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轶事 韩愈

张中丞轶事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此文写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这年韩愈正四十岁，已召回京师任国于博士。此时距安史之乱已有四十多年了，唐朝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初见成效。韩愈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张中丞传后叙》即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丞：即张巡(709—757)，南阳(今河南邓县)人，开元时进士及第，天宝中任清河(今河北巨鹿)县令、真源(在今河南鹿邑东)县令，安禄山叛乱，他率兵进入雍丘(今河南杞县)、抗拒叛将令狐潮的围攻，后因上级虢王抑兵，他退出雍丘，正好雎阳(治所宋城在今河南商丘南边)太守许远告急，张巡带了三千人，马进少、睢阳郡城和许远协同防御，多次打退敌将尹子奇的进攻，最后因粮尽援绝，在至德二载(757)十月城陷牺牲。在这以前玄宗嘉奖他英勇抗敌，曾授他为从五品上阶的礼部主客郎中兼正五品上阶的御史中丞，因此可尊称之为张中丞。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元和”，唐宪宗年号。元和二年，即公元807年。“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市。“张籍”，原籍吴郡，字文昌，唐宪宗元和时著名诗人，韩愈之友。“得李翰所为《张巡传》”，“李翰”，字子羽，张巡友人，曾亲见睢阳战事。“翰以文章自名”，“自名”，自负、自许。“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许远”，杭州盐官（今海宁）人，安碌山反叛时，任睢阳太守，与张巡固守不降，“城陷被执，后遇害。”“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雷万春”，为张巡部将，后与张巡同时遇害，有人认为这里的雷万春就是南霁云。这几句意为，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和吴郡张籍一起翻阅家中旧书，找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因为文章好而自负，写这篇传记详细周密，但我看后还感到有遗憾之处，没有为许远立传，又不记载雷万春的事迹始末。

以上为文章的第一部分，因《张巡传》尚有遗憾之处，“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以此笼罩全文，提起以下诸段。

第二部分（2、3、4自然段）照应“不为许远立传”，三个自然段，各驳一种谬论。

第2段，“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若”，似乎、好像。“纳”，接纳。“授”，授予、给予“柄”，权柄，权力。这里指抗敌指挥权。“无所”，没有什么。“竟”，最终、最后。这几句意为，许远才能虽然比不上张巡，但他主动打开城门，接纳张巡，职位本在张巡之上，却把指挥大权交给张巡，情愿退居下位，没有什么疑虑猜忌，最终与张巡共同坚守睢阳，壮烈殉难，成就了功业和名声。“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肃宗至德二载（757）十月，雎阳城陷，张巡、许远等被虏，尹子奇杀张巡等36人，解送许远去洛阳报功，至偃师，许远不屈被害。巡、远遇难同在一月。是说，城遭攻陷以后被俘获，与张巡相比，只是就义时间先后不同罢了。“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材智下”，才能智力低下，不明事理。“通知”，通晓。“辞服”，请降。“辞”，这里指口供。安史之乱平定后，张巡儿子去疾曾上书皇帝指责许远不忠于张巡，并怀疑许远曾对叛军屈服，其实是轻信遥传。当时诏尚书省，使张去疾与许远之子许岘及百官议，这两句即此事。这是说，两家儿子才能智慧不高，不能通晓明白他们父亲的志向，认为张巡被杀而许远成了俘虏，怀疑他是怕死向叛贼说了屈服的话。“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食其所爱之肉”，雎阳被围，城中粮尽，张巡杀自己的爱妾，许远杀其奴仆，以其肉充军粮。这是说，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为什么艰苦守卫这小块土地，杀死他心爱的人让饿极的部下吃，以抗击敌人而不投降呢？“当其固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贼语以国亡主灭。”“蚍蜉”蚁之一种，喻微小。“国亡主灭”，当时唐玄宗逃往蜀中，存亡不知，故云。这是说，当他在围城中坚守时，外无援军，所要尽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罢了。叛贼告诉他：国家已经灭亡，国君已经不在了。“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外无待”句，从至德二载正月到九月，睢阳被围，朝廷官员未尝一出救援。当时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屯兵临淮（今安徽境内），观望不救。“待”，等待。“犹”，还、仍旧。“且”，将要。“数日”，计算日子。这是说，许远看救援的军队不到而且笨重人却越来越多，一定拿他们的话当真的。外面竟无援兵可等待而还在拼死守城，人吃人将要吃光，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算出自己死亡的日期。“远之不畏死以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耶？”这是说，许远不怕死也就十分明显了。哪里有城被攻破，他的部下全部牺牲，唯能自己蒙受耻辱求得活命的事呢？即便是世上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像许远这样的贤明的人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这第二段是驳“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这是关键，为许远能洗清“辞服于贼”的冤枉，其余种种诬蔑就好办了。为此，作者一一摆出紧要关头许远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开门纳巡……授之以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许远的忠直磊落，不言自明。

二、“城陷虏，与巡死先后异耳”。说明许远和张巡一样，是为抗敌救国而壮烈牺牲的。

三、“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愚蠢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这怎么能说许远是怕死呢？铁的事实给才智低下的“两家子弟”掌嘴。铁的事实把他们的诬陷打的粉碎！

第3段，“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自远所分始”，当时远、巡在雎阳分城而守，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叛军从许远的守区攻入城，故议者有此说。“诟”，毁谤。这是说，议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守雎阳城的西南和东北，城被攻破，是从许远防守的区域打开的，据此责备许远，这跟儿童的见解没有什么两样。“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引”，拉。“绝”，断。此句意为，把绳拉断，总有断头的地方。“尤”，过失。“尤之”（指受病之脏腑和绳的绝处），为尤，意即归咎于它。这是说，人将要死时，他的内脏必定有先遭到疾病侵害的地方；拉断一条绳子，断开必定有个部位；有人看到情况是这样，从而责备这个部位，这也是不明道理的啊！“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不乐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卓卓”，特异，杰出。这是说，这些小人好议论，不成人之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像张巡、许远他们所成就的事业，是如此卓绝不凡，还不能免于遭到非议，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第三段所驳不过是貌似事实，实际不过是迷人眼目的“儿童之见”，不值一驳，却又非戮穿不可。作者侧面迂回战斗，举出日常生活中极普通的事例，“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这是一个正常人都能理解的，作者不再多说，读者的头脑中，自然就会完成一个类比推理的过程，认识到：分城而守，城之陷，必有所始。同样，读者的头脑中也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守一城，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而且是“外无蚍蜉蚁子之援”，城陷是必然的结果，许远有什么责任？戳穿了谬论的欺骗性，也就露出了论敌的卑劣丑恶的面目：“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这也是一种事实。指出这样的事实给予论敌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第4段，“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逆遁”，事先逃走。“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是说，当张、许二人防守雎阳之初，岂能知道人家最终不来救援，而丢掉城池，预先逃跑呢？假如这个城池守不住，即使躲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好处呢？“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创”，受伤。“残”，废。“羸”，瘦弱。是说，等到他们已经没有救兵陷入绝境时，带领那些伤残病弱的残兵，即使想突围，也必定达不到目的。“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讲之精矣”，考虑得很周密、精当。“守一城，捍天下”，李翰《张巡传》和《通鉴考异》记载，此地虽重要，若不是张巡善用兵，则“贼若欲取江淮，绕出其外，雎阳岂能障之哉！盖巡善用兵，贼畏巡为后患，不灭巡则不敢越过其南耳。”“沮遏”，即阻遏。“沮”，阻。这是说，张、许二人那样贤明，对此一定想得很周到了。守住一座城池，捍卫整个天下，凭借千百名越战越少的士兵，阻击成千上万日渐增多的叛军，掩护着江淮广大地区，阻止敌人的攻势，国家不至于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

第四段作者继续摆事实，摆正反两面的事实加以对照，并在事实的基础上做极易为人明白和接受的推论，从而对敌人反戈一击，敌于死命。这里分两层，以上讲的是第一层，是摆正面事实，“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论证许远、张巡的功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

“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一二数”，一个两个地数。是说，到那时，弃城逃走，保全自己性命，不是一两个人；拥有强大军队，坐视不救的人，四周都是。“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辞而助之攻也。”“自比”，自附。“*辞”，指歪曲事实的言辞。是说，今天不追究和评说这些人的责任，却要指责张、许二人不该死守雎阳，看出这些发议论的人是站在叛逆者的行列，编造一套夸大不实的言辞帮助叛逆者攻击张、许二英雄。

这段的后一层是从反面事实加以驳斥。“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正反对比给论敌以致命一击。“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辞而助之攻也”--他们简直和叛贼是一丘之貉！《张中丞传后序》正是这样一篇摆事实，讲道理，既“正”且“真”的好文章。让事实说话，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它会让敌人露出丑恶的嘴脸，不得不俯首就范。

这第二部分议论的中心是驳斥“张巡、许远不应该死守睢阳”的谬论。作者主要采用了论证方法中的驳论，而且是从正反两方面的论据来驳斥的。全段分三个层次：

一是论述睢阳只能守不能弃；

二是论述睢阳的意义：“守一城，捍天下”，“天下之不仁，其谁之功也”；

三是揭露攻击张巡、许远之人是“自比*乱”，“设*词而助之攻”的险恶用心。作者写“弃城而图存者”、“擅强兵坐而观者”的目的是什么？是写那些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正在恶毒攻击张巡和许远，其实质是为自己当年的丑恶行径辩护。

第五、六段各成一个部分。第三部分，第5段照应开头“又不载雷万春（南霁云）事首尾”。“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愈尝”句，贞元十二年（796）、贞元十五年（799）韩愈分别作董晋和张建封的推官，属幕僚。唐时称幕僚为从事。此处“从事”用如动词。“屡道”，几次经过。“双庙”，二人死后，天子（肃宗）赐二人为大都督，皆立庙于睢阳，叫双庙。是说，又没有完整记载雷万春的事迹。我曾先后在汴湖州、徐州节度使幕府中任职，常常往来两湖州之间，亲自到人们所说的双庙去祭奠两位英雄，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许二公的事情。“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南霁云”，张巡部下的重要将领。雎阳城陷，与张巡同时被害。“贺兰”，指当时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他当时驻节临淮，拥兵观望，拒绝救援睢阳之围。是说，南霁云向贺兰进明乞求救兵，贺兰进明妒忌张、许的声望功迹超过自己，不肯派兵救援。“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和乐，延霁云坐。”“延”，请。是说，可他喜欢南霁云的作战勇猛，不听他的话，强要留他，为他准备了酒宴和歌舞，请南霁云入座。“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是说，霁云慷慨激昂地说：我从睢阳来这里时，那里的百姓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今天就是想一个人吃这宴席，从道义上也不忍心；就是勉强吃，也难以咽下去！于是拔出佩刀斩断自己一指，鲜血淋漓，拿来给贺兰进明看。所有目睹者都异常震惊，全都被感动激发而流泪。“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洲，船上人犹指以相语。”“浮图”，佛塔。“矢著”句，箭射塔上砖有半箭深。“志”，这里同识，标记。“贞元”，唐德宗年号。“泗洲”，故治在今江苏盱眙县。是说，霁云看出贺兰进明还是没有为他出兵的念头，就上马疾驰，离开这里。将要出城时，抽出一箭射那佛寺上的佛塔，箭的半截射进了佛塔上边的砖中，并说：等我去打败叛贼，一定除掉贺兰，这支箭是做标记的。我在贞元年间路过泗洲，船上的人还指佛塔告诉我这件事。“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降”，作动词。“降巡”，即使巡降。下文“降霁云”，同此例。“南八”，南霁云在弟兄中排行第八，犹言老八。“敢不死”，等于说岂敢不死。“不屈”，意思是不屈而死。这是说，睢阳城陷，叛贼用刀逼迫张巡投降，张不屈服，就把他捆上拉走，打算处死。又逼霁云投降，霁云当下没有答话，张巡向他叫道：南八，男子汉一死罢了，不可为不义的事所屈服！霁云笑着说：本想要留下有所作为，张公既然有话，我怎敢不去一死呢！于是就没向叛贼屈服。

第四部分，第6段，标题和开头一段都点出《张巡传》，第4、5段也已写到张巡，但又非主角，第6段专写张巡遗事，又带及许远，这就使得张巡的事迹，许远的为人以及李翰的文章更加具体而丰富。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洲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起事”，指张巡起兵讨伐和抗击安史叛乱军。“常”，一作“尝”，曾经。“大历”，唐代宗年号。“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以巡”，因为张巡的缘故。指于嵩追随张巡死守睢阳。“临涣”，今安徽宿县西南。这是说，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贼，于嵩曾在围城之中。张籍在大历年间在和洲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于嵩年纪已六十多了。由于曾跟随张巡的关系，开始时任临涣县尉，他爱学习，没有他不读的书。当时张籍的年纪还小，粗略地听到一些张、许抗贼的事迹，没能细问。“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髯”，指两颊上的胡子，这里泛指胡须。“帙”，书套，这里指书套中的书。据说：张巡身高七尺多，胡须如天神。一次看见于嵩读《汉书》，问他：‘为什么老读这本书？’于嵩说：‘尚未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从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于是就背于嵩所读的书，背完一卷不错一字。于嵩惊奇，认为张巡只是碰巧会读这一卷，就随便抽出其它书卷来考他。张巡没有一处不会背的。于嵩又拿架上各种书籍，试问张巡，张巡随他提问，背诵毫不迟疑。于嵩跟随张巡时间长了，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他作文章，拿起纸笔就写，从来没用起草稿。是说，开始守卫睢阳时，士兵近万人，城里百姓也近几万户。张巡只要见过一次的百姓知其姓名，以后就不会忘记。“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起旋”，起身去小便。“阳阳”，若无其事，十分安详的样子。是说，张巡发怒，胡须就会张开。到了城被攻陷时，叛贼捆住张巡等几十个人，坐在地上，将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他的部下看张巡站起，有的站起，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这是命运决定的啊！大家都哭了，不能抬起头看他。张巡就义时，面不改色神态安祥像平时一样。

“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同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洲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貌如其心”，指许远的外貌和内心一样的宽厚。“亳”，今安徽亳县。“宋”，即雎阳。“诣”，到。“讼”，诉讼。“理”，法。是说，许远是个待人宽，很忠厚的长者，外表同他内心一样，跟张巡同年出生，月份比张巡晚些，称张巡为兄长，死时年龄为四十九岁。于嵩贞元初死于亳州、宋洲之间，有人传说于嵩有田地在这一带，武人抢夺去归为己有，于嵩将要到洲衙去告状，被杀害。于嵩没有儿子。以上这些都是张籍说的。韩愈所以用于嵩事迹来写张巡轶事，是因为于嵩是睢阳保卫战的参与者，通过他口述补叙张巡英勇就义的情况和张巡轶事，会更真实，更有说服力。另外于嵩在围城中幸免遇难，最后却死于非命，反映了藩镇割据下，武人专横跋扈的现实和社会不平。

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

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一处瀑布想象得如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之。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

……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比句式和游仙诗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晹睒跳踉”、“火齐磊落”、“盅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窣”、“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夬夬”、“訚訚”、“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如“鬼”、“妖”、“阴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这无疑引起了诗歌的变革。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再如《寄卢仝》、《谁氏子》等，则大量在诗句中羼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赞扬者说它“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都有各自的道理。公正地说，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想象、新颖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虽然他着意求变，翻新出奇，但绝不是一味地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又有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熔铸在其中，所以他的诗常常很有韵味，也很传神，像《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

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传达了壁画惊天地动鬼神的气势，呈露了诗人在壁画前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如历其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

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韩愈诗歌也给后世开启了弊端。一是他逞奇矜博，喜用生僻字和冷涩词，虽有其出奇制胜的效果，但过分使用则会破坏诗歌阅读的连贯性，造成整体意境的割裂支离。像《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的“呀豁疚掊掘”《征蜀联句》的“爇堞熇歊熺，抉门呀拗阎”之类，不仅“徒聱牙馎舌，而实无意义”（赵翼《瓯北诗话》），而且也影响了后世诗人把诗当炫耀奥博的工具而忽视表达情感的功能，形成以学问为诗的陋习。二是由于他太过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丑恶怪诞的意象，这毕竟与人们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去太远，有时会引起人的厌恶感。像写拉肚子、写牙齿豁落等，又如写寒冷以“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拈”（《苦寒》），写月亮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枝女闭户”（《昼月》），想象是很奇特，但并不美，这对宋代一些诗人（如梅尧臣）也曾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是由于他有意变化句式，好发议论，以文为诗，有时便忽略了诗歌本身的韵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茧自缚，但完全不顾语言的节奏却会使诗失去音乐性的美；诗里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议论，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则会使诗没有诗味。宋代有的诗人“以文为诗”，写得干瘪枯燥，这不能说没有韩愈的影响。

当然，韩愈的诗中也有自然流畅、平易明白的，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这不是韩诗的主要特色，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就是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崛，在这一方面，他使唐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叶燮《原诗》所说：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

当时，在韩愈周围有一批诗人，除了张籍与他们诗风不同外，其他如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贾岛、李贺等，都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与韩愈、孟郊有一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中除贾岛开晚唐之风、李贺独树一帜外，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等人的诗都是以怪异艰涩著称的。卢仝的诗，句式参差，好像古文，而想象比喻又怪怪奇奇。如《观放鱼歌》中有“故仁人用心，刺史尽合符，昔鲁公观棠距箴，遂被孔子贬而书”等等，完全不像诗歌；《月蚀诗》想象尧帝决水沃九日，使“万国赤子鱡鱡生鱼头”，《与马异结交诗》想象女娲补天，说是“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都是很怪特的。虽然卢仝有的想象颇有味，如《月蚀诗》写夜色“天色绀滑凝不流，冰光交贯寒朣胧”；有的诗句也很生动，如《白鹭鸶》写鹭鸶捕食“翘足沙头不得时，傍人不知谓闲立”，但是他更主要的是把韩愈那种以文为诗、艰深晦涩、怪异诡谲的弊病推向了极端。另一位樊宗师，则更是艰深晦涩的代表。据说他原有七百六十九篇诗作，但最后只存世一篇《蜀绵州越王楼诗》。诗还勉强可以读通，那序文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读通，更谈不上欣赏了。皇甫湜所擅长的是古文而不是诗。从他仅存的几首诗来看，《题浯溪石》、《出世篇》的文字都如散文，缺乏节奏感。刘叉的诗很像韩愈，传说他曾把《冰柱》、《雪车》呈给韩愈看，这两首诗句式就长短不一，想象也很奇特。如《冰柱》一开始就是五、七、八、五、五、四、六字句，在想象冰雪景观时，写道：

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来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

比上述几个诗人都稍好些。他在《答孟东野》中写道：“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自称“生涩”，这倒是符合他的诗风的。在这些诗人中，他算是较有成就的，像下面这首《偶书》，就写得豪迈雄健而不晦涩：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韩愈周围诗人中，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是贾岛。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早年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应进士试，但一直未中。做过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低级官职。有《长江集》。

贾岛有两个故事。一是他曾在京城骑驴苦吟，为琢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敲”字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不觉冲撞了韩愈的节仗队伍。这当然是传说，却说明了贾岛爱好苦吟的习惯。在《送无可上人》诗中“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下，他特意作注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更说明他作诗是极用心刻苦的。二是据说他屡试不中，因而写了几首愤激的讽刺诗，如《病蝉》说病蝉“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但“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对怀才不遇大发感慨并讥斥当权者不公，结果在考试时被主司指为“挠扰贡院”而逐出，并落了个举场“十恶”的坏名声（何光远《鉴戒录》）。这也是传说之事，但他一辈子很不得志却是事实，所以张籍《赠贾岛》以“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朝炊”这样的诗句来描绘他的潦倒。

因此，苦吟与苦境，是形成他诗歌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两大原因。

贫困不得志，使他的诗时时透出一种萧瑟之气来，悲愁苦闷之辞比比皆是。像《朝饥》叹无烟无米，《斋中》怨“所餐类病马，动影似移狱”，《下第》叹“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都显得很衰飒。又如《上谷旅夜》：

世难那堪恨族游，龙钟更是对穷秋。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月到寒窗空皓晶，风翻落叶更飕飀。此心不向常人说，倚识平津万户侯。

一首诗，连用了“恨”、“穷”、“泪”、“愁”和“龙钟”、“寒窗”、“落叶”、“飕飀”，给人的感觉只是一派衰飒愁闷。

另一方面，他毕竟当过和尚，当和尚就得在清寒的生活中保持空寂宁静的心灵境界，并以此为高雅，不宜过分怨怼讥讽。所以，贾岛的诗在叹息愁穷困顿之余，又不免要寻找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于是要借山水来顾影自怜；而这山水林泉在他悲愁的主观心境的投射观照中，也变得寂寞、衰飒与清冷。诸如“几蜩嘿凉叶，数蛩思阴壁”（《感秋》），“柴门掩寒雨，虫响出秋蔬”（《酬姚少府》），“空巢霜叶落，疏牖水萤穿”（《旅游》）。残叶枯木、孤蝉寒蛩、落日黄昏，这些意象表现了贾岛凄清的内心世界，也构成了他的诗歌的衰飒境界。当然，贾岛也有像《剑客》那样显示豪气的诗，但那是极少数。

苦吟决定了他诗歌的第二个特点，即对语言、形式的讲究。贾岛是受韩愈赏识的诗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通之处；

但贾岛努力的方向和韩愈不同，他有些像大历、贞元诗人，主要是在定型的格律形式内精雕细琢，尤其喜欢写五言律诗。他总是极细心地在有限的格律形式内安排最能表现内在情感与外在景色合一的意象，并精心选择具有音声、色彩、情感效果的动词或形容词，来构成对仗工巧、韵律和谐的诗句。韩愈曾称赞贾岛的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相对韩愈一派的怪异诗风而言，可以说是如此。但严格地说，贾岛的诗还是有尖新奇巧的特点，只是锤炼得妥帖，不显得那末生硬。在他的笔下，五言律诗有了新的发展，在意象的选用、节奏的安排等方面，都不再有粗糙的成份；尤其中间对仗的两联，更成为精心锤炼的重点，总是力图写得精巧而优美。这一点，比大历、贞元诗人更高明了些。如贾岛自己感叹“两句三年得”的诗句：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前一句五字中写了茕茕孑立的孤独者、清澈的潭水及潭水中映出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五字中则写了人的疲惫，而疲惫的孤独者倚树小憩，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气氛。两句对偶工巧，经过苦思冥想而又显得比较自然。又如以“推敲“闻名的《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全诗写来幽冷清寂。中四句的动词用得尤其精巧，颔联的“宿”与“敲”在第二字，颈联的“分”与“动”在第三字，错落开来，使节奏有了变化；而一联中一动一静、一虚一实的搭配，也使感觉有一种起伏。尤其是“敲”字的使用，不在意时会觉得平淡，但与鸟宿树上的静态相配，一静一响、一暗一明，这“敲”字就很有味道，比起“推”字来，不仅突出了夜深人静时清脆的叩门声，还暗示了对前句出现的宿鸟的惊动，更增添夜的静谧感。

苏轼曾用一个“瘦”字评价贾岛（《祭柳子玉文》）。所谓“瘦”，在形式上来说，是拘谨而不开阖；在气势上来讲，是收敛而不恣肆；在美感上来讲，是清寒而不瑰丽；在内容上来讲，是狭窄而不宽广。

说到贾岛，就应该提到姚合，他们都是中唐诗风向晚唐诗风转化中的枢纽人物，后人常以“姚贾”并称。

姚合（约775—约846），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元和十一年（816）进士，曾任武功主簿，所以人称“姚武功”，其实他后来还当过金州、杭州的刺史和秘书少监等高职。有《姚少监诗集》。

姚合编过一本《极玄集》，选了王维、祖咏及大历、贞元诗人、诗僧的一些诗，并称他们都是“诗家射雕手”。他自己的诗作也正是继承了王维、大历十才子及一些诗僧的家数，以清幽淡远的内容和精巧工细的语言及格式化的五律为特色的。如他的《闲居遣怀》十首，写的是一种闲恬的生活情趣，“优游随本性，甘被弃慵疏”（其四），“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其五），“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其八），看来仰慕的是随分安乐的情怀；《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写的是对当官入仕的满不在乎，“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涂”（其三），“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二），看来厌恶的是世间的俗务。所以他诗中的景，多是恬淡清静的小景；笔下的人，多是闲适萧散的人，诸如“漏声林下静，萤色月中微”（《寄友人》），“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武功县中作》其十六），“晓来山鸟散，雨过杏花稀。天远云空积，溪深水自微”（《山中述怀》）。

但是，他心里依然想着利禄爵位，满肚子牢骚，如《送王求》中说：“我身与子同，日被饥寒迫。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可见他还是不能真正淡泊的。在他与贾岛的寄赠酬唱中，也你应我和，大叹苦经，如“家贫唯我并，诗好复谁知”（《寄贾岛》），“衣巾半僧施，蔬药常自拾。凛凛寝席单，翳翳灶烟湿。颓篱里人度，败壁邻灯入”（《寄贾岛浪仙》），于是，诗中常常带着一重伤感、悲愁。这种真实的伤感悲愁和极力追求的闲恬平和，映射到山水意象中，构成了姚合诗歌的两个主调。

贾岛、姚合的诗歌，已经偏离了元和时代韩愈等人力图以新气格、新意象、新形式改造诗风的主流诗潮，在内容上走向了抒发个人的孤寂凄清心境、表现闲适淡泊情趣的狭窄道路，在艺术上走向了以五言律体为主，迁就格律并且偏重中两联字句的工巧、精警、清丽的狭窄道路。这种诗风影响了晚唐甚至宋代的不少诗人。

在韩愈周围的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是个早熟的天才，也是个不幸的诗人。《新唐书》说他“系出郑王后”，算是皇家宗室，但谱系已远，沾不上皇恩了。他父亲当过县令，而他却由于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只当上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二十七岁就怏怏而死。有《李长吉歌诗》。

李贺仕途不顺，但很早便在诗坛扬名。传说宪宗元和二年（807），十八岁的李贺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见张固《幽闲鼓吹》），诗如下：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诗中色彩瑰丽而不凝滞，气势悲壮而不衰凉，节奏沉郁而不纷乱，无怪乎韩愈一见而惊起，大为赞赏。

早熟的天赋曾使李贺心中充满浪漫的理想，《南园》诗中说：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可是，冷酷的现实却给他一次次打击，使李贺的理想被击得粉碎，心头充满悲凉。《赠陈商》中说：“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人生有穷拙，日暮聊饮酒。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因此，浪漫的理想和困顿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使李贺心中充满忧郁，这种忧郁又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人生短促，光阴易逝，乃是诗歌的一大主题，李贺羸弱多病，对这一主题便尤其敏感。怀才不遇，是诗歌的又一主题，谁的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差距越大，谁的痛苦就越深。而人在现实中屡遭挫折之后，又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短促、时光易逝的悲哀。因而这生命与理想的两重主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贺诗的主旋律，他常把对生命与理想的忧郁和痛苦放在心中反复咀嚼，写在诗中，如《秋来》：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这种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

李贺有时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著名的《天上谣》、《梦天》及《瑶华乐》、《上云乐》中，都曾描绘了他心中虚构的欢乐、神奇、美丽的世界。但当他面对现实，睁开眼睛时，他更多地看到了丑恶、黑暗。这现实世界中有贪官污吏的横行暴敛、横行霸道，如《感讽五首》之一写到县官逼迫越妇纳绢；有统治者奢侈*佚而劳动者饥寒苦辛的不平，如《老夫采玉歌》写到为统治者采玉的老人的心境与遭遇，等等。而他更多的是从自己坎坷的命运中感到世界的冷漠、残酷，他心中这个世界天昏地暗：“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猘吐馋涎。”

（《公无出门》）就连山水自然也是阴森森的，他所看到的，是枯死的兰花芙蓉，是衰老的鱼马兔鸦，是残败的虹霓露珠，是朽腐的桐桂竹柏。“老景沉重无惊飞，堕红残萼暗参差”，“离宫散萤天似水，竹黄池冷芙蓉死”（《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

所以在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青年诗人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心灵。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是李贺诗的主要内容。

与韩愈一样，李贺是最富于想象力的，但两者之间又有明显不同。韩愈的想象光怪陆离，富丽华瞻，但以人力追求的痕迹很明显，而李贺的想象，更近于一种病态的天才的幻想，是常人的思维很难进入的。正如杜牧所说，“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这种奇异乃至荒诞的想象就构成了李贺诗的第一个艺术特点。在他的诗中，曾想象时间是一种太阳的飞光，而太阳是衔烛龙拉着奔跑的，把龙杀死，时间就会凝固（《苦昼短》）；而太阳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体，敲起来会发出玻璃声（《秦王饮酒》）；月亮像个车轮，轧过露珠遍布的草地会发出雾蒙蒙的柔光（《梦天》）；他还能想象铜铸的人与驼会流泪，泪水像铅汁般沉重（《金铜仙人辞汉歌》及《铜驼悲》）；瘦马的骨是铜的，敲一敲会发出金属声（《马诗》）；鬼魂能点灯，而这灯则是漆般的光亮（《南山田中行》）；而从箜篌声他能联想到昆山玉碎、凤凰鸣叫、芙蓉泣露、石破天惊，感觉这乐声能使空山凝云、江娥悲泣、老鱼跳波、瘦蛟飞舞（《李凭箜篌引》）。

也与韩愈一样，李贺极注意语言、意象的新颖，这是他的诗歌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据说他作诗呕心沥血，他母亲因此而叹息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但同样是辞必己出，决不蹈袭前人，韩愈多用古字、生僻字，李贺则用不寻常的组合来取得特殊效果；韩愈诗的意象给人以力量的震撼，李贺则给人以心理的刺激。抑郁、痛苦的心境，使李贺搜寻新颖意象时，多偏重于枯寂幽僻的一类，“老”、“死”、“瘦”、“枯”、“硬”这种语汇是他常用的。

然而李贺又是一个生命欲望极其强烈的诗人，他并不喜欢纯粹的空寂落寞，而是在荒凉中追寻斑斓的色彩，在死寂中表现生命的活动。于是，浓暗与艳丽、衰残与惊耸、幽冷与华美，共同构成了李贺诗歌意象的特殊美感。如“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溪晚凉》），这样的句子在李贺诗中比比皆是。再录一首完整的《南山田中行》为例：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与意象构成了李贺诗的主要素材，而李贺又以飘忽不定，跳跃跌宕的思路把它们串在一起。构思的跳跃性极大，是李贺诗歌艺术的第三个特点。常人的思路是连续而有脉络可寻的，而李贺诗却呈现出奇特的艺术思维特征。他的诗中意绪变化无端，时而低沉，时而亢奋，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反差格外大。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二月》，前七句写仲春二月，花开草长，燕语喃呢，津头舞女长裙飘飞，末两句却转为凄厉之调：“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天上谣》前十句写天上之乐，末两句突然一声长叹，又回到地上：“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虚幻的乐被现实的悲一下子打得烟消云散。再如《浩歌》，第一、二句写山谷平、海水移，第三、四句转写在王母桃花千度开落间，即使神仙也足够死上几回，五、六句又转来写人间游乐、风光明媚，第七到十句写筝人劝酒，说人未生时哪里知道此身为何物，不必借酒浇愁，人生本来就没有定数，第十一、十二句写慧眼识英雄的平原君令人怀想不已，十三、十四句再感叹时光流驶，人生易老，最后两句又转而高昂，勉励自己不要烦恼、不要蹉跎岁月，一事无成。两句两句之间似断似连，跳跃跌宕，但整首诗又呈现出一种心境，即感叹岁华变迁、哀怨人生不得意和希冀能实现理想这双重主题在心中矛盾地扭结着。这种跳跃拼合的方式与贯穿流畅的方式比起来，更有一番风味。

以上三个特点又可以归结为一个总的特点，即李贺的诗较前人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而忽视客观事物的固有特征和理性逻辑，打乱了人们所习惯的思维程式。

由此，他给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当然，李贺的诗也有其缺陷，一是有些诗写得晦涩零乱，令人捉摸不清它的内涵；二是由于诗人往往沉湎在个人狭窄、扭曲的心境中，诗歌情绪因此显得低沉阴暗，缺乏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从贞元后期孟郊、韩愈在诗坛上掀起新诗潮起，到大和年间，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从诗的语言、内容、风格、体式等各方面进行创新，使中唐诗坛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但唐帝国的繁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群诗人又大多遭遇坎坷，在社会中感受到沉重的压抑，他们的心态、情感往往显得扭曲甚至是变态。他们的诗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方面是丰富而敏感的，却不可能再具有盛唐诗歌那种自然、开朗、宏放、刚健的气象。在语言与形式的创新上，他们走的是矫激的偏锋，有意立异，从险怪、瑰奇、生涩等方向上变旧求新，这既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也留下了一系列弊病，这尤其表现在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倾向上。但不管怎样说，这些诗人（特别是韩愈和李贺）所显示出的对于艺术独创性的热烈追求和他们的创造才能，是首先值得肯定的

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韩愈气势宏大、豪逸奔放、逻辑严整。柳宗元质朴流畅。欧阳修简而有法、流畅自然，语言精致。苏洵雄健风格，语言明畅。苏轼恢弘大气，优美绝伦。苏辙汪洋澹泊。王安石峭直简洁、词锋犀利。曾巩立论精策,精练生动。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

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

四、曾巩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五、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李白的诗豪放不羁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

杜甫的详见下面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