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泉煎茶有怀表达的思想感情

诗人似乎处在一种无所事事之状态，惟有以煎水煮茶为乐，还要把这种特殊饮茶享受传递给爱茶友人。

把茶大量移入诗坛，使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从白诗中，我们看到茶在文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转化的过程。

白居易与许多唐代早、中期诗人一样，原是十分喜欢饮酒的。有人统计，白居易存诗二千八百首，涉及酒的九百首；而以茶为主题的有八首，叙及茶事、茶趣的有五十多首，二者共六十多首。可见，白居易是爱酒不嫌茶。《唐才子传》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这正反映了他对茶酒兼好的情况。在白氏诗中，茶酒并不争高下，而常像姐妹一般出现在一首诗中：“看风小溘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自题新昌居止》)。又说：“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和杨同州寒食坑会》)。前者讲在不同环境中有时饮酒，有时饮茶；后者是把茶作为解酒之用。白居易为何好茶，有人说因朝廷曾下禁酒令，长安酒贵；有人说因中唐后贡茶兴起，白居易多染时尚。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作为一个大诗人，白居易从茶中体会的还不仅是物质功用，而是有艺术家特别的体味。白居易终生、终日与茶相伴，早饮茶、午饮茶、夜饮茶、酒后索茶，有时睡下还要索茶。他不仅爱饮茶，而且善别茶之好坏，朋友们称他为“别茶人”。从艺术角度说，白居易发现了茶的那些妙趣呢？

第一，白居易是以茶激发文思。卢仝曾说：“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这是浪漫主义的夸张。白居易是典型现实主义诗人，对茶与激发诗兴的作用他说的更实在：“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这些是说茶助文思，茶助诗兴，以茶醒脑的。反过来，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第二，是以茶加强修养。白居易生逢乱世，但并不是一味的苦闷和呻吟，而常能既有忧愤，又有理智、，这一点饮酒是不能解决的。而饮茶却能有助于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伤感、杂律四类。他的茶诗一是与闲适相伴，二是与伤感为侣。白居易常以茶宣泄沉郁，正如卢仝所说，以茶可浇开胸中的块垒。

但白居易毕竟是个胸怀报国之心，关怀人民疾苦的伟大诗人，他并不过份感伤于个人得失，在困难时有中国文人自磨自励，能屈能伸的毅力。茶是清醒头脑，自我修养，清清醒醒看世界的“清醒朋友”。他在《何处堪避暑》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自拨之道，这是他爱茶的又一用意。所以，白居易不仅饮茶，而且亲自开辟茶园，亲自种茶。他在《草党纪》中就记载，草堂边有“飞泉植茗”。在《香炉峰下新置草堂》也记载：“药圃茶园是产业，野鹿林鹤是交游”。饮茶、植茶是为回归自然情趣。

第三，是为以茶交友。唐代名茶尚不易得，官员、文士常相互以茶为赠品或邀友人饮茶，表示友谊。白居易的妻舅杨慕巢、杨虞卿、杨汉公兄弟均曾从不同地区给白居易寄好茶。白居易得茶后常邀好友共同品饮，也常应友人之约去品茶。从他的诗中可看出，白居易的茶友很多。尤其与李绅交谊甚深，他在自己的草堂中“趁暖泥茶灶”，还说：“应须置两榻，一榻待公垂”。公垂即指李绅，看来偶然喝一杯还不过瘾，二人要对榻而居，长饮几日。白居易还常赴文人茶宴，如湖州茶山境会亭茶宴，是庆祝贡焙完成的官方茶宴，又如，太湖舟中茶宴，则是文人湖中雅会。从白诗看出，中唐以后，文人以茶叙友情已是寻常之举。第四，以茶沟通儒、道、释，从中寻求哲理。白居易晚年好与释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白居易还曾受称为“八关斋”的戒律仪式。茶在我国历史上，是沟通儒道佛各家的媒介。儒家以茶修德，道家以茶修心，佛家以茶修性，都是通过茶静化思想，纯洁心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唐以后三教合流的趋势。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两个人维持，并且都坚定的选择对方才能够维持长久的。想要挽回一段感情，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们分手。如果是吵架次数多了，有很大的可能是对吵架厌烦了，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就先得解决掉吵架这个问题根源，首先弄清楚什么导致吵架，并且两人商讨好解决它。如果是对方觉得自己的表达方式有问题，就要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但不一定能够挽回对方，此时你就需要通过自己的改变吸引对方的注意，让对方觉得你有所改变，感情会往好的趋势走向，从而挽回这段感情。但在挽回感情的路上，需要面对这个现实：对方可能并不接受你的挽回，在对方不接受挽回时，不要自欺欺人，有的人一旦放弃这段感情就无法挽回，是因为这段感情让他们受伤太深，对于这段感情已经不报任何希望了。所以做法事是无法挽回一段感情的，要想挽回感情需要付诸行动并且让对方感受到你真心实意的想让对方回到身边。

富春山居图》描绘了画家黄公望安静而富有表现力的心情和情感。富春山居图》的画家黄公望，在创作时假装是一个道士。因此，在绘画和道教的双重背景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有了新的意蕴，那就是借助山水的造型来表达道教的理想空间。"富春山居图 "的含义是：自卑就不仅仅是一幅画，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能使创作者把积压了九十年的民族屈服之痛转换为另一种东西，豁然开朗，摆脱了异族统治的痛苦还原为山水，不管朝代的兴衰，只要回来做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自己。

在这幅山水画中，依托有形的山水和实际存在的山水，在画纸上表现的是世外的 "洞天福地"。山水画成为画家表达道家思想的 "首选"，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寓意方法之一。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书画大家、画家黄公望为郑楚（无用师）所画，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足以代表他一生绘画的最高成就，被称为 "中国十大名画 "之一。较长的一段叫《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一段叫《剩山图》，现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其实，《富春山居图》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它安顿了失落的国家，立起了文化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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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其根源在哪里呢？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两种文化的差异上，一种是属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一种是属于东方社会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很大层面是不一样的，文化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影响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在这里我根据读阅读许先生的文章，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比较要从认识文化开始，另外还要探讨的是文化中的什么影响了两个民族生活方式，在这里仅从自我、人格和家庭教养方式来进行简单的探讨。 美国人与中国人若按地域区分，是西方与东方之分，若按种族来分，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分，然而要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则不能够笼统的简单来概括，与其说是生活方式的比较还不如是说两个民族的文化的比较，我们知道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之中的，矛盾着的事物又都是相互排斥相互包容的，我想这种矛盾中的中西文化正是当今文化的一致性趋向。 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选取的工具不应该是放大镜，而应该是显微镜，因为在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帷幕后活动着的不是无形的和不可名状的大众，而是具有明确价值、责任和思想的人们，虽然在理智上各异但是却都懂得悲哀、胜利和奉献的人们，令我们关心的我想并不是对他们彼此形成鲜明的多民族历史、习俗、形式或经济制度的描述，尽管在我们通向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旅程中这些和其他某些因素会作为我们的路标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这两种人之间造成这些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尖锐明显和如此众说纷纭的差异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徐良光曾给过我们一些启示，在这里笔者想要挑选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来阐述美国人与中国人这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有如此打的差异。 那么前文中已经提到与其说是两个民族间生活方式的比较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既然讲到文化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对于文化一词的界定。文化这一术语有一个复杂度历史和变化不定的意域，它已经成为英语世界中最具歧义的术语之一，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发展的过程。他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认为文化不应等同于以高雅艺术为代表的高级文化，文化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由此把文化的含义从狭义的“高级精神”引申为人类学上的“整体的生活方式”。 既然我们说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区域环境会形成不同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当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与融合的舞台，这些集团试图定义世界并把这种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世界。这种事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趋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过程之中都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被英国学者称之为“定型化”，这种定型化就是逐渐形成的同意一的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排他的实践把自己封闭起来，把其他文化排除出去，从而维持一种既定的秩序。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与美国人就是在这种排他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定型化的文化又会在不同的领域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宗教、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因此说我们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其根本是要了解齐文化底蕴，了解了文化那么再来了解为什么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就容易的多了。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介绍一下影响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的有原因。 美国人与中国人关于“自我”的理解 我们刚刚仅仅从宏观上说文化影响了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究竟是怎么影响的，如何影响，从哪些方面影响的呢？中国学者杨中芳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讲的自我是有差异的，这种自我的差异影响到美国人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应该是“自我”的含义上的差异，美国人讲求的自我往往是真实意义上的自我，而中国人眼中的自我则要比美国人宽泛的多，中国人的自我不但包含个体我，还包含形形的社会我。美国人对自我的理解还有一点比较突出，就是美国人往往都侧重于对自己的意识，中国人则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理解自我，在中国人眼中，没有与其他人的交往就不存在自我。原因很简单，就是汪凤炎在《中国文化心理学》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本为关系社会。那么笔者认为正是对于这种对于自我在含义的理解上的差异使得两个民族的在处事与社交上形成一些有目共睹的差异，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美国人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意识，中国孩子则是在一种社会关系中成长，依赖性比较强，性比较差，这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美国人大多是场性人格，而中国人则大多数是场依存性人格。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自我结构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秉承儒家思想，孔夫子推行“仁”，孟子推崇“人性本善论”，因此在中国人“我”的观念中就很少会体现本我的思想，而超我则是占据大部空间。中国人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我观念，而美国人则深受教原罪说的影响，人们都相信“人性本恶”，这样来看美国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分配则是比较均衡的，但是美国人的自我又或多或少会占据上风形成美国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的性冲动的原始动力说的这种快乐原则还是比较适合解释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这种关于“我”的结构上的差异在不断积累中最终定型化为一个民族的典型的民族个性。 第三是美国人与中国人无我与重我的差异。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形成基础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儒家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仁”，到家的典型特点就是“无为”，发家的典型特点就是“法治”，在这样几种思潮的影响下那么中国人的我也就难免带上这样一种烙印，这就是无我，小我，顺从，仁义，和为贵，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就要求中国人必须要与他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共存的关系中这才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求压抑自我，这就影响了中国人世代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这种忽视个我，推崇社会我的做法势必造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应该是内敛的，应该是顺从的缺乏反抗的。与此相反美国人因为从小就开始培养意识，个体我是最重要的，这样也就形成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形成美国人各具不同的张扬的性格，形成不同于中国人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因此，这种对于我的重视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两个迥异的民族性格，并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人格差异 普通心理学认为人格就是个性，但实际上人格的含义较广，它是以人的性格为核心，包括先天素质，受到家庭、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心理的、社会的影响，并逐步形成的气质、能力、兴趣、爱好、习惯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的总和。因此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决定性格的因子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化学中来探讨，就因为人格中的性格是受后天影响相当大的，所以文化对于人的性格的影响也应该成为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首先我们是“性善论”与“性恶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做人要“仁义礼智信”，这种主张一方面使得注重道德教育的中国人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也正是这样在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的本我严重流失，社会我严重膨胀造成一种社会的畸形人格，它否认本我的价值，没能给本我一个应有的地位将其打入冷宫，使得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的养成缺乏内在动力这才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呼吁个人的个性培养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吧一个教育问题更是把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而美国社会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人格组成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基于对宗教的信仰美国人的心灵比中国人纯净的多，但他们相信的“性恶论”就给了本我定的地位使得个性可以发展不受约束，形成一种中国人所缺失的意识。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的里人格与个体人格。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为的社会中更多的是关注体或社会的人格，轻视、压抑个体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这种“集体人”与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为的国家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中国人的这种网络是的社会交往方式形成了特定情境下的体个性，在中国评判一件事情往往是以体性格来作为标准的，而美国则是轻视社会我，将个人看成是的存在，这样便形成一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个体自我。相比较之下中国人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依赖体，因此就产生一种“体崇拜现象”。笔者认为这种体崇拜就是这种社会我的原型。在这种情境下就会压一个我，推崇社会我，缺乏性和自主性。 这种人格差异的根源就在于美国人与中国人早已定型化的民族文化，这才是社会根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人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两个民族人格差异的表现。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家庭 首先要说的是从外部特征上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家庭结构是不同的，这其中也可以体现出一些民族的性格在里面，比如美国人的家庭通常有一个小院子组成，周围是很矮的篱笆围起来的，而且大多数美国家庭是没有围墙的，从外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子里面，中国的家庭则是家家户户一个大院，一个高大的墙，一个坚固的大门，从外边是看不到子的任何东西的，醉倒看到的是子的顶部，如果用心理学的投射来理解的话，这里面反映了中国人与美国人生活方式上的开放程度是相差很大的。再看子内部的布局，美国家庭没一个间都是有门的，中国传统家庭则是一个子只有一个门，各个间时相同的。用投射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私人空间使很多的，也是很注意个人的私人空间，生活中的意识要比中国的大家庭高的多。无论从家庭的外部结构还是从家庭的内部结构的比较我们都能看的出来，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产物。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就中国和美国家庭教养的目的而言，两者有着相同之处，那就是教子成人、教子成才。然而在具体方式方法上 ，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中国和美国家庭教养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家庭教养方式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孩子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在培养孩子成材的问题上，中国的家长普遍地存在着智能中心主义倾向，而美国的家长更注重孩子天性的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塑造。在子女的养护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做法上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家长对孩子包办代替， 照顾得无微不至；而美国家长则更加注重孩子的自理能力的训练。其二，中国的家长重生理，轻心理；而美国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这种家庭教养方式上的差别不仅会影响到儿童早期的社会经验，形成特定的人格还会影响到儿童今后的发展，形成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特质，并影响直至一生。这种影响我们说应该还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限于这种外在符号的掌管与操作，他要使职业的“儒”成为思想的“家”，就必须通过以“仁”释“礼”的方式，而为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号形式）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支持，从而克服文化符号混乱无序的历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礼乐的复兴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从政治的意义上讲，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尽管在孔子那里，文化的建构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质的保障为前提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然而这种“庶”——“富”——“教”的渐进过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构才是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关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一向强调忠孝安邦、礼义治国的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类的喟叹。

显然，在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经验和美的享受。因为说到底，“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这类包含着艺术和美的“符号体系”，“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中给予我们以秩序”，“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人在《乐记·乐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领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在这里，声、音、乐三者的区别，标志着禽兽与人、野蛮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重要区别。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说由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还只是一种无法通约的声响时，它便等同于野兽的嚎叫：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却无法加以辨别，也没人可以听懂。只有当这种声响进入了符号的系统，它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人的”表达方式，即“声成文，谓之音”。这里的“声成文”，既可以理解为声响通过交织、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为声响进入表义的符号网络而具有文意。事实上，只有当自然的声响进入了表义的符号系统，才可能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动物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但是由于这些声响既无法在符号的意义上加以区分，更无法在区分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并重构，因而总归是单调的。说到底，而无论文彩还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这正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进一步讲，声音一旦进入了符号系统，便不仅具有了通约的可能，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即“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因此，如果人们只知道声音可以传达情感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还只是个野蛮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谓“惟君子为能知乐”一句，抛开儒家的阶级偏见来看，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人对于美的多样形式和多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所奠定的这一套“郁郁乎文哉”的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会变得杂乱无章，而且会显得单调无趣。甚至还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讲，孔子所重建的这套礼乐文化囊括了诗、乐、舞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分析：“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乐”助“礼”，以“礼”节“乐”，从而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见，“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仁”、“礼”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而作为这一表现的情感符号，广义的“乐”又是由语言（诗歌）、旋律（音乐）、动作（舞蹈）三个要素组成的。合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共同伴随着礼仪而沟通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它便会引起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美的享受。所以《论语·学而》才会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论述。分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得到独立发展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各自发挥其美的功能。所以，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

儒家建构礼乐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习惯的形成和艺术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影响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夸张地说，是从无到有的。但是，这种由伦理的观念符号而衍生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符号又有其先天的弱点和局限。在形式上，由于后儒并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的深刻含义，因而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势。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最初是富有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便导致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

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作为这种历史性的回归，道家的创始人首先在伦理政治的层面上对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提出了质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庄子更为激烈，他直接对“圣人”讨伐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儒家伦理，是因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曲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确实具有着反抗异化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老、庄所反抗的异化现实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伦理的同时，道家的创始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所建构的那套文化符号体系，并企图加以彻底地解构和颠覆。老子主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庄子更为激烈，干脆断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 胠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又确实具有某种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于道家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又不能简单地在美学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换言之，道家的“无”是针对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构”是针对儒家的“建构”而言的，因此，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对道家的理解都必须是以对儒家的评判为前提的。

在美学的意义上，道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我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前提下，对“文”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就是对尧之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就是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则正是“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谈到人之修养的时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文之以礼乐”，即是把礼乐作为一种文饰而附丽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贵的品质和文化的意味。在谈到文章辞令的时候，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修饰之”、“润色之”，显然是一种辞章的加工和语言的装饰。在谈到艺术欣赏的时候，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洋洋乎盈耳哉”，则无疑凝聚了艺术家的手法和匠心。这种思想，在后儒那里表述得更加明确，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然而这一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论语·学而》引《诗经》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来则恰恰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说来，一切人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驰，创造出一大堆虚假、扭曲、芜杂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情况下，他主张，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

其次，道家在解构物质对象之外部文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构儒家创造文化符号所遵循的内在法则。我们说过，在孔子那里，“礼”和“乐”这类文化符号是“仁”和“礼”之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因此，作为特殊的“情感符号”，艺术所遵循的创作法则完全是以其“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用颜渊的话来说，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以这样的法则来对待艺术，才能够创造出《关雎》之类“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佳作，并起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之类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来，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的创造，即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庄子及其后学也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艺术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乃至于“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解构”活动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

在解构文饰、解构法则的基础上，道家思想的极端性发展便是对于文化现象之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的解构。我们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就已存在，只是由于缺少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使得这一体系十分松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谓“建构”，就是要以“仁学”的价值观念来支撑“礼乐”的符号体系，以克服“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当时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孔子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在他看来，“觚不觚”这类表层符号的混乱，意味着“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层价值观念的动摇。因此，他竭力主张以“正名”的方式来重新整顿价值观念和符号体系，并理顺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事实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语言符号的运用是十分讲究并充满信心的。例如，在谈到仁人的品格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谈到诗歌的艺术功能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尽管儒家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并不太感兴趣，但所有这一切，至少能说明孔子等人对语言符号的肯定态度……。然而在以“解构”为能事的道家那里，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则刚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来，真正本体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述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的时候，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并进而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如此说来，由形色名声所组成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已在解构之列了。然而庄子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这一系统，而只是为了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符号的意义。《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于这种表面符号的解构同深层意蕴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同解构文饰、解构法则一样，老、庄解构符号的努力也并非是全然消极的，事实上，它恰恰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

从以上的三重解构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所建构的远离原始形态的礼乐文化，那么道家所追求的那种“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生活状态便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了。从艺术门类上讲，如果说儒家美学与乐舞之间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那么道家美学则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盛唐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主张：“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画论家张彦远认为：“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飘，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这其间无疑渗透着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体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示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只是我不太同意将儒、 道的这两种艺术精神用“纯”与“不纯”来加以区分。如果说儒家美学是强调“善”的，其极端性发展必然导致“伦理主义”；那么道家美学是追求“真”的，其极端性发展则难免导致“自然主义”。就其终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们谁也不是纯“美”和纯“艺术”的。然而，“美”和“艺术”却恰恰处在“善”与“真”、“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构”需要道家的“解构”来加以不断地清洗以避免“异化”一样，道家的“解构”也需要儒家的“建构”来加以不断地补救以防止“虚无化”。事实上，正是在儒、道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总之，与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逻辑化、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不同，道家则是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逻辑、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如果说，儒家的努力是一种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不纯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境界；那么道家的努力则是一种删繁就简、去蔽澄明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境界。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首先我是全椒人

此诗题目叫“寄全椒山中道士”。既然是“寄”，自然会吐露对山中道士的忆念之情。但忆念只是一层，还有更深的一层，需要读者细心领略。

诗的关键在于那个“冷”字。全诗所透露的也正是在这个“冷”字上。首句既是写出郡斋气候的冷，更是写出诗人心头的冷。然后，诗人由于这两种冷而忽然想起山中的道士。山中的道士在这寒冷气候中到涧底去打柴，打柴回来却是“煮白石”。葛洪《神仙传》说有个白石先生，“尝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还有道家修炼，要服食“石英”。那么“山中客”是谁就很清楚了。

道士在山中艰苦修炼，诗人怀念老友，想送一瓢酒去，好让他在这秋风冷雨之

夜，得到一点友情的安慰。然而诗人进一层想，他们都是逢山住山、见水止水的人，今天也许在这块石岩边安顿，明天恐怕又迁到别一处什么洞穴安身了。何况秋天

来了，满山落叶，连路也不容易找，走过的脚迹自然也给落叶掩没了，因而也不知去何处找对方。

诗虽淡淡写来，却使读者能感到诗人情感上的种种跳荡与反复。开头，是由于郡斋的冷而想到山中的道士，再想到送酒去安慰他，终于又觉得找不着他而无可奈何；而诗人自己心中的寂寞之情，也终于无从消解。

诗人在风雨之夜想起友人，想带着酒去拜访，可见两人的深厚友情。而满山落

叶，恐不能相遇，只能寄诗抒情，又流露出淡淡的惆怅。全诗淡淡写来，却于平淡中见深挚，流露出诗人情感上的种种跳荡与反复。开头，是由郡斋的冷而想到山中

的道士，又想到送酒去安慰他，终于又觉得找不着他们而无可奈何。而自己的寂寞之情，也就无从排解。

这首诗，看来像是一片萧疏淡远的景，启人想象的却是表面平淡而实则深挚的情。在萧疏中见出空阔，在平淡中见出深挚。这样的用笔，就使人有“一片神行”的感觉，也就是形象思维的巧妙运用。韦应物这首诗，情感和形象的配合十分自然，所谓“化工笔”，也就是这个意思。

The Form and Comparison of Valu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MING Hong

Abstract: Value is a criterion which can help people to distinguish good and bad, beauty and ugliness, right and wrong and true and false Value varies from different counties, which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conflict and misunderstanding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t is first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bout how these differences are formed and then explain them in several way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know and lear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ulture; value; difference

中西方价值观的形成与比较

明 虹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价值观是帮助人们辨别好与坏、美与丑、正确与错误、真实与虚假等的标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这种差异是导致中西方思想沟通困难，从而产生误解和冲突的主要因素。认识和掌握跨文化差异对世界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本文先介绍了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成因，然后阐述了这种差异在诸多方面的表现，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西方在文化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差异

1 引 言

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Lusting，1988） ，作为一种精神支配力量，是对人的行为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观念形态。一定的价值观念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西价值观念因其环境适应性、 历史背景和哲学基础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表明了不同民族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一般来说，语言和习俗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规范的价值观念，这种差异是导致中西方思想沟通困难，导致误解和冲突的主要因素。

2 中西方价值观的形成和差异

随着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价值观的形成主要有两大原因： 历史发展 （development of history）和思维方式（thinking pattern） 。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支配人的行为。

21 历史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包括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意识直接影响着现代人价值观的形成。现代中国人依然较顺从权威，尊重长辈，重视个人的身份，强调安分守己。相比之下，早在 17 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就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也逐渐遍及整个西方社会。西方人崇尚个体，向往自由平等。这种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个体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22 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受民族哲学基础支配，中国的儒家、道家和佛教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这三种哲学思想都很重视悟性，因此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都比较含蓄和委婉，要让人经过思考后才明白其中的真正意思。在这一点上西方人与中国人有很大不同。欧美国家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注重形式论证，对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因此西方人的行为较外露而且逻辑性强，重视表达的确切性，很难理解中国人的含蓄。

3 中西方不同价值观的体现

中西方国家在发展中随着各自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1 思维模式

西方价值观强调以个人为主体和中心，也就是有突出的“利己”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以实现个人利益、维护个人尊严等作为出发点，支配各种社会人际关系的调节，进行价值评价，并产生出相应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西方许多上流社会的人捐赠财产给社会，最初的原因就是觉得多余的钱对自己也没用，也就是说，从利己的角度看待自己利他的行为，只是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已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尤以儒家文化为典型，倡导的是“利他”精神，强调民族内的统一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此来判定人的行为的好与坏。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种价值观念更得到强化和固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和飞速发展，文化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强调集体和社会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和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和社会，并以此为标准评价和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32 行为模式

思维模式的不同，使得中西方人的行为模式也有其相应的特色。首先，强调个人至上的西方国家表现出直接、果断和有野心。美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自信、独立、做事干净利落，缺乏自信心或进攻性的人是很难被社会接受的。

中国人向来推崇的是做事“三思而后行” ，考虑问题一定要周全，要做到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尤其是将有野心视为不良的行为。交际时要替对方着想，选择恰当而委婉的言语表述观点。

33 家庭观念

西方国家，由于个人利益至上家庭观念很淡薄。在英美家庭， “家”是高度私人的领地，更享有法律上的保护。各人的卧室必须经过敲门获准其他家人才可进入。另外，造访他人时必须提前约定，做客时不可在主人房内擅自走动，四处张望，或随意翻动屋内的摆设，否则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在这一点上，中西方之间的冲突尤为明显。中国人特别珍视家庭的亲情，喜欢不分你我，对父母做到百依百顺，兄弟之间要同心协力、情同手足。家人之间没有任何隐私， “亲情”氛围尤为浓郁。中国人历来喜欢宾客满堂，对待客人像自己家人，做客时也可较随意。

这种差异更体现出西方人“利己” 、中国人“利他”的思想。

34 人际关系

在交际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也会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区别。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较重感情，而西方人则偏向于实际。西方人也受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外露、直率、独立、自由、有冒险精神、崇尚平等的民族性格。在人际关系中，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得到机会，即是父母和子女都可以直呼其名，相互竞争。西方人很少考虑感情方面的因素，他们常常是公事公办，不讲情面。在物质分配方面他们也坚持利己、平等、公平交易的原则，不会为了“落人情” 、 “建立关系”而偏向某一方。他们按法则办事，即是亲朋好友也要“人”和“事”两清，公私分明。但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一点不讲人情，他们也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周到，但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感情用事，常常把人情当作交易的手段。

受孔子思想影响，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方面注重仁礼一体。 “仁”是做人的标准，讲的是人我关系，意在告诉人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礼”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它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行为，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 “仁”主张的人际关系既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也有不同等级之间的尊尊，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带有宗法性质的亲亲尊尊的人际关系。同时中国社会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人际关系上注重社会地位和感情因素，和对方交往时要考虑“长幼有序” 、 “朋友有信” ；在处理问题中西方价值观的形成与比较上，公私不分、个人情感关系和公共关系混淆。这种在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满足，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需求。

35 语言表达

口语交际方面，西方人简单且直接，中国人含蓄而排外。西方发达的经济促成了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他们时间观念很强再加上本身直爽、果断的文化特性，西方人在语言表达方面就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中国历史中长期受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束缚，另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反映在语言表达方面就是“谦虚谨慎” 。 举个例子来说， 若有人赞扬： “你工作做的很好！ ” 西方人的反应必定是：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而中国人的反应就是： “哪里！哪里！ ”西方人希望自己的个性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中国人即使对别人的称赞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口头上却不敢流露，生怕被冠以自满的帽子。

书面语交际方面，西方语言重结构、形式，常常借助各种连接手段，句式比较严谨，以形统意；汉语的句子对形式要求的不那么严格，但用词严谨且具有丰富的含蓄性。西方人习惯于从个体上把握对象，通过逻辑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英语最重要的句法结构便是主谓结构，只有具备了这种形式，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句子。一个英语句子通常以一个主谓结构为主体，称之为“简单句” ，然后借助各种连接手段，层层扩展，连接词、语、分句或从句。其所谓的从句，也是一个主谓结构，只是多个的主谓结构便组成了“复合句” 。中国传统思想习惯从整体上把握对象。反映在语言上也就必然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多样性。汉语造句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注重隐性连贯，逻辑事理顺序，功能意义，以神统形。

4 结 语

价值观是蕴涵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取向，且这种取向一旦形成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总体来说，中国的价值观更注重群体意识，讲求“利他”的精神；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意识，偏向“利己”的思想。随着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认识和掌握中西方的跨文化价值观差异对避免和解决交际中的冲突以及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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