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东部的主要人种、语言、宗教分别是

　　东亚，亚洲东部的简称，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共五个国家。东亚面向太平洋，地势西高东低，典型的季风气候，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大河多自西向东流入太平洋，主要有长江、黄河、黑龙江等。地质条件复杂，多山，且多火山、地震。东部临海，海岸线曲折，多天然良港，夏秋季节常受台风侵袭。

　　东亚是世界上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一，90%以上人口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是人种比较单一的地区，主要有汉族、和族、朝鲜族和蒙古族等民族。

　　所产稻谷占世界稻谷总产量40%以上，茶叶占世界总产量25%以上，大豆占20%。棉花、花生、玉米、甘蔗、芝麻、油菜籽、蚕丝等的产量均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

　　东亚地区人口超过16亿，占亚洲全体的40%，约占世界全体的四分之一。本区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约135人，相当于世界人口密度平均值（每平方公里约40人）的3倍。

　　东亚人种以黄种人东亚类型为主，集中在沿海及河谷平原。民族分布大致可分为两大语群：属汉藏语系的汉族和藏族，以及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满洲族、孤立语系的朝鲜族、大和民族等。其中汉族、和族、朝鲜族和蒙古族分别为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蒙古的主体民族。

　　自距今约二千年前的上古时代以来，由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的中华文明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即为本区最主要的权威。在中华帝国比较强盛的时期，与周边各游牧或定居民族经常透过建立朝贡关系，互通有无；有时则以武力加以驱逐。中华帝国的领域在前3世纪至前1世纪间往南方及西北方大幅扩张，间接或直接造成南洋和中亚地区的民族大迁徙；然后在3、13－14世纪、17等世纪时，遭到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侵入，甚至遭到征服。然而由于华夏文明根深蒂固且华夏民族人口众多，这些曾经侵入或征服中华帝国的民族——例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后来都因程度不同地采用华夏的典章制度，而被完全或部分融入中华民族当中。这些民族交流及融合的历史，虽然许多时候充满残酷的杀戮，但最终的结果是扩张了华夏民族的血缘，并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两个国家作为友好的邻邦，很多民间信仰和价值观念上，韩国受到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两国的文化极为相似，同时导致两国之间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都十分相同，可是说到底各个国家仍然有自己本来的文化，没有完全一样的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只能说两者相似，不能说相同，但两国的文化确实是有相同点的。

深重的家庭观念

中韩两个国家在人文道德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家庭观念最为突出。中韩两国都相信，家是国家的根基，如果没有家家户户，哪里来的国，如果没有人，哪里又构成了家。所以家是整个社会的根基，还是民族的精神支柱。韩国的《蓝色生死恋》，中国的《回家的诱惑》，都表明了家庭观念是寄托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

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家庭观念，在韩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甚至处于统治地位，我们来看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韩国热门的电视剧，家庭影视剧，在里面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不管是韩国的青春偶像剧或者是咸鱼剧，里面或多或少的都展示了韩国人对于家庭的重视。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里面，又重点宣扬了以家为重，这一点上则和韩国的家庭观念非常重合，韩国基本上所有的家庭电视剧，里面都有一个完整的标配:表面威严，内心却慈爱的爷爷奶奶，有时会顶嘴，但其实极为孝顺的儿子儿媳，内心叛逆但却善良的孙子孙女儿。这些都展示了家庭观念在韩国的重要地位。

而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人更是把家看得很重，家是社会上的基本单位，是每个人的生存场所，家国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从中国的影视剧来看，家庭伦理剧依然占有很大比重，且大多收视率比较高的都是家庭伦理剧。

保守的价值观

中韩两国都经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因而都保持着保守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则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价值主义观有很大的差别。中韩两国比较看重集体利益，尤其是家庭的利益，强调压制住自己的欲望，而为国家奉献的精神。这个观念在两国的影视剧中同样也表现的非常突出。为什么我经常拿两国的影视剧来举例子呢？因为电视剧是给广大观众观看的，电视剧的制作一定要符合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许多人所表达的价值观就是通过影视剧折射出来，所以各个国家的影视剧很能反映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

比如广为流传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这部剧就讲述了一个人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不惜被困在宫中，专门研究医术，为众多贵族治好疾病，长期不惧危险地奋斗在医疗的第1线。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舍弃小我为国家的影视剧，而反观中国的众多历史古装剧《杨门女将》，《杨门虎将》等等一系列电视剧都是在歌颂那些精忠报国的动人事迹。而这些都是表达了中国保守的价值观及看清个人利益，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歌颂为国家献身的精神。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睁开双眼的。　一吧四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个别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向酣睡的国人发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时处“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为《盛世危言》，对“天朝上国”仍不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再欺侮中国，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时代呼唤东方“睡狮”醒来。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一吧9四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倭奴”，而且赔款数额巨大，割出的是整块省区，并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险，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爱国者的心头。　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的一吧95年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变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民族觉醒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是民族觉醒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则是民族觉醒的总爆发。　一9三一年9月一吧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状态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自己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尊严，否则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从李鸿章甲午之战“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落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反而益发膨胀起来。　一9三二年，日本为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燃起了广大民众与爱国人士的反抗烈焰。　一9三5年，日本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热潮。　一9三漆年，日本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中国***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回顾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换来的，是被列强一“棒”一“棒”打出来的。尽管民族意识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历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时闪现。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其民众心理就会发生中国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革，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觉醒最终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演绎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我们并非一定是要抵制什么，而是表达我们对于乐天集团的态度，对此次韩国部署萨@德的态度。以所谓爱国、国@家@安@全、国际利益等借口和托辞来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和核心利益的行为，都不值得支持！

中国从东@亚@病@夫到大国崛起，中国人慢慢培养起来的是不可磨灭的民族荣誉感和集体自尊！我们如果不团结、不采取强硬的抵制手段、不表明坚决的立场和态度，和百年前那个手无寸铁的民族又有何区别！

抵制乐天是让韩国看到中国人的态度，是中国民众在大国崛起后团结一致对外的体现！也是从东@亚@病@夫到大国崛起的历程中，历经沧桑的中国人该有的改变~

中国的主体，汉族，就是5000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大部分居住在亚洲大陆东部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

朝鲜半岛上本来没有人。后来经过多次从大陆移民。主要有如下几次：

1，商周之间，商朝贵族箕子率领5000商朝人东迁到朝鲜，建立箕子朝鲜。

2，秦朝，很多人为躲避秦始皇暴政逃到朝鲜半岛南部。

3，汉朝早期卫满等幽州人入侵朝鲜，推翻箕子朝鲜政权，建立卫满朝鲜。

4，汉武帝消灭卫满朝鲜后，大量、长期、不断的向朝鲜半岛北部遗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300多年后的西晋。

5，唐朝消灭高句丽，吞并朝鲜半岛北部，以大同江为界，南属新罗。唐朝长期向大同江以北移民。

6，蒙古入侵中国时，大量中国人逃往高丽。

7，满洲入侵中国时。大量中国人逃往朝鲜。现在朝鲜很多人家谱都记载自己的祖先是宋朝或明朝人。

越南是非常炎热的原始森林，早期人烟稀少。越南南部曾经有越裳氏。后来中国人多次移民越南。主要有以下几次：

1，战国时期，越国被楚国消灭，越国贵族纷纷沿海岸线逃窜，建立无数个小的越国，统称“百越”。众多越国分布在北到日本，南到马来半岛的沿海地区，广东、广西、越南是集中的部分。

2，秦始皇消灭百越（指广东、广西、越南的各个越国），杀死大多数越人，迁徙50万中国人到那里定居，他们是现代当地人的祖先。秦朝在广东设置南海郡，在广西设置桂林郡，在越南设置象郡。秦朝灭亡时候，南海郡的官吏赵驮（河北人）建立军阀割据政权。这个政权一直存在到汉武帝时期，才重新回归中国。

3，从汉武帝开始，越南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五代时期。在这1000年里，越南就是中国的一个省，那里的人就是中国人。

4，蒙古、满洲入侵中国时期，有大量中国人逃避到越南。

日本的土著人，被称为“倭人”，是白种。早在1万年前，就有大陆人移民到日本。这些来自大陆的移民，在日本建立的很多据点，他们逐步的驱赶那些倭人。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的越人来到日本，给日本带来最早的文明。后来，又有中国人不断的来到日本，他们最终在日本中南部建立了以“大王”为首的国家，并不断向北驱赶倭人。后来，他们仿照中国唐朝，进行大化改新，进入了华夏文明圈。那些倭人被感到本州岛最北以及北海道等地，被称为“虾夷”。在日本，征讨虾夷的“征夷大将军”往往权力极大，有的甚至取代天皇实行对日本的实际统治。这就是“幕府”主权。目前，这些虾夷被驱赶到北海道北部个别地区，人口也仅仅有数万而已。

琉球人是中国、朝鲜、日本等周围各国移民建立的国家。早在宋朝时期，琉球就是中国海盗的根据地。明朝海盗猖獗，琉球的中国海盗一度达到数十万之多，曾经垄断了当时中国对外的绝大多数贸易。日本由于内乱，有很多流浪的人到琉球谋生。近代，琉球被日本吞并。大量日本人移民琉球。

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是游牧地区，那里的民族经常迁徙，没有定居。汉朝是匈奴，晋朝是鲜卑，六朝是柔然，隋唐是突厥，唐朝后期是回鹘，宋朝以后是契丹蒙古。这些民族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利益集团，因为他们的血统很乱，并非每个民族都是同一个血统，也并非每个民族和其他民族都有明确的血统关系。大体上，匈奴是北狄的后裔，北狄是夏朝人的后裔。鲜卑蒙古是东胡后人。突厥和柔然是一类。突厥被唐朝消灭后，残部西逃，成为了后来的土耳其。

中南半岛的国家，大多为当地人，外来的主要是中国人。包括华夏－汉族和苗族。前者历代都有移民，后者是200多年前被满洲清国驱赶到缅甸泰国等地。其中华夏汉族的比重很大，超过了10％。有人认为至少占三分之一。

东南亚群岛国家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

1，海岛人，也就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马来人等。

2，宋朝的中国海商，或者称为海盗。这些人大多融合到当地人中，很少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3，明朝以及后来的中国海商。他们基本都认为自己是华夏－汉族的后代。

4，日本人。日本在宋朝明朝时期，以及近代，向南洋移民的人比较多。

羡慕韩国是比较心态。根据相关资料查询：以韩国狭小的国土面积和有限的人口数量所能达到的实力上限，在东亚这种强国林立的大环境下，被美国驻军比不被美国驻军更有保障（用中国的国情不能套用韩国）。至于生活水平，韩国阶层固化，财阀掌控国家经济不假，但作为人均gdp是我国三倍，人均收入是我国四倍，同时基尼指数体现的贫富差距也小于我国目前阶段的经济体，若是不以民族情感考虑，刨去两国权贵和大小资产阶级，韩国的普通人物质生活确实超过我国同阶层普通人水平，也足以让我国同阶层普通人羡慕。

引言：儒家学说于公元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更趋完善。到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成为国家信仰，中国从此进入了儒教社会。以后，儒家学说又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并成为各自的官方学说，其影响了东亚文明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力无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层面，为国内学术界广泛认同的“东亚文化圈”这一概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传播和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东亚区域结构形成于唐朝，但在安史之乱后，内陆藩镇势力和边疆少数民族崛起，形成了各族各国竞相发展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使得政治性的封贡关系削弱了，但经济文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还更加繁荣。其中，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使东亚文化在多样性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统一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新儒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儒学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佛教和道教兴盛。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日益深入民间，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道教在隋唐时期形成了系统化的宗教哲学体系，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植。形成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受统治阶层的影响，三教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会有不同程度的偏重，它们之间有竞争，借鉴，甚至还有冲突。直到北宋王朝建立后，大力复兴儒学，抨击佛、道，同时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汇了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程朱理学。

自唐朝的韩愈、李翱以来，排佛思潮日益兴盛，其主题就是如何重振和更新儒学。到了北宋时期，由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南宋时期朱熹吸收了佛、道思想、重新解释了儒家经典，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确立了程朱理学体系，完成了儒学哲理化进程，是为儒学第二次转变。

二、新儒学的形成条件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创新。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确立了强干弱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从而避免了地方分裂割据的危险。其具体措施主要有：

1 重用儒臣政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朝统治者优待儒生，注重教化，以文臣知州，提高了文人儒士的政治地位。

2 台谏制度的创新：御史台和谏院职权合二为一，并直接隶属于皇帝，由皇帝授予，其最突出的特权是“风闻言事”，并“异论相搅”而相互牵制，谓之“谏官”，成为皇帝的耳目，严密监察宰相及百官，但也成为结党营私、引发政争的策源地，当然这是后话了。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相对矛盾的局面：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与儒士议论自由并存，人们的思想活跃，推动了儒学的复兴。

勒石三戒

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三》：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宋叶梦得《避暑漫抄》曾记载道：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余英时：先生在其书中引有宋叶梦得笔记《避暑漫抄》，述宋太祖的“勒石三戒”与王夫之所说略同，惟第三戒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三戒”中的核心一条是“不杀士大夫”（《避暑漫抄》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如果在春秋以前确曾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的话，那么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宋朝“家法”，确是超越春秋以后历朝历代的“盛德”。因有此“盛德”，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严酷的政治环境，故宋代士大夫亦不负此“盛德”，使宋代文化超越汉、唐。

其次是经济社会变革。宋朝不抑田制、不抑兼并，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土地私有制逐步占据绝对地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日趋衰落，原来依附于主人的客户获得了自由迁徙的权利，社会流动日益加速，社会平等观念得以成长，门阀宗族制度和宗法关系日益弱化。这不仅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而且为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士兼营农、商，奠定了以后官僚、地主、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中国士大夫模式。同时针对五代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宋朝统治者鼓励重建宗族制度，重视重振伦理道德，义利之辩、理欲之辩随之兴起。

最后是边疆民族的强势崛起。在中国的塞北草原上，先后出现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西域先后出现高昌回鹘、喀喇汗国等；西南则有吐蕃和大理国，它们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中国境内民族矛盾十分突出。“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宋朝改变盛唐时羁縻方针，改成“来则不拒，去则不追”“服则舍之，不黩以武”。由于知道“中国”不等于“天下”，面对异邦的存在，宋朝就得在想方设法抵抗异族侵略之外，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义。

三、新儒学的主要内容

以周敦颐、程颐和程颢、张载、朱熹为代表，形成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因周、程、朱主张宇宙的本源是“理”——天理，故称为“理学”，史称“程朱理学”或“朱子学”，这是一个客观唯心论学说。理即道，理学也称“道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认为理学的关键在于“经世致用”而不是空谈道理，在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方面，理学也有系统的论述。不过，宋儒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使封建礼教对个性的摧残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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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儒学的学术争鸣

1北宋理学家关中人张载主张气为宇宙本原，是理学中唯一的唯物论学说。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气”是物质性的实体，是世界的本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既是永恒的，又是不断运动着的，气聚则有形可见，叫做“明”；气散则无形不可见，叫做“幽”，都只是气的不同形态而已，从根本上否定了“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讲的著名的横渠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其学说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

2理学中的“心学”派主张“心即理”、“吾心即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其代表人物时宋朝的陆九渊。陆九渊的心学融孟子学说与佛教禅宗说教于一体而创立，他虽然也承认“理”，但与程朱不同的是，他认为“理”不是客观存在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即完全排除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此心即理，我固有心，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否定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学说。因此道德伦理纲常这些“理”的体现，也是人心所固有的。

陆九渊与朱熹观点上的对立，是理学内部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两种思想体系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年），朱、陆两家相会于信州鹅湖寺，各自阐发自己的观点，相互攻击。朱熹主张通过“泛观博览”，启迪人们内心去遵循“天理”；陆九渊则提出先让人“明本心”，再使其“博览”。这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大论战，史称“鹅湖之会”。不过朱、陆两家在学说上虽有分歧，但某种程度上心学是理学的逻辑发展，其思想核心是一致的。

3如果说朱熹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政治理想完全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重阻碍了宋代社会经济变革和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弱化的历史发展潮流，针对这些观点，实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实学派中两大重要的学派，分别是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针对朱熹和陆九渊的空谈心性，陈亮则倡导实事实功的“功利”说，这是永康学派的思想核心。在哲学上，他肯定世界的物质性，认为“物”是宇宙的本体，“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并以此批判理学家们鼓吹虚无的“道”本体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认为“道”是存于“物”中的“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理学家们提出的“心”、“天理”，都是“既心于无形之表”。因而他反对脱离实际空谈“天理”，倡导功利，“各务其实”。他还认为，人的物质欲望出于人的天性，“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两者与功利又是相联系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陈亮的观点引起了朱熹的不安。从淳熙十一年（1184年）起，朱熹多次致信陈亮，提出“王霸义利”的观点，即“天理”与“人欲”是相对，“天理”即“王”、“义”；“人欲”即“霸”、“利”。陈亮对此予以驳斥，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主张，双方争辩长达3年。

叶适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突出表现在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上。他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虽光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由于物质是第一性的，“道”、“理”都不能离开“物”而存在，因此“非知物者不能至道”。人们必须通过耳、目去感知客观世界，再由“心”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而认识的正误又需经过客观事物的验证“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

叶适也从“务实而不务虚”的立场出发，倡导功利。“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反对理学把仁义与功利相对立的观点。

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说，反映了中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代表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与理学展开了多次论战，但未成为主流。

五、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与传播

朱熹在世时，由于党争等原因，学派之间相互竞争激烈，程朱理学一再被禁，甚至被斥为“伪学”。直到宋理宗时期才将程朱理学树立为官方哲学，1209年谥朱熹为“文”，1220年分别谥周敦颐、二程为“元”、“纯”、“正”，1227年下诏特赠朱熹为太师，封信国公，这些殊荣朱熹生前并没有享受到，因为这一年他已经去世27年了！元朝兴起后，早期并没有完全汉化，保留了大量草原时代的习俗，后来到了元仁宗时期，于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以朱注《四书》为准，再次确立了理学的官方地位。此后直至1905年中国废科举，理学作为官方思想维系了600多年。

日本最早引进程朱理学思想，可追溯至镰仓时代，但由于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佛教的禅宗占据主流。经过了安土桃山时代的战乱后，德川家康建立了幕藩体制，日本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江户时代。理学思想上升到了统治地位，进入了它在日本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如林罗山、伊藤仁斋、山崎暗斋等理学大家。

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末期，儒士安珦带回朱熹的《四书集注》等著作。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高丽建立成均馆，任命一批儒士如李樯、郑梦周等讲论朱子学，理学从此在朝鲜半岛发展起来。朝鲜王朝建立之后，以儒立国，程朱理学成为王朝立国的思想，朝鲜儒士们以朱熹思想为原本，发展出具有朝鲜特色的性理学思想，李滉（号退溪）、李珥（号栗谷）、宋时烈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与政治斗争、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持续五百多年的朝鲜王朝被视为世界上最长的儒教王朝。

结语：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将东亚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儒学文化圈”，呈现出“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一体”即以中华文化的程朱理学为体；“多元”即中日韩理学多元化发展与具体呈现。在东亚地区带来广泛认同的价值理念，成为普遍认同的思想系统，这都能说明新儒学在东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到的作用，对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卓越贡献。

不仅汉字博大精深，外国人有时候也喜欢搞文字游戏。蛮夷这个词，怎么听起来都不像是一个褒义词。是开疆扩土好听呢？还是对外侵略好听？很多人并不知道，亚洲这个词开始居然是西方人对东方的蔑称。你敢相信吗？

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就在著作中公开这样说：如果将世界的文明比作人的生长发育，那么，中国和印度文明就如同蒙昧无知的孩童，埃及和叙利亚文明则仅仅处于少年阶段，而古希腊文明是年轻气盛的青年时代，罗马文明则达到了成人的水平，而日耳曼人的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峰。在未来的道路上，人类终究会共同走上这条道路。作为德国人，像黑格尔这样的极端分子还有海德格以及后来的小胡子。有人预测说，德国这种思想不除，除了一战、二战，三战还可能会由德国开启。仅仅是德国如此吗？是整个欧洲！

·关于亚洲的当初的定义

当我们翻开地理课本，会清晰地看到七大洲四大洋。

但细心的读者会从地图上发现，除了亚洲和欧洲，其他五大洲都是单独存在的，唯有欧洲和亚洲在地理位置上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欧洲和亚洲本来就等同于一个大陆，却被当时的西方人给人为地给分开了。其实，亚洲这个词最早来自希腊语，是东方的意思。在希腊人眼里，所谓的ASIA指是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地区。

但欧洲人为了将欧亚大陆区分开，特意将这个词无限扩大，还搞出了近东、中东和远东。什么叫远东？就是距离欧洲最远的地方。

就像当初中原王朝看待周边其他民族一样，欧洲人认为他们才是高高在上的文明，而亚洲人就是饮毛茹血的野蛮人。除此之外，西方人还坚持认为，是殖民主义缔造了世界现代文明。

如果不是西方人当初的努力，帮助亚洲人从封闭而又愚昧的帝制王朝里解脱出来。亚洲人估计现在还留着大辫子，到处给皇帝磕头呢？

就拿印度来说，西方人认为，如果不是他们当初整合了印度的各方势力，印度到了现在还几百个邦国组成的一盘散沙，甚至他们连茶叶都没有。

而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哪个不是西方文明帮忙开垦出来的？还有南非那么富裕的一块地方，看看欧洲人走了之后乱成什么样子了？

仅仅是欧洲人这样鄙视我们吗？部分亚洲人自己也妄自菲薄，比如著名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就曾经发表了著名的“脱亚入欧学说”，鼓励日本在思想上全面西化，努力从亚洲这些穷邻居的文化和思想里摆脱出来。

在他的推动下，日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改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摒弃很多日本人曾经奉为神明的理学，再学英国进行全面的义务教育。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人只有在思想和行为上全面西方，才能彻底从落后贫穷中解脱出来，最终成为像欧洲国家那样的世界列强。

但一样东西，有说好的就有说坏的。和福泽谕吉针锋相对的思想就是亚洲道德论，这种思想一样诱发了很大的悲剧。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欧洲有些极端分子对亚洲人很有成见，同样，也有很多亚洲人对欧洲人也不感冒。

比如，在极少部分人眼里，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过的生活简直就是半原始社会。

什么亚里士多德、什么古希腊先贤这些人和这些人的著作统统都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编造出来的历史。

在没有纸的时代，亚里士多德能写出来上千万字的著作吗？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反正就是我们的好，我们的妙，我们的呱呱叫！

再后来就有人组织起来专门对抗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并努力发扬亚洲特有的道德优势，努力打造一个属于亚洲人自己的文化圈，这就是著名的“大东亚共荣圈”。当年日本人提出这个口号时，他们自己也不信。但当谎话说了一万遍之后，他自己都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