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刺绣工艺是怎样发展的？

汉代刺绣工艺也大有进步。就出土实物看，汉代刺绣已有多种针法。绣花图案不同于织花图案，绣品上的图案花纹形象是用“线”在织物表层来充分表现的，线的走向完全依据针法。

西汉时期刺绣工艺和生产都相当发达，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甘肃武威、新疆民丰、河北怀安及古五鹿等地，出土了不少汉代丝绸刺绣残片，从实物分析，当时的绣法已有平针、平针铺绒、辫绣、钉线绣、锁绣等针法。

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思想的成因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一、中国古人的服饰审美意识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之精髓，是儒、道两大家都认可并采纳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深远的本质之源，这种观念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设计观，即把各种艺术品都看作整个大自然的产物，从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去看待工艺品的设计，服饰亦不例外。这种设计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学著作《考工记》中就已记载，《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意识到，任何工艺设计的生产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为，而是在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天时乃季节气候条件，地气则指地理条件，材有美为工艺材料的性能条件，而工有巧，则指制作工艺条件。对服装而言，则指服装的着装季节，着装环境，及衣料的质地和剪裁手法，只有这四者和谐统一，才有精妙设计。 《周易》中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肯定了人与自然的交融性，即人不仅是自然产物，人的一切活动从道德修养到功利实践，都必须遵循自然的启示，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而且自然中也透着人的因素。自然本身往往具有社会道德的启迪意义，在这里人与自然间往往不存在绝对隔离的鸿沟，二者互相影响渗透，人与自然遵循统一的法则，天地自然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又包含了与人事有关的伦理道德，表现在审美情感上就是偏感性的。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人是形和神的统一，即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不论道、儒都主张精神与肉体兼并，美与善合壁，而服装正是体现人和物之间的审美和谐和自然表现形式的外化，这种审美情感意识倾向外露于服装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夫己外饰，盖自然”（《厚道》语）“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语），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形骸，重神理而遗形骸，所以表现在服装上往往不拘礼法，不论形迹，常常袒胸露脐衣着十分随便。《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尝着袒服而乘鹿车，纵酒放荡”。 二、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服装的审美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七雄争霸，各自为政，造成了百家争鸣学术论战，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墨、法等各学派，从而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服饰美学思想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主张。如儒家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墨家倡“节用”，“食之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法家韩非子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 魏晋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褒之博带”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普遍服饰，其中尤以文人雅士居多。魏晋时期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最为混乱的年代，但在精神上却是极自由解放，最热情的年代。文人意欲进贤又怯于官海沉浮，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酒乐之外，便在服饰上寻找宣泄，以傲世为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魏晋时期，倡谈玄学之风，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强调返本归真，一任自然。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主张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还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表现在装束上则是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魏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搜身记》写：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文人群效之尚清谈，不拘礼教，行为放荡，这种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摆脱了汉代儒教的礼法束缚，人们都直接欣赏人格个性的美，尊重个人价值。《世说新语》中关于“斐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己人”的记载，生动了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意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褒之博带”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释放，是一种个性标准，厌华服，而重自然，而唐朝的服饰则是对美的释放，对美的大胆追求，其服饰色彩之华丽，重装饰，女子衣装之开放是历代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人也为之惊叹不已，望尘莫及。周诗：“惯束罗裙半露胸”，即似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装束中最为大胆的一种，足见唐人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出现追随时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时间最长，可见《燕京五月歌》中“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条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安乐公主的百鸟裙为中国织绣史上的名作，官家女子竟相效仿，致使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充分显示了当时时尚的感召力之大。服饰风格是与现实分不开的，唐朝经济繁荣，手工艺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博采众长，建立国度之多，堪称中国古代的“巴黎”。 唐朝比以前任何朝代又增加了新的审美因素和色彩，唐代审美趣味由前期的重再现、客观，重神形转移到后期的重表现主观、意韵、阴柔之美，体现了魏晋六朝审美意识的沉淀。唐代前期转向后期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激情，渐渐被老成持重，忧患重重的顾虑所取代，先前那种能动的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与感受渐渐地转变为被动的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从而使审美中那种大刀阔斧，真率奔放的阳刚之气不得不让位于细腻含蓄朦胧的阴柔之韵”，(引自《六朝美学》)此种审美倾向的转变，是与当时唐朝由盛转衰的经济和举国上下兴颂佛法这一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宋朝时，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而明代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史上最鼎盛的朝代，服饰华丽异常，重装饰。这是因为明朝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意识趋于专制，趋向于崇尚繁丽华美，趋向于追求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因此，明朝在服装上盛行绣吉祥图案。此外，明代中期南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手工业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使其服饰从质料到色彩到图案追求艳丽，形成了奢华的风气，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西洋文化逐渐东渐，留学生脱长袍马褂，换西装革履，也都与当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密切联系。 三、“等级性”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对古人的服装审美意识的影响贯穿了古代社会的始终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受这种等级制度“礼”的影响，古代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外化是“礼”的重要内容，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装除能敝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 服装就如同一种符号，古代社会中服装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礼”的表现。《礼记》中对衣着等级作为了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 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候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人为责也。”《周礼》中记载：“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礼，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服装的“礼”性功能亦有精辟见解。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其与其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者的形象密不可分的。 这种“礼”的功能还表现在服装的色彩上，如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因为朱是正色，紫是间色，他要人为地给正色和间色定各位，别尊卑，以巩固等级制度，历史上“白衣”、“苞头”、“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子”等等都是在一定时期内，某种颜色附丽于某种服饰而获得了代表某种地位和身份的例子。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 例如：《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唐以官服色视阶官之品。”“举子麻之通刺，称乡贡。”唐贞观四年和上元元年曾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的规定。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于**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皇子用金**，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 纵观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各朝各时期中国古人审美意识对服装的影响，服装从最早的功能性——遮羞、敝体，经过岁月的流逝与历史的演变，从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到后来标榜个性的象征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审美意识贯穿其中，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进行现代服装设计也是大为有益的，只有紧抓时尚脉搏，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了解现代人之审美情结，才能设计出中国民族服装的时尚精品。(作者：程振红)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服装史》 《中国古代审美思想》 《现代美学体系》 《服装艺术造型设计》 《六朝美学》 （程振红 艺术家 石家庄） 

汉代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延续战国时期的服饰风格，在图案的追求上更加趋于大气、明快、简练、多变。在图案造型的选择上，突出了龙、凤的寓意。而装饰化的特点，更具有审美价值，在设计上也更加追求艺术造型的完美性。图案作为服饰装饰不单单是美的象征，而是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它的艺术欣赏价值。

（一）汉代女子服饰的纹样设计

汉代的服饰纹样题材多变，充满浓郁的神话色彩。汉代在服饰图案的色彩运用上，主要以对比为主，强调明快、醒目、艳丽，表现了素中见华美的特点。服饰使得女子曲线修长，待人接物含蓄内敛，动作简明舒缓，自然朴素，庄严而典雅。为此，各种手工业者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服饰图案的设计上更加追求艺术的审美价值，所反映的图案已不仅仅是满足于各种自然物象的变形，而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1．汉代女子的襦裙

襦裙是中国妇女服装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上襦下裙的女服样式，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到了汉代，由于深衣的普遍流行，穿这种服式的妇女逐渐减少。这个时期的襦裙样式，一般上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

2．汉代女子的曲裾深衣

汉代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另外，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深衣穿着时包裹身体行动不便，慢慢地被直裾衣服所取代了。

3．汉代直裾女服

汉代的直裾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是因为古代裤子皆无裤裆，仅有两条裤腿套到膝部，用带子系于腰间。这种无裆的裤子穿在里面，如果不用外衣掩住，裤子就会外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恭不敬的事情。之后，随着服饰的日益完备，裤子的形式也得到改进，出现有裆的裤子，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三、汉代女子服饰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

汉代女性审美意识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汉代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形成和完善的时代，封建礼法的确立和完善为汉代妇女服饰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服饰是渗透于当时人们情感意愿、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观念，一种反映社会普遍心理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

1．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汉代，儒学开始受到统治者的尊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以儒家宋法思想为核心，加以阴阳五行学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结成一体，形成了统一的封建思想体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服装的形制和衣料的质地色彩、纹饰都形成了森严的阶级等级界限的一面，但汉代女子还是在遵循儒学的礼节上创造出式样美好，别致的服装，向世人展示女性的亮丽风采。

2．汉代女性地位的影响

汉代女性之所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由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及劳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汉代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封建礼教植根尚浅，加上整个地主阶级处于上升进取时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妇女的劳动不仅限于家庭，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汉代丝绸在美化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经济，沟通各国贸易与文化联系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来看，应当承认汉代妇女对于创造灿烂经济、文化的贡献。

3．男性审美观和统治阶级导向作用的影响

在汉代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男性把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和社会职能的要求制度化、规范化，把温柔、贤慧等品格看作女性内在美的主要标志，特别是儒家礼教对女性的要求也更加明晰和规章化了。汉代女性注重对自身的形象塑造，却也摆脱不了心理上对男性的依赖，于是便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以男性的传统标准为标准。

综上所述，汉代以明朗健康的社会风貌和浓郁的社会氛围，以及汉代较高的妇女地位，促进了汉代女子服饰的兴盛。汉代女子凭借自己高超的审美意识和装扮技巧，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端庄、婀娜的形象汉代是中国女子服饰上的奠基时期，她承秦的古朴之风，开盛唐繁丽之俗，以清新、质朴的风格自成一体，并将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女子服饰史上愈加光彩夺目。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被世人誉为"衣冠王朝"。中华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服饰文化。人们常常利用刺绣来装饰衣、裙、衾、枕等成活用品，美化生活，创造美的世界。

　　中国的刺绣源远流长，在世界服饰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中颇有影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百花园中瑰丽多姿的一朵越开越艳丽的奇葩。在刺绣行业中，苏绣、湘绣、蜀绣、粤绣是中国的四大名绣，享誉国内外。此外，还有京绣、瓯绣、顾绣、苗绣、卡绣、榕绣、汉绣、发绣、机绣、绒绣、剪绒绣、抽纱刺绣等等，都自成一派，使中国古老的刺绣业繁荣似锦，大放异彩。

　　中国刺绣的起源

　　中国刺绣起源于3000多年前，传说古代苏州有一位聪颖漂亮的姑娘，在结婚前正在赶制一件新嫁妆，在制作过程中不小心在衣襟上戳了一个洞。她急中生智用彩绒绣了一朵小花，不仅将破洞掩盖住，而且还显得格外漂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首次启发，聪明的苏州人从此就开始喜欢穿绣花衣服了。根据西汉刘向所撰的《说苑》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吴人就开始把刺绣工艺应用于美化生活。到了三国时期，苏绣已发展到较高水平，据说三国时期的赵夫人利用自己既能画又能绣的特长，为孙权作的一幅"画绣"，被时人堪称"针绝"，从而赵夫人便成为"画绣"的鼻祖。

中国刺绣起源于3000多年前，传说古代苏州有一位聪颖漂亮的姑娘，在结婚前正在赶制一件新嫁妆，在制作过程中不小心在衣襟上戳了一个洞。她急中生智用彩绒绣了一朵小花，不仅将破洞掩盖住，而且还显得格外漂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首次启发，聪明的苏州人从此就开始喜欢穿绣花衣服了。根据西汉刘向所撰的《说苑》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吴人就开始把刺绣工艺应用于美化生活。到了三国时期，苏绣已发展到较高水平，据说三国时期的赵夫人利用自己既能画又能绣的特长，为孙权作的一幅"画绣"，被时人堪称"针绝"，从而赵夫人便成为"画绣"的鼻祖。

黼黻絺绣之文，见于尚书。虞舜之时，已有绣花。东周已设官专司其职，至汉已有宫廷绣花。三国吴孙权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军阵图，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卢眉娘以法华经七卷，绣于尺绢之上，因绣花闻名，见于前者著录。自汉以来，绣花逐渐成为闺中绝艺，有名绣花家在美术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观其针法,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绣花艺术之成就。汉代绣品，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内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完整的绣品，更有助于了解汉代绣花风格。从这些绣品看，汉绣图案主题，多为波状之云纹，翱翔之凤鸟、奔驰之神兽，以及汉镜纹饰中常见之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绣花新采用的底本质材，则为当时流行的织品，如织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光明”等吉祥文字之丝绸锦绢。其技法以锁绣为主，将图案填满，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极为流畅。

，出土于甘肃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鲁番等地，所见残片绣品无论图案或留白，整幅都用细密的锁绣全部绣出，成为满地施绣的特色。传世及出土的唐代绣花，与唐代宗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唐绣佛像，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东方敦煌千佛洞发现之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释迦说法图等，都与当对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关联。此时绣花技法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运用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针法，多种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绣花所用图案，与绘画有密切关系，唐代绘画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绣花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使用微细平绣之绣法，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之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唐绣独特的风格。至于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更可视为唐代绣花的一项创新。

多为实用及装饰之用，绣花内容与生活上的需要和风俗有关。宋代绣花之作，除为实用品外，尤致力于绣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至宋更及于丝绣，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绣花之作风。历代迄清各时代之绣画与绘画应有不可分离之关系。

绣花 曲：李正帆 词：夏宁、李正帆

绣花

听着风 吹开落叶一丛 低着头

思念轻轻经过尘埃堆积当年的梦

锁在古老的深院中推开了心中的门

寻不到你的踪影

手紧握 绣不出溪水流

愁意浓 惊觉泪眼迷蒙

老情人对望情深意重

时空变换散了你我形单影只的笑容

缺了你诉我情衷

剪微风 贴旧梦

我静静听你年华似水

望着我在暮鼓晨钟

绣花有没有听懂

缩寒冬 放晴空

我嗅着花儿盼你回首来时路的风华依旧

比翼双飞梦 早已绣在风中

我国的民间剪纸手工艺术有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国纸的发明是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公元前6世纪），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却早在未出现纸时就已流行，即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史记》中的剪桐封弟记述了西周初期成王用梧桐叶剪成“圭”赐其弟，封姬虞到唐为侯。战国时期就有用皮革镂花，（湖北江凌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文物之一），银箔镂空刻花（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出土文物之一），都与剪纸同出一撤，他们的出现都为民间剪纸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国最早的剪纸作品发现，是在1967年我国考古学 世界最大的剪纸虎

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北朝墓群中，发现的两张团花剪纸，他们采用的是麻料纸，都是折叠型祭祀剪纸，他们的发现为我国的剪纸形成提供了实物佐证。 关于剪纸手工艺术的历史，即真正意义上的剪纸，应该从纸的出现开始。汉代纸的发明促使了剪纸的出现、发展与普及。纸张是一种很容易霉烂的材料，在我国东南部地区气候湿润，再加上当地每年五、六月的梅雨天，时间一长纸张制品就霉烂，而民间剪纸又是一种大众化的东西，人们不会象珍宝一样保存起来，搞坏了自己还可以再剪。而在我国西北地区天干少雨，气候干燥，纸张也不易霉烂，这也可能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北朝剪纸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剪纸已处于大发展时期，杜甫诗中有“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句子，以剪纸招魂的风俗当时就已流传民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代剪纸均可看出当时剪纸手工艺术水平已极高，画面构图完整，表达一种天上人间的理想境界。唐代流行颉，其镂花木版纹样具有剪纸特色，如现藏日本正仓院的“对羊”，其羊的纹样就是典型的剪纸手工艺术表现手法。唐代民间还出现了利用剪纸形式制作的漏版印花板，人们用厚纸雕刻成花版，将染料漏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 宋代造纸业成熟，纸品名目繁多，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如成为民间礼品的“礼花”，贴于窗上的“窗花”，或用于灯彩、茶盏的装饰。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通过上釉、烧制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蓝印花布工艺制作的镂花制版是用油纸板雕镂成纹，刮浆印花的花版纹样就是采用剪纸的技法，有阴、阳刻之分，长线要割断，以点分虚实。 明、清时期剪纸手工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范围更为广泛，举凡民间灯彩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以及刺绣的花样等等，无一不是利用剪纸作为装饰成再加工的。而更多的是我国民间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如门栈、窗花、柜花、喜花，棚顶花等都是用来装饰门窗、房间的剪纸。除南宋以后出现的纸扎花样工匠外，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的最基本的队伍，还是那些农村妇女。女红是我国传统女性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女红的必修技巧——剪纸，也就成了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手工艺。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重剪、画剪、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以至最后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 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犹如一株常春藤，古老而长青，它特有的普及性、实用性、审美性成为了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象征意义。 早在汉、唐时代，民间妇女即有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为饰的风尚。后来逐步发展，在节日中，用色纸剪成各种花草、动物或故事人物，贴在窗户上（叫“窗花”）、门楣上（叫“门签”）作为装饰，也有作为礼品装饰或刺绣花样之用的。 剪纸艺术源远流长，在古代诗词典籍中，也被广泛的记载： 1 唐朝的崔道融所留传的诗中，有这样的词句：“欲剪宜春字，春寒人剪刀”这里所讲的“宜春帖子”，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剪纸。 2 唐朝的李商隐《人曰》诗：“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剪彩也就是剪纸。 3 唐朝的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 4 南宋的周密所著《志雅堂诗杂钞》中写有：“旧都天衔，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又中原有余承志者，每剪诸家书字，毕专门。其后有少年能于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极精工。”即是“开封”府，“剪花样”指的自然是“剪纸”。 5 广州建德县志云：“林文辉，字纲齐，剪纸为字，飞动如龙蛇，点差不差毫发，室人装潢成轴，易薪米以自给，人称之曰剪”。 民间剪纸善于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并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无论用一个或多个形象组合，皆是“以象寓意”、“以意构象”来造型，而不是根据客观的自然形态来造型，同时，又善于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来多种吉祥物，把约定成俗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心理。追求吉祥的喻意成为意象组合的最终目的之一。 民间剪纸之所以能够得以长久广泛的流传，纳福迎祥的表现功能是其主要原因。地域的封闭和文化的局限，以及自然灾害等逆境的侵扰，激发了人们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渴求。人们祈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健康长寿、万事如意，这种朴素的愿望，便借托剪纸传达出来。民间剪纸《鹿鹤同春》是民间传统的主题纹样。据记载，鹤即“玄鸟”，玄鸟是“候鸟”总称。在民间文化中鹿称为“候兽”，鹤称为“候鸟”，鹿鹤同春是春天和生命的象征。民间鹿与禄同音，鹤又被视为长寿的大鸟，因此鹿与鹤在一起又有福禄长寿之意。在民间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人力劳动成为生存的保证，摆脱病魔和死亡的痛苦是人们永恒的理想。民间剪纸以各种形式表达出对生命的渴望，袒护生命，颂扬生命，表现生的欢乐，对生命的崇拜成为人们虔诚的信仰。《鹰踏兔》是民间洞房的喜花之一，也是传统纹样，在民间流传极广。鹰喻“阳”，同鸡、鸟、鸦一样。在民间神化中称太阳为“三足鸟”，民间称太阳为“鸦”。兔寓意“阴”民间称月为兔。鹰踏兔暗喻男女情爱，反映了生殖崇拜的主题。民间剪纸中常见的坐帐花、喜花都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对生命繁衍生息的崇拜与追求。《扣碗》、《抓髻娃娃》、《鱼唆莲》等为主题的剪纸作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祈求生命的观念为民间剪纸赋予了不竭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剪纸的创作者对待富足与幸福，总是怀有着坚定乐观的信念，绵延不断的希望，剪纸正是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理想的外在呈现。民间剪纸将这些吉祥寓意融入到各种民族事项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在民间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反映生产生活的画面，这些作品有着一个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对主体进行的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通过剪纸，人们虚构了美好的形象；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以期建立自己的理想世界，并肯定人的力量，鼓舞人们继续奋斗的勇气。 民间剪纸的表现语言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托物寄语，借用那些约定成俗的观念化形象，来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吉祥幸福的期盼。种种质朴的怪诞而又包含率真至美的剪纸造型，来源于原始的视觉思维方式和民间审美观念；来自于有程式体系和意象造像组成的独特造型体系；来自于中国的本原哲学和世界观，更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因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汉绣工艺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大量实用性刺绣品， 取代了人民千百年来使用的刺绣品；年轻人不屑于学习、传承刺绣老艺人的技艺；随着老人们的过世， 汉绣工艺继承、传承出现危机。

保护措施：

2011年，武汉市武昌区政府在“昙华林艺术村”打造汉绣基地，制定汉绣发展三部曲。

2012年11月，由武汉纺织大学冯泽民教授编写的国内首部汉绣专著《荆楚汉绣》正式出版、并相继出版《汉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集》等相关著作。

文化特征

汉绣在配色方面用色大胆且浓艳，多偏向于强烈的色彩效果。在配色上受五行色的影响延续着上五色为主的传统，上五色源于五行学说而衍生出的色彩即指:木青、火赤、土黄、水黑、金白，在遵守传统色彩观念的同时也对现代视觉审美的色彩进行关注，汉绣色彩搭配的演变就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汉绣用色喜对比。汉绣尤其会对红黑这两种颜色进行强调，这与楚文化中楚人崇尚红黑两色有关。

苏绣是发展于江苏吴县一带，苏绣历史比较悠久，在清朝乾隆年间有江宁制造府。江宁制造府的刺绣工艺主要是属于苏绣公益，所以当时苏绣的规格是很高的，是专门供皇家使用的刺绣。苏秀又跟蜀绣、粤秀、湘绣统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苏绣是用丝绸、锦缎为刺绣的基础布料，苏绣刺绣的用线是五光十色的彩线，整个刺绣作品的色彩十分艳丽，而且绣工很精细，针法非常活泼、线条简洁大方，被誉为刺绣界的东方明珠。

苏绣一般刺绣的对象都是以山水、花鸟、龙凤为主，所以整体很娟秀典雅。苏绣的刺绣技法讲究的是平、齐、细、密，以及匀、顺、和、光 这八字要诀，如果没满足以上八字要诀的苏绣都不是上品的苏绣。

汉绣兴起与春秋战国时期，但汉绣真正鼎盛的时期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武汉专门成立了汉绣织绣局，专门负责给朝廷的官员缝制官服。

汉绣用线大多采用黄、黑、蓝、白、绿这五色作为刺绣的基本用线，色彩大气，对比强烈、装饰性很强，这点跟苏绣用色彩艳丽的彩线有很大不同。

汉绣的绣品用途非常广，有出嫁用的被面，还有平时生活用的布袋儿，枕套、桌套、门帘等等生活常见的物品，所以汉绣的绣品更加生活化。而且汉绣取材很广，并不仅仅限制于花鸟山水，还会绘制动物等吉祥图案。汉绣的针法讲的是平金夹绣法，层次非常分明，而且很有立体感。汉绣的花鸟跟苏绣也有很大不同，汉绣的花并不局限于花本身的形式，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做出花的变形。

总结，苏绣整体呈现的作品比较雅致，而汉绣作品呈现出来的风格是大气、有立体感和透视的虚实感，图案纹样接地气民间味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