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清
作者：吴伟业
作品：圆圆曲
内容：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夭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唯有泪沾衣。
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白晰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
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乌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应该是这首了
此诗以陈圆圆与吴三桂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为线索，展现出一幅明清之际的广阔社会画卷。全诗规模宏大，人物身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织融会，既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又反映了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诗人运用多种结构手法，追叙、插叙、夹叙等交互为用，使情节曲折多变，富有传奇色彩。其他如心理刻画、历史典故与前人诗句的化用、叙事中的议论穿插等，无不恰到好处。而蕴涵于全诗的历史沧桑感，透露出浓厚主观情思，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
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毁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卿字早醒侬自梦，更更。泣不尽风檐夜雨铃。
——《南乡子》
尘满疏帘素带飘，真成暗度可怜宵。几回偷拭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
唯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潮。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西风打画桥。
——《于中好》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 。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已。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采桑子》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
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
《沁园春》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戏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荀衣昨日香。真无奈，倩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虞美人》
春情只到梨花薄，片片催零落。夕阳何事近黄昏，不道人间犹有未招魂。
银笺别梦当时句，密绾同心苣。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
《青衫湿》－悼亡
近来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从教分付，绿窗红泪，早雁初莺。
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忽疑君到，漆灯风飐，痴数春星
悼亡诗三首（之一）——潘岳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僶俛恭朝命，回心返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隟来，晨溜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遣悲怀》 元稹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一》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二》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第三首——魏晋·潘岳《悼亡诗》三首之一：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第四首——南朝·沈约《悼亡诗》之：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
悼亡诗
——沈约·南朝
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
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
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
屏筵空有设，帷席更施张。
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
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
作者：
沈约（441年-513年）：南朝梁文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历仕宋、齐二代，后助梁武帝登位，官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仕至尚 书令，卒谥隐。政治上主张严格区分士族与庶族，维护封建门阀制度。诗风浮靡，着意雕饰，与谢朓、王融等皆注重声律，时号“ 永明体”。所创“ 四声八病”之说，在声律方面为诗歌创作做了许多规定，对五言古体诗向律诗的转变有一定影响。曾据何承天、徐爰等宋史旧本，稍加更益，撰成《宋书》。所著有 《四声离思·其四
——元稹·唐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谱》、《齐纪》、《沈约集》等，已佚。明人辑有《沈隐侯集》。
——《其三》
鹧鸪天
——贺铸·北宋
重过阔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白头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沈园二首
——陆游·南宋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
莺啼序·春晚感怀
——吴文英·南宋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
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
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
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
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
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
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渐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
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
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
记当时、短楫桃根渡。
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
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躲凤迷归，破鸾慵舞。
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
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沁园春
—— 纳兰性德·清
序：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荀衣昨日香。真无奈，倩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梅村
[清]吴伟业
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
闲窗听雨摊书卷，独树看云上啸台。
桑落酒香卢橘美，钓船斜系草堂开。
注①梅村：诗人别墅名字。②诣：拜访。
（1）颔联反映出诗人怎样的矛盾心理，试简要分析。（3 分）
（2）全诗营造了怎样的氛围，流露出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 （3 分）
( l ) ( 3 分）“不好诣人”“惯迟作答”体现出诗人不屈己、 懒于（拙于）应酬的清高孤傲的一面（l 分）, “贪客过”“爱书 来”则体现出诗人不甘寂寞、渴望交往的另一面（l 分），颔联生动 形象地写出诗人这一微妙的矛盾心态。（表达通顺 1 分）
( 2 ) ( 3 分）全诗营造出一种闲适恬淡、清幽自在的氛围（l 分），流露出诗人风雅脱俗的情怀（l 分）和对乡村宁静质朴生活 的喜爱之情（l 分）。
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论文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诗史文化背景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在此，吴伟业显然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在“诗史”创作史上其创作是第二个里程碑。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④。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而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前人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都能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尤侗说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等等，就点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不能不着眼于这种关系去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龚鼎孳，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失路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钱谦益尝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而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
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其次，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④。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修史的时代风气盛行一时，使吴伟业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他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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