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为什么要花二十年时间来和大臣吵架 证明“我爹是我爹？

明朝16个皇帝中，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和明世宗嘉靖两人都是以藩王的身份非正常即位。朱棣以“武”的形式起兵赶走建文帝当了皇帝，而嘉靖则以“兄终弟及”的“文”的形式登上了皇位。

虽然两者继位形式不同，但如何面对前朝留下的旧臣都成了他们当皇帝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对朱棣而言，这个问题相对还好解决，因为他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看不惯的大臣杀了便是。

但嘉靖皇帝不同，他是因为堂兄武宗朱厚照同志贪玩得没有留下子嗣（也有人说他生不出儿子），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在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支持下才当上皇帝的。如果滥杀拥立之臣，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将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这也不能怪嘉靖皇帝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主要是当时内阁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越了内阁成立时“不得专制诸司”，只是一个秘书机构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明武宗朱厚照在宣府游玩狩猎，命令回朝后，群臣要制作旗帜迎接，但杨廷和认为不妥，武宗一再传旨，杨廷和执意不从，这事只好不了了之。这样的事在明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对朱厚照这个老领导，杨廷和尚且不给面子，对于嘉靖皇帝这个由自己亲手扶持上去的十六岁的“儿”皇帝，自然更不放在眼里了。

继位之初，嘉靖非常了解这位内阁首辅的能量，“每如廷和从容赐茶慰论，欲有所更定，廷和率不可顺帝指”，每次会面都好言好语奉座沏茶，像巴结领导一样顺从杨廷和。

十六岁的嘉靖皇帝想当一个真皇帝，不想被人挟持，就得打倒杨廷和。思来想去，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关于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名份问题。

嘉靖皇帝即位以后，杨廷和等人引经据典，提出嘉靖皇帝宜称孝宗（朱厚照的父亲）为“皇考”，称兴献王、兴献王妃为“皇叔父”、“皇叔母”，就是说嘉靖以后你不能叫你爹兴献王叫爹了，要叫他叔叔，你以后的爹是孝宗皇帝。

按古代礼制，“大宗者,尊之统也,不可以绝”，遇大宗无嗣,也无同父兄弟,而需由小宗入继帝位时,小宗必须“入嗣大宗”,过继给大宗,然后才能继承帝统。

明朝时，孝宗-武宗这一宗系是帝统，是大宗，但因为武宗无后，才由嘉靖皇帝即位。为了保证他继位的合法性，他必须由小宗兴献王宗系改入大宗孝宗这一宗系。杨廷和这一提法是合理的，却是嘉靖皇帝所不能接受的。

因为按这种提法，则表明嘉靖皇帝不是自然继承的，是他们按照宗法制度迎立的，杨廷和这些大臣就有了“捧日之功”“定策之勋”，容易产生相权分割皇权、外廷干涉内廷的局面。

从私人感情上来说，嘉靖皇帝也无法接受。他们所持的入嗣主张,剥夺了嘉靖帝尊崇父母的权力,直接侵犯了嘉靖帝的尊严,削弱了他作为皇帝的权威。想想，当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认时，还谈什么独立人格呢？

嘉靖皇帝为了证明“我爹是我爹”，就从南京找来了张璁和桂萼这两个官场失意的人，他们从“孝”出发，提出,“继统”与“继嗣”不同,“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谓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就是说,世宗只需要继武宗皇位,而不需要继孝宗宗嗣,而且还可以加尊父母封号。

从正德十六年（嘉靖继位那年），张璁和杨廷和为首的“保皇派”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大辩论，两派由宗法理论之争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杨廷和因此致仕，大学士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先后罢官，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嘉靖皇帝成功了，他战胜了杨廷和，他终于可以叫“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证明了“他爹是他爹”。此外，他最大的收获是，他找到了一条控制群臣的好办法，那就是通过议礼，来挑选服从他的人作为傀儡，进入内阁替他处理朝政。

张璁，以后的夏言、严嵩、徐阶都是因为议礼而受到他的宠信，步步高升，入阁拜相，内阁大学士完全成了为嘉靖皇帝议礼服务、供应青词、烧炼仙丹的奴仆，内阁由他一手掌握，皇权专制一度达到了高峰。

大礼议更恶劣的影响是开启了明朝士大夫大规模的党争。为了争夺内阁权力，张璁联合杨一清搞掉首辅杨廷和,杨一清为首辅。接着张璁又搞掉杨一清,自为首辅。然后是夏言搞掉张璁,严嵩搞掉夏言,徐阶搞掉严嵩。

延续到隆庆、万历年间，高拱搞掉徐阶,张居正搞掉高拱，张居正一死,也落得个问罪抄家的结局。到万历中期以后党争更盛，官员们各立门户，在朝廷上就是吵架，置国事不顾，以至天怒人怨。说明朝灭亡，始于嘉靖，不无道理。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在十年前播出，本拟在这之后拍摄续集《大明王朝1587——张居正与海瑞》，但这部剧播出没几集就因为收视不佳或是题材太过敏感等原因被下架，雪藏十年，直至今日才重见天日。如此一来，续集自然也不了了之了。故事虽然终了，嘉靖也已经驾崩，但是海瑞还活着，张居正还活着，戚继光还活着。这一章，便写写大明王朝1587，也聊聊这些人的结局。

公元1587年，同1566年一样，又是一个陌生的年份，但是换个说法，就大概是中华历史上最有名的年份之一了，这一年，正是万历十五年。若想了解这一年的具体故事，不妨读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明史专著研究的巅峰之作，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在可读性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被誉为是改变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大作。

万历十五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但却也正是大明王朝承上启下的一年。这一年，戚继光病逝于家乡，而海瑞也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若是以迷信的角度来说，这似乎可以算作是天要亡明之征兆了。但以客观的角度看来，只是两位忠君爱国的英雄人物，走完了各自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罢了。真正能决定大明朝命运的，不是这二人，更不是这二人之死，而是争国本一事带来的诸多影响。

还是先来写写这二人吧。

1戚继光

戚继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救国救民于水火，这也都是贴在戚继光身上的标签，任谁也撕不下来。但戚继光，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和他的老上级胡宗宪一样，戚继光在朝中也有人，这个人，正是张居正。倭乱平定，严嵩倒台，胡宗宪难逃一死，而戚继光，却被派去北边，成为蓟辽总兵，守卫北境，毕竟倒的是严嵩，而不是自己的后台，戚继光升官理所当然。然而，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万历十一年，张居正便遭到清算，此时的戚继光面临的，正是当年他的上司胡宗宪面临的处境，最终也只能辞官归乡，郁郁而终。 相比自尽而死的胡宗宪，戚继光算是得了个善终，然而一代名将，民族英雄，不能战死沙场，却只能在病痛中含恨而死，难道不遗憾吗？

2海瑞

至于海瑞，这世上大概没有他怕的人了。身为淳安知县，就办了当时东南第一人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当了个六品京官，便敢上书骂皇帝。海瑞的名字，其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使得没人敢在明面上与他作对，只能敬而远之，毕竟在常人的眼中，君子的对立面不可能还是君子，只会是小人。嘉靖皇帝死后，海瑞出狱，重新为官，徐阶看重海瑞，提拔海瑞做了应天巡抚，辖区大致是江苏和安徽的部分地区。这应该算是海瑞所担任的职务中，权力最大的实职了。以海瑞举人身份，能当上县令，已经是祖坟生烟，但是此时居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只能感叹人生际遇之奇妙。然此时海瑞声明远波，当此大任却也没什么不妥，而骤获升迁的海瑞，为人处世依旧不改从前。海瑞断案，弱势方永远有天然的优势，无论是良民与恶霸，还是刁民与清白地主，最终获胜一方，大抵是民这一方，言其劫富济贫，都不为过。另外，海瑞不近人情，于提拔他的徐阶，海瑞也不念旧情，徐阶的子孙在其松江老家兼并百姓土地，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海瑞处理此事，非要徐阶家族退回全部土地，寸步不让。徐阶本是王学门徒，从一个怀揣梦想的愣头青一步步蜕变成顶尖的政治家，隐忍多年，连严嵩都办了，最终却因为海瑞，搞得晚节不保，也是戏谑。然而万历十一年，年及八十的徐阶病死，万历为其赐谥文贞，谥号以文字开头，便是中国古代文官所能获得的最高谥号。众人心中自有一把尺子，虽然徐阶晚节不保，然其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依然不可磨灭。

和徐阶起了冲突之后，海瑞被罢官。直至万历十三年，才重新领了南京右佥都御史的闲职，之后历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监察部长），成为了部级官员。明朝采取两京制，所以无论是官职还是首都，都分南北，但皇帝在北京，所以南京的大部分职务，都是虚职，此刻的海瑞，虽是部级官员，却没有任何实权。 从德行的角度而言，海瑞之忠君爱民，严于律己，均无人能出其右；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海瑞之才，足以治一县之地，治好平民百姓，惩处土豪恶霸，但给他更大的舞台，怎么平衡各方利益，怎么权衡上下，似他这般刚直之人，却是办不到的。海瑞骂过嘉靖后，声名鹊起，自然不能再留在县令这样的小位置上，但真让他做封疆大吏，未必是物尽其用，所以用海瑞，只能用其名，而不能用其实，这也是海瑞晚年只担任虚职的原因。 似海瑞这般，以不恰当之比喻言之，他更像是个偶像派，是一部剧的流量保证，却不是一部作品真正成为这样一部作品的关键。于大明王朝而言，海瑞则更像是王朝的脸面，民族的良心，而真正的脊梁，却是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

3．张居正

在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虽然已经是朝廷的要员，但还到不了权力的中心。而自公元1572年，隆庆去世，万历继位，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首辅。是年，万历皇帝才10岁，没有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联合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冯保，名为内阁首辅，实际上行的就是皇帝之事。

拥有这样的权力，自是要大干一场的，张居正也没辜负大家的期待，大刀阔斧的改革。张居正所做的改革举措中，最著名的有两件，一是一条鞭法，二是考成法，前者是为改革税收，富国富民，后者是为整顿吏治，清理官场。其实内容很简单，一条鞭法，就是将原本各异的税收方法，改为统一折算成银两缴纳。桑农产桑，稻农产稻，历朝历代，便是产啥交啥，这便使得税收的缴纳特别麻烦且说不清楚。按照十五税一的制度，你产了十五桶稻米，便交一桶，但是这桶多大，多满，谁说的清楚，于是这便给了官员贪污的空间。且乱七八糟一堆东西，运输成问题，存放成问题，使用也是个问题，说不定辛辛苦苦从江浙运到京城的粮食，放了几十年，也没有人吃。所以，将此改成银两，按照一定制度写成明文，便一劳永逸的省去许多麻烦。这一税收制度的改革，看似简单，若实行得当，却是极具成效的。至于考成法，大抵就是一套现代的考勤制度。考成法的完善，于整个官场行政的效率，以及冗官问题的解决等等，效果不言而喻。

张居正改革对大明王朝而言，无异于给一个垂垂老者续了一把命。自法令而言，张居正变的法说不上比王安石高明，然而，变法之事，最最关键的，便是施行。此时的张居正，俨然不止是宰相的地位，更像是个摄政王，整个朝野，没人能够反对他，而王安石，虽然有个对其深信不疑的宋神宗，然而其反对势力，依然强大，且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是个不太近人情之人，不近人情则不懂人情，不知人心，明明身处险境，却仍然一意孤行，刚愎自用，所以王安石之变法，困难重重。

而张居正不同，他同流合污，该贪的，他一分不少，不该贪的，他也不做过分。他懂贪官的心理，了解贪官的想法，所以他的变法，便无人能挡。然而无人能挡是在生前。张居正之变法，毕竟得罪之人太多，加之其个人作风确实存在问题，三十二抬大轿更是大违礼制。这便给了所有他的仇人污蔑他的理由，也给了被他管制多年的万历皇帝恨他的理由，所以，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家破人亡。 毕竟历朝历代，行变法之事者，无论成功与否，都难有个好下场，然而每当王朝危局积重难返之时，眼看着大厦将倾，历朝历代，仍然有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无论如何，张居正，也算是这些人当中的佼佼者了。

三、尾声——聊聊明清之争

大明王朝在张居正的努力下，又坚持了数十年，然而覆灭的种子已经在辽东种下。无论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还是后面的孙承宗，袁崇焕等人，都无力阻挡历史长河的滚滚浪潮。大明王朝276年，有很多人物，也有很多故事，细细品来，感悟良多，感慨亦多。

我常见各种历史文章下面的评论中，明粉与清粉吵架，明粉喷清粉清朝不思进取，将华夏泱泱大国，搞成一副割地赔款，人人喊打的局面。这责任，清朝的统治者自然是首当其冲，这一点，是绝对洗脱不掉的。但毕竟清朝以外族身份，治理这庞大的国家，即要做到以汉治汉，又要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性，以免时间一长，也像之前的少数民族一样，被华夏同化，在这诸般压力之下，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即便于雍正之际，立国已久，依然还需要发行《大义觉迷录》以阐述其政权的合法性。自顾尚且不暇，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清朝的统治者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世界，似乎有点强人所难了。

另外，明朝便是第二责任人，清袭明制，清朝的大部分制度，都是从明朝那里承继过来的。钱穆先生说朱元璋创立明制的时候，就是把明朝设计成了一个大农村，目的，是让百姓安居，也让他老朱家的皇位坐的更加安生。可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向上的制度。清朝承袭，汉人自己尚且仅能做到这般，又怎么能指望一个少数民族对其有多大的改进或者发展呢？

最后，中国近代的局面，往上的历朝历代都有责任。最近在读《中国哲学史》，中华思想之变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及至晚清，中国思想保守，理学之负面对思想的禁锢，对行为的约束，不是清朝一朝的责任，也不是朱熹一人之过，而是中国历史发展之潮流，政治发展之潮流，思想发展之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亦如《走向共和》之中所表达的，中华从数千年之帝制中挣脱出来，最终走向共和制度，乃至现在的社会，亦是几代人呕心沥血，前赴后继的结果。

俱往矣，死争已经过去的历史是谁之过失，大可不必。未来漫漫，中华也已经步入正途。多的是该做的需做的有意义之事。历史于我们之意义，当是总结过去之故事，走一条未来之路，而不是落在过去的得失之争论中，无法自拔。

高拱回来了，不过高拱的能力虽强，性格的问题却一直让隆庆皇帝伤透了脑筋。高拱缺乏容人之量，对于当年打击过他的人，他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担任内阁大臣后，往往会寻机报复，这使的各级官员和高拱产生的矛盾不断，甚至连内阁大臣都与他产生激烈冲突，这些事情没让隆庆少烦心。

　　

　　 当年打倒高拱的大臣们，辞职的辞职，退休的退休，病死的病死。高拱也实在无法怎么样做文章，但是该做的他还是会不遗余力的做的。当年弹劾徐阶的言官张齐被罢了官。在高拱的努力下，张齐被平反，官复原职。这虽然不伤到徐阶什么，但是在道义上对徐阶影响很大。张齐的平反意味着当年他弹劾徐阶的内容是对的，变相的是一种对徐阶的批评。

　　

　　 而徐阶自己的后院也起火了，他的三个儿子横行乡里，屡有不法之事，当地的官员没有给这位阁老面子，将其三个儿子全部逮捕。高拱听说后心花怒放，将他们全部治以充军之罪，这对晚年的徐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内阁又出新的变故，内阁大臣陈以勤执意要退休，向皇帝连上四道乞休的奏疏，隆庆无奈，只好批准了他这位心腹大臣辞职的请求。此时内阁中早已经有了新的内阁大臣礼部尚书赵贞吉，内阁也不缺人，所以就这样继续运转。

　　

　　 内阁首辅李春芳为人性格宽厚温和，没有什么权利欲，基本上不会和人产生什么矛盾，而张居正为人老成持重，基本上也谁都不得罪。所以内阁中的矛盾主要变成了高拱和赵贞吉的矛盾。赵贞吉管都察院，是言官领袖。而高拱又很讨厌言官，两个人在此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

　　　　 高拱向皇帝建议，要整肃言官。隆庆对这个建议深以为然。我们这位皇帝最头疼的是这些言官不做些有建设性的事情，每天要他来裁决那些无聊的吵架，他虽然懒，但是正经事还是会去做的，可是那些无聊的党派之争，言官的互相倾轧让他觉得把时间耗费在这个上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无聊，还不如去找后宫的妃子睡觉。比如他对自己的内阁部院一直都有很好的安排，这些人都是他信任的有能力的臣子，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做很多事情而不需要由自己这个皇帝来烦心。但是这群言官们非要把这个他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架构给打乱，还每天找些无聊的事情烦他。比如夏天这么热，皇帝看奏章看的无聊了，想搞个活动大家吹吹风多好，可是言官不答应啊，要皇帝在闲暇时间去听大臣们讲经说道，这种事情在隆庆看来，还不如自己躲在宫里批奏章算了。比如他的后宫嫔妃多了点，和她们一起睡觉的时间长了点，有大臣就要上疏劝谏，名为劝谏，言辞却直接的很。隆庆对此无奈和不解的一塌糊涂，他心想，我做个皇帝把自己该干的事情干了也就行了，可是不会连我的性生活也要你们干涉吧？宫里的事情都这样，至于出宫游玩的什么什么，你想的别想。什么下江南，什么游塞北，什么与民同乐，什么围猎打兔子等等等等事情，在明朝中后期皇帝那里，除了叛逆的正德之外，简直是天方夜谈。

　　

　　 所谓整肃言官的计划开始，赵贞吉非常反对，但是这次皇帝和内阁大臣联手，对象也正好是言官，所以高拱的行动得以迅速进行。两个内阁大学士为此问题每天都在内阁的里面拍桌子对骂，吵的不亦乐乎。

　　

　　 高拱干脆直接找人弹劾赵贞吉，赵贞吉依照惯例当然是上疏自辩，反弹劾高拱，并请求辞职。高拱同样上疏自辩，也不甘示弱的请求辞职。隆庆又看到了吵架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心情，而且这些家伙动辄以辞职来相威胁。但是他的大局观是不会改变的，他要用的人是高拱，其他的人他很希望能辅助高拱，但是如果他们之间产生不和了，那一定是高拱留任，他们走人。他不能让内阁乱，所以赵贞吉仅仅在一道乞休疏之后就被允准辞职了。

　　

　　 内阁大臣就这样频繁的换来换去，赵贞吉走了，下一个进内阁的很自然就是朝野一致认为必然的殷士儋。殷士儋和高拱一样同为当年裕王府的旧臣，但是他们俩的关系却不好的很。殷士儋是山东人，性格梗直，很看不惯高拱的那一套的作风，而且他看不管的时候会经常表现出来，所以为气量比较小的高拱所嫉恨。一开始在内阁的人选上，高拱提名的人是他的亲信张四维，但是隆庆皇帝依然选择了殷士儋，这也导致高拱和殷士儋的关系更加恶化。

　　

　　 殷士儋才进内阁，就有言官弹劾他，说他结交宦官，隆庆皇帝不予理睬，可能他估计是高拱搞的鬼，反正我们这位皇帝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息事宁人，只要不让他看见争斗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李春芳在连上了五道乞休奏疏后终于被隆庆皇帝允准退休，隆庆虽然知道李春芳没有高拱那样有才能，但是他很欣赏这种从来不让他烦心的大臣，所以对他挽留充分，褒奖极高。他走了之后，高拱终于成为了内阁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