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不率兵进京，为“伯乐”肃顺讨回公道呢？

这是因为曾国藩非常清楚如若他率军进京为肃顺讨公道势必会遭到慈禧太后一党的敌对，如此一来他便有可能失势，太平军也会因此更加难以平定。肃顺是清朝宗室成员，在咸丰帝在位时期很是受重用。其中在咸丰七年的时候，被升任为左都御史的肃顺为了挽救清朝的颓败之势开始重用汉人官员。于道光年间入仕之后便一路高升的曾国藩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肃顺的重用与帮助，“伯乐”一说便就是源于此。

话说，咸丰七年的清朝可以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军久久真压不下，外有英法联军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便就是基于这样的局势，肃顺才会决定放权给像曾国藩这种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汉人官僚，而得到肃顺暗助的曾国藩也确实尽心尽力地帮助朝廷镇压太平军。然而到咸丰十年的时候，非但太平天国起义尚未完全被平定，且英法联军还顺利攻进了北京。

在京城遭到英法联军入侵之际，肃顺跟随咸丰帝前往热河避难。第二年七月，咸丰帝于人病逝，病逝钦点肃顺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待同治帝登基之后，包括肃顺在内的顾命八大臣与慈禧太后因权势争夺而矛盾激化。随着矛盾的日益激化，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在这场政变中，肃顺在护送咸丰帝灵柩回宫的过程中被捕入狱，后遭处斩。

此次政变发生之时曾国藩正率军攻占安庆，而待得知肃顺被杀之后他曾哀叹这是一场自毁长城的冤狱。但是即便认为这是冤狱，曾国藩也未曾率军进京为肃顺讨回公道。当时清朝忧患严重，朝政大权在“辛酉政变”发生之后便落入慈禧太后手中。所以曾国藩如果要为肃顺讨公道，那就意味着他站到了慈禧太后的对立面，如此一来他势必遭到针对与打压。如若这样，曾国藩很有可能就此失势，像他这样的汉人官员也会因牵连而难再受重用。除此之外，朝廷对于太平军的镇压力度也会因此变小，从而更加难以将其平定。

1861年，咸丰帝在承德行宫突然病逝，继其位者是年仅6岁的载淳。咸丰临终时将幼子托孤于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而与咸丰久有矛盾的恭亲王奕，同权欲极重的慈禧太后联合。于是，发生了“顾命”与“垂帘”的夺权斗争，其情势云谲波诡，惊人心魄。久控东南军政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议谋此事，并谋划让曾国藩黄袍加身。

一

据称，早在太平军打到湖南时，左宗棠就有过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行动。当时，左宗棠认为清廷忠奸不分，官场腐败堕落，对洋人卑躬屈膝。民众则因生活困苦，纷纷反抗。而自从满人入主之后，一直对 防范压迫。因此，他对清廷统治不满，期望有个开明的汉族 ，来取代腐朽的满族王朝。他甚至在太平军围困长沙时去见洪秀全，纵论“建国策略”，可洪秀全不听，还想把他扣押起来，不得已，左宗棠乘着夜幕逃跑了。

后来，左宗棠虽然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当了六年幕僚，但他始终不安心。等湘军崛起，他看到代表 和湖南的曾国藩很有希望，就为他筹饷、筹械，为湘军的斗争以及镇压太平军出了大力气。

1860年，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危在旦夕。那些日子里，湘军大员们也没闲着，除去讨论未来的作战方案外，曾、左、胡（林翼）三人还曾做过一次密谈，谈论的内容便是拥兵自立。

当时的胡林翼最有与清廷分抗取代之想，但他自知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则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难当大业。又深知曾国藩总以“卫道”为标榜，不会冒篡位谋权的风险，因此便极力争取左宗棠。他认为左宗棠是“当国最好人选”。后来，胡林翼还给郭嵩焘写信说：“季公（左宗棠）得林翼与涤丈（曾国藩）左右辅翼，必成大功”。此时，曾、胡二人已是封疆大员，左宗棠仅仅是一个未补的“四品京堂”，这里却说让胡林翼本人和曾国藩“辅翼”左宗棠。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是说不久将来，让曾、胡辅佐左宗棠，才能成就“大功”。

当时，清廷在英法联军的攻击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完蛋了。作为湘军首领和大将，议论一下今后的形势和湘军集团的未来也属正常。但是，曾国藩以“忠君卫道”立命，并且行事谨慎。当时，他又是中心人物，责任更大。他虽然对清王朝也有看法，咸丰对他的刻薄寡恩，他也很是愤恨。但他做人的深沉、谨慎，让他在表面上没有接受左、胡的意见。

二

第二年（1861）秋，咸丰病死热河行宫，以八大臣辅佐年仅6岁的载淳继位这一消息震动了湘军的上层人物。胡林翼先跑到曾国藩这里，告诉他顾命大臣正与慈禧太后尖锐争斗，宫廷政变难免发生，乱子即将闹起。曾国藩对此事虽已有耳闻，但仍听得心惊肉跳，瞪着眼，不知所措。

胡林翼瞟了他一会儿，慢慢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一面递过去，一面说：“左季高（左宗棠）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日前游浮梁（江西绕州浮梁）神鼎山，得了一联，寄来让我交你一阅。”曾国藩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神所依凭，将在得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罢不觉脱口称赞：“好副对仗工整的佳联，妙极！”又摇头咂舌念了一遍，顿时悟出了联中暗藏的机锋。心说：难道左宗棠要“问鼎”？左氏志向不小，才气也大，但手里只有数千兵马就想趁机黄袍加身夺帝位？他迅速转念：这是让我“问鼎”。于是，心里一阵发冷，没说一句话。

胡林翼走后，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来见他。然而，让曾国藩吃惊的是，这个谨言慎行的彭玉麟居然也说出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彭玉麟说：“举目四顾，唯我湘军有灭长毛，擎江山之大任，湘军统帅正该是当然的一国之君。”“今东南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彭玉麟的一番“劝谏”，让曾国藩惊得呆住。左宗棠是个胆量冲破天的人，“问鼎轻重”在他嘴里说出不会令人太惊奇；胡林翼多年就有异心，曾国藩也有预见。但心细如丝、持身严谨的彭玉麟也让他当皇帝，并表示愿为之赴汤蹈火。这虽让曾国藩感动，但这种犯上作乱掉脑袋的事，他如何敢答应。曾国藩没有回答，拿别的话岔开了事。彭玉麟何等精细之人，也不再重提。

才过几天，武昌传来胡林翼去世的噩耗。正当曾国藩哀哭胡林翼之时，湖南名士王]运又来造访。曾国藩未及起迎，即闻其朗朗之声：“国家大乱在即，吾为大人送一良策！”王]运继续说：“皇太后想垂帘听政，可历史上凡是女人听政，国家必然会大乱！”随后，王]运滔滔不绝，讲了慈禧与恭亲王联盟，与顾命大臣争斗之情形，他表明自己站在肃顺一边，并为曾国藩指路两条：要么就拥湘军重兵声援八大臣；要么就在东南举起大旗，为天下万民做主。

王]运说得口干舌燥，曾国藩却很冷淡，他用手指头醮着茶水，漫不经心地在桌面上划着，王]运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运看后不再说了，起身告辞而去。

曾国藩虽然对清廷的腐败有看法，但他清楚，历来谋反者的下场都很惨。因此，即使到太平军覆灭，清廷迫他解散湘军，他也无“问鼎”之想。

慈禧掌权后，大胆向 放权，湘军大员升官加爵，“问鼎”之想也就自然消除了。

摘自《湖南骡子左宗棠》　文/马东玉

皇位曾国藩湘军

   

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奉咸丰谕旨二度出山的曾国藩，脱胎换骨，大局观极佳。

   

此时的曾国藩再不是片面理解祖父遗训“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蛮倔之人，沉浮挫折让他懂得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深意，再入官场，他是一派”知其雄，守其雌“的逢迎做派。

   

但在战略审视上，处处柔软逢迎的曾国藩却是另一番格局，不仅看得准，而且立得定。

   

在他看来，咸丰坚持的由浙江东进的进剿之策是只顾眼前、未见大势的妄想之举，而由安徽西进，攻占安庆，从长江上游建瓴而下，才是审度大势的决胜之道。

   

英雄所见略同。

   

湘军另一大佬胡林翼甚为赞同曾国藩西进安徽的进剿之策。

   

           

   

然而就在两位湘军大佬谋划向安徽用兵时，因天京内讧濒死的太平天国却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战力，陈玉成、李秀成两位天才将领联手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进而又在三河镇全歼了湘军精锐、悍将李续宾所部。

   

曾国藩弟弟曾国华也在三河镇惨败中阵亡。

   

但在这二度出山当头一棒喝下，曾国藩却丝毫没有动摇西进安徽的决心，相反他是越挫越坚定。

   

为此，他特意给咸丰上奏折：”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

   

曾国藩给咸丰打气，只要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主力，攻克金陵就是时间问题。

   

咸丰最终批准了曾国藩围攻安庆的计划。

   

但顺着当时的局势朝深了看，咸丰批准这个计划并不代表他认同曾国藩的战略。此时的咸丰正寄希望于表面上很有声势的江南大营，所以曾国藩在他眼中仅仅是个配角。

   

配角执意要去卖命，老板当然不会阻拦，对曾国藩而言，这其实是另一种”事成无大赏，事败定问罪“的冷遇。

   

不客气地讲，成大事的艰难曲折路上，这是一种常态，很考验最终能成大事者的韧性和审度大势的气魄和定力。

   

简单说，在成大事的道路上，越不被看好，越要敢于坚信自己的见识，一往无前。

   

当时的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这样。两位大佬并没有因为三河镇惨败去怀疑湘军的真正实力，相反他们拿一时受挫的湘军和一时得势的江南大营做了一番对比，最终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江南大营内部朽坏不堪必成笑话，湘军才是匡扶社稷的天下兵将。

   

落到一往无前的行动上，胡林翼对曾国藩说的一句话相当提劲，他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当自行其志，不睬他人！”

   

           

   

如此，被誉为曾国藩命运之战的围攻安庆正式拉开了大幕。

   

曾国藩打仗，一生不贪小利，不求奇谋，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对此，他有句很值得深究的话——“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曾国藩曾形象地解释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是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戮者为主。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

   

具体到攻城掠地上，守城者即是主，攻城者便为客。

   

怎么才能做到”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曾国藩的不二做法是”结硬寨，打呆仗“，每到一地先狂挖长壕，结好营盘，不浪战，专等城中受困之敌主动来攻，只要对方出城先攻，那结寨迎击的湘军就是反客为主。

   

纵观历史，走进现实，攻城与制人是一回事，曾国藩的这套心法其实是”后发制人“的秘诀，不求速胜，但求稳赢。

   

说的再形象点，甭管实力强否，曾国藩从来不跟对手玩猛虎下山，只玩巨蟒缠身。

   

因为始终坚守这样一套打法，所以曾国藩攻城第一步总是先拔外围钉子，为围城做准备。

   

当时，要围攻安庆，首先要拔除的外围便是安徽的太湖，这一次完成攻坚的是哪位悍将呢？

   

湘军中有”多龙鲍虎“之誉的多隆阿、鲍超。

   

鲍超在湘军中的名气很大，多隆阿因为是满人很多时候被忽略掉了，其实在决定曾国藩命运的安庆大战中，最能打，立下最显赫战功的是多隆阿。

   

安徽太湖一战，多隆阿是主将，一战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

   

           

   

聊到这里，安庆大战，各路英雄豪杰皆大放异彩的味道便要慢慢出来了。

   

安庆之战之所以够得上曾国藩的命运之战，那是因为它的战略意图十分宏大，不仅要得一城，占一战略要地，而且还要借此消灭陈玉成的主力大军，甚至有借一城与陈玉成决战的意思。

   

提出如此宏大构想的不是别人，正是比曾国藩更有豪杰气概的胡林翼。

   

按胡林翼的手笔，此次湘军围攻安庆，是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很显然，打援比围城更难，也更凶险。

   

曾国藩和胡林翼最终是如何选将的呢？

   

两位湘军大佬最终决定，由曾国荃负责围城，由多隆阿负责打援。

   

说到这大家伙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说安庆大战立下最显赫战功的是多隆阿。此人在打援恶战中数次与陈玉成大军激战，无论是智，还是勇，陈玉成皆没讨到便宜，始终没能突破打援防线，和安庆守军里应外合。

   

几乎可以这么说，是多隆阿的智战、血战最终成就了曾国荃攻克安庆的威名。

   

           

   

安庆大战之所以恢弘壮烈，除了战略意义非比寻常，双方悍将尽出，战场外的各种博弈更是惊心动魄，浓云压顶。

   

咸丰十年，东南宏观战局可谓是瞬息万变。

   

这一年是咸丰的三十大寿，为了博取好兆头，一开年，江南大营便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然后就在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捣穴擒贼就在眼前时，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联合陈玉成、李秀成，又一次祭出了”围魏救赵“的逆转大计。

   

此计直击咸丰不愿丢掉江浙财赋重地的要命心理，李秀成先是率大军围攻杭州，待调出江南大营援兵后，一个回马枪，江南大营便在他和陈玉成的合力围攻下灰飞烟灭了。

   

咸丰原以为在而立大寿之年能平定东南，不料看到的却是自己战略构想的总破产。

   

然而对曾国藩而言，咸丰的破产、江南大营的崩溃却是他坚持己见后的海阔天空，时之大运。这时候，唯有依靠湘军稳固江山的咸丰再无法藐视曾国藩。

   

但因为对曾国藩始终存在偏见，已无其他大子可选的咸丰却依然不想把主持东南的实权授给曾国藩。

   

就在这个时候，不久被慈禧灭掉的肃顺做了件让清廷铭记的英明大事，他一针见血地对咸丰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

   

此话无疑是给清廷带来短暂中兴的关键之语，勉强被说服的咸丰最终颁下上谕，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但咸丰这个无为短命的帝王实在没有英明开阔的气魄，因为偏见，因为对愚见的坚持，在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同时，他额外又奉送了曾国藩两样东西。

   

一样是不阴不阳的敲打，他警告曾国藩绝不能师心自用，不听指挥，擅作主张；另一样则更像是附件条件，他命令曾国藩，立即撤去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

   

有人评价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大事，皆是因为他有常人难及的定力，每临大事总有排众意而孤行己见的魄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道理说起来稀松平常，但真正能在巨大压力下牢牢握住少数人真理的却没有几个。

   

因为这不仅需要坚持，而且还需要舍弃，甚至是牺牲。

   

           

   

曾国藩随后的所作所为便鲜明地演绎了其中的艰难与残酷。

   

为了在咸丰那里过关，一方面他专门上奏，直陈围攻安庆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则摆出了驻节祁门，随时可以救援江南的姿态，以避免彻底激怒咸丰。

   

尤其是驻节祁门，这决非曾国藩不尊兵法常识的低级失误，而是为了大局不破的无奈妥协。

   

因为这个不得不行的妥协，在后来太平军围攻祁门时，置身险境的曾国藩差点被攻杀。

   

还有更残酷，更君子难为的。

   

咸丰十年八月，见援军始终无法突破多隆阿这一关，陈玉成再施“围魏救赵”之计，挥师西下，兵锋直指武汉。

   

见武汉有失守的危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急到吐血，一连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为保武汉三镇不失，胡林翼要求调鲍超和多隆阿，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

   

这是救自家兄弟，按理曾国藩应该欣然从命，但结果却相反，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松口，断然拒绝了胡林翼所请。

   

说得严重点，为了死围安庆，曾国藩此举无异于背信弃义，置胡林翼生死安危于不顾。

   

好一个为成大事不纠结。

   

所幸，曾国藩的坚定最终粉碎了陈玉成的诡计，见武汉急攻不下，又未能从安庆外围调开湘军，这位一心想救安庆的年轻统帅只好折转回去，直接救援安庆。

   

           

   

哪知道，这边曾国藩刚渡过君子难为的险关，京城又出事了。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

   

什么事呢？

   

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一路突进北京，咸丰在仓皇出逃之际，发谕旨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率三千精锐“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既是勤王之命，也是胜保蚕食湘军精锐之计。

   

曾国藩接过这道上谕是又为难又愤怒。

   

勤王之命不可违，这几乎是庙堂政治的一条红线，可一旦从命调走鲍超精锐，安庆势必撤围，从而功亏一篑。

   

怎么办？

   

就在所有人都在纠结该抗命还是该从命的时候，另一位中兴名臣出场了。

   

此人就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李鸿章。

   

这一时刻的李鸿章很是高明，他没有被这道命令局限住，而是很有眼力地看穿了当时的时局，洋人要的是利，而非大清的江山，现如今，恭亲王奕欣已经受命与洋人和谈，可以想见，予利之事必不会耗时长久，这意味着什么？和谈一成，勤王之命必废。

   

既然是这样，又何必纠结该不该抗命呢？稍用技巧拖上十天半个月，拖到朝廷无需再勤王的时候，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此番说法一出，曾国藩豁然开朗，一封意在拖延的复命发出后，一切果然如李鸿章所料。

   

           

   

经过这一个个豪杰人物的智勇成全，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安庆城内终于被围断粮了。

   

这意味着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

   

到这里，最后一位豪杰人物曾国荃终于可以登场了。

   

由曾国荃领衔的这场大决战可谓是惨烈之极。

   

为了打破封锁，太平军冲锋队在冲锋时每人背一大捆干草，冲到湘军长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猛冲。

   

善打狠仗、硬仗的曾国荃吉字营也不含糊，大炮是玩命地轰，上千杆抬枪是一刻不停地放。仅二十二日一天，太平军就连续猛攻十二次，但苦战一天一夜，硬是没能攻破湘军的壕墙。

   

据记载，仅在这天夜里，湘军就消耗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

   

最终，无数的弹药和血流成河终于堆出了曾国荃“曾铁桶”的威名。

   

安庆被攻破了。

   

曾氏兄弟赢了波澜壮阔的命运之战。

说到曾国藩和满族大臣的渊源，就不能不提到文庆。文庆是咸丰时的军机大臣。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大溃，朝野惊惧。文庆这人很有些见识，他主张重用汉人，向咸丰帝建议说：“彼辈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

咸丰帝深觉有理，遂破满汉之见，开始不拘一格，大力起用有能力的汉臣，曾国藩一在籍侍郎方可以撸起袖子兴办团练，然后湘军取代绿营，成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

之后，慈禧夺权，一举诛杀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曾国藩和湘军的命运又到了难以预测的地步。湘军只是地方团练，并非朝廷经制之师，又是汉人武装，若无朝中实权满大臣的支持，后果很难预料。

曾国藩内心很是忐忑，他在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连奉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惧”。又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郭子仪）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免于大戾 ”。看得出来，肃顺被诛后，曾国藩对湘军以及自己的前途还是很担忧的。

肃顺被杀后，两后垂帘，由恭亲王奕欣当国。恭王思路清晰，有些头脑，他深知八旗、绿营腐败透顶，已不堪战，因此和肃顺一样，对曾氏湘军不遗余力的支持。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则处处采取谦逊退让的态度，比如力辞保举其为封疆大臣，他还上一疏说：“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指人才进退，官职升降）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他如此煞费苦心，无非是表明自己无意揽权，更不会结党营私、尾大不掉，以示毫无野心。

慈禧虽恨肃顺跋扈，并不择手段的除之而后快，但她从肃顺府里抄来的一大箱往来信札中，没有发现一封是曾国藩所写，虽然曾国藩一向被视为肃顺一党，可他为人一贯谨慎，且从不轻易授人以柄，因此查无实据，加上正值朝廷用人之际，又有恭王力挺加持，曾国藩才能逃过一劫，才有机会壮大湘军，剿灭太平天国，建功立业，飞黄腾达。

自从丢了湖北之后，曾国藩一直呆在江西。一方面是咸丰依然不放弃，下旨让他继续拿下南京，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是动不了。

他手下的得力部将在之前的那次惨败中，几乎折损殆尽，剩下唯一一个名将罗泽南也去了湖北支援胡林翼。江西只剩下他一人，勉力支撑。

他曾在日记中写到：“ 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短短两句道尽了曾公当时的焦虑和狼狈。

战场上危机重重的他，在政治上也陷入困境。

因为咸丰是满清皇帝，对汉臣总归是各种不放心。所以他并不给曾公实权，只让他“客位虚悬”。

手里没实权，曾公只能借他人之手开展工作。可同僚都排挤他，所有需要他人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曾公都丝毫动弹不得……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时，家中突然传来父亲去世的讣告。他立刻放下军队，放下战事，只给皇帝去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不等回信他就赶紧逃回家，不愿再呆在如此泥沼之中。

他请了三个月假。三个月期限一到，皇帝就写信叫他回去主持战事。曾公此时抓住“机会”向皇帝要一个实打实的职位和权力，还把这几年受到的委屈一次性倾泻而出！

全文翻译过来，其实也就这一句话：如果不放权，那我三个月丧假不够，只能为父亲守孝三年了。

他以为皇帝离不开他，要靠他才能平定太平军，他以为皇帝对他多少还是存有一些善意和信任，可是他太想当然。

皇帝这次顺水推舟，直接收回了他的兵权。看上去是同意他继续守孝，实则是被皇帝解除兵权，不再启用。

这下好了，政权没要到，反而还丢了兵权。为国家征战多年，落得如此结果，实在令人唏嘘！

他悔恨！他难受！他委屈！可是他也无可奈何……

极度痛苦的时候，读书是自我解脱的良药。

他读起了老庄著作，而这些书确实也拯救了他。就像是曾公精神上的一面明镜，书中的话把他的各种缺点一一指出，让曾公不得不重视。

他开始反思自己。在官场上这么多年屡屡碰壁，这不仅仅是别人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也不少！他终于知道了，之前的为人处事确实很让人不舒服。自视甚高，人浊我清，在说话的时候往往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这些都是导致他的官路越走越窄的原因。

他开始写信给各位亲朋好友，请大家给他提意见。

这次，他不再唯我独尊，而是怀着一颗空杯之心，将他人的意见逐一斟酌，接纳吸收。他意识到，以前就是因为太清高、太自傲、太急切，行事一味蛮干，对人也是各种刚强，如此才导致他为官之路艰难险阻。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那些曾经他嗤之以鼻的圆滑世故，此时看来，其实只是为官的必备技能。

在深刻反思自己之后，他终于明白曾经挂在嘴边的那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仅是治国之道，也是官场的生存之道。

曾公从此以后变得谦逊、温和、周到。很多朋友都说，感觉曾公变了一个人。

是的，因为他解决了他的“中年危机”，他完成了对自己的彻底的“改革”。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当事情做得不顺利的时候，人际交往不顺心的时候，遇到了挫折和磨难的时候，你首先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从自身找问题。

这一《孟子》中的名言警句，他早就读过背过千百遍，而现在才算是妥妥地身体力行的理解了。

如果没有这次受挫，曾公可能不会有这么深刻的反思，也可能不会名垂青史，不会有那么多人拥护爱戴。

这次受挫，其实是老天爷送给他的一个珍贵的礼物。

郭崇焘，是晚晴首任驻外公使，作为伸出国门的双眼，他亲眼见证了国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高速发展，虽然遭到顽固派的排挤打压，依旧一心为国，耿直不阿，为晚期的清朝发展提供了很多建立在客观考察上的中肯建议。

郭崇焘第一次走近皇帝身边，是入职南书房，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走进南书房的呢？

其实郭崇焘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他在18岁时考中秀才后，就读于著名的岳麓书院，在那里结识了曾国藩、刘蓉等人。20岁考中举人后，连续两次会试败北，只能在友人的举荐下做了一个幕僚。在时局的对他的思想冲击下，他不甘如此，终于在30岁时考中进士，步入仕途。

在太平军进犯长沙之际，他几度登门，竭力劝谏曾国藩，进而创办湘军，他也置身军中，出谋划策。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他认识到水军的重要性，在他的推动之下，湘军编练水师，制造战船，使湘军转为优势，立下了汗马功劳。郭嵩焘也因功授翰林院编修。

在任翰林院编修的时候，郭崇焘遇见了一个人，他就是户部尚书肃顺。肃顺这个人性情刚正严格，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吏治腐败的状况，手段狠辣，作风硬朗。咸丰帝对他十分倚重，因此肃顺在朝中有着很大的话语权。肃顺还主张重用汉族官僚，一直以来，他都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十分重视。作为湘系俊才，在肃顺的推举下，咸丰帝高密度召见郭嵩焘，自并且在交谈中对他的识见也十分赏识，因此任命他入值南书房。

咸丰帝让郭崇焘入值南书房的目的十分特别，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意思是让你去南书房不是为了舞文弄墨，是为了让你看有用的书，成为有用的人，将来还要重用你，可见咸丰帝对郭崇焘的栽培之意。所以说郭崇焘能够入值南书房，除了依靠他的学识和见识，与贵人的相助和皇帝的赏识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