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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一座来自古希腊的雕塑，一个希腊时代艺术的标志，这就是《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又名《拉奥孔群雕》。这座收藏于罗马梵蒂冈博物馆的分馆比奥-克莱孟蒂诺博物馆（Museo Pio-Clementino）的大理石雕塑创作于大约公元前42年至20年。

这座雕塑带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它背后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创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慢慢走近《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拉奥孔是谁？

相信大家都听过“木马计”和“特洛伊”的故事。“木马屠城记”是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他的长篇史诗《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里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的一部分。不过大家或许并不知道拉奥孔在“木马计”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拉奥孔的身份是这座鼎鼎大名的特洛伊城的祭司。

话说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希腊的各个城邦联合起来远征特洛伊城。特洛伊人顽强抵抗，特洛伊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希腊人强攻特洛伊九年而不下，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听取奥德修斯的建议，决定使用“木马计”。

希腊人建造了一座巨大无比的木马，木马里面藏满了全幅武装的士兵。他们向城里散布谣言，要将木马献给女神雅典娜以求赎罪。然后特洛伊城外的希腊人纷纷登上船只，扬帆离开海岸，佯装撤退，只留下了事先安置好的木马。

特洛伊人认为敌人放弃了围城计划，于是他们大开城门庆祝胜利，并准备将木马作为战利品拖进城里。正在此时，特洛伊城的祭司拉奥孔高呼道：

这句话后来衍生为一句俗语：“小心带着礼物的希腊人”。

拉奥孔试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中希腊人的木马圈套，并建议用火焚烧木马。正当特洛伊人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海上出现两条巨蛇。巨蛇迳直来到拉奥孔和他两个儿子面前，缠绕住他们的身躯，攻击他们，任凭拉奥孔和儿子们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最后两条巨蛇把父子三人活活勒死。

特洛伊人相信拉奥孔的言论激怒了雅典娜，才遭此厄运，便放心地将木马拉入城中庆贺胜利。半夜里，躲在木马腹中的武装士兵们由希腊卧底穆西农放了出来，他们里应外合，火烧全城，屠杀特洛伊人，特洛伊城终于陷落，希腊人大获全胜。

这就是拉奥孔和 “木马计” 的故事。这座大理石雕塑《拉奥孔》描绘的正是特洛伊祭司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Antiphas 和 Thymbraeus）被巨蟒缠身濒临死亡时的骇人场景。

这座雕塑给予观者的直观印象是痛。两条巨蟒硕长的身躯扭曲缠绕在拉奥孔父子三人的肢体上。拉奥孔右手高举反折，左手抓住一条巨蟒的身体，而此时巨蟒正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咬向拉奥孔的腰部。拉奥孔似乎已经预感到挣扎的无济于事，他的脸上仰着，表情痛苦而绝望，微微张开的口，仿佛在叹息命运的难料。

拉奥孔右侧的大儿子一边试图摆脱巨蟒的缠绕，一边侧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左边的小儿子早已无力反抗，奄奄一息。

人们在观赏《拉奥孔》时，无不为它悲剧性的情节和人物刻画而震撼。

《拉奥孔》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构图纯熟完整，三人两蛇形成一个多变而动感的整体。德国大文豪歌德认为《拉奥孔》以高度的悲剧性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同时在艺术语言上又是：

根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所称，《拉奥孔》的创作者是来自于希腊罗得岛的三名雕塑家阿基桑德罗斯、阿典诺多罗斯和坡里多罗斯（Hagesander,，Athenodoros和Polydorus）。老普林尼对《拉奥孔》的评价是它“超越所有之前产生的绘画与雕刻艺术的作品”。拉奥孔群雕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形式和雕塑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拉奥孔》最初曾被摆放在罗马皇帝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9年11月17日－79年6月23日）的宫殿里。它被认为是最卓越的希腊化时期的雕塑作品之一，也许是除了那尊卢浮宫的《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外最著名的古希腊雕塑。

1506年1月14日，一位名叫费利斯·达·弗雷德（Felice de ' Fredis）的农民在埃斯奎林山挖掘葡萄园，在地下发现了一个隐匿的房间，里面正是这尊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雕塑之一的《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当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听说这个发现的时候，他派米开朗基罗和朱利亚诺达桑托（Giuliano da Sangallo）去挖掘。教皇是希腊艺术的忠实粉丝，他命令将这尊刚挖掘出来的雕塑立即运往梵蒂冈，并将其安置在贝尔维蒂（Belvedere）花园。

这座引人注目的雕塑在500年前刚刚出土时，就受到了艺术大师们的礼遇，米开朗基罗更是深受震撼，对之赞叹不已，并将之奉为古典希腊艺术的典范。

当佛雷德发现这尊雕像时，拉奥孔缺失了右臂、大儿子的右手和小儿子的右臂，以及几块蛇身的片段。

1510年前后，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决定恢复这些缺失的部分，并将这个项目交给了梵蒂冈的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

布拉曼特举办了一场竞赛，看谁能想出最好的手臂修复方案。米开朗基罗认为，拉奥孔的右臂应该向后弯曲，看上去是试图从自己的背上扯下毒蛇的样子，这样的肢体语言可以令他显得更痛苦。他甚至雕刻了一个粗糙的弯曲手臂展示给教皇。

拉斐尔是这场比赛的评委，他更喜欢采用右臂向上伸展的姿态，就好像这位祭司在祷告诸神停止对他和他的孩子们的攻击。最终由拉斐尔做评判，同意雕像被修复成右臂朝天伸直的样子。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06年，奥地利考古学家路德维格·波拉克（Ludwig Pollak）在罗马的一座建筑的地下发现了一截大理石雕塑的右臂。波拉克认为这可能是拉奥孔失去的手臂，他把它捐给了梵蒂冈博物馆，手臂在那里保存了51年。1957年，博物馆的专家们证实，这只手臂属于拉奥孔。因此，雕像被重新组装，拆除了复制的右臂，并装上新的手臂。这证明米开朗基罗当年的判断确实是正确的。

自1506年被发现以来，《拉奥孔》迅速成为历史上最受关注、最受尊敬的古代艺术作品之一。历代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拉奥孔》复制品，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Baccio Bandinelli（1493 - 1560）创造的一尊完全修复的复制品。最初这尊复制品是作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礼物。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非常喜欢这件复制品，不舍得让它离开意大利，就给弗朗索瓦一世送去了其他的古董。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美第奇家族的Giulio dei Medici。这尊复制的《拉奥孔》后来被送到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Palazzo Medici），现藏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Uffizi Gallery）。

意大利雕塑家Francesco Primaticcio （1504-1570）制作的青铜复制《拉奥孔》雕塑，现藏于法国枫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

其他复制品在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宫殿和奥德萨考古博物馆等地方可以看到。

由于其经久不衰的名声，在1799年，拿破仑把《拉奥孔》从梵蒂冈搬到了巴黎，把它作为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典范。1816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拉奥孔重回梵蒂冈。

几百年来，这件雕塑引发了艺术家们的诸多争论，拉奥孔痛苦的神情，就像蒙娜丽莎迷人的微笑一样令人深思。问题与争论的焦点是：面对巨大的恐惧与痛苦，雕像中的拉奥孔为什么不是大声哀号，而是“轻微地叹息”。

德国美学家莱辛以这座雕塑为思考中心，写出了探讨绘画与诗歌美学关系的名著《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莱辛认为拉奥孔的面部表情并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呈现出强烈的痛苦，这说明雕塑家为了表现出身体苦痛下的最高度的美，只能淡化身体的苦痛，力求化苦痛中身体扭曲变形的丑为美，展示出“静穆的光辉”。

莱辛给予《拉奥孔》的评价是：

拉奥孔的面容的刻画正体现了莱辛在书中表达的意见：

拉奥孔真的痛苦吗？完全只有痛苦吗？在他痛苦的外表下，隐藏于拉奥孔心中的是否还有幸福呢？

特洛伊城的祭司拉奥孔敢于说出真话，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想法，这不是一种幸福吗？只有将痛苦不看成是一种痛苦，自觉自愿地承受这种痛苦的时候，痛苦才能转化为幸福，这需要内心的强大与坦荡。拉奥孔的神情表现出的不应只是沉痛与哀号，还有内心的平静与坦然。当然，还有爱，对于这座城池和人民的爱。

了解雕塑作品背后的故事，享受艺术带来的震撼，感受艺术的美与力量，这正是艺术永恒的魅力所在。在历经千年的历史沉淀后，《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仍然能带给现代人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艺术终究是人的创作，体现的是创作者的人格与人性，所以艺术魅力正是艺术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法展示出的情感与人性，这才是艺术真正引人入胜的源泉……

欣赏雕塑作品是美术教育中重要的环节之一，通过欣赏雕塑作品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下面介绍一些欣赏雕塑作品的方法和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雕塑艺术。

一、了解雕塑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在欣赏雕塑作品之前，学生需要了解雕塑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包括雕塑的材料、造型、比例、纹理、空间感等方面。这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欣赏雕塑作品，并能够从中感受到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表现方式。

二、观察雕塑作品的整体和细节

在欣赏雕塑作品时，学生需要全面观察雕塑作品的整体和细节，包括雕塑的形态、比例、线条、表面纹理、色彩等方面。学生可以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和比较来深入了解雕塑作品的结构和特点，并发现雕塑作品中的细节之美。

三、理解雕塑作品的主题和意义

雕塑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主题和意义，学生需要通过欣赏雕塑作品来理解雕塑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意义。学生可以从雕塑作品的形态、姿态、表情、动作等方面来推断雕塑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并通过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和情境进行比较和联系来深入理解。

四、感受雕塑作品的情感和氛围

雕塑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情感和氛围，学生需要通过欣赏雕塑作品来感受雕塑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氛围。学生可以通过观察雕塑作品的线条、构图、表情等方面来感受雕塑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和氛围，并从中汲取艺术家的灵感和创作力量。

五、用语言表达和分享感受

在欣赏雕塑作品之后，学生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雕塑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情感和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雕塑艺术。

总之，欣赏雕塑作品需要学生全面观察、深入理解、感受情感和氛围，并用语言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验。通过欣赏雕塑作品，学生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力量。

　　罗丹雕塑特点：

　　1、它吸取了古希腊雕塑弱化结构体积，形成在转移角度观看雕塑时雕塑表面光线的流动这一效果，他大胆的使用了印象派笔触一样的机理，使流动强化，生动。并用这一手段激发和宣泄某种感情。

　　2、雕塑一般是静止的，在吸收巴洛克艺术动态激昂启示下，在青铜时代为代表的几件作品中他运用了从脚到头部形成一定叙事动作的变化，脚步无力逐渐舒展开来，整体看动态不太统一但是很协调，要是视线游移从下至上你能感觉到一个连贯的动作在发生。是一个雕塑打破静态的成功的探索。

　　3、非常态的动态传达出来的内在思想气质，在以前的雕塑中，总是在试图通过宗教故事情节和人物来反应一个题材，人物总是在常态的状态中出现，而在罗丹的雕塑作品中亚当，夏娃等许多作品都通过一种人体的动态的扭曲甚至创造，是欣赏者直接从雕塑的形体上就感受到内在的精神和情感的宣泄。

　　4、关注的题材上罗丹也有很多新的探索。

　　正是罗丹对过去的总结和在各方面的探索，给了后人一个新的创造性的思路和方向，其后的学生以及后面的雕塑家逐渐的创造出来新的体系。

中西方雕塑在其发展脉络中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审美风范，本文试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文化源流、哲学品质等方面对雕塑艺术心理的影响入手，探悉中西方雕塑艺术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地理环境、思维方式、逻各斯、神似、形似

　　西方各门类艺术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有其特定的表现方法，而中国的各门类艺术则是共通相契的。这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造成的。以雕塑为例，西方雕塑艺术有其特定的门类规则和创作方法，而中国的雕塑表现出与绘画艺术的密切结合，如所谓“塑容绘质”。中西雕塑艺术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呢？主要是在地理环境、文化源流、哲学品质等方面对雕塑艺术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对雕塑艺术的产生及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传统表现除了继承与发展的态势，几乎无断裂的痕迹，西方文化则不断否定又不断重建，很多学者认为，这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一对矛盾的范畴。从地理条件中的气候条件中去分析中国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受到了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是文化对于环境的一种适应情况，中国的历史中的动乱、衰退时期的气温变化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一些盛世、和平时期气候是比较温和的，这不仅仅是偶合的现象，而且是与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西临太平洋，地理环境封闭，其文化特征有较强的自我圆融性，闭塞的地理环境为避免外来文化的冲击确保了客观条件。在地理上自然形成的西高东低的阶梯状，从资源分布上也为牧业、农业、农牧业做出了明确的地理划分，为黄河、长江中下游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奠定了客观的条件，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依托。中国的地大物博决定了中国的雕塑显示了题材广泛的特点，不仅有人物，动物，虚构的动物（龙、凤、麒麟等），人与动物的合形（女娲、伏羲的人首蛇身），还有山水树林，云朵雾气，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场景，以及大量动物器物的造型。尤其在早期雕塑艺术中，各种题材并无明显主次之分，也无主辅之别。但其封闭性也着重的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占据着主要地位，在中国的后期雕塑中，特别是宗教雕塑兴起后，人像才得以充分发展。以景致、动物、植物等为题材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图腾文化和自然主义精神。但宗教雕塑中的神与人互相融合，神会下凡，人能升天，帝王英雄就是其代表，因而自商周以来，宗法制就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这种封建宗法制和礼乐文化，形成了雕塑功能上的封闭性特征，雕塑不是被埋入地下作为陪葬，就是被放置在帝王的陵墓前作为仪卫。雕塑成为宗法制度的一种附属，失去其独立的美学品格。

　　西方雕塑的出现首先也是作为建筑艺术的装饰而出现的，但在较短时间内它就获得了独立地位。欧洲地处温带，地理差异相对较小，但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西班牙的群山连绵，冰岛的茫茫冰川，也在地理差别中培育了欧洲人不同的民族个性、不同的文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古希腊的神祗与人同形同性，自上而下为“神系”，加之有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城邦与城邦间的联盟和城邦内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因此其雕塑以人体、人像为主题，从古希腊创立并奠定了以人为主题的雕塑形式后，一直到现代雕塑兴起的2500年中，人像始终占据着雕塑题材的主导地位，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人像雕塑作品。有单人的也有组合的，动作姿态丰富多彩，这与古希腊“人，乃万物之尺度”的观念有着文化上的必然联系。与中国的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不同，西方的大量的人像雕塑放置于广场和街道，从而显示出雕塑艺术功能的公共性特征。

　　这种封闭性与公共性不仅是中西雕塑2000多年在题材和文化上最大的不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陵墓雕塑是为死人服务的艺术，而西方大多的人像雕塑是为活人欣赏的艺术，显示了 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不同。中西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封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元化，一元化又促使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连绵不断；欧洲人的开放及形成了欧洲人的迁徙和商贸，也促发了政治的民主和国家的分化。

　　 二、思维模式的差异

　　对比中西文化的思维模式就会发现，中国传统艺术的思维模式追求合二为一，把宇宙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综合的一元论；而西方传统艺术思维模式则以分析为手段，把世界视为不同的部分，追求一分为二，是解析的二元论。在中西思维模式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又形成了重视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它结合古希腊的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为雕塑艺术的典范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的文化则形成了强调直观意向的思维方式，它通过直觉来直接体验、感悟并把握对象。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逻辑、概念而更长于悟性，这种所谓的“豁然贯通”、“点石成金”，也形成了与西方注重分析、偏于抽象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文化特质。

　　 这种文化特质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形成了中国雕塑注重意向浑融，注重通过意向之后的表现，从而也形成了中国艺术注重营造意向的观念。这种偏于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和善统一的思维模式与西方注重再现、模仿、写实、追求美和真统一的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西传统雕塑中最大的差异。“美”是中西雕塑的共同追求，但“善”体现的是中国的“德”，是伦理性，而“真”体现的是西方雕塑的科学性与知识性。基于伦理性的要求，所以中国的雕塑艺术很少出现裸体的人体雕塑，基于写真和科学性的要求，西方的人像雕塑艺术自古希腊以来就以人体为主，西方的雕塑注重形体的比例、结构、神态、转折，而中国古代雕塑强调神、气，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从这一点出发，促成了西方雕塑写实，而中国的雕塑写意的不同特征。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自彩陶纹饰，青铜纹样起就非常注重意向的表达，它们包含文化的内涵与造型上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的雕塑在塑造人物或动物形象时，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严格的比例和解剖，不去追求外在形象的精确与酷肖，而是重视情感感受与体验，这种着眼点，不在对象与实体，而在功能、关系、和韵律的审美意识，更关注人物和动物的神采和意蕴，并加以有意的突出、夸张或变形，使形象更为鲜明。西方艺术把形的概念融入到几何形的类型化之中，在哲学和科学双重精神支持下，从对物象模仿，而达到了在比例解剖等方面近乎完美的状态，并为传统的人体雕塑和现代的抽象雕塑提供了可以遵循的途径，以此来归纳形体的变化和运动。而中国以把“形”的概念转向对“神”的揭示，提倡“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重神轻形，重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塑造。因此，中国古代雕塑注重表现对象内在气质的特征，而西方传统雕塑注重对外在形体的精细研究，形成了中西雕塑意向造型与模拟造型两种不同的方式。

　　三、哲学品质的迥然

　　西方文化重智，东方文化惟情。前者易知，后者难察。

　　 西方的一切学说都起源于哲学，在古希腊，对哲学的定义就是爱智慧的学问。在古希腊人的眼中，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水、火、气？西方的哲学开始了。亚里士多德逻辑，欧几里德几何，都是智慧的产物。阿基米德科学试验是西方重智的表现，也是西方近代科学之滥觞。

　　中国的哲学又是怎样的呢？孔子讲仁，“仁者爱人”。真诚怛恻为仁，“肫肫仁也”。这种血缘的亲情是割也割不断的，在宗法社会基础上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从殷周之德到孔子之仁，从孔子之仁到孟子之性，都是血缘温情深。中国知识的核心是"道"，希腊知识的核心是"逻各斯"。

　　中国哲学的道和西方哲学的逻各斯反映了中西艺术的差异。逻各斯源于希腊文，原意为"采集"，后演化为"说"。采集的活动需要对物体进行分类和辨别，同时在分类和辨别上有相应的标准和尺度，所以逻各斯最初有"分理"的意思。逻各斯有言说的意思，即词或内在思想借以表达的东西，又有理性的意思，即内在思想本身。赫拉克利特用它表示"说出的道理"，并认为正确的道理表达了真实的原则。今天，我们常用"理性""道理"来翻译"逻各斯"。逻各斯叙事有严格规则，所以才发展后来的逻辑推理形式。道是不可言的，所以也就有了"名"与"实"的二元分离，有了"永恒"与"暂存"的分殊。不可言有两种可能，一是道只有在懂得沉默的时候才能保存其完整，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谓；二是道不可用言语来传递。20世纪初，道不可道产生两个后果，一是道的真谛难以编码传递，从而影响知识组织的进化，二是容易产生误解，从而消除误解的活动比之独创性的探索更显重要。

　　这在雕塑中，就是一个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形似”和“神似”，一个是理性的对待对象；一个是感性的对待对象。在雕塑领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尺寸问题和辨证的分析是走出理论迷宫的不二法门。

　　 形似（简称形），顾名思义就是在物象外形上肖似。但这一个含义在不同的环境下（中西、古今……）是不同的。在西欧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形似的地位是关系着雕塑的成败的。而在中国古代，形似的地位就微妙了一些。顾恺之是一个形神兼备的倡导。他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被后世千古引用。不仅表现在绘画中，还广泛表现在雕塑领域中。中国古代的动物及人像雕塑强调的是神采的神似，而忽视形状的雷同。因而，石雕的狮子表现的是其威严庄重，宗教雕塑投射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他们的表情神采而非动作姿态。神似是很难的。首先它不仅是对物象神韵的把握，在艺术作品中加入自己的感情，让艺术作品有自己的思想也是另一种神似。不考究比例关系和材质（如泥塑），追求神韵（如霍去病墓前的石虎）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雕塑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象晋祠和山西晋城二仙庙的供养人等少数精品

艺术创作和艺术赏析就是来源于情感，用理智怎么去创作和赏析啊？情感算是艺术创作和艺术赏析的根吧！

艺术创作表达作者情感，艺术欣赏要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并通过联系欣赏者的体验而升华，进而产生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艺术体验和情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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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有以下四大类：泄情动机；兴趣动机；成就动机；私欲动机。在各种各样的创作动机中，只有符合艺术创作活动的审美性质和规律的，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艺术批评彼此制约，有着紧密的联系。

艺术创作是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的基础和前提，为欣赏和批评生产对象。没有艺术创作，就没有艺术作品，也就没有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

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对艺术创作又具有反作用，具体表现为：艺术欣赏以“消费”的形式刺激艺术“生产”，从“消费”方面赋予艺术“生产”以切实的社会价值和功能；艺术批评则从理论上指导、影响艺术创作，从而沟通创作与欣赏的关系。

-艺术创作

巴洛克时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艺术时代，它的影响渗透到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等多个领域，它的奢华与贵气、动感与夸张，冲掉了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和谐、简约、理性、安静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奔放、高贵华丽、繁复精美，充满激情，且带有神秘和奢华之调。

这一时期，以贝尼尼为代表的巴洛克艺术家把绘画效果运用于雕刻上，把光与影调入石头，把动作调入身体，使得人物脸上表现出思想和情感。他们创造了动感的艺术作品，比古典主义艺术作品更能引起人心灵的亢奋。在艺术风格演变的过程中，艺术作品本身也更贴近了真实，这在艺术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突破。

在巴洛克时期，贝尼尼被尊称为“最为卓绝的艺术大师”，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罗马度过的，当时的罗马城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贝尼尼为罗马而创作，罗马为贝尼尼而扬名。贝尼尼主要的成就在雕塑和建筑设计，另外，他也是画家，绘图师，舞台设计师，烟花制造者和葬礼设计师。

贝尼尼对艺术的格言是：一个艺术家想要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极早的看到美，并抓住它，二是工作勤奋，三是经常得到精确的指教。

贝尼尼塑造的人物总是处于激烈的运动中。大理石在他手中好像已失去了重量，人物的衣服总是随风轻轻飘起，给人以一种轻快、活泼和不安的感觉。贝尼尼刻划的人体的数量上不亚于米开朗基罗，而他更善于表现戏剧性的情节和人体在激烈的运动之中。

从其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古典主义传统对他的影响，特别是希腊化时期的风格，很明显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响。当组雕《阿波罗和达芙妮》完成后，贝尼尼赢得了整个罗马的赞美，连一些宗教界的高级人士都为之感动，其中包括不久后成为教皇的乌尔班八世也对贝尼尼大加赏识。

贝尼尼多才多艺，能文善画，颇具文艺复兴时代的遗风。对于贝尼尼，当时人们曾经这样写道：“上演了一出大众戏，其中布景是他画的，雕像是他雕的，机械是他发明的，音乐是他谱曲的，喜剧的剧本是他写的，就连剧院也是他建造的。”他给予他那个时代的影响在历史上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

贝尼尼一生中所创作的艺术作品，都镌刻着浓郁的巴洛克艺术符号，这些典型的元素在其创作的雕塑作品中尤为显著。贝尼尼的雕塑作品既热情奔放，又充满戏剧性，他作品中所凝聚的旋风般的力量，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动态感和无限的想象空间。贝尼尼雕刻技巧精湛娴熟，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往往光洁而精致，富有贵族气派。他还善于把雕塑与装饰性的背景相结合，利用自然光线使它们融为一体。

贝尼尼的雕塑作品根据题材和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一、具有巴洛克艺术典型特征、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题材内容，如：《圣德列萨的狂喜》；二、富有奢华富贵气息的题材内容。如：圣彼得大教堂的“华盖”天顶、罗马圣彼得广场的设计及圣安德烈教堂等。三、表现人物运动感与充沛情感的题材内容，如：以《大卫》、《阿波罗与达芙妮》；四、大型雕塑和教堂组雕等综合性题材内容，如：《四条河喷泉》、《人鱼喷水池》及圣玛利亚教堂科尔纳罗礼堂等作品。

    人文世界充满着生命的跳动，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创造。有生命的精神世界活动只能用精神科学的方法去理解说明。理性活动不能囊括人类全部的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在漫长的艺术史中，非理性被遮蔽、压抑、扭曲、异化。到了17 世纪，由于人本主义的发展和各种激烈的社会矛盾,处于焦躁和郁闷中的艺术家们极度渴望以一种不同以往的艺术表现手法去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危机，他们无法掩饰跳动不安的生命情怀，艺术家有了新的自我发现，进而唤起的是非理性的揭示。

贝尼尼把雕塑和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有机结合，化为思想和灵魂。在的他的系列雕塑作品中，更多的是人物情绪的宣泄，而非人物或动作本身的美丑展现。贝尼尼的作品打破了古典主义静态的艺术风格，减弱了理性，强调激烈的情感，在人物造型上也不讲究科学性，注重形象的鲜明个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仔细感受、分析贝尼尼的雕塑作品，我们能感受到作品中涌动着的蓬勃的生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