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孝道教育对当代学前教育的价值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舜是中国古代守孝的第一君主。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孝道文化。传说很久以前我国有个君主叫舜。舜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年幼丧母，父亲是瞎子。后来父亲又娶后妻，生一子叫象。从此后母常虐待舜，后来连父亲也讨厌舜。每当父母发狠心要杀死舜时，舜只好逃跑。可当父母生病需要人照顾时，舜又回到他们身边，尽力服侍父母，还处处让着弟弟。舜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当舜在历山的农田耕田时，竟有大象跑来帮他犁田，小鸟飞来替他播种。后来，尧帝发现并提拔了舜，让舜协助自己来管理国家大事。舜在尧手下干了28年，做过各种各样的官，都很称职。最后，尧把帝位传给了舜。尧之所以选中舜为帝位继承人，就是因为舜不仅有才干，而且是个大孝子。可见，把孝亲敬老视为最崇高的美德，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自远古就沿袭流传下来的，并时代相袭、贯穿百代。

如周代将孝道作为人的基本品德。当时提出的“三德”[至德（道）、敏德（行）、孝德]“三行”（学孝行，以亲父母；学友行，以尊贤良；学顺行，以事师长）。成为社会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时期强化礼教。《左传》中有“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继承了商周的伦理思想，创建了独特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作为道德的根本。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发展孔子思想。以“人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仁、义、礼、智（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孝、悌、忠、信。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欲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朱熹是后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构成了一套系统的、严密的、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他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朱熹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8~15岁）、大学（16岁以后）两个阶段，无论小学大学，都以“明人伦”为目的。他主张小学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遵守“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大学要“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口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目的道德规范，重新解择并赋予其民主主义的新内容。

综上可见，孝道贯百代，上下五千年。孝道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百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与核心价值观。为了维护、形成这个孝道传统，在周朝，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旨在敬老尊贤。礼法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有食肉的资格，享受敬神一样的礼遇。春秋战国时，70以上的老人免一子赋役；80岁以上的老人免两子赋役；90岁以上老人，全家免赋役。在中国民俗中，还有隆重的老年仪式礼。在民间60岁的老人可以接受儿孙的祝寿；在宫廷中，则有皇帝亲自主持尊老的礼仪。东汉时期，皇帝带头倡导养老敬老之礼。清朝年间还举行过大型的尊老敬老活动——千寿宴。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初二，在乾清宫宴请65岁以上的老人，共有1020人。筵席上，老人和康熙平起平坐，皇子皇孙侍立一旁，给老人倒酒。康熙还即兴赋诗，名曰《千叟宴诗》。为保障崇孝风尚固化，历代皇帝采取褒奖孝行、劝民孝行的各种举措。汉文帝时，诏令天下郡守，推举孝廉之士，授以官爵；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中，均专门设立孝廉科名。在整个封建时代，《孝经》是国家规定的教材，开科取士的考评依据。小孩子从入学起便从童蒙教材《三字经》、《弟子规》中诵读“首孝悌，次见闻”。此外，严惩不孝。隋唐后的刑律皆将不孝列入等同谋反不予宽赦的“十大恶”之中。杀父母者历代皆凌迟处死。明律中，凡不顺从父母致使父母生气的事皆视为忤逆，可告于官，要打板子直至判刑。民间流传的“打爹骂娘，天打雷劈”，表明不孝者皆为世人所不齿，天地所不容。

“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又是和谐文化，中国特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承继这份道德遗产，发展这份优良传统，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精神与道德规范。

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其内容主要是贵族当官、家族控制。

废除这一制度的是隋文帝，建立进士科，由官员推举人才。后隋炀帝创建科举制度，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启了新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演变总述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汉光帝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年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蜀郡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 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孔子整理的春秋集语

培养机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 《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魏晋时期

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

汉代察举制中的童子科

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 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 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 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 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评价

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选官制度──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舜是中国古代守孝的第一君主。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孝道文化。传说很久以前我国有个君主叫舜。舜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年幼丧母，父亲是瞎子。后来父亲又娶后妻，生一子叫象。从此后母常虐待舜，后来连父亲也讨厌舜。每当父母发狠心要杀死舜时，舜只好逃跑。可当父母生病需要人照顾时，舜又回到他们身边，尽力服侍父母，还处处让着弟弟。舜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当舜在历山的农田耕田时，竟有大象跑来帮他犁田，小鸟飞来替他播种。后来，尧帝发现并提拔了舜，让舜协助自己来管理国家大事。舜在尧手下干了28年，做过各种各样的官，都很称职。最后，尧把帝位传给了舜。尧之所以选中舜为帝位继承人，就是因为舜不仅有才干，而且是个大孝子。可见，把孝亲敬老视为最崇高的美德，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自远古就沿袭流传下来的，并时代相袭、贯穿百代。

如周代将孝道作为人的基本品德。当时提出的“三德”[至德（道）、敏德（行）、孝德]“三行”（学孝行，以亲父母；学友行，以尊贤良；学顺行，以事师长）。成为社会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时期强化礼教。《左传》中有“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继承了商周的伦理思想，创建了独特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作为道德的根本。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发展孔子思想。以“人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仁、义、礼、智（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孝、悌、忠、信。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欲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朱熹是后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构成了一套系统的、严密的、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他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朱熹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8~15岁）、大学（16岁以后）两个阶段，无论小学大学，都以“明人伦”为目的。他主张小学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遵守“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大学要“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道德革命”、“家庭革命”口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目的道德规范，重新解择并赋予其民主主义的新内容。

综上可见，孝道贯百代，上下五千年。孝道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百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与核心价值观。为了维护、形成这个孝道传统，在周朝，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旨在敬老尊贤。礼法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有食肉的资格，享受敬神一样的礼遇。春秋战国时，70以上的老人免一子赋役；80岁以上的老人免两子赋役；90岁以上老人，全家免赋役。在中国民俗中，还有隆重的老年仪式礼。在民间60岁的老人可以接受儿孙的祝寿；在宫廷中，则有皇帝亲自主持尊老的礼仪。东汉时期，皇帝带头倡导养老敬老之礼。清朝年间还举行过大型的尊老敬老活动——千寿宴。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初二，在乾清宫宴请65岁以上的老人，共有1020人。筵席上，老人和康熙平起平坐，皇子皇孙侍立一旁，给老人倒酒。康熙还即兴赋诗，名曰《千叟宴诗》。为保障崇孝风尚固化，历代皇帝采取褒奖孝行、劝民孝行的各种举措。汉文帝时，诏令天下郡守，推举孝廉之士，授以官爵；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中，均专门设立孝廉科名。在整个封建时代，《孝经》是国家规定的教材，开科取士的考评依据。小孩子从入学起便从童蒙教材《三字经》、《弟子规》中诵读“首孝悌，次见闻”。此外，严惩不孝。隋唐后的刑律皆将不孝列入等同谋反不予宽赦的“十大恶”之中。杀父母者历代皆凌迟处死。明律中，凡不顺从父母致使父母生气的事皆视为忤逆，可告于官，要打板子直至判刑。民间流传的“打爹骂娘，天打雷劈”，表明不孝者皆为世人所不齿，天地所不容。

“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又是和谐文化，中国特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承继这份道德遗产，发展这份优良传统，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精神与道德规范。

1汉宣帝曾称：“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郡太守)乎!”后来的帝王反复重申上述观念。这主要体现了(　　)

A地方吏治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

B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

C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后代所沿用

D历代帝王将汉宣帝作为治国榜样

答案　A

解析　郡太守是地方行政官员，材料中汉宣帝强调地方郡太守与皇帝共治天下，也就是强调了地方吏治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A项正确;材料信息只反映了地方吏治的重要性，并没有说明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与分权情况，B项错误;据所学知识可知，汉代以后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C项错误;D项材料无从体现，错误。

2两汉时期，皇帝的舅舅、外祖父按例封侯;若皇帝幼小，执政大臣也主要从他们之中选择。这被当时人视为“安宗庙，重社稷”的“汉家之制”。汉代出现外戚干政的背景是(　　)

A皇帝依靠外戚抑制相权

B“家天下”观念根深蒂固

C母族亲属关系受到重视

D刘氏同姓诸侯王势力强大

答案　C

解析　根据题干材料“两汉时期，皇帝的舅舅、外祖父按例封侯”可知，皇帝母族得到重视，故C项正确。外戚担任“执政大臣”，很可能是自身掌控相权，故A项说法错误;“家天下”观念体现的是宗法观念，宗法制强调父系血统，外戚干政无法体现“家天下”观念，故B项错误;王国问题在汉武帝时期得到解决，排除D项。

3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谌，以知人出名。田歆对他说：“如今应推举六名孝廉，多有贵戚书信相命，又不好违背，我想自己选一位名士以报效国家，你助我求之。”这体现了(　　)

A地方无选官权 B选拔官吏以品评为主

C察举制的弊端 D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

答案　C

解析　由材料中“应推举六名孝廉，多有贵戚书信相命，又不好违背”等信息可以看出，当时推举孝廉受到贵戚人情的干扰，这体现了察举制的弊端，故选C项。A项明显不符合史实;B项没有体现材料的主旨，材料说明察举制下品评人物受到了人情的干扰;察举制是自下而上的选官方式，D项错误。

4“中书、尚书令在西汉为少府属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虽典机要，而去公卿甚远。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遂为三省官长，居真宰相之任。”这段话意在指出(　　)

A汉代少府份属九卿，位尊权重

B唐代中书令和尚书令是真宰相

C中书令和尚书令地位逐渐提高

D三省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答案　C

解析　A项与题干材料中“去公卿甚远”不符，错误;B项没有体现题干材料的全部信息，错误;题干材料中只有尚书省、中书省的信息，没有门下省的信息，故D项中的“三省制”是以偏概全，且并未体现出“曲折”，D项错误;从“去公卿甚远”到“居真宰相之任”，说明其地位逐渐提高，C项符合题意。

5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经历了由郡县两级制到州郡县三级制再到省道府县四级制的演变。这体现了(　　)

A中枢权力体系日趋完备

B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C各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D经济发展区域化程度提高

答案　B

解析　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题干强调的是地方行政区划而非中枢权力体系的演变，故A项错误;题干强调的是对地方的行政管理，不是各地经济联系，故C项错误;“经济发展区域化程度提高”是指不同区域发展不同的经济行业或部门，显然与题干不相符，故D项错误;题干材料说明地方的行政区划越来越细，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故B项为正确答案。

6自秦汉至宋元，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总体趋势是(　　)

A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逐渐被削弱

B国家行政权逐渐转移到君主手中

C宰相逐渐退出权力中心

D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逐渐被打破

答案　A

解析　秦统一全国后，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拥有行政权，自秦汉至宋元君主专制不断加强，与B项逐渐转移到君主手中不符，排除B项;元朝宰相位高权重，直到明朝宰相才被废除，排除C项;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从秦朝就开始被打破了，排除D项;秦朝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命，开始建立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汉朝时期颁布“推恩令”，加强了中央集权，宋朝时期地方的行政、经济、兵权都收归中央，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地方自主性逐渐被削弱，所以A项正确。

7某学者评唐朝三省制时指出：“凡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被认为违制的，不能为下属机关所承认。”这里所谓“违制”的论断，主要指皇帝背离了(　　)

A诏令须由政事堂议决的制度

B门下省执掌诏令草拟的职能

C中书省监察地方政务的惯例

D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的定制

答案　A

解析　唐朝中央机构设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B、C两项混淆了门下省、中书省的职能，可以排除;“凡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属于“违制”，其言外之意是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政事堂的议决副署才算是合法的，据此分析可知A项符合题意;材料并没有涉及尚书省的执行权力，D项表述错误。

8《隋书·地理志》记载：“汉高祖……矫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这一体制(　　)

A吸取前朝教训，否定了秦朝的郡县制

B巩固专制统治，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C王国相对独立，直接威胁了专制皇权

D管理体系多样，发展了中央集权制度

答案　C

解析　题图反映的是汉朝的郡国并行制，它是汉朝在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制度，故A项错误;郡国并行制下封国势力较大，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故B项错误;郡国并行制中封国比较独立，容易与中央形成对抗，故C项正确;郡国并行制中王国的独立性较强，不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故D项错误。

9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前代的尚书行台等，都是暂设的，以应付临时之事，事定即撤。元朝却于中原之地，设行中书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统辖路府州县。”由此可见，行省制度(　　)

A源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B加强了中央集权

C主要功能是对地方巡察

D形成了地方割据

答案　B

解析　由“设行中书省十……以统辖路府州县”可知，元朝行省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B项正确。行省制度与唐朝三省六部制并无直接关系，A项错误;行省制度是地方行政制度，而不是监察制度，C项错误;D项与题意无关。

10“宰相制国用，从古然也。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宋代这种情况突出反映了(　　)

A三省六部分工明确运行平稳

B加强中央集权导致地方贫弱

C加强君主专制影响行政效率

D宋代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答案　C

解析　材料提及的制度是宋代的二府三司制，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加强君主专制，它的设置使得“财已匮”“民已困”却仍旧“不已”，由此可以得出加强君主专制影响行政效率，故C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二府三司制，故A项错误;B项表述本身没错，但与材料反映的情况不符，故B项错误;宋代没有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故D项错误。

11“自经此项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穷苦子弟，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下列史料与“此制”直接相关的是(　　)

A“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B“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

C“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

D“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答案　D

解析　能使“穷苦子弟”“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的是科举制。A项是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B项是汉朝的察举制和征辟制;C项是九品中正制;D项是唐朝孟郊所做诗句，反映的是科举制，故选D。

12《元史·百官志七》记载：“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互为表里。”据此判断，元代行省(　　)

A掌地方军政大权，且不受中央节制

B具有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行政机关的双重性

C否定了秦汉以来的郡县制

D延续了北宋以来“强干弱枝”的行政管理体系

答案　B

解析　由“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可知行省是地方行政机构，“与都省互为表里”(都省即中书省)，说明行省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故B项正确;元朝的行省在行使权力时受到中央的节制，故A项错误;由行省“统郡县”可知其并没有否定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故C项错误;由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可知行省在地方上拥有较大的权力，故D项错误。

13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谈及科举制度时说：“自经此项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穷苦子弟，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一旦仅凭诗赋声律，崛起从政，第一是政事不谙练，第二是品德无根柢。”作者意在(　　)

A肯定科举制度的选拔功能

B乐见平民子弟进入仕途

C分析国家用人制度的缺陷

D强调科举制度意义深远

答案　C

解析　由题干材料“一旦仅凭诗赋声律……品德无根柢”可知，科举考试以诗赋声律选拔人才容易导致其政事不精，品德无保证，因此作者意在评述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存在的缺陷，故C项正确。A、B两项均是对材料的片面理解，没有反映出作者强调的重点;D项从材料中不能直接体现出来。

14史载：“每问经十条，对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吏部官之;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材料所反映的选官制度是(　　)

A世官制 B察举制

C九品中正制 D科举制

答案　D

解析　材料中的“吏部”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联系所学知识可知，科举制形成于隋朝，在唐朝进一步发展，它通过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故D项正确;世官制是世袭制，不存在考试的问题，A项错误;察举制是由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不符合题意，B项错误;九品中正制是依门第选官的制度，不存在“问”与“对策”的问题，C项错误。

15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至1905年被宣布废除。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二　(科举制)西国莫不慕之，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而为学优则仕之举。今英、法、美均已见端，将来必至推广。

——丁韪良《西学考略》

材料三　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四　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材料五　1905年全国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来操作和管理。同时，新式学堂的急剧增加需要众多的具有新知识的教师;清末新政中增设的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商部、学部……，也都需要懂得相关专业的干员。显然，科举制无法培养、选拔这类新式人才。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1)据材料一，归纳科举制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科举制的积极影响。

(3)据材料四，概括梁启超对科举选才的基本看法。分析梁启超上述议论的目的。

(4)在近代，科举制“西国莫不慕之”，而在中国却难逃被废除的命运。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述。

答案　(1)延续时间长;不断发展完善;选拔方式规范;公平(公正)。(答三点即可)

(2)被西方国家借鉴;打破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促进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促进社会稳定。(答五点即可)

(3)看法：科举制层层精选人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选人才缺乏实际治国能力。目的：改革科举制，培养实用人才;挽救民族危机。

(4)西方：用考试方式选才，体现公平择优，符合西方平等观念。中国：八股取士束缚思想;民族危机加深;西学东渐，近代工业发展和近代学堂创办。(答二点即可。其他答案言之有理，酌情给分)科举考试难以适应近代实用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需要。

解析　本题考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科举制。考查对材料信息的解读能力和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第(1)问“特点”根据材料一可从存在时间、发展过程、选官方式规范程度、是否公正等角度分析。第(2)问考查科举制的影响，注意材料二体现了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材料三体现了对中国的影响，结合所学从打击特权、学风、官员素质、统治基础等方面归纳。第(3)问“看法”根据材料四可从人才选拔的方式、学用关系、人才实际能力等方面归纳。“目的”应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和他的思想主张分析。第(4)问“评述”一是“西国莫不慕之”，应从科举选才的公平性与西方理念的一致性上分析;“在中国却难逃被废除的命运”主要从明清科举考试的消极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与科举取士对人才培养的不适等角度分析。

16为预防和治理腐败，古今中外都做了有益的探索。阅读下列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来看，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摘编自《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王朝为预防腐败，加强德治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从汉朝到宋朝监察制度的变化趋势，并据此简要评价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答案　(1)措施：为官——遵守行为规范;选官——重视德行志节;教育——重视对官员的廉政教育;考核——侧重德行政绩。

(2)趋势：从全面监察王室、宫廷、政府到只监察宰相与政府;制度发展逐渐严密，监察制与谏官制相配合。

评价：积极方面，有利于反贪防腐，加强中央集权;消极方面，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很难起到真正的监察作用。

解析　第(1)问，由材料一中的关键信息“秦……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得出为官的准则，由“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等得出选官的标准，由“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得出重视廉政教育，由“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得出考核的标准。第(2)问，第一小问根据材料二中的关键信息“西汉统治时期”“监督王室和宫廷”“监察皇帝”“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归纳概括即可;第二小问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价。

东汉时期的。还有一本著作叫伤寒杂病论

人物简介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和镇平县一带）人，中国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张仲景的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元朝明朝以后被奉为“医圣”，甚至有庙供奉香火。张仲景出生于公元150年正月十八日，于公元219年溘然长逝，享年69岁。他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于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

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唐宋以后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从魏晋及今，一千六百多年来，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依然是“道经千载更光辉”。

张仲景故里位于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南阳邓州市穰东镇)，民众自发地前来南阳医圣祠纪念、拜谒。南阳民间祭拜张仲景自汉代延续至今，“瞻仰医圣”、“叠纸求医”、“摸羊头”、“接圣水”等是群众主要祭祀活动内容，这一民俗活动将持续3天。医圣张仲景祭祀活动已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仲景的墓葬于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墓现存完好，成为了人们拜谒的地方。

折叠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折叠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

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折叠撰写医书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

（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折叠为人医风学风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折叠编辑本段医学贡献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一说为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公元二零五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折叠编辑本段著作分析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

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

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

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折叠个人著作

1、《伤寒杂病论》（已经散佚，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折叠研究著作

1．《张仲景》

2．《张仲景用方解析》

3．《张仲景医方精要金匮篇》

4．《张仲景医方精要伤寒篇》

5．《张仲景方剂学》

6．《张仲景药物学》

7．《张仲景方剂现代临床应用》

8．《张仲景疾病学》

9．《张仲景方剂实验研究》

10．《张仲景方方族》

11．《张仲景养生学》

秦代选官制度：军功授爵制

吕相为相前及为相初期多采用官吏世袭制，少数情况是统治阶级荐举提拔人才；军队系统着多是采用累军功的方法（二十级爵）。

到了李斯为相时，官吏世袭制几乎被废，统治阶级荐举提拔人才得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大多数官吏都是有爵位、军功的退伍军人

汉代选官制度：武帝后察举制、征辟制，任子制。

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 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期，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另外，西汉皇帝还征召才能之士，令官吏陪同入京，授予官职。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任子制，顾名思义，就是任用子弟为官的一项制度。据《汉官仪》所载，汉政府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意思是，两千石以上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即可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官。此制度肇始于西汉哪位皇帝已无明确史载，但是从《汉书》查证，至少在汉武帝时就已通行。

明代选官制度：科举、举荐、学校和铨选

科举就是科举考试，八股取士，是最主要的选官制度。

举荐就是通过向别人或自己向皇帝推销以获取官职，这在明初较多，后世较少，且多次废除。

学校就是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又分为科举落榜的、因祖上功绩入学的、交钱入学的等多种，但无论哪种都可以直接做官。

铨选只在官员中进行，就是考核官员政绩，择优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