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载： 邵芳者，号樗朽，丹阳人也。穆宗之三年，华亭（徐阶）、新郑（高拱），俱在告家居。时，废弃诸公，商之邵，欲起官。 在《明史》中并没有对邵大侠的直接记述，但是诸多资料中都记载了邵大侠帮助高拱复相，和与张居正的故事。我们不得不感叹一个江湖布衣，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左右朝局，以至于在正史中都不能忽略他的存在。 邵大侠 朱东润的《张居中大传》中写道： 隆庆三年，徐阶和高拱失职家居，丹阳「 ”大侠”邵方先和徐阶接洽复职的事，徐阶不用；邵方再和高拱接洽，妥当以后，邵方立刻入京，不久高拱也入阁了。 短短一句话，使得邵方这个人物的形象立刻就神秘了，邵方入京然后高拱入阁。以至于《明史》在提到这件事时说： 「 ”即走谒拱，为营复相，名倾中外”——《明史·烈女二》 但是在《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载这件事却又是—— 「 ”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拱，俾领吏部”——《明史卷一百一》 又说高拱的起复是张居正的策动。但是我个人认为，张居正与徐阶的特殊关系是不容许张居正做这样的事的。如果这件事是张居正做的，他不可能想不到高拱上台后对他的恩师徐阶的影响。张居正在隆庆六年联合冯保排挤掉高拱当国后，指示应天巡抚张佳胤杀掉邵方，可能是邵方帮高拱起复的一个佐证。 徐阶 邵方到底是谁？ 首先我想不可否认的是邵方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从《万历野获编》中我们可以知道，「 ”邵芳”，是应天府丹阳县人，号樗朽。也应该是一个家底殷厚、交往甚多的一个人。在他交往的人当中有当时的大太监陈洪，陈洪与高拱不仅交情甚厚更是同乡之人，有很多线索表明帮助高拱重新入阁的应该是邵方与陈洪。《万历野获篇》中也有记载： 时大珰陈洪，故高所厚也，因赂司礼之掌印者，起新郑于家，且兼掌吏部。而陈洪者，亦用邵谋，代掌司礼印矣。 我们不得不感叹两点： 一、邵大侠不仅帮助高拱重新入阁，更是联合他人又使得高拱兼掌吏部，这在当时是从来没有的事，明朝为了使阁臣掌权替皇帝分忧而又不至于过大，往往给阁臣一个虚职，但是高拱的起复不仅是重新入阁更是做了人事部的长官——吏部天官，高拱一下子成了明朝有史以来正规权利最大的人。 二、邵方不仅帮助了高拱，更是帮助陈洪坐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跃成为太监中最有权势的人。一介布衣能做到这样的事，我们不得不感叹邵大侠的神通。更关键的是陈洪，高所厚也。 高拱 邵方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有关这个时期的戏剧、历史小说中，邵方的形象有很多。因为我们并没有邵大侠生平的详细记录，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在正史或野史之中。 在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中邵大侠有些《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的影子，在郭宝平所著的历史小说《大明首相》中又把他描述为一个眼界开阔（主张开海禁）的侠义之士。但是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中又说：「 ”大侠只是一个交通中外的恶棍”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曾亲耳听到邵大侠的女婿沈应奎讲述的往事： 初，邵在耿司徒楚侗坐中，闻有客至，避之软屏后，潜窥之。既出，问耿曰：‘来客为谁？’耿曰：‘此江陵张太史也。’邵长欢曰：‘此人当为宰相，权震天下。此时余当死其手。’后果如所言。 关于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有些后人造谣的意味了。 又，金坛于中甫比部为余言，邵于书室，另设一小屋，榜曰：‘此议机密处，来者不得擅入。’此等举动，安得不败？ 从这件事中我们又可看出沈德符对邵大侠的评价说他做事张扬，安得不败？ 后张居正当国，密令应天巡抚杀死了邵方： 时，次相江陵，稔其事，痛恶之，及其当国，授意江南抚台张崌崃（佳胤），诱致狱，而支解之。 后事 在邵方死后明史野史都有关于邵大侠的两件事，一是上边他的女婿沈应奎的，二是他的一个婢女。 时，张并欲殄其嗣，邵有婿沈湛源名应奎者，文士而多力，从其家重围中，挟邵二少子于两膊，逾垣以出，而守者不觉也。——《万历野获编·卷八》 应奎逾城出，夜半抵方家，逾墙入，婢（邵方家女婢）方坐灯下，抱仪泣曰：「 ”安得沈郎来，属以此子。”应奎仓卒前，婢立以仪授之，顿首曰：「 ”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无憾。”应奎匿仪去，晨谒推官。旦日，捕者失仪，系婢毒掠，终无言。或言于守曰：「 ”必应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 ”冤哉！应奎夜饮于余，晨又谒余也。”会有为方解者，事乃寝，婢抚其子以老。——《明史·烈女二》 从沈应奎与女婢邵氏救邵大侠的后人，我想不难看出，邵方应该是友情有义的一个人，以至于他死后有人甘冒生命危险救他的家人。他的婢女邵氏更是抚养其子直到老死。 在熊召政小说《张居正》邵大侠临死前说：「 ”是啊，布衣此去长亭远，何处松楸起暮烟，看来难逃此劫了。”
宰相：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徐达共四人。
首辅：曹鼐 、陈循 、高榖 、徐有贞 、许彬 、李贤 、严嵩、张居正、黄淮 、解缙 、胡广 、杨荣、杨士奇 、杨溥、高拱等人。
一、宰相
1、李善长
李善长（1314年—1390年），字百室，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明朝开国功臣。李善长少时爱读书有智谋，后投靠朱元璋，跟随征战，出生入死，功劳颇多，比肩汉代丞相萧何。
洪武初年任左丞相，后封宣国公，奉命监修《元史》，编写《太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
洪武三年（1370年），授号“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晋升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爵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可谓位极人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胡惟庸党追问，朱元璋将李善长连同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年七十六岁。南明弘光政权追谥襄愍。
2、徐达
徐达（1332年－1385年），字天德。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市）人。明朝开国军事统帅。
徐达出身农家。元朝末年，徐达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为淮西二十四将之一。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鄱阳湖之战中大败陈友谅。次年，被任命为左相国。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麾师攻取淮东，并于两年后攻克平江，灭张士诚。
旋即出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推翻元朝的统治。洪武元年（1368年），攻入大都，灭亡元朝。此后连年出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兼太子少傅，封魏国公。他为人谨慎，善于治军，戎马一生，为明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去世。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又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
二、内阁首辅
3、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今属荆州），故而时人又称之“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年），明神宗登基后，因为李太后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支持，张居正代高拱为内阁首辅。
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十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
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4、胡广
胡广（1370年－1418年6月11日），一名靖，字光大，号晃庵，江西吉水人，南宋名臣胡铨之后。明朝文学家，学者，官员。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状元。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永乐十六年（1418年），胡广去世，年四十九。赠礼部尚书，谥文穆。明朝文臣得谥号，自胡广始。明仁宗即位后，加赠太子少师。胡广留世著作有《胡文穆公杂著》、《胡文穆集》等。
5、徐有贞
徐有贞（1407年－1472年），初名珵，字元玉，又字元武，晚号天全翁，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因封爵武功伯，世称徐武功。
徐有贞是宣德八年（1433年）癸丑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土木堡之变后曾建议南迁，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谴责。他在景泰年间担任佥都御史，到山东治理黄河水患，因功升任副都御史。
景泰八年（1457年），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辟，被拜为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封爵武功伯。他谗杀于谦、王文，又与石亨、曹吉祥争权，结果被构陷罪名，贬为广东参政，后又流徙金齿。石亨败亡后放归。
成化八年（1472年），徐有贞去世。
-内阁首辅
-徐达
-李善长
-胡惟庸
-汪广洋
高拱同志是个神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八岁熟读四书五经，十岁经史子集倒背如流。
虽然年少出众，但高拱却是典型的高开低走，十七岁开始参加科考，一连考了十三年才考中进士。
如范进之流，不过中了举人，就已然要发疯，而高拱历时十三年才高中进士科，心情当然也十分激动。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高拱中进士，被朝廷授翰林院编修一职。
考试通过了，官也当上了，但高拱并不是很开心。
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心心念念的大明政坛和自己想象的并不相同，不仅不相同，反而落差很大。
自己用了将近半生的时间发奋苦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读书致仕，端上铁饭碗，成为大明王朝的一名公务员。
现在公务员是当上了，但身在翰林院，高拱却觉得自己十分没有前途。
他以为进了翰林就能参与国家大事，可以一展自己的才学和抱负，但实际上，他每天做的只不过是编撰书籍抑或是编修史书的文职工作，毫无前途可言。
自己前半生为了想在朝廷里谋一份工作而读书，而后半生居然也要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而读书。
可是谁读书只是为了读书呢？
如果有，那恐怕只有圣贤能做到。
高拱不是圣贤，他对这样一眼能看到十年，二十年的生活实在是充满了一种无力的绝望感。
按照故事情节，高拱作为主人公，必然能因为一些特殊缘故快速升职加薪，赢取白富美，出任CEO，并且走上人生巅峰。
这很好理解，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如此困顿，如此平淡无奇，那还有什么好写好看的？那岂不是要无聊死？
您还别说，高拱的人生还真就十分困顿。
他于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1542年入仕，到嘉靖三十一年，即公元1552年，这十年期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工作调动。
他日复一日，波澜不惊，每天上班，下班，过着再普通不过的三点一线的日子。
朋友们，整整十年啊，足以消磨一个年轻人锐意进取的心。
如无意外，高拱也许再干个二三十年，就能光荣退休，荣归故里，一生平淡，被史书用三言两语总结为一个普通的明朝小吏。
但 历史 总归还是给了高拱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很小，且转瞬即逝，就要看高拱同志能不能抓得住了。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
这一年，嘉靖皇帝的儿子裕王朱载垕长大成人，开邸受经。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皇帝的儿子长大了，需要从翰林院找点有学问的老师，传授知识，辅佐功课。
朝廷里选来选去，这份差事儿就落到高拱的头上。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的太子朱载壡已经殁去两年，而储君的位置一直空着。
老皇帝最中意的儿子只有两位，一来景王朱载圳，二来裕王朱载垕。
皇帝偏爱景王而冷淡裕王，所以朝臣们更多还是愿意到景王府上当差。
裕王府门庭冷落，但高拱却接受了任命，选择了只身前往。
他不是不知道，裕王只是个不得势的皇子，既然皇子不得势，那么给皇子讲课的老师又能好到哪儿去？
但高拱没有拒绝，也没有后悔，他还是十分坚定地踏进了裕王府的大门。
他明白，与其在翰林院里了此残生，倒不如选择一种新的活法。
是，跟着裕王混可能很没前途，但就算再没前途，也总归要比在翰林院里强得多吧？
于是，高拱同志又在裕王府里度了九个年头。
九年里，他兢兢业业且孜孜不倦的教授裕王朱载垕，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事实证明，在共同患难的岁月里，最容易碰撞出友谊的火花。
一直仕途灰暗的高拱遇到了一直备受皇帝冷落的皇子朱载垕，这俩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这九年，我们也可以勉强称之为是高拱和朱载垕作为“难兄难弟”的岁月。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个一向不被看好的裕王，成了大明王朝的新主人。
原因也很乌龙，并非皇帝突然回心转意，亦或是朱载垕用政治手段击败了景王，而是因为景王同志身体不好，没撑到继承皇位就挂了。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世宗嘉靖皇帝驾崩，同年，裕王朱载垕即位，史称隆庆皇帝。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登基，而曾经跟着自己共患难的老师高拱当然也要跟着升职。
隆庆也不玩虚的，也别什么三卿六部都察院了，我直接给你安排到内阁不就得了。
这回高拱终于算是混出头了。
内阁，那是大明王朝的权力枢纽。
而能步入内阁，成为阁臣或首辅，更意味着仕途生涯的顶点。
而高拱能达到这个顶点，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在于，他押对了宝。
就像那些身上只有一文钱，在赌坊押了所有人都不会押得赌注，但却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一样，高拱也成了大明政坛的胜利者。
但这份胜利的喜悦还没等维持多久，高拱就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挑战。
那时节，高拱虽然受新皇帝中意，但内阁中的一把手（内阁首辅）是一个叫做徐阶的人。
徐阶，字子升，上海松江人。
关于这位首辅的传奇故事，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我之前的文章。
徐阶：投身黑暗，最终却战胜了黑暗，他是大明王朝的“无间道”
徐阶什么都好，但和高拱却不太对付。
他和高拱在政见上不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性格上也有着十分剧烈的冲突。
徐阶是什么人？
他是曾经凭借一己之力扳倒权臣严嵩的“大神”。
而高拱虽然岁数比较大，但总体来说，不过是个“职场小白”。
所以徐阶很快击败了高拱，把他踢出了内阁。
政治交锋就是如此残酷，文臣们虽无刀剑，但他们能以笔为刀，以纸为剑，相互厮杀，有时战况要比冷兵器作战的战场还要惨烈。
唯一不同的一点是，文臣们杀人不见血，成败只在无形之间。
后来的故事就较为复杂了。
复杂到有些国内的编剧甚至根据高拱同志的半生沉浮拍了一部《大明王朝1566》。
电视剧的剧情很复杂，那是因为有戏说的成分，但真实的 历史 其实很简单。
大明王朝如果是铁打的营盘，那么内阁首辅就是流水的兵。
没两天徐阶也下台了。
徐阶一走，一个叫李春芳的大臣成为了新一任的内阁首辅。
李春芳，字子实，江苏兴化人。
高拱再入内阁，又成了李春芳的同事。
对现在的高拱来说，他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自己年逾古稀，岁数也很大了，时至今日，却仍旧没有尝过来自权力顶峰的滋味。
于是，他开始在朝堂上频繁攻击，打击李春芳，希望可以把他取而代之。
李春芳是个老好人，他对权力不太热衷，对首辅的位子也并不眷恋，眼见高拱老是弹劾他，他实在心烦，居然一不做二不休，辞职了。
高拱终于如愿以偿。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
这一年的十月七日，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和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希腊境内的勒班陀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海战，欧洲各国人多欺负人少，很快将奥斯曼海军击溃。
这是欧洲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时轰动一时，之后也影响巨大。
而在此时的大明王朝，一生追逐权力的高拱同志终于达到了他人生中的顶点。
他被皇帝授予内阁首辅的职务，一时权倾朝野。
当了首辅之后的高拱干了很多好事儿。
事实证明，他是个极为优秀的官员，搞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明朝的经济繁荣。
甚至按作者来看，高拱的工作能力可以在大明王朝的文臣里，排进前五。
当官了，有政绩了，高拱有点飘了。
他在内阁之中频繁地打压其它阁臣，而在朝堂之中对同僚们更是十分颐指气使。
说白了一句话，高拱艺高人胆大，我狂我不怕。
朝臣们虽然钦佩高拱的工作能力，但对他过分狂傲的性格却颇有微词。
一干大臣们对高拱心怀怨怼，但内阁中一个叫做张居正的阁臣，却对高拱十分要好。
两人志趣相投，结为了友好的政治伙伴。
但让高拱不知道的是，眼前这个看起来憨厚老实又慈眉善目的张居正，未来，却会成为他的死敌。
不过，现在是属于高拱的时代。
他半生的波折，半生的苦闷，都会化成对工作的无限动力。
一言半语，说不尽一个人的一生。
一句两句，无法评定一个人的一切。
高拱的故事其实才算刚刚开始，但文章却已然步入尾声。
高拱知道的是，自己即将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时代来临得如此之快，结束的也会如此迅速。
看似归于平静的朝堂其实暗流涌动，山雨欲来风满楼，高拱即将迎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究竟鹿死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郑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元年（1567）辞官。三年再起，以内阁大学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辅。六年六月去职。高拱是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入阁及首次下野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
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湖北省荆州市）军籍 。生于江陵县（荆州），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代杰出的改革家，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纵观他大起大落如过山车般的一生，正是典型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人生悲剧，我们得到很多启发。
1
出名太早不一定是好事
张居正出生于秀才家庭，从小就机敏灵俐、才智过人，有“神童”美誉。
因为勤奋好学，12岁便通过童试，考取了秀才。13岁时，去参加乡试考举人。以他的才华，“中举”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考中。
原来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
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
神童张居正的少年中举之路，就这么给切断了。
三年之后，他16岁，再次参加乡试，顺利中举了。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
但是出名过早，成功太早，诱惑与压力也会成倍增加。
太年轻心智不够成熟，往往经受不住巨大的诱惑与压力，从而跌落神坛，消失的无影无踪。
年轻人还是应多加磨砺，先成人、后成才。
2
多观察、多思考
张居正二十三岁入选庶吉士后，张居正整天面对的是夏言、严嵩为争首辅之位的斗争，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有了初步认识。
二十六岁因病请假离开京师到故乡江陵。那些年他游山玩水，接触社会各层，真真实实地用眼观察社会民情，用心思考治国之道。
正是这些年的游历，为他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样在明朝，有个叫唐伯虎的也在年轻时游山玩水，他却在酒色之中使自己消亡。
年轻需要积累，读万卷书固然重要，行千里路也不能少，某种意义上来说，行路更胜于读书。
年轻时多经历，多行路，多观察，多思考，会积累到丰厚的财富。
3
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
三十二岁，张居正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这是一个属于徐阶和高拱的年代，张居正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位置，教皇子裕王读读书、代徐阶给皇帝写写青词。
张居正这一写，就写了十数年。
其时的张居正，慢慢跟徐阶学会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隐藏锋芒。
年轻人始终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
当国家委以重任于你时定当横刀立马、鞠躬尽瘁。
当国家暂时没有用你时，做好自己份内之事，牢骚无益。
多观察，积累正能量。
4
遇事要沉着冷静
张居正直到四十八岁才真正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人生高峰期也就那么几年而已。
他扳倒高拱的手段其实也不算高明，把那故事放到当代这种环境中可以这样讲述：穆宗死了，十多岁的神宗继位。
国家内忧外患，当时的首辅高拱事必躬亲倍感压力，一次与张居正酒后感叹：“国家就靠我们这几个人了，皇帝这么小能做什么啊？”张居正正在“玩手机”，一不小心将这段话录了起来。
第二天，太监冯保也一不小心把这段话转发给了李太后。
若李太后像清代孝庄太后一样有政治智慧倒也不会有什么，偏偏这个实际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女人却一筹莫展、六神无主，正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帮她操作。
于是，隐晦了几十年的张居正动动手指头就把高拱拱回老家去了。
高拱回家后病了，写了一本《病榻遗言》，大概是澄清老夫一生光明磊落，性格耿直，最终被奸人所害云云，已无多大意义。
平心而论，当民族危机来临之时，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敢于挑起重担，他们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只为让国家走向正轨，这些人，不管是 徐阶、高拱、张居正 还是清代的 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 ，我们不能以成败去论英雄，更不要草率地去评判忠或者奸，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民族之脊梁。
高拱是一个能干事的人，把救国当作已任，当时声望也超过张居正，只是性格耿直，皇帝死后他事事当头，急天下之所急，引起太后和太监的猜疑。
很多史学家说，如果当时高拱隐晦一点，先不出面说话，沉住气、不出头，自然有人会在背后帮他说话的。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处于乱世之秋遇大事一定要沉着稳重，慎言笃行，不能慌张。
心态决定命运，态度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思路决定出路。
处于激流之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凡事多个心眼，不能只凭一颗赤子之心，更要多个心眼保护自己及身边的人。
5
面对困难、不畏惧
任何一个改革家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首先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历史学家总结，改革家大多命运多舛，难逃两种命运：
第一种是死于非命，但是他的改革成果保留下来，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商鞅。
第二种是郁然而逝，其改革成果也随之夭折，比如王安石。
在遍地荆棘、举步维艰的环境下，张居正做到了所有人无法做到的，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使明朝多维持了几十年，不过他终究是逃不过中国改革家惯常的悲剧，万历皇帝受利益受损的官僚集团的挑唆，抄了张居正的家。
结果张家因抄家饿死十几个人，张居正长子自尽，次子发配充军。
一代名相死后遭遇反攻倒算，可悲可叹。
聪慧如张居正，或许早在锐意改革时，便知道这是一个必死之局，但以一人兴衰换数年国富民安，张居正做了，救国图强，虽九死而不悔。
6
经常反省调整自己
史上记载张居正当权之时大量敛财，强占私宅。
我常常想，如果把完美与邪恶作为纵横轴的话，那么人性就是位于象限中的双曲线，无限靠近善与恶的纵横轴却永远无法与之相交。
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尽量使人性无限接近完美，然而世界是动态的，这就需要我们动态地进行修身，每天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吾日三省吾身。”
7
辩证的看待历史
历史很有味。
放眼观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事后诸葛，有趣的是，史上被绊倒的人有很多都是熟读史书的，同一根绳在不同时期绊倒过很多人。
我们懂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人民的名义》的高育良书记熟读《万历十五年》，仍然做不好汉东的官。
这就要求我们要辩证地读，动态地读，以史为鉴，把握人生。
以人以史为镜，提升人文素质
欢迎走进今天的大师兄点评《大明王朝1566》
第十八讲——良医医病更医心（二）
上一讲我们看到用人的重要性，若严世蕃用人得力，也不至于现在全是裕王的人。王用汲和海瑞他们可以把小事做到极致，这才是成为伟人的决胜之处，他们始终以义为信仰。
壹
不要过度关注自己不要的东西
他们三人从内阁回去，心里都不痛快，憋着气，所以就开始起冲突，由此也可以看到三个人的格局。首先是严世蕃，转头就说：”把我拉下马，我还以为你们二位赏了紫禁城抬舆，原来也是步行“。高拱也不服：”人生两腿，用来步行，难道小阁老的腿，离开了马，连路都不会走了。“
高肃卿又开始捅痛处了，你要是还等着内阁首辅那把椅子，徐阶都还没有坐上，他还有应该学生赵贞吉，赵贞吉旁边还有张居正。即使明白了严世蕃是在挑拨，高拱也没法有力地回击，只说自己根本不想当首辅。
大师兄著作《这一生，从平凡到卓越》也常常提到，很少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很多中国人自己知道不要什么，所以我们关心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要的。
像高拱这样，如果竞争对手说了两句话你就走了，证明你根本没有那种坚持到底的决心，信念才是最重要的。销售都是胜者为王，留下来的活着的才是王道。坚持是唯一的成功之道，要有越大的成功，一定面临越大的失败。
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高拱走了，严世蕃只好拦住张居正，“张神童，你从小就读了很多书，应该知道孔北海的典故吧？”其实不是在夸赞，而是在讽刺，说他聪明反被聪明误，未必能成大器。
张居正被这么嘲讽，也不急，只反问了回去。“孔融是被曹操杀的，但不知我大明谁又是曹操。”“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能为国捐躯，我坦然接受。”
说到“为国”，严世蕃心里更愤怒。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定位。小阁老打心底是认为自己是为国殚精竭虑，还为嘉靖、他爹背了无数的锅，可是张神童当然没有被绕进去’“小阁老这话说的不在理吧，你推举高翰文，裕王推举海瑞和王用汲，都是为了推行国策，可是高翰文是你推荐的，为什么也反对你的改稻为桑，还有胡宗宪，难道他们也是我们的枪吗？”
张居正对着严世蕃的漏洞，一击即中，严世蕃已经气急败坏了，”搅吧，搅吧，胡宗宪前方打仗没了军需，吃了败仗，把大明朝亡了，你们一起完命就是。“这句“大明朝完了”不知是否触动了张太岳的隐忧，他站了很久。
中国人有一个职场技巧——送礼。朝廷发生剧变，旨意还没有下到地方。此时的淳安，一片平静。海瑞送完义民从军营里回来，还没进家门，就看到了王牢头在他家门口鬼鬼祟祟。原来是来给海瑞送礼的。
海瑞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把他打发走了，而且小说里面提到，海瑞不吃猪肉。海瑞女儿也拿着棍子走出来，海瑞问她干什么，她说把王牢头赶走。由此可以看出送礼是一个讲究活。至少不要给回族人送猪肉。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将如何发展呢？
我们又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知识呢？
让我们带着问题期待大师兄点评历史之《大明王朝1566》。
欧阳一敬（？-1570年），字司直，江西彭泽人，明朝言官，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初为萧山知县，后任给事中，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成功。担任兵科给事中的时候弹劾九人，其中八人罢官。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杨博京察事件发生，欧阳一敬弹劾高拱，高拱罢官。隆庆三年（1570年）十二月，高拱复任首辅消息传出，欧阳一敬辞官回乡，途中忧郁而死。‘
欧阳一敬，字司直，彭泽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 给事中，从七品。欧阳一敬由于其深厚的骂功，被人称作“骂神”，靠一封封奏疏使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二十余人，并侯爵一人、伯爵两人皆罢。弹劾过 英国公张溶（ 张玉后代）。当时御史 胡应嘉在嘉靖皇帝病危时弹劾内阁大学士 高拱，嘉靖病重，奏章落到 高拱手中， 高拱大怒，但胡应嘉虽与高拱结仇，却依旧任官。直到隆庆年间， 杨博主管京察（对官员的考核），一贯威风的 言官却一反常态地被裁。 胡应嘉在结束后大加弹劾杨博不裁山西人（杨博是山西人）。 高拱感到有机可乘，便想把 胡应嘉赶下台。然而这一举动触犯了 言官的利益，纷纷弹劾 高拱，高拱一一化解。
此时骂神欧阳一敬也弹劾 高拱，将高拱比作宋朝大奸臣 蔡京。而且还表示，如果高拱要处罚 胡应嘉，那就先处罚自己。高拱请求 内阁首辅徐阶处罚言官，徐阶不允。 高拱的门生御史齐康站出来弹劾欧阳一敬和 徐阶，但并无效果。 徐阶也暗命六部官员弹劾 高拱，高拱一气之下只得罢官回乡。
于是，欧阳一敬依靠自己的口才驳倒了内阁大学士 高拱，名声愈盛。
然而之后 徐阶退休，3年后，高拱依靠 宦官陈洪和隆庆皇帝的宠信再次回到内阁，并且被授予 吏部尚书的职务。吏部尚书有权调离官员，于是三年前弹劾 高拱的言官大多被革职、调任或者罚俸。欧阳一敬深感压力，于是他主动辞职。然而回乡途中，欧阳一敬郁郁而死。
这位“骂神”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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