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和周建人为什么终身互不理睬

是周树人和周作人终身绝交

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绝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间断交

　　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就这样，两兄弟失和。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

　　PS：鲁迅先生和其二弟的失和一直是文坛的一个迷，后来反复的淘，终于在网上找到了一篇，但其文章不全，于是我就结合第11期的名人传记，纠正了一番，将原文放好。供各位好有欣赏品读，品读鲁迅曾经的秘密。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

　　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

　　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

　　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先生（鲁迅研究专家）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 孙郁 文

　　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

　　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宽大，把他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如果他们不失和，错误之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的悲剧，同时含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位大家深以“惧内”而闻名，一个是周作人，他被老婆逼得与鲁迅兄弟失和，后来甚至做了汉奸。另一个就是胡适了，可怜的胡博士在悍妻的之下，不情愿地与这个小脚太太走完了一生。

胡适（～），安徽绩溪人。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杜威。年，胡适回到，任大学教授，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他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传奇般的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他早年得志，一生显赫，人生相当的顺达；他是中国主义的首倡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倡导的精神，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想家。

胡适26岁时来到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尤其是这里包容中西、博采众长的文化，更让胡适为之心折。闲暇时，他总是出入于琉璃厂，购了大量的碑文拓片和古代器物，然后潜心进行研究，或者呼朋唤友，来广和居打牙祭。这一年多的时间，恐怕是胡博士入“围城”前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因为很快，一个外表柔弱的妻子就让这个名声显赫的学界领袖尝到了窝囊的滋味。

无情人成了眷属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旌德县江村江世贤之女江冬秀订婚。而后，冬去春来14载，两人未曾见过面。年12月，胡适回故里完婚，无情人终成眷属。

二人的婚姻出于偶然。小时候，胡适随母亲到姑婆家看民间的社戏，适逢江母也来了。江母看到小胡适眉清目秀，聪敏伶俐，就有意招他为女婿。但胡母未曾答应。她考虑到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不合时俗。而且，江冬秀属虎，据民间说法，属虎的女人将是母老虎。但江母并不考虑这些，只一意招胡适为婿。江母托胡适的本家叔叔为媒。这位媒人说动了胡母，于是就合一下八字试试。不料，八字正相合，一来二去，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就定下来了，也未征得胡适的同意。那年胡适太小，等他到了明白“结婚”这两个字含义的年龄，已经是木已成舟了。

订婚后，胡适到上海读书，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直到年回家结婚，从未见过江冬秀一面。所以胡适的婚姻是不折不扣的旧婚姻。这对于中国新派的第一人物来说，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讽刺。胡适幼年丧父，是母亲一手将他抚育成人，慈母的影响在胡适一生中都不绝如缕，使他受益，更使他想冲破而无法冲破。所以，胡适虽然极力主张婚姻，主张破除陋习，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这份“苦涩的礼物”。

他们之间有爱情可言吗？

一次，胡适病了，不认识多少字的江冬秀写信问候他。胡适为此曾写了一首诗：“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这首诗几乎代表了胡适终生对江冬秀的感情，只是“欢喜”而已。

年冬，时任大学教授的胡适回故乡完婚。从他们结婚照上看来，江冬秀长相极为一般，但是眉宇之间却隐隐透出一股杀气。而胡适恐怕还没有尝过老婆的厉害，笑得和一朵花一样。

婚后，胡适为使冬秀照顾母亲，就自个儿回了。直到年，江冬秀才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以至于唐德刚戏言：“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新婚感情有点甜

新婚燕尔，小夫妻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他们一起逛琉璃厂，出入于各大古董店；一起去前门大栅栏东西、看戏。空闲时，相约到便宜坊去打牙祭。前门和大栅栏都是著名的商业区，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前门位于的中轴线上，十分繁华。大栅栏东起前门，西至煤街，在人人皆知。至于便宜坊更是著名的老字了，它在菜口米胡同，这里的焖炉烤鸭全国驰名，与全聚德比起来，甚至更正宗一些。

每适佳节，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的风俗来过节日。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她都要做徽州菜，在这些节日，找些朋友欢叙一次，吃些家乡菜，真是一件欢乐的事情。江氏还擅长做腊八粥，胡适则是最爱吃不过，有一次与程仰之打赌吃腊八粥，结果胡适赌输了。欢聚之时，他是最高兴不过的，还经常讲一个怕老婆的玩笑，他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说完后，自己都哈哈大笑起来。胡适开玩笑时决不会想到，这些玩笑日后竟会一一应验。

爱热闹的江冬秀一过年总要拉着胡适去逛的庙会，尤其是厂甸庙会。

胡适逛厂甸的主要目的是为书和一些小件文物。琉璃厂是由书摊、书铺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厂甸庙会上，书摊也占有重要地位。大书摊多在海王村公园和土地祠内，的多为线装书，其中不乏精刻孤本。书摊是文人学者经常涉足并流连忘返之处。很多学者尽管是挚友，但由于彼此都很忙，平时很少见面，但往往在厂甸的书摊上不期而遇。此外，庙会还有很多玩具，还有许多江冬秀喜爱的小吃摊，大糖葫芦、杏仁茶、茶汤、豆汁、棉花糖以及各种传统小吃应有尽有，处处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

江冬秀平时在家里喜欢打扑克，做安徽锅，请客，爱热闹，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她在厨艺上可是一把好手。胡适的朋友石原皋30岁的时候，家眷都还在家乡，单身在外，江冬秀就热情的要为他过生日，在胡适的家里请了两桌客，江冬秀亲自下厨，大菜里有一个徽州著名的“一品锅”，这是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客人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本领，他赞不绝口的还有一个大砂锅，里面有三斤重的一只大母鸡，三四斤重的一只蹄膀，三十六个鸡蛋，全家吃的兴高采烈，不亦乐乎。石原皋只花了十几块钱的菜钱，其他的都是胡家的。这一天，初得贤妻的胡适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出乎胡适之预料，江冬秀并不像一般的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这样一个琐碎的女人却有一种男子的气概。她颇能果断，而且具有一种泼辣的办事能力。到后，梁实秋要和他好脾气的太太离婚。江冬秀看不过去，就帮助梁妻。闹到法庭打官司的地步，江冬秀也不害怕，亲自到庭为梁妻辩护，终于使梁实秋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都。江冬秀的胆大由此可见一斑。夫妻两个也常常以此作为笑谈。

婚姻束缚多起来

这样，小两口的日子过的还是很红火的。但是渐渐的，胡适就感觉到以前自在的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而束缚却越来越多。比如饮酒，人们都知道胡先生虽然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 Lea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真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但胡适结婚以后，一有好友设宴相待，有酒如渑，胡先生就赶紧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看，上面刻着“戒酒”二字，这就是胡太太送给他的。反差之中，可以看出胡适生活的变化。

而导致他们感情出现裂痕更深的原因，则是两人性格与知识层次的冲突。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势利。在，胡适家里每到星期六总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他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便报以零零散散的闲谈。客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论语》宣布：这本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为人可见一斑。

有件事最能说明胡适的作风，也就是他与街头小贩的友谊。袁瓞是个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的书。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热情的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发怒易，发牢骚更易，但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是十分之难。

另外两个人们用来评价胡适的词，就是“善良”和“正直”，这里就必须讲到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了。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15岁的他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他装上后，一时好玩，就给胡适拨了一个：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不久，胡适就来到宫里拜会溥仪，这时的溥仪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着《晨报》、《英文快报》等报纸和。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溥仪最后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现在还要浪费国家的钱，心里很不安。我本想生活，但老人都反对，因为我一。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胡适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后就离去了，但是这20分钟的会见却激起了胡适对溥仪的同情。不久，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但是胡适却一点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不久，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只有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现在看来，在那个军阀当道的时代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气”。

江冬秀的性格应该说恰好相反，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母老虎，徐志摩就曾写诗，说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为恐东厢泼醋瓶”。为一点小事，江氏就吵闹不休。尤其胡适是一代学术领袖，经常有崇拜他的知识女性登门拜访，却惹得江氏醋意大发，采用“非常手段”来整治“负心汉”。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胡适怕老婆的传闻不胫而走，传为笑谈；二是胡适在家中的地位急转直下。胡适有一张婚后的全家福照片很说明问题，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的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让人俊不禁。这张照片，可算是这个家庭权力配置最生动的写照了。

胡适与江冬秀在知识层次上的差别也是同样太大了，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却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太太，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不会有我们所想像的那种浪漫的故事，两人之间除了偶尔有一点火花外，大部分时间都太平静了，平静地激不起一点涟漪。

令人不解的是，而后几十年这样沉闷的生活中，胡适遇到了太多才貌远胜江冬秀而又爱慕自己的知识女性。但是他却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发动家庭革命。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一，在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喜新厌旧，家庭革命，抛弃了糟糠之妻的新潮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这些有成就的作家），胡适能他人所不能，和江冬秀“恩爱”相处，便在朋友中受到特别的敬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爱面子好名的胡适也为此而自豪。傅斯年就曾对胡适说，我们这些新派表面上西化，生活上却还是很传统的。胡适深有同感，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娶乡下女子江冬秀，朋友们非但不鄙薄他，反而对他深表敬意，为他的自我牺牲而感动。

其二，江氏深谙驯夫之术，整治胡适这样好面子、好为人师的学者，她是最拿手不过了。胡适的弱点被聪明的江冬秀摸得一清二楚：胡适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作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所以，一发现胡适的婚外恋情，江氏就泼而又泼，恨不得拉着胡适到大街上找街坊邻居们评理，这些招术屡试不爽，吓得胡适噤若寒蝉。

胡适为人谦和，最不愿的事就是与人吵架，尤其是与自己的妻子，他宁愿一个人吞下这颗苦果。在郁闷的时候，胡适经常出外到广和居借酒浇愁，或者到陶然亭和什刹海散心。徜徉于清山秀水之中，胡适逼迫自己逐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柱杖落手心茫然

胡适打心眼里痛恨这个婚姻，但是他不敢下定决心。他总是在学界领袖的地位与生活的之间衡量。应该说胡适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江氏的凶悍，更是因为胡适自己的懦弱。

这次，大概在上演了一出家庭之后，无可的胡适赌气之下来到杭州疗养。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生中最为真爱而又无法与之携手的女人，曹诚英。

曹诚英也是安徽绩溪人，年生，小胡适11岁。她与胡适有些亲属关系，是胡适的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裙带关系好长啊）。年，胡适归乡结婚时，曹诚英做伴娘。也许就在这一次婚礼前后，胡适真正的恋情悄悄滋生了。胡适曾做一首诗，题名“怨”，专写他与诚英的往事，其中就承认他与曹诚英一见就有意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嫁）时。”

那段时间，胡适自谓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幸福滋味。徐志摩说“适之是转老还童了”。可见，胡适在青山绿水之间，心爱女性之畔是何等一副样态。

年，胡适和曹诚英的关系日趋明朗，在沪杭求学及谋生的亲友大都知道这事。胡适在这年春天，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勃然大怒。她从厨中拿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不要了。”当下吓得胡适面如土色。江冬秀也不避亲近的人。一次，石原皋在场，江冬秀说起此事，想及自己十多年的等待，受种种流言蜚语，真是越想越气，越说越怒，随手抓了把裁纸刀要向胡适掷去。多亏石原皋劝住，才未酿成家庭血案。

胡适的悲剧在于，在爱情面前，不敢坚定的选择自己所爱的人。在胡适的人生中，更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事业，是自己国学的形象。所以，当爱情受阻时，他是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的，胡适此时所想的，不是像浪漫诗人一样为爱情而牺牲，而是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传出去让别人笑话。

“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家有悍妻，胡适又能如何呢？他只好让曹诚英堕胎，答应保送她赴美留学，此事才告终。“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就此事，胡适留下了不少情诗，其中一首无题诗可见胡适“胆小君子”的本色：

隐处西楼已半春，

绸缪未许有情人。

非关木石无思意，

为恐东厢泼醋瓶。

真爱就在眼前，这何尝不是一种苦涩？这种苦涩，胡适一生都不曾忘怀；这种苦涩，使胡适对人生有了彻骨的体验。他后来不顾悍妻的极力反对，为再婚的徐志摩做人，对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表示理解，与其说是价值观的驱使，不如说是自己内心对和真爱的呼唤。中国的学者，能从名利的俗世界中跳出，寻到属于自己的世界，真是非常不易，胡适从精神上做到了，但是他的双脚却始终无法迈开。

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流过，十几年后的胡适已经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了。他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了。胡适甚至开始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搞笑的“发现”：在全世界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或集权的国家。胡博士这样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

　　有瓜葛。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

　　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亲兄弟失和--周作人与鲁迅决裂真相(2)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

　　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本文节选自《周作人传》一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