母；又嗜鱼脍，夫妇常作之；召邻母，供食之。后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日跃双鲤，诗时取以供母。有诗为颂：

　　诗曰：舍侧甘泉出，朝朝双鲤鱼，子能恒孝母，妇亦孝其姑。

　　十六、闻雷泣墓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原文：魏，王裒，事母至孝。母存日，性畏雷，既卒，殡葬于山林。每遇风雨，闻阿香，响震之声，即奔墓所跪拜，泣告曰：裒在此，母亲勿惧。

　　有诗为颂：诗曰：慈母怕闻雷，冰魂宿夜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

　　十七、乳姑不怠

　　崔山南，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原文：唐，崔南山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每日栉洗升堂，乳其姑。奶不粒食，数年而康。一日玻长幼咸集，乃宣言曰：无以报新妇恩，愿子孙妇，如妇之孝敬足矣。有诗为颂：诗曰：孝敬崔家妇，乳姑晨盥梳，此恩无以报愿得子孙如。

　　十八、卧冰求鲤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朱氏感动了，从此，一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原文：晋，王祥母丧。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欲食鲜鱼，时天寒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有诗为颂：

　　诗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上水，留得卧冰模。

　　十九、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年仅8岁，因家贫穷，买不起蚊帐，夏天夜间蚊了极多，打不完，赶不走，而父亲又怕烟熏，年幼的吴猛，实在没有办法了，突然他想：如果蚊子吃饱了就不会叮咬父亲了。于是，他每晚都赤裸着上身，在父亲的旁边，任蚊子叮咬自己。吴猛的孝心感动了天下，孝名千古流传。

　　原文：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潜肤，恣取膏，虽多不驱之，恐其去以而噬亲也，爱亲之心至矣。有诗为颂：

　　诗曰：夏夜无帷帐，蚊多不敢挥，恣取膏血饱，免使入亲帏。

　　二十、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杨丰的女儿，十四岁那年，随父去田间收割稻子，突然一头斑斓猛虎跃出，将其父扑倒在地。杨香听到父亲的叫声，一个箭步跨上前，跃上虎背抡起拳头，对着虎头砸下去，后又将老虎的嘴按在坑里。老虎因无法呼吸，倒地而死。杨香不畏猛虎，“打虎救父”的故事成了脍炙人口的佳话。

　　原文：晋，杨香，年十四，常随父丰往田间获粟。父为虎曳去，时杨香手无寸铁，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踊跃向前，搤持虎颈，虎亦靡然而逝，父方得免于害。有诗为颂。

　　诗曰：深山逢白额，努力搏腥风，父子俱无恙，脱身馋口中。

　　二十一、哭竹生笋

　　孟宗又名孟仁，三国时江夏（今湖北鄂城）人。他很孝敬母亲。有一年，孟母病了，医生嘱咐用鲜竹笋做汤病体可以康复，正值寒冬，哪有竹笋呢？孟宗跑到竹林，放声大哭，泪水所洒之处，竟然破土冒出一枝竹笋来。孟宗喜出望外，挖了几枝回家给母亲做菜吃了。孟母吃后心情愉快，病也随着好了。这个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寄托了人们对孝敬父母行为的推崇和对孝子的喜爱。

　　原文：三国，孟宗，字恭武。少孤，母老病笃。多月思笋煮羹食。宗无计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归持，作羹奉母，食毕疾愈。有诗为颂：

　　诗曰：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

　　二十二、尝粪忧心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原文：南齐，庚黔娄为孱陵令。到县未旬日，忽心惊流汗，即弃官归。时父疾始二日，医曰：欲知愈剧，但尝粪，苦则佳。黔娄尝之，甜，心甚忧之。至夕，稽颡北辰，求以身代父死。有诗为颂：

　　诗曰：到县未旬日，桩庭遘疾深，愿将身代死，北望起忧心。

　　二十三、弃官寻母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朱寿昌弃官寻母的孝行，受到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赞美。

　　原文：宋，朱寿昌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妒，复出嫁。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谓不寻见母，誓不复还。后行次同州得之，时母年已七十有余。有诗为颂：

　　诗曰：七岁离生母，参商五十年，一朝相见后，喜气动皇天。

　　二十四、涤亲溺器

　　宋朝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善书法，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极其孝顺，虽然任高官，对母亲的生活仍照顾得体贴入微。黄母生病多年，庭坚日夜守护在母亲身边，喂汤喂药、端屎倒尿、衣不解带。因母亲爱干净，他母夜必亲自为母亲洗涮便桶，以安母心，没有一刻放弃尽儿子的孝道。所以他的孝行被天下传诵。

　　原文：宋，黄庭坚，号山谷，元佑中为太史，性至孝。身体贵显，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洗涤溺器，未曾有一刻不供人子之职。有诗为颂：

　　诗曰：贵显闻天下，平生事孝亲，不辞常涤溺，焉用婢生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