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为什么很能打？

湘军战斗力强的原因：

1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清政府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力量。

2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律而不在技术性的训练。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3装备好。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其营制主要采用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的”束伍”成法。陆军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十人为队，队有什长；八队为哨，哨有哨长，统以哨官；四哨为营，辖以营官；余为亲兵，直辖于营官。各队以抬枪、刀矛、小枪等长短兵器配合作战。水师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三十员在外），有长龙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只，各十四人。每船为一哨，设哨官；哨官之上，辖以营官。船只各有火炮，但仍配小枪刀矛，以备近战。湘军营以上设统领，统领辖数营至数十营不等。其后又在统领下增设分统，以便于指挥。在武器装备上，湘军不仅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还自设船厂，仿造新式武器。

4战术好。湘军作战，每到一地，必先深沟高垒，严密布防，然后再思作战。而且一般都坚守营盘，决少主动出击。甚至进攻的时候也尽可能反客为主，让对方来采取攻势。

5扎营严密。湘军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决定了他们对扎营特别重视，有着详细而严谨的规定。湘军每到一地，哪怕只宿一夜，必然深沟高垒，严密布防，营垒未成不得休息、吃饭。要起一丈高、半丈宽的墙子，上有女墙供放枪的士兵掩蔽，墙外密植鹿砦防止攀爬，鹿砦外面再掘深壕，可以说是相当严密的配系。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除了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的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还包括该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军队。直到何键下台，蒋介石才把湘军改造为半中央军。到1949年，半中央化的湘军全部被解放军消灭，湘军的历史至此终结。

当李鸿章率练勇在淮南转战之际，曾国藩正在湖南编练湘军（当时称为湘勇）。曾国藩奉旨督办团练之初，即以团练不足以“办贼”，而绿营兵又不可用，决心“改组更张”，创建一支新的军队——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他创建湘完全是针对绿营兵之“不可用”而来。因此，他编练湘军，决心摈弃绿营兵之积弊，仿照明代戚断光编练戚家之“束伍成法”，实行封建乡土结合，建立严格的个人隶属关系。大小将领主要用湖南人，彼此或是同乡，或是同学，或是门生，或是亲族，都由各种封建关系把他们纠集在一起。士兵也都招募湖南人，最多的是曾国藩的老家湘乡人。整个湘军营制，大帅选用统将，统将自置营官，营官自拣哨官，哨官自行挑选什长、士兵。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各军只服从统将一人。各军各营彼此独立，互不相统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不受其他任何节制。

在镇压太平天国行动中，三支由官员自己组织的军队一直是军队的主力，他们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但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都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后来在部分淮军的老底子上，还成立了北洋军，北洋集团成为清末和民国初期一支巨大的力量。不过三支力量中最强的湘军反而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曾经不可一世的10多万湘军究竟去哪里呢？

一、在朝廷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地方军队开始拔得头筹

1851年，魔教头子洪秀全在广西地区发动了起义。当时清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沿海地区，对于西南边陲的广西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偏偏在清廷防御力量薄弱的广西发生了大起义，起初洪秀全本来想在广东发动起义。但是广东地区书香气息很重，洪秀全那点三脚猫的学问根本忽悠不住人，这才不得不改为广西地区。淳朴的人民被这个家伙欺骗了，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自己，所以的拜上帝教完全就是一个幌子。西南地区发生起义之后，清廷本来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大清国什么场面没见过。但是这帮人越打越勇，朝廷派去的军队根本无法彻底消灭这些太平军。在永安突围之后，太平军一路流窜到了湖北地区。

经过一番鏖战之后，湖北省会武昌陷落，随后太平军顺江东进，一路攻破安庆、芜湖，最终占领了南京。南京的失守对清廷的打击很大，南京是东南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这里失守就意味着清廷对整个东南地区失去了控制。更要命的是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成了气候，清廷军队一败再败，根本无力镇压。太平军甚至还派出了部队进行北伐，幸亏没有成功。由于八旗已经成了花架子、绿营也已经基本丧失战斗力，所以在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清廷不得不依靠那些地方团练武装。就如同嘉庆时期利用团练白莲教大起义一样，曾国藩就是这个时候回到了老家组织军队。不过刚刚回家的曾国藩十分清高，在极度糜烂的官场处处碰壁，甚至连部队的粮食都成了问题。

二、三大地方军队最终消灭了纵横南北的太平天国

在处处碰壁的情况下，曾国藩逐步领悟到了个人道德和肮脏现实的差距，他开始体会到外圆内方的内涵。在此之后，曾国藩逐步真正融入了官场。在围堵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湘军是最强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严格的说属于私人军队，服从曾国藩的命令，但不用指望朝廷指挥它。虽然战争中，湘军也不止一次的失败，曾国藩也屡次陷入绝境，但他总能绝处逢生。太平天国内部的死磕帮了曾国藩的大忙，天京城内王杀王的场景一再上演，洪秀全自断羽翼。最终湘军开始在对抗中取得优势，与此同时，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也先后崛起，三大集团夹击太平军。不懂军事的洪秀全一再盲目指挥陈玉成和李秀成，最终造成了步步被动的局面。

1863年开始，李鸿章进军江苏、左宗棠负责入浙江，曾国藩的湘军则全力对付天京城里的洪秀全。1864年，在经过反复鏖战之后天京城破，湘军杀入了城内。此时洪秀全已死，他的儿子逃往城外。消息传回北京，年轻的慈禧太后和小叔子奕？在高兴之余也开始警惕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非常的小心，攻克天京时的12万湘军被裁撤了一半。其余的湘军留下一部分留守江南，其余基本上全部返回了湖南。随后时光的流逝，返回湖南的湘军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张之洞的南洋军有一些湘军老人参加），但江南地区的湘军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湘军集团一直把江南地区视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他们不允许别人染指这片地区，著名的刺马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三、在存在了40年之后，湘军彻底成为了历史

江南地区的湘军一直存在至20世纪初期，长达4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无论是谁出任两江总督，都和湘军集团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它们属于相互利用的关系，不过湘军的发展远不如李鸿章的淮军。在19世纪末期，淮军成为了清朝的顶梁柱。只可惜甲午一战，李鸿章的家底几乎赔的干干净净。两江总督刘坤一一直保着湘军的剩余力量，他的原则是绝不出头。在庚子战争之后，清廷对南方各省的控制力明显下降，湘军还曾有过一定的发展。并且和张之洞的南洋势力遥相呼应，搞得清廷一时之间无可奈何。但是在20世纪初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袁世凯为了使北洋一家独大，推出了军制改革。这正中摄政王载沣下怀，他立刻开始推行此政策。结果张之洞的力量大损，湘军余部则成为了被裁撤的对象完全成为了历史。

湘军和桂军都很厉害，战斗力是桂军强，但打起来湘军能赢，主要是湘军的兵力比桂军要多。

湘军在民国时期属于杂牌军，从未作为主力打过仗，抗战爆发后作为炮灰基本拼光了，后期的湘军主要是湖南子弟兵为主也成为湘军。

桂军战功卓著。在抗战的八年期间，广西共征调了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兵，出兵之多在中国仅次于四川省，而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

而且广西子弟兵没有出过一支汉奸部队，这在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解放战争被打败了，但是败亡的国军在缅甸扎了根，打得泰国、缅甸的政府军满地找牙。

扩展资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人，的确是不同的性格的，而不同性格的人，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一支军队的性格的。广西地处边疆、山多地少经济生产较为落后，因此广西人能吃苦。

同时，广西人其实是分为三部分的，即壮族人，说属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的西南次方言）的桂柳人，他们更接近湖南人，说粤语的桂东南广西人，他们更接近广东人。比如桂系三巨头中李宗仁、白崇禧是桂柳人，而黄绍竑则是说粤语地区的人。

因此，广西人性格有时会集有壮族人的彪悍、湖南人的霸气、广东人的小聪明。所以，会有人将广西兵称为猴子兵，彪悍难缠、又有点小狡猾。而湖南兵，声名最盛时，当属曾国藩的湘军了。

关于桂系军队和湘军哪个更厉害，这个问题具有复杂性，因为两支军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战争中都有不同的表现。以下是关于桂军和湘军的一些信息：

桂军：桂军是民国时期广西实力派所辖军队的简称，其前身为清末新军。桂军战斗力强，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桂军在淞沪会战、黄梅广济战役、台儿庄大捷等战役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解放战争中，桂军虽然被解放军打败，但其在抗战中的表现仍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湘军：湘军是晚清时期曾国藩组建的一支地方军队，其主力是湖南的乡勇。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严格的训练和作战能力得到了提高。在抗日战争中，湘军在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中表现出色，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的来说，桂军和湘军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军队之一，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无法简单地比较哪个更厉害，因为这取决于具体的战争背景和历史条件。

　　3个。

　　横刀立马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之一。

　　1916年进入湖南湘军当兵。1922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1923年毕业，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同年4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参与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功勋。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0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放弃延安后，指挥3万部队在陕北与敌23万人周旋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西北五省。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经过著名的五次战役，粉碎了联合国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5年重新工作，被任命为“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多次被游斗。1974年11月29日逝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是一代名将，毛泽东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胸怀坦荡贺龙：

　　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血雨腥风，英勇善战；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豁达大度，胸怀坦荡

　　贺龙（1896-1969），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率部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一二0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1940年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晋绥军区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969年6月9日逝世，终年73岁。

　　政工巨匠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1902年生，湖南省衡山（今衡东）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转入中国***。

　　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大学一科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3年12月16日逝世，终年61岁。

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兴盛的贡献 (一)军营时期淞军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首先，湘军诸将在战争空闲里，养成了看古人书、作经世文的习惯，留下了大量著作。湘军领导层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集团，他们的日常行为体现了浓厚的文化特色，正所谓“文人点兵”。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誉为近代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在转战各地的军营里，曾国藩不仅阅读过大量文化典籍，撰写了《曾国藩全集》中的大量文字作品，还经常与来自湖南的从军文人幕僚李元度、何拭、王运、罗汝怀、吴敏树、唐训芳、左宗棠、刘蓉、彭玉麟、李汉锐、郭嵩涛、郭昆涛、邓辅伦、丁果臣、欧阳兆熊等和诗、作联、次韵、修改文章，同时又广泛搜集各类民间古书奇文。军营里过多的文化活动，势必会对军务带来一定的影响，对此，曾国藩说过:“余在军中，颇以诗文废正务。”[1]曾国藩的职业特点和个人爱好使他无法放弃早就养成了的读书写作的习惯，而且居官作战均不改常度。有了主帅的带头，其他从军人员也纷纷在军营中读书赋诗作文，如李元度在军营里，李元度坚持勤读古人书，“每空山月上，一镫荧然披吟斗室中，如与诸巨公才人节士联袂接裳，亲承其声颏”[2]，经常与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幕友邓辅伦(弥之)、吴坤修(竹庄)、陈鼎(作梅)、许振伟(仙屏)、李鸿章等探讨古文、诗赋的写作技巧，又广泛搜集占代文化典籍，相继写成了《军中札记》、《石钟山祠记》和《昭忠祠记》等著名作品。文官郭嵩涛虽然军旅生涯不长，但他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至书市购书，留意当地士大夫的诗赋作品并记录在案; 其次是观赏各地的文化古迹，写下观后感。他的日记日后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宝贵的遗产。其他湘军官员如胡林翼、左宗棠、王珍、曾国荃、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宜、杨昌浚等也都相继留有闻名全 国的书信、奏折、诗文等作品，堪称佳作。湘军早期将领罗泽南、王珍师徒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他们所率领的老湘营部队所到之处，必请当地大儒给将士授课:学习儒学在部队里蔚然成风，时人回忆说:“每到夜间营门关闭，刁斗之声与读书声相闻。”后期湘军将领杨昌浚的文笔非常不错，他在赞美左宗棠开发西北的贡献时，曾写下一首扬名海内外的词作:“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该词可以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媲美。 其次，湘军捐饷建家乡学校、增地方学额，极大地推动了晚清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在湘军兴起之前，湖南限于独立为省的时间较短和经济势力弱小等原因，学校的设置除了省会长沙老牌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衡阳的石鼓书院、邵阳的爱莲书院、道州的濂溪书院、醴陵的渌江书院小有名气外，其他各州县的书院设置不多，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咸丰初年，由于太平军入境屯兵的毁坏和常年供应四境之征的军晌消耗财力，政府投入兴办学校的资金严重缺乏，导致了各地府学、县学、书院、私塾日渐衰败。省会长沙本应该是各郡县观礼效法的教育兴盛之地，却也“府学自道光十八年巡抚钱公修后渐式。咸丰二年，粤寇犯楚，长沙戒严，学为屯兵地，井灶之所发掘，牛马之所蹄啮，遂大坏”[3]。为了振兴家乡教育，繁荣地方文化，湘军将领们纷纷捐款兴建书院、学校，广增学额、生员。咸同年间，湖南湘军将领捐建或补建的学校有曾氏学堂，湘乡籍的湘军主将联合捐建的湘乡宾兴堂、东皋书院，胡林翼捐建的益阳箴言书院，李元度、张岳龄捐建的平江天岳山馆，湘军各路将领共同捐建的长沙求忠书院、攸县的东山书院、宁乡的玉潭书院、常德的朗江书院等。与此同时，考虑到湘军在前线的卖力作战和捐献军饷等行为，清政府给予湖南相应的学额奖励，湖南的学额迅速增加。咸丰三年，湘军将领李元度以平江团防出力，获准增加了该县文武学额各三名。咸丰七八年间，李元度再次倡议所部将士捐十万两欠饷，请求朝廷增广平江县文武学额各十名，又捐五万银两请增广岳州府文武学额各五名，皆获准。稍后，以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张凯章、赵玉班、萧浮泗等为代表的湘乡籍湘军统领跟着效法，捐银十万，获得增广学额十名其他州县如长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鳄陵、龙阳等也同样照办。据统计，从咸丰初年到同治七八年间。湖南因军事捐输所增广的学额达八百余名，另外有一些新增的生员没有计算在内。湘军的此种善举，使得湖南的应试人数增加，中试的科考人数迅速上升，湖南逐渐跻身为文化大省。 将军的幕府俨然成为文人的机构。 再次，湘军设编书局、采访忠义局，编纂校刊书目，撰写褒忠录等，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成果。为了不让战争毁坏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先后在安徽行营和两江总督驻地的南京设立安庆编书局、金陵编书局等文化机构,组织幕员搜集、校刊和编撰各种古书和现刊,如《王船山遗书》、《王船山丛书》、《两江忠义录》、《算学二十一种》、《几何原本》等活动。同一年,时任湖北巡抚的湘军统帅胡林翼也在武昌请王 运、丁取忠、刑高魁、张华理、姚绍崇、汪士铎、胡兆春、蒋照、厉云官、莫友芝、张裕钊、程霖寿等文人分别编写和校刊《读史兵略》、《湖北褒忠录》、《大清中外一统舆图》等等。一些文化名士纷纷结集在湘军统帅的门下,随着湘军出省征战全国各地,战死疆场的人员日渐增多,为了抚慰忠灵,维持地方风化,湘军诸将领先后在江南各省设立忠义局、褒忠局,由文员供职于内,一方面组织并选派文员到各地州县调查采访死难的忠烈,记录在案后上报朝廷,分别旌表,酌议从优抚恤,另一方面要求各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出示遍行晓谕,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厅、州、县汇报,或由死难者家属经禀,然后汇总到督抚大员处,由其随时具奏朝廷,请建总祠、总坊,对那些死得悲壮的将士还可以奏请另建专祠,以便名垂青史。湘军幕僚、湖南文人罗汝怀、吴敏树、方宗诚、郭嵩焘、王运、徐宗亮等先后参与了撰写墓志铭、碑文、地方志、采册、《褒忠录》或《忠义录》等活动。咸丰八年,曾国藩奏请在湘乡县城修建忠义祠,纪念该县出境征伐而阵亡的近五千余名员牟勇丁,并请求为湘乡籍的湘军将领罗泽南、王鑫、刘腾鸿建立专祠,饬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宣传朝廷褒忠励节之道。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又应李元度的请求,奏请在平江县城建立忠义祠,以激励人心,维持风化。其他湘军***物和清政府官员也纷纷为死去的湖南籍官兵奏请建立专祠,如长沙府十二忠祠(分别纪念湘军著名将领江忠源、塔奇布、罗泽南、胡林翼、李续宾、王珍、萧启江、李续宜、张运兰、黄润昌、江忠义、李臣典) 、曾文正祠、三公祠(祀已故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潘铎) 、刘忠壮祠(祀刘松山) 。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各州县都相继为死难的湘军将士建立了宗祠和专祠,这些宗祠和专祠为后世所景仰,成了近代湖湘文化体系中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主宰天下的格局，那么有个问题就一直很被人关注，为何单单是湖南呢？事实上，当时的湖南并不富裕，大清的十八个行省中诸如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远比湖南物产丰富，有钱。

有一个原因还是比较重要的，湖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士绅养成了尚武的传统，而且湖南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向外寻求发展的意愿，等等。不过这些都是客观条件，我们如果再仔细想想的话，或许答案就会明朗，假如咸丰二年的时候曾国藩的母亲没有去世，那么他所创立的湘军还会存在吗？

1852年9月，曾国藩被授予江西乡试的考官，走到半路的时候，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便急忙回湖南老家奔丧。也就是在守孝期间，曾国藩得到了咸丰的谕旨，让他组织团练以对抗太平军。

团练在咸丰时期并不是新鲜事物，在嘉庆、道光时期也曾出现过团练，而且是遍地开花，哪个省都有。那么既然各省都有建军的条件，其他省份为何没有出现类似湘军的这样一支队伍呢？

说到底，就是因为别的省份没有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曾国藩这样一个人物。曾国藩使用了一种合适的方法，把湖南拥有的财力、人力、物力资源整合了起来，带着自己的队伍，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除了曾国藩，当时的湖南就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吗？要知道，要出现一个领袖式的人物是及其困难的，首先他要具备足够的权威。说白一点，就是人们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能调动一切有利的资源。我们把目光放在咸丰三年左右时就会发现，要在湖南找到这样一个人物，确实困难。

在湖南境内，能把团练组织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的人不多，算起来有这么几个，江忠源、骆秉章、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胡林翼等几位，假设没有曾国藩，那么湘军的领袖将在这几人中诞生。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的话，就知道，这些人是没有条件成为湘军的领袖的。江忠源早死；骆秉章是湖南巡抚，他的本职是治理湖南，没有精力去缔造一支湘军；左宗棠是举人出身，当时的身份还是民间人士，他们没有合适的身份，很难有所作为。

郭嵩焘虽是进士出身，但不能带兵，学问虽好却不能处理繁重的事务。湘军刚建立的时候，胡林翼的资历也不够，他是从贵州带着兵勇赶到湖南救急的。

再来看看曾国藩，当时他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理兵部侍郎和工部侍郎，是二品大员和巡抚是一个级别。再有，咸丰帝还给他了一道圣旨，要求他“帮办团防查匪事务”，于是曾国藩便由了钦差的身份。

要想成为领袖式的人物绝对不是容易的，曾国藩因为学问好、休养好，在湖南籍的士人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出色地完成了整个湖南士人赋予他的历史使命。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将曾国藩作为学习的对象。

曾国藩的一生，为人处事的特征是坚韧、自律、踏实、这些性格与他的家庭环境以及当时湖南特有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湖南人整体的性格便是倔强、顽强，被人称为“湖南骡子”，这在曾国藩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这些优秀的性格基因，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是湘军的领袖，对于湘军的创建、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纵观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所起到的作用并非个别现象，有了李鸿章便有了淮军集团，有了袁世凯便有了北洋集团，个人作用被极力放大，与中国近代社会仍然是专制社会、人治社会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说没有曾国藩，也就没有湘军，没有湘军也就没有那些湖南籍的著名将领，更没有太平天国失败后，出现晚清地方政局一边倒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