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宋词各自的特点及它们的别区?

唐诗与宋词各自的特点及它们的别区?,第1张

用王国维的理论来看,唐诗的意境浑阔,而宋词的意境绵长。仔细想想真是这样的,宋词本来是因为唐诗的形式比较拘泥,不能很畅快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创造了可以唱出来的宋词。宋词被叫做诗余就是这样的原因吧

而且,宋词最先出现是因为那些文人相互唱和,写闺情风月的,所以不能用诗这样的形式表达这样不严肃的主题。

宋词可以唱出来,长短不一,读起来别有韵味。

楼主想具体的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建议你读一下欧阳修的诗词,看看他的诗和词有什么区别。写诗的时候,他是严肃的士大夫,写词的时候就成了多情公子……

唐诗与宋词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两颗璀璨的明珠,也是并蒂绽放于世界文学巅峰之上的艺术奇葩,各以其巨大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古今中外读者的喜爱。

一、唐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唐王朝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使诗歌创作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唐代诗人众多,作品数量惊人,仅清代编辑的《全唐诗》,就收录诗人2873人,诗歌49403首。唐代诗体完备且臻于成熟,古体诗有骚体、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近体诗有五律、七律、排律、五绝、六绝、七绝。唐诗题材丰富,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100卷,分唐诗为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仙释观寺、服食器用、兵师边塞、草木鱼虫等8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类;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200卷,共39部1094类。唐诗风格流派繁多,流派如文章四友、吴中四士、沈宋、四杰、王孟、高岑、大历十才子、韩孟、元白、刘柳、刘白、温李等,不一而足;风格如上官体、沈宋体、太白体、少陵体、长吉体、元白体、杜荀鹤体等,不胜枚举。

在近300年的发展过程中,唐诗在不同阶段展示出不同的特点。

从高祖武德元年(618)至玄宗开元元年(713)的初唐,是唐诗逐渐摆脱南朝宫体诗浮艳诗风的影响、日益透露出壮大情思的时期。初唐虞世南、许敬宗、上官仪、“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创作上深受齐梁宫体诗的影响,多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之作,在华美的形式中呈现出苍白纤弱的情思,但对律诗的形成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只有宫廷之外的隐逸诗人王绩,其田园诗语言质朴、情致淡远,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点。高宗、武后时期,“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自觉变革文风,明确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使诗歌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走向市井和广阔的时代生活。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壮大的情思,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反映出初唐蒸蒸日上的国势与日益繁荣的社会状态,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初唐后期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完成了唐诗的革新。在《修竹篇序》中,陈子昂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歌,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建安正始文学,以不屈的英雄性格、高扬的人生理想和积极昂扬的进取精神,矫正了诗坛软弱柔靡的创作倾向。这是与初唐龙腾虎跃、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洪钟巨响。在创作上,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蓟州览古》七首、《登幽州台歌》等作品,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进取的精神和对新的人格理想的思考与追求,是对“四杰”诗歌所反映出的时代人生理想的充实与升华。这一时期,诗歌的浪漫气质日益强化,透露出盛唐气象行将到来的信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浩瀚幽远、静谧瑰丽的春江花月夜中,不仅将游子的相思之情表现得格外纯美,而且抒写了对青春年华和生命宇宙的理性思考,洋溢着浓郁浪漫的青春气息。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在对人生青春不永、万物生生不息的反复对照与咏叹中,表现了唐人对人生易老的伤感和对自然永恒生命的深情礼赞,呈现出美丽动人的青春惆怅。

从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元年(766)是盛唐时期。此期唐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是唐诗创作的繁荣时期。盛唐诗歌以天然浑成的意象组合,创造出或博大雄浑、或恬静优美、或深远超逸的意境,充分体现了既讲求个体独立自由又追求功名事业的盛唐士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生气郁勃的盛唐气象。而集中体现盛唐气象的,则是盛唐那群天才诗人。同为朝廷重臣的诗作,张说诗以质直的语言,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张九龄诗则表现了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以静逸明秀的山水田园诗境,引导读者进入生机蓬勃、情趣浓郁、安逸富足的开元盛世;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以慷慨奇伟、清刚劲健的边塞诗作,带领读者走进豪迈奔放、昂扬奋发、睥睨天下的盛唐帝国。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诗人,是“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李白的诗歌,以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明丽的意象和豪迈飘逸的风格,抒写了他开朗豪迈的性格、强烈奔放的感情、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鲜明个性,充分表现了盛唐士人高度的自信和自尊、投身社会和参与政治的热情,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杜甫长于官宦之家,有儒家“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与盛唐许多诗人一样,青年时代的杜甫,也有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气质,但长安十年的穷愁潦倒和安史乱中的颠沛流离,使他对社会有着更加深刻的观察和理解。他的诗歌,以叙事写实的笔法、沉郁顿挫的方式,将个人的悲哀与家国之痛融为一体,广泛深刻地描绘了安史之乱前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下层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社会的危机,反映了盛唐士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代宗大历元年(766)至文宗大和九年(835)是中唐,是唐诗的又一高峰。中唐前期(大历、贞元年间)是诗歌创作的过渡期,诗作既有盛唐余韵(如韦应物《寄畅当》:“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又有战乱写实(如钱起《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但更多的是抒写追求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表现文人在乱世无望中对人生的感叹和内心的惆怅。代表诗人有刘长卿、顾况、韦应物以及“大历十才子”。中唐中后期(元和以后),在改革思潮的浸*下,唐代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二个繁荣期。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喜押险韵,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路,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追求奇崛险怪之美,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开以文为诗的先河。“诗鬼”李贺虽然只活了27岁,但在诗歌创作上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而独树一帜。李贺的诗,主要抒写个人的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在艺术上继承前代浪漫主义的传统,驰骋想像,运用神话传说,自铸异词,创造出一个奇峭浓艳、新奇瑰丽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世称“长吉体”。以白居易、元稹为主的元白诗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要有益于政教。他们的新题乐府诗,直指时弊,表达了对国家的关心、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生民疾苦的同情,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此外,白居易的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同为中唐王叔文永贞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柳宗元与刘禹锡有着相似的遭受贬谪的经历,但豪爽乐观的刘禹锡,其诗作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多愁善感的柳宗元,其诗歌在自然朴实中却蕴含着被贬荒远的悲愤,有着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

从文宗大和九年(835)至哀帝天佑四年(907)为晚唐。在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和藩镇割据之下,李唐王朝国势日薄西山,暮气沉沉。时代把失望与沮丧的阴影投射在文人的心中。他们既没有盛唐文人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中唐文人力图中兴敢于改革的勇气,而是在抒写历史、自然和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中传达对现实的不满、对人世的疲倦和对个人心灵的抚慰,充满了感伤和衰飒的氛围。在艺术上,往往使用精致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创造出或清旷明丽、或幽美深婉的意境。代表诗人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李商隐。杜牧工于七绝,也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他的诗作,常常融合了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感触,透露出强烈的怀古伤今的忧患意识,诗风或雄姿英发,或清新俊逸。李商隐是晚唐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作,常以细密的结构、富于表现力的非逻辑组合的意象、浓烈细腻且流动跳跃的情思,创造出一种朦胧幽约的意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己的心灵历程,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期张祜、许浑、李群玉、韩偓、韦庄等诗人的作品,多以怀古伤今为主题,有着浓重的感伤色彩。唐末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一批诗人,抨击时政,同情民瘼,批判晚唐社会现实,笔锋犀利,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性。

二、宋词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即有歌谱的歌词,兼有文学与音乐的特点,或者说词本是一种依照一定曲调配乐演唱的诗。一般认为,词产生于隋代,经唐五代文人的加工创作,至北宋前期末,曲调大盛,众体兼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

北宋前期,词的创作经历了从沿袭到发展、再到变革的历程。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词人,基本上承袭五代词风,题材狭窄,或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情趣;体制上以小令或近于小令的中调为主;多用白描、比兴手法;语言典雅精巧、清丽流畅;以抒情见长,风格含蓄绮丽。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个专力写词的词人,也是北宋词坛第一个转变词风的词人,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柳永发展了词体。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作慢词,为后来词家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何谓慢词?舒缓的乐曲称慢曲,依慢曲而填写的词叫慢词。在柳永的词集《乐章集》中,十之七八是慢词。自柳永以后,写长调作慢词蔚然成风,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次,柳永扩大了词的题材,把词从小庭深院引向市井都会、山程水驿,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写都市繁华,《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写羁旅愁怀,为后来词人创作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第三,柳永发展了词的表现技巧。柳永词善用铺叙和白描手法以及俚俗语言,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对后世作家创作影响深远。苏轼“以诗为词”,变革了词风,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内容上,苏词冲破了词是“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凡咏史、怀古、感旧、悼亡、记游、说理、言志等诗歌所能写的内容,苏词都可以写,使词的题材无所不包,能够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在风格上,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别立豪放一派,开拓了新的风格。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慷慨激昂,充满爱国 ,《念奴娇·赤壁怀古》 奔放,气势磅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境界开阔,飘逸洒脱。这些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作,为南宋豪放词开出了新路。在音律上,苏词突破了声律的束缚。词配合音乐而歌唱,它的格律往往比诗歌还要严格。苏词为了充分表达意境与抒情达意,有不少词作突破了词牌固定的声律限制。这种突破使词摆脱对音乐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诗体。

苏轼以后的北宋后期,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上统治阶级醉生梦死,词的创作并未沿着苏轼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而是在融合“欧晏”、柳永、苏轼的风格和技巧上繁荣发展。代表词人有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人。秦观词内容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感伤身世,感情真挚,风格纤弱,语言工巧,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贺铸词内容与词藻并重,兼具婉约与豪放的风格,用韵严整,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于秦观;抒写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近于苏轼。周邦彦是北宋词艺术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狭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在写景抒情中渗入叙事,造成另一种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进一步发展了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格律法度极为精审,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在宋代影响很大。

1127年北宋王朝因靖康之变而灭亡,南宋偏安江南。南宋前期,民族矛盾激化,当时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人民和士大夫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因此,感怀时事、抒写抗敌壮志成为南宋前期词作的主要内容,词的题材与风格在南宋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重大变化。著名词人张元干、张孝祥唱出了国土沦丧、抗敌救国的悲愤之音,词风壮怀激烈、豪放慷慨,可看作从苏轼到辛弃疾的过渡人物。婉约派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前作为贵族的少女、 ,生活无忧无虑,词作多写对爱情尤其是离别相思之情的感受,感情真挚细腻、委婉动人。北宋灭亡后,在南渡辗转漂泊的生活中,李清照的词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抒写国破家亡、夫死独守的痛苦便成为她后期词作的中心内容。从总体风格看,李清照的词善于白描,语言晓畅自然,明白如话,善用口语,韵律和谐又抒情委婉,有“易安体”之称。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亦长于词。其词内容多抒发强烈的爱国思想、杀敌报国的雄心以及对腐朽朝廷的不满,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卜算子·咏梅》等。辛弃疾是南宋豪放派的著名词人,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他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现存词600多首,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揭露和批判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行为;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辛弃疾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辛弃疾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政治、哲理、友情、恋情、田园风光、民俗人情、日常生活、读书感受等,凡是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题材内容,他都写入词中。其次,辛弃疾“以文为词”,他常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独创性地用经史子等散文中的语汇入词,不仅赋予古代语言以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南宋前期与辛弃疾词风相近的词人有陈亮、刘过等人,词作都以表现爱国情感为主旋律,都喜欢以文为词。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局面基本形成,统治集团更加苟安和享乐。在此背景下,词坛上出现了两个流派:格律词派与辛派词人。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周密、张炎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以传统的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自然山水、文人落拓情怀等为题材,内容比较狭窄,注重格律,追求形式技巧,风格清丽委婉、细腻精巧。姜夔是南宋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代表词人。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不得用世和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的个性。其词题材广泛,格律严密,以空灵含蓄著称,对后世词坛影响很大。史达祖词多写闲情逸致,善于咏物,描写细腻,雕词琢句,追求形式上的艳丽工巧,缺少意境和气骨。吴文英词内容贫乏,多写统治者的豪华生活,或抒发颓废感伤的情绪,音律和协,字句研炼,但过于重视形式,喜用典故,令词意晦涩难明。辛派词人以黄机、刘克庄等人为代表,词作多抒发爱国情绪,不讲音律,比较粗糙、直露。

“唐诗宋词”塑造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民族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首先,要了解唐诗宋词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什么是古体诗、近体诗、平仄、押韵、对仗、词牌等。这些内容大致了解即可,不必深究。同时要知道所读唐诗或宋词的字面意思。

其次,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该诗或词的写作背景。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以及该诗的创作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情感内函,从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解。

如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你不了解杜甫的经历思想,不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热爱的情感,不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刻牵挂着他心魂的话,就很容易把这首诗理解成一般性喜爱春雨的作品。在本诗中,杜甫对春雨的喜爱,是出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因为好的春雨能滋润禾苗生长,能带来好的收成,让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因此诗人一开篇就以喜爱的口吻赞之为“好雨”,说其“知时节”而下。他的心、他的情、他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思想,不但能透过字面意思,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而且能在感受其对祖国和人民热血情怀的同时受到感染和熏陶,渐渐地萌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并融化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 又如李白的诗歌,在充分表现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洋溢着对祖国大好山河无限热爱的情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等。每当我们读起这些诗句,无不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如果能再了解一些李白的生平思想,那就更好了。再如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只有了解了北南宋时期国家破败、家园沦丧、爱国志士满怀爱国情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特定历史状况,以及岳飞的生平思想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位爱国将领内心深处那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民族情怀,进而受到感染和启迪,并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情操和民族文化素养。

再次,感悟诗词情感意蕴,吟诵使之融为素质。在完成了上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后,还要“感其然,悟其所以然”,深入到对作品“情”的感受和“蕴”的感悟中,由学习知识进化到培养素质。那么怎样才能感受其“情”、感悟其“蕴”呢?方法只有一个:读→ 朗读 → 朗诵 → 吟诵。一定要出声地读,而且由一般的“读”逐渐进入到“吟诵”。这样才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犹如人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一样的“情”,感悟到如人的灵魂般的“蕴”。在经常地、多篇目地、反复吟诵“唐诗宋词”的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也培养了素质。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雅”了点,“和”了点,“儒”了些。 随着“唐诗宋词”的感受、感染、感悟及民族情感蕴蓄的加深,特别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情感素质就渐渐地培养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所培养出来的文化素质将释放为我们前面所提及的能量,获得意想不到的人文效应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具有民族情感、爱国情感,更会在获得成功快乐的同时,享受着身为华夏子孙为国献力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和幸福,那是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中国人的心智和情感似乎都被唐诗宋词吟咏过了,而这些情感或是直抒胸臆,或是间接表达。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诗词意境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地步。可以说,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意境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这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银装素裹,遒劲豪壮的塞外风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塞外风劲,一夜北风过后,那些苍劲的树木枝头上,全部挂满了晶莹雪白的冰晶,那冰晶如梨花一样雪白而繁盛,真的让人有仿佛置身春暖的梨花丛中的错觉,一片雄浑而又壮美的塞外风光跃然纸上。

重义至性,豪迈逍遥的侠士风范。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侠客行》。李白的这首侠客行写出了千古文人的侠士情怀,怪不得金庸先生直接引用了李白的这首诗创作了武侠小说《侠客行》,将这种侠义世界的绝美意境描述得淋漓尽致。

寻寻觅觅,念念不忘,终有回响的人生偶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 元夕》。寻寻觅觅,朝思暮想,时而让人患得患失,时而让人欢欣不已,你想寻觅的那个人,你想得到的那些你坚信和信仰的东西,在你不断付出努力之后,他就在无意间来到了你的身边,你只需一个回眸,她(它)就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你了。这是一种多么美妙而悠长的意境和心情。

唐诗是我国出色的文化遗产,其成就和影响是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唐诗之所以深得人心,说到底在于它永恒的艺术魅力。唐诗因其体现之深刻,主题之宽阔,技巧之新奇,体系之完备,文本之精炼,情感之诚挚,风格之多样,使后人望尘莫及。唐朝的诗人,今日著名就有一千多人,而独具风格特点的也有五六十家。而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人,在艺术风格上是空前绝后无出其右,达到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他们三人是文坛巨匠,历来为后人所敬仰。

从文体来看,诗至唐代,修养千年,诸体皆备。近体如律绝,古体如四五七言、乐府、歌行等等,其格局之广,格调之高,臻至巅峰。其主题也是田园,边塞,讽谕,绮情无所不容。词则仅从风流气息滥觞,直到苏辛才识开布局,而词在宋朝有一个特别大的局限,那便是音乐性,要满足其音乐性,就必定会比诗文有更大的限制。因而,二者之间的文化沉积都天壤之别,新生之唐诗宋词,怎样比的上盛极之唐诗?

大家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璀璨的文化,涌现了无数文人骚客,留下了无数文化遗产。江山代有才人出,发展几百年。唐诗唐诗宋词历史成就各有不同,难分伯仲。中国古代文学便是一部承传和发展的历史。唐诗要在汉朝乐府的前提下发扬光大,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到了宋代词人多,作品也多,甚至存留下来的诗作超过了唐代,也曾发生过象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那样伟大的诗人,但成就无法超越唐代诗人。

诗在我国一向被视作较为擒雄的“雅言”,传统基本浓厚,至唐朝早已达到集大成者之巅峰期。而唐诗宋词则不一样,它最初是受到当时一些擒雄文人的鄙视的,因此唐诗宋词要以“千呼万唤”的形象开始出现的。象柳永的词,如今来看当然是“俗中之雅”的,但当时便是“庸俗趣味”的物品。好在宋朝尽管出了几个认死理的理学家,但毕竟是个对文人很包容的时代,并且之后也得到了晏殊、苏轼等一大批地位较强的文人的推广,终于还是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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