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镕裁写作指导

原文：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 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镕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肬，实侈于形。二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 译文： 根据情节来谋篇布局，文采就在其中了。按照气质的刚柔来创立的根本要求，适应时代的演变来求变通。建立根本的要求在于选择体制，命意有的偏枯，有的多余；适应时代没有定规，文辞有的苦烦，有的嫌杂。关键所在，在于做好熔意裁辞的工作；要纠正情理上的缺点，改正文辞上的毛病。根据刚柔的根本要求原则体裁内容合乎规范的叫熔意。删去浮词剩句的叫裁辞。经过裁辞，文辞不再拖沓冗长，经过熔意，全篇的纲领明白晓畅，好比在木材上用墨线来量曲直，又用斧子来削砍一样。再如脚的大指与二指不分或手有枝指，是天生多余的，身上长了个肉瘤，是形体上的多余。一篇中，一个意思前后重复，是意思上的多余；同一句话说了2次，是文辞上的多余。 原文：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 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译文： 在开始构思的时候，苦于头绪繁多，辞采杂乱，内心不像天平一样可以准确测量，势必有或轻或重的毛病。因此要写好文章，先定出三个准则：第一，根据情理来决定体制。第二，根据内容来决定事例。第三，根据文辞来突显要义。然后开花结果，去芜存精，调节文采，像好的树木，墨线以外的已经砍削，所以能够从开头到结尾圆满切合，有条理有系统。要是不先确定这些准则，想些什么就写什么，杂乱的念头纷纷涌现，那么多余的话一定很多。 所以这三个准则既然已经确定了，其次就要斟酌字句。句子有可删的，可见文辞粗疏，文字不能删减，才知道文辞的严密。议论精当，语言扼要，是极简练的风格，思想奔放，字句铺张，是极繁富的风格。繁富或简练，适应不同的个性和爱好。把话加以引申，那么两句可以扩充成一章，把话加以简化，那么一章可以简化为两句。文思丰富的善于扩充，才思简练的善于简化。善于简化的减少了文字，没有减少意思，善于扩充的增加了文辞，用意更加明显。要是简化了而意思残缺不全，那是短缩而不是核要；要是扩充了语言而重复冗杂，那是芜杂而不是丰富。 原文： 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俊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 二子者，可谓练镕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镕裁，何以行之乎？ 译文：从前谢艾和王济，是西河地方的文人。张俊认为谢艾的文章繁复而不可删节，王济的文章简练而不可增加，像他们两位，可以说精通熔意裁辞的方法，懂得怎么样该繁该简的道理了。至于陆机，文采优秀文辞写得更繁富；陆云文思较差，一向爱好俭省。陆云说到陆机的文章，屡次嫌他文辞繁多，却又说他有清新的文字前后衔接，所以虽然繁多但也不算毛病，这大概是看中兄弟情分吧。象用美丽的锦绣来织制衣服，长短有一定的尺寸，纵使喜爱它的文采 也不能把领子和袖子加长一倍，工巧的文辞尚且难于写得繁复，何况拙劣的呢？可是陆机的《文赋》认为杂乱丛生的短书可以不用修剪，平庸的音调可以凑成曲调，以他的实力，并非看不到这些缺点，只是在感情上难于删除繁芜罢了。要知道上百的骨节构成人体，必须依靠血脉流通，各种各样的念头构成文章，离不开文辞和思想感情。倘使情思周密而不繁杂，文辞变化却不浮滥，不是熔意裁辞，怎么能做到呢？ 原文： 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 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译文： ~~~略 打了我一上午，累死了~~~

公文的炼意与炼辞

——读《文心雕龙·熔裁》札记

公文的写作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包含了个人（秘书）抽象思维活动与具体操作的全过程。它既不完全同于古人说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那种富有高度想象的精神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抄抄写写的书吏性的工作，而是从立意到用辞遣句都有一定规范的行为。或者说是作者在写作时关于思想的提炼，文字剪裁的行为。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他只是就一般写作而言，但对公文写作也是适用的。

一

写文章的人，大都有这样的体会：“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总不免心里所想的、所要写的（公文还包括那些具体的事例），通通都涌上心头。“辞采苦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思绪初发”之时，更多的是全盘的思考。思考什么呢？这就是刘勰所担心的“意或偏长”，“辞或繁杂”，或者说“一意两出”，“同辞重出”。写文章当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意与辞无疑最重要，也是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的。《熔裁》中举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骈句与附句均出自庄子《骈拇篇》，指的是脚的大拇指与二指相连，合成一指，手的大拇指旁另生一指，即常讲的六指。赘是多余的肉，疣即小瘤。以上均属一个人身上多余的东西。“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足以证明文章中的重意与重辞没有存在的必要，非加以熔裁不可。熔，镕的俗字，即通过火熔金。用在写作方面，是比喻思想的提炼，意的提炼。裁即剪裁，包含了篇章结构的规划，字、词、语、句的处置，即通常所说的炼辞。一篇公文，无论是总结还是请示，从开始到最后完成。实际上也就是对撰写人完美的立意充分进行熔裁，最终得到的结果。刘勰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就是要使文章的中心内容得体，而不必要的辞句删削得干干净净。通过熔裁，达到“荒不生”，“纲领昭畅”。

二

究竟怎样来进行熔裁呢？怎样达到炼意与炼辞的效果呢？《文心雕龙》提出的办法是分两个步骤，首先是“熔”，然后再“裁”，而在熔之前还必须经过三道程序，这就是刘勰在创作理论方面极具特色的“三准”法。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为使次序明确，这段文字借用了《左传》“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为终”句来标明一、二、三。

情，通常指作家的思想感情，情性或者性情，“设情以位体”中的“情”，其范围大体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其重要性，刘勰用“情者文之经”来加以肯定。“设”者，筹划、布置，而“位”则有安排的意思。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思绪总是比较复杂的，所谓“神思方远，万途竟萌”，“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心非权衡，势必轻重”。人的思绪活跃，但对作品内容的取舍，先后的安排，辞句的运用不可能象秤一样的准确，因此，有必要很好的予以考虑。

关于体，刘勰有时用来说明文章的风格，有时是指文章的体裁。他在《体性》中说的“数穷八体”，”八体屡迁”，包括典雅、精约、显附等均属风格范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附会》）中的“体”则是指作品的体裁、体制。不过，他并没有把两者看作是互不联系的概念。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的论点，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符檄书移，则楷示于明断”，把风格与体裁相提并论。公文的撰写，体裁与风格，前者似乎更重要，所以需要“设情以位体”。一开始对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内容进行处理，考虑行文方向，上行、下行、平行，并且根据这一方向选用与之相一致的文种。行文方向准确，才能避免文种不符。请示与指示，报告与请示，通告与通知，受文对象均有明确的区别。思想内容的处理，文种的斟酌．就一篇公文来讲，的确需要刻意熔炼。宋人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明朝的陈洪谟也说：“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这些都是作者经验之谈。在设情、位体的基础上，刘勰用其他二准加以补充，使之更具体，也更具操作性。

三准的第二步是“酌事取类”。刘勰讲的“事”，有多方面的内涵，包括典故、事例、素材以及一些古语。“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是用自己的语言构思为文的同时，借用典故、事实来解释难懂的意义，援引古语来印证充实文中的论点。如果说在一般文体的作品中，事类十分重要，那么在公文中尤其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强调以情动人，为了表现“情”，可以调动各种写作手法深入地刻划，而公文是因事而作，是为了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发布法令、法规，请示与答复问题，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离不开事实与材料，而且还必须按制文单位的意图与要求及受文的对象，来选用事实与材料。并保证其准确性。《文心雕龙》说：“事义为骨髓”，“理得事而明”，都是反复强调、说明这一道理。

写作中怎样来用“事”呢？有两点是很关键的。第一，准确地选择“事类”。撰写公文时，可能有大量的事例、材料、数据都摆在桌上，这并不等于全部能溶入文中，秘书必须按照公文的意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地挑选，决不能信手拈来。要如刘勰所说的“取事贵约”，最终达到“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的效果。

第二，“事类”的准确性。由于公文是代机关、单位立言，关系大局，必须经得起客观的检验。“事”是基础与依据，不仅容不得虚构，任何夸张与掩饰都是忌讳的，不能“文不逮意”，而一定要“意能称物”。对于这一点，刘勰很重视，在《文心雕龙》各篇中反复地提到。《铭箴》说：“其取事也，必核以辨”，《议对》说：“事以明核为美”，《宗经》中提到经典作品在基本方面的六个特点，第三点就是事例真实而不虚妄，所谓“事信而不诞”。公文中引用的事例、数据、名言必须一一加以认真地核实，以保证其真实性。古代关于用“事”不当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出现在一些大文人的笔下。曹植《报孔璋书》中“昔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引用了这一典故，“奏肉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实际上听葛天之歌，唱与和才三人。苏东坡的《二疏赞》说：“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据校核，二疏去位时，三人俱健在。宋人洪迈就此委婉地批评了这位大诗人，“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方二疏去时，三人固无恙，是尚足传信乎？”

准确地选择“事”与“事”的准确性是相辅相成的，在公文写作中缺一不可。

“撮辞以举要”是三准的第三步。“撮”有摄取、聚集之义，补以“举要”，其范围不仅指文辞的琢磨还包括扼要辞汇的运用。文辞是文章的基础，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面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一篇出色的文章，离不开清越，超卓的文辞。在公文写作中，这方面尤为重要，由于篇幅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象小说与其他议论文章可以任情描写与发挥，文辞的选用，既需精练，又要精确。在《文心雕龙》专门讨论应用文写作的《书记》篇中，“随事立体，资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这段话极好地说明了“撮辞”“举要”的作用。

从“三准”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刘勰对写作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有相当认识的，三者的发展步骤也是井然有序的，主体思想的确立，素材的安排，文辞的挑选，互为联系，不可缺一。这种积极的思维活动正是熔的中心、炼意的中心。

“三准”的工作全部告妥以后，随即开始正式的写作，所以，刘勰紧接着说：“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这句话中“然后”两字很重要，清楚表明了美丽的形式与真实内容的配合，思想感情本来面貌的表现只有在“三准”已定的前提下才能展开活动。没有“三准”就没有文章的出现，没有充分的炼意，也就写不出好文章。

三

文章写成以后，严肃的作者无一例外地要对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讨，在“三准”的基础上，仔细推敲，斟酌删改。这就是实行刘勰所提出的裁法，或者说是炼辞。虽然有的人写文章，可以一挥而就，但是未必都是浑然天成，妙手佳作，即使是李白、王勃那样的天才，他们的诗文，同样有疏漏之处。在这方面，公文的具体要求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它不但要准确、明确、生动、鲜明，还必须简洁、精炼，因此，炼辞这一环节，可以说是秘书人员的基本功。那么，怎样来对文章施行裁法呢？裁的标准是什么？刘勰在《熔裁》篇中说：“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此处疏与密是对称的，疏是松懈、疏漏；密是严密、缜密。公文是要受社会严格检验的。诠释政策，调整关系，上报情况，下达指示，一字之差，关系大局。民间有句俗语，“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极为形象地说明了公文的用词遣句必须是慎之又慎，裁法的运用也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刘勰裁法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削”、“减”两字上那是不全面的。《熔裁》中特别提到了与此有关的繁与略的问题。“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这里讲的繁与略，不仅仅是指字数的多少，文句的长短，从他对西河文人谢艾、王济的评论来看，已经把它提升到文章风格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并且认为与作者的个性、才能和气质有关。风格不是单纯天生的，先天的因素与后天的影响，都能促使作者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能够苦学而成。所以《体性》中说：“八体屡近，功以学成”，八体是指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即刘氏所总括的八种创作风格。经过他这一联系、点化，平日里枯燥而劳神费力的文学剪裁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里要注意的是，刘勰所讲的文章的繁与略与文章的长与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他说过“义典则弘，文约则美”，并不是说文章越短越好，或者越长越臭，而是由作者个人的才性而形成的风格。文章的繁略是有客观标准的，“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彩，不倍领袖”，不能因为欣赏它美丽的色彩，加大衣领与衣袖。如果文辞是“繁而不可删”、“略而不可益”，那就是“练熔裁而晓繁略”了。按照他的想法，写文章要达到“字去而意留”，“辞殊而意显”，可以“一章删成二句”。也可以“两句敷为一章”。

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公文中正反两类例证不少。明朝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朱元璋的奏折，长近2万字，读到l万6千5百字，还不知所云。而汉高祖刘邦的《入关告谕》，不过一百几十字，面对当时双雄争霸，胜负不测，社会混乱，百姓观望的局面，极好地发挥了稳定形势，安定民心的效果，为西汉王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公文中象茹太素那样的上行文已经少见，这是公文写作的一种进步，同时，也要归功于社会对公文的重视与期望，归功于国家不断地提倡改革文风。为了把公文写好，《熔裁》的理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般地说，无论文章或公文都应先具有三性，即毛泽东所讲的“准确、鲜明、生动”。准确属于概念的判断与推理，名言和材料的引证与核实，基本上是练意。鲜明、生动关系到文章的字、词、章、句，当然也关系到文章的繁与略、长与短，是需要裁法来解决的问题。

写好一篇公文，达到如刘勰所说的“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的标准，文字的剪裁是关键，除了通晓公文写作的要领，熟习公文写作的规律外，临笔前与成文后至少有以下几点应特别注意：1、不用疑难怪字。公文有特定对象，决定、决议，布告、通知，直接面向群众，一定要让大家看得懂，看得顺，文中夹入一二个疑难字，势必影响阅读与理解，最终影响其发布的效果。梁朝文人沈约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刘勰在《练字》篇讲得更为精辟，“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某些时髦字，未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也不宜进入公文。2、少用装饰辞。鲁迅在《作文秘密》一文中说写文章要“有真意，去装饰，少造作，勿卖弄”，公文应该是实话实说，一是一，二是二，过多的形容词与装饰语，未必能增加文采，反而不利于对事理的说明，甚至冲淡原意，降低其应有的透明度，失去公文的权威性。这也是关系到文风的一个问题。为文应该力求质朴，避免靡丽艳、雕绘词藻。两千年前教育家孔子就提倡写文章“辞达而已矣”，宋人司马光对此解释说：“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辞宏制也”。文章不难于华而难于质，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3、慎用长句。文章是由句子组成的，包括长句与短句，但是，不同的文体在句式选择上是有区别的。科学论文为了论证、剖析，往往较多使用复句、多重包孕的长句，公文要求明快、易读、易懂、易记，短句更能发挥作用。慎用长句，并非一律排斥，而是要如明人王世贞说的：“长短节奏，各极其致”。

对于练辞的重要性，古今的文人都是极为注意的，也有不少精要的论述。《纬文琐语》说：“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子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龃龉处”，怎样从文中把“冗”字删掉呢？鲁迅先生说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答北斗杂志社问》）前人的这些经验之谈，可以说是深得刘氏裁法要诀的。

《熔裁》是《文心雕龙》50篇中的l篇，是刘勰文字理论的一个部分。讨论熔裁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还要看到他有关写作的一系列论述，在不同的篇章中，刘勰分别阐述了文章的立意、布局、修辞、章句、练字、论证、说理等问题，并且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对作者的品德修养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他认为写文章不能只讲华丽的外表而不顾实际的内心，因此，要注意加强思想锻炼，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写作的素质。具体到写文章，他认为必须多读、多看、多写、多积累知识与生活，“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意思就是通过平时学习，掌握知识，存贮材料，观察事物，了解事物的情态，以此来培养运用语言的技巧。概括起来就是要处理好才与学的关系。对于才与学，尽管刘勰经常提到才是一种天资，但他更加强调学的重要。他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反复地说明学的重要性。炼辞与炼意是写作的基本手段之一。写一般文章与写公文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单靠一点小聪明，或者象赌博那样碰运气，必须刻苦学习，熟悉写作方法，才能写得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好文章。

大门朝东的门头四字吉祥语如下：

云岚福气

舒华布实

日月澄晖

华堂聚和

时和景泰

竹苞松茂

万事如意

福寿即来

五谷丰登

四季呈祥

向阳门第

纳福迎祥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欣欣向荣

时和岁好

年年大发

岁岁有余

万象皆春

四季平安

吉祥语是具有吉祥意义用于向他人或自己表示祝福的词语，具有祝福性、超前性、时代性、民族性。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具有动力功能、安慰功能，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塑造人物形象和反映时代特色等。

吉祥语的形式有语素或词、短语、句子等。句子形式的吉利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愿辞（祝词），愿辞是指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的句子形式的吉利话。常用的吉祥语素或吉祥词有“福”、“禄”、“寿”、“喜”、“财”、“吉”等。例如“福”字，人们在过大年的时候会在庭院里单独张贴一张大大的“福”字，并且还把这“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了”。

这些单独的吉祥语素一般是在特殊场合下单独张贴使用，口头上很少单独说，在口头表达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将他们与其它语言成分组成吉祥词语，如带“喜”字的可以组成“喜酒”、“喜筵”、“有喜”、“抬头见喜”、“双喜临门”等。

刘勰的文学思想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观念。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应当注意到，刘勰所说的“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四、联系刘勰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这些批评有些是正确的（如对后者），有些仍有些守旧倾向（如对前者）。但不管怎么说，以返归经典作为文学发展的出路，总是弊大于利。 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其意一在赋予文学以哲学本质上的说明，同时也由此赋予文学以崇高的意义，这一种理论上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种规范的、雅正的，同时又富于美感的文学准则，在这里，作者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也反映出矛盾的心态。

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1 文章修辞方面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2语汇修辞方面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3篇章修辞方面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是“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评析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 ——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 “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