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 在乡间小路上 看见一坨干牛粪得反应

老农在乡间小路上看见一坨干牛粪可能会有以下几种反应：

1 惊喜：对于老农来说，干牛粪是一种很有用的资源，可以用来施肥、施肥料、烧热能等。如果老农看到一坨干牛粪，可能会感到惊喜，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省下一些劳动，或者增加一些收入。

2 厌恶：有些老农可能对干牛粪没有太多的需求或者不喜欢它的气味或者外观，这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到厌恶或者烦躁。

3 无所谓：老农对于干牛粪可能没有太多的情感色彩，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坨废物，没有任何的价值，不会有太多的反应。

总之，老农对干牛粪的反应可能因为个人喜好、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一）作品内涵

在那群感情热烈而直白的现代诗人群里，穆旦（查良铮）是其中很为独特的一个。他以他深邃的眼光，成熟的气质，透过了战火硝烟这最为惨烈的场面，写出了生活在最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赞美了一群真正伟大、值得讴歌的人民。

　　在长诗《赞美》中，作者满含泪水激动地赞美了生活在中国土地上千千万万坚强、充满韧性、任劳任怨的劳动人民。在诗的第一节里，诗人怀着无比的痛苦和伤感，一笔一笔地勾勒出中国满目疮痍的现实：“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诗人用长句写出了贫瘠、落后、荒凉、忧郁的中国历史和现状，读来十分沉重和压抑。而当这些又是通过画面直逼人的视觉直至心底时，引起的震撼犹如伤口痛彻心肺。几抹淡远的山水，山水间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呼啸的风，灰色的行列，给人的感觉是寥廓和苍凉，使人油然而生世事沧桑的慨叹，这种感慨就如同中国画中的布白艺术一样，意味深远而不可言状。回首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灾难史。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的屡次践踏，国内频频掀起的军阀混战等等，足以耗尽每位救亡战士的激情。铁的教训，已经让人们学会了忍受，学会了平静地对待流血和死亡，还学会了坚强。他们面对灾难，面对贫瘠，是沉默而平静的，生活里已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们的感动和热血沸腾，“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他们只是在耻辱里生活着，在灾难里艰难地挺立着并不曾折倒过的佝偻的腰杆，一代又一代地生生不息着。诗人在这一节的最后连用了“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等一系列意象作为自己情感的载体拥抱苦难的中国人民，其间营造的氛围是沉重而抑郁的，这就使诗人的述说触及到了历史的脉搏，带有更深的思辨意味。

　　在诗的第二、三节中，诗人把抽象的概念式的“人民”具体化为了一个农夫，并从农夫身上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历程。在诗中，这个农夫长年累月地移动着被生活打磨而就的“粗糙”“身躯”，“永远无言”地劳作。他有着沉重的生活负担，“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可见，在家中，他是最主要的劳动者和家庭支柱，这无疑也是无数中国农民生存境况的生动写照。与此同时，他还倍受外界的欺凌与欺骗，“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这令我们不自觉地想起鲁迅小诗中一句“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几乎每位当权者都是口口声声要为人民谋福利，要拯救这群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可每次临到头的是更深更重的忧患。这位老农早已看透了这些，默默无闻地“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只能用劳动和沉默来排遣心中的忧郁和痛苦。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愚拙不堪，在生活的重压下痛苦喘息着的农夫，却在一次次“失望”之后，升腾起无数的“希望”，他较之社会上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来说，对于解放、能改变生活境遇的要求都要来得强烈些、真实些。因此，当每一次战斗潮水涌来之时，他抛弃了虚伪花哨的形式，最为直接地“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融进了大众的爱”。虽然最后往往是“毅然决然”地“融进死亡里”。但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选择的最残酷的路。这是在无数次“失望”的冲击下，痛苦地为着那“一丝希望的战斗”，让诗人、读者在嗟叹之余，不禁肃然起敬，为之高歌的中国农民的路。中国有了他们，就不能说没有希望。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觉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劲的民族，是一头已经醒来，正发出阵阵怒吼、咆哮的雄狮。诚如诗人在每一节的结句中所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更令人嗟叹的是这群为“希望”而战斗的无名英雄，生前痛苦无奈，死后留给亲人的更是雪上加霜，令人不忍睹目。“饥饿，恐惧，黑暗，还有更辛劳的生活”围绕着老人和孩子，这是一种让人不堪寄语的“最含蓄的悲哀”，为着这些“孤老幼子”，也许这个无名英雄真正应该受到诅咒。但这又是多么的不公平和无理。一位为国家而战死的英雄，国家却没能给予任何照顾，任凭他们的亲人在生死里挣扎。就是这群挣扎着的老人、孩子无言的责备，冲击着每一位中国人的良知。他们已经没有退路，没有可以犹豫、选择的方向，只有坚韧地战斗下去。啊！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呀？让人憎，让人爱，让人痛苦，又让人生出无数的期待。当农夫以“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时，当他“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时，我们知道，他的苦难还仅仅只是开头。当“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时，当饥饿难耐，“而又在饥饿里忍耐”时，当“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时，农夫身后的苦难才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那种奉献的伟大。这就是平凡然而伟大，伟大到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人民。诗人笔下的农夫就这样站成了一个雕塑，一个用无数中国人民的血和泪凝聚而成的、具有广泛象征意义的雕塑。而诗人所概括的中国人民苦难而充满斗争的一生就找到了情感的附着点，成了扎根于历史的大树，充满着超越了时空限制的生机，具有了典型的意义。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在诗歌的第四节中，诗人的笔触又回到了历史之中。与第一节相同的景物描绘，体现的却是更深层的内涵。中国人民苦难而深重的命运犹如滔滔的江水，是这块土地流不尽的苦涩的泪。在中国这片凄凉的土地上，并非没有生活的热情，没有不屈的战斗，没有渴望与追求。可是，为什么它的革命道路是这样的崎岖而又漫长呢？人民在呻吟和寒冷中挣扎过，斗争过，可阴霾仍是那么顽固地压在人们头上，挥之不去。在这种痛苦和悲哀当中，人民只有继续用流血来追索未来飘渺的希望。这是一种无路可走的悲哀，也更体现出一种可贵的硬气与不屈。

　　鲁迅先生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不仅支撑着一个个家庭，更支撑着一次次战斗，支撑着一个民族的复兴，他们才是中国脊梁中最坚韧者。

　　诗人正是由于如此透彻地看到了中国曲折艰难的历史，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不幸与艰辛”，才如此真切地感到了他们的朴质与博大的胸怀。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正是有了这样一支伟大的民族，中国才有了希望与未来。因此也才有了诗人结尾的反复吟唱：“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二）艺术创新

第一，就是戏剧张力的构造。

“张力”首先表现在穆旦的诗歌体式上。

穆旦的诗体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抒情短诗，诗意凝练紧凑，抒发内心的情感与思辨；一类则是戏剧体长诗，如《防空洞里的抒情》、《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等，这一类诗作结构较为复杂，一般使用多重人称，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他人话语交织混合于一处，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表现出错综的戏剧性张力。《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就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展开，日常的话题表面上不断干扰着诗歌的主题，但正是在战火与闲话的对照中，还原出历史冲击下个体的真实的心态。

另一种“张力”模式在穆旦诗中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经验、词语和诗境的陌生化并置上。

穆旦对诗歌中语词的选择，诗行的展开模式中也处处渗透着“张力”意识。阅读他的诗作，读者会发现他十分偏爱从对立、矛盾的地方向着笔，通过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较量，形成诗歌曲折深入的表现力。

在“相反的极端”中促发诗歌想象力，在形成“张力”效果的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这就是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不但拓展了诗歌表达的功能，也可能更适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类诗歌“难懂”，往往就难在这种复杂的纠缠中。把握其“张力”的诗艺，才能解读其含义，欣赏其特殊的诗美。

穆旦曾言：“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就是要写出前人未有的独特经验”，通过对“张力”原则的运用，穆旦在现实的感受和经验中激活了全新的“惊异”。

第二，穆旦诗歌艺术方面的创新，是对传统诗意的反动。

在新诗诗人中，穆旦是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最少的一个，这是他自觉选择的结果。穆旦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反对诗歌书写那些所谓诗意的“风花雪月”，主张要以特殊的现代经验为表现对象。他是力图通过追求“非诗意”来达到新鲜的独特的诗意。他认为中国诗与西洋诗(现代诗)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

新诗，自从发生之日起，虽然打破了旧诗外在形式的束缚，但古典诗歌情景交融、“思与境偕”的审美理想仍暗中塑造着新诗的品格。在戴望舒、卞之琳、林庚等人的诗作中，不难见到玲珑精致的古典审美情调的延续，这构成了新诗发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说明了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关系。但在穆旦这里，这种情调遭到了自觉的抵制。在他的诗中，读者很少看到风花雪月的“诗化”境界，更多的是物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经验。

对古典诗境的反动，不仅表现在诗歌素材的现代化上，更显示为诗歌审美品质的生成上。古典诗歌以均衡、和谐、主客体的交融为审美旨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更是诗歌的理想。但在穆旦这里，张力性原则的使用，打破了“中和之美”，使我和物之间，自我和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呈现出危机和裂痕，形成了另外一种“张力之美”。

在语言上，穆旦也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反叛的姿态，将新诗从封闭的“诗歌语言”的狭隘中解放出来。围绕着新诗“散文化”还是 “纯诗化”，曾经展开过许多争论，在“纯诗化”主张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诗歌当作一种特殊的语言，远离日常直白的口语。在具体实践中，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往往表现为用词的典雅，诗境的含蓄，语言的暗示性等，形成了一种幽妙醇美的诗风。但这样的诗意语言在穆旦诗中十分罕见，他不仅将大量现代生活词汇引入诗中，而且常常采用逻辑关联词和欧化句法，作为诗歌的主干，形成一种理性的推论力量。

从新诗发生之日起，在诗歌中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受，就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诗区别于“旧诗”或“西洋诗”的一个标志。在20年代，它表现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普遍关注上；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又正面提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理想。40年代，穆旦与九叶诗人将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与现代诗艺相结合，在其中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可以说，实现了这一理想，即：用“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和思想。

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农民都对土地拥有一定的情感。而且会觉得土地的存在，会让自己内心拥有一种安稳的感觉。

农民基本上都会通过种地的方式，让自己获得相对的利润。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农民在进行种粮食的过程中，并不会让自己拥有赚钱的状态。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会拥有很多农民对土地拥有依赖和珍惜的感觉。

种粮有时不赚钱。

首先农民在土地里面进行种粮食是非常辛苦的。最主要的就是在进行种粮食的过程中，如果投入的本金太大。而且在进行收获的时候，不能拥有比较高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种粮食是不赚钱的。甚至有一些农民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赔本的现象。所以导致有一部分农民，开始放弃种植土地的想法。

大部分农民对土地特别依赖和珍惜的原因。

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拥有大部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非常依赖和珍惜的。因为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对土地拥有一定的情感。因为这些农民觉得在自己的上一代都是靠土地拥有收入。所以也会认为自己也能凭借土地获得相对的收益。甚至也会觉得上一代流传下来的土地，在自己手里应该拥有更好的状态。而不是选择将自己的土地进行抛荒。而且大部分农民对土地特别依赖和珍惜的情况下，会让农民内心拥有一种安稳的感觉。

我个人的看法。

最后我个人觉得农民在土地上种植粮食的时候，虽然并不会让自己获得比较高的收入。但是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之后，基本上会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在这些空闲的时间里面，农民可以选择从事一份比较合适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让农民的整体收入进行提高。

　　作家展锋的长篇小说《终结于二○○五》以地火蕴积般的力度，以大河奔流般的快畅，讲述了珠江三角洲一个农民家族的百年奋斗史，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源远流长的土地情结，以及在改革开放时代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必然性地失去土地时那种恐慌、失落、感伤、渺茫、无奈的心态――任何人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都会有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感。这部作品所描写的农民，正是在这种历史性变革力量驱动下走向城市，自然带着走向新生活的兴奋，也必然带着告别旧生活的惆怅。好长时间没有读到有这么强烈的历史纵深感的小说了。可以说，这是广东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当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农民对土地的深情是我们难以想像的。这部作品描写的农民家族的故事，就是围绕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的。在这一百年的生存斗争中，这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总算实现了几代同堂的传统理想。然而，他们真正自觉爱上这片土地，真正感受到土地与自己命运的血肉关系，则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苦难和动荡的年代，农民对土地并没有表现出深情。只有在农民真正意识到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他们才会有如小说所写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深情。几代农民的血泪积累出的土地情感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结出了幸福之花。问题是，珠江三角洲这些自以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而有些得意、有些醉生梦死的农民，有一天发现，在时代前进的力量面前，他们仍然那么渺小，那么无力。他们刚刚懂得如何去爱这片土地，却又不得不失去土地。小说主题上的这个内在冲突是剧烈的，也是挖掘得比较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有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那是他们在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的一种痛苦选择――他们宁可在城市底层中挣扎，也不愿在传统土地上做主人。然而，富裕起来的农民不愿离开土地，像命根子一样要保住土地。小说写的正是这些富裕的农民，把笔触伸到了他们内心世界，道出了他们的秘密。这是真实的，准确的，也是有独到发现的。广东的小说，总是这样敏感、这样迅速地向我们传递着来自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时代信息。

家族小说通常会有相当多的浪漫成分。《终结于二○○五》同样写得非常浪漫，可以说，家族中浪漫的爱情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密度之大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不得不佩服作家那种高密度的叙事才能。小说中，很多地方写到“大伯”这个姬姓家族的掌门人如何来保持当代望族的势头，他建九龙柱九凤壁、建祖祠等行为，看上去很有一种农民特有的浪漫――一种迷信中的文化，但实际上是农民对永久占有土地的一种神圣仪式，也是用来抗衡现代进程的一种标志。可以说，这种“迷信”背后有着深远的生存斗争的内涵，在本质上一点也不浪漫。作家显然把握住了本质，不断加大农民现实冲突的力度，呈现出小说主题的现实严肃性与严峻性。因此，这部小说才具有一种我们当今文学久违了的现实主义力度。

要站到现实主义高度上，就必须勇于直面现实矛盾冲突。《终结于二○○五》正好是一部不回避矛盾、不粉饰现实的小说。因此，它能够准确真实地描写出当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对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富裕农民来说，文化的觉醒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满足。他们能敏锐感觉到时代的发展最终将改变他们脚下这块土地，包括土地的所有权。所以，他们聪明地运用经济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宗族的力量、传统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来千方百计保卫自己的利益。作品以同情农民的心态描写了主人公“大伯”如何策划和实施一场土地保卫战。这种利益诉求，和政府的城市化决策之间是有冲突的，有时冲突会出现激化。小说真实地写了农民为了土地问题，集体到镇政府去对话，搞得镇政府很狼狈，不得不出动警力，动用高压水龙头的情节。小说写出了生活的真实性，但政治上非常清醒，没有过当夸大农民与政府之间矛盾的性质，而是与此同时，写出政府本着对农民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尽可能减轻农民在历史必然性进程中的损失和压力，政府也在处理这种群发事件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不断实现执政为民的理念。这也是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们会注意到，小说的政治态度、思想态度、文化态度都非常积极，非常成熟，非常正确。必须具备积极成熟的思想，才能正确把握矛盾的性质和生活的本质，才能把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上升到时代精神的高度。

小说《终结于二○○五》在当代农村题材方面的探索很有意义。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不能像乡土小说那样靠一点风情民俗来逃避现实矛盾。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矛盾又有自己的时代内涵，与上个世纪那种阶级斗争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现实矛盾冲突的。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社会矛盾的社会。我们要怎样把握才是正确地、才是准确地反映农民的土地之情，展锋的小说做了积极的探索，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这部小说把握现实的真实到位最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写了几代农民，如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伯父、高脚、龅牙等许多人物，生动丰富地构成了几代人的故事，形成了家族小说独有的宏大叙事结构。不过，这部小说最有思想艺术价值的人物当属“大伯”。他是这个农民家族最后的掌门人，又是村支书和村里的决策者。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农民家族的生存力量、生存智慧和生存矛盾，集中了农民对土地的全部感情和功利需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农民的这些特点更加鲜明。作为这场土地保卫战的主角，他的才能、智慧和局限展现得极有时代风采。这个人物通常会被很顺理成章地写成“土皇帝”。事实上，“大伯”的一些所作所为，的确有几分“土皇帝”的模样。要按一般的反腐小说的写法，这个人物一定会处心积虑地把政府官员收买下来，在政府中养着一个自己的代言人，而自己则躲在村子某处深宅大院中，控制着整个局面，最后事情败露，成了违法犯罪分子。这样的小说人物我们看得很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政治生活的真实一面，但这种人物看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好在我们读到的“大伯”这个形象没有沿着过去小说思路走。在小说中，“大伯”这个形象，更多地被注入农民政治家的智慧和文化含量，使之成为一个为保全农民家族光荣与梦想而如履薄冰的角色。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历史进程不可阻挡，但又得保护土地给农民的经济生存的利益，他所做的一切，包括请神搞文化，都只是想延缓这个进程，给农民争取更多的主动的机会。所以，才有他不断与镇委书记周旋斗智的情节。他与镇委书记洪志伟的关系很有意思。两人都是智者，都有各自的理想。是朋友又是对手，有冲突又有合作。洪志伟展示出他基层执政者的能力和水平，而“大伯”也一点不逊色。两个人构成的这种关系，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冲突的特色。也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个人的性格就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说，这两个人物都是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新人物，只是“大伯”的形象更完整，更成熟一些。从“大伯”性格走向看，一个新农民的形象正在小说中孕育。

顺便说一句。用第一人称方式讲述一个80万字的家族故事，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复杂的结构，用一个固定的视角有局限，而且说到得意处会放得过开，收不回来。当然，这些问题，和作品厚重的主题相比，就不算什么了。

村里的老张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每日往返于家与田地间，每每经过村头的时候，他都忍不住停下来与村人闲聊几句，老张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如今已经在城里购房，是城里人了，这也惹的村里人羡慕，而老张却说“宁愿两个儿子没考上学，后悔把两个都培养成才了”，听起来似乎是炫耀，实则却是心理所想，这又是咋回事呢？

这源于老张的邻居老刘，老刘也有两个儿子，可能不是学习的材料，长大后全部留在家里务农，老刘曾懊悔自己没把儿子培养成才，可是一场突如其来事故后，让老刘的想法翻了一个大弯，事情是这样的，老刘由于经年累月的劳动，前几年突然害了一场大病，乡村医院无法医治，只能到市里医院住院医治。

这住院看病可不像在村里，拿点药、吊点水就行了，他必须要有人陪护，老刘的老婆大字不识，到医院也不知咋办，两个儿子这时用上了派场，大儿子一天，小儿子一天，把他爹照顾的无微不至，人人都说，老刘有两个孝顺儿子，有福，老刘可能心情愉悦，病很快就痊愈了，经过这个事后，老刘走路都带风。

而老张去年也突然患了一场病，家里的老伴赶紧把他送进市里医院，一边赶紧给两个儿子打电话，两个儿子一个在市里上班，一个在外省的城市上班，本市的儿子利用下班的时间赶到医院，只是问候几句，就匆匆离开上班去了，而外省那个儿子更是一句，抽不出时间过来，打点钱过来，这让老张两口子差点气死在医院。

老两口没在城里呆过，在医院好多程序根本不懂，而且吃饭睡觉也不习惯，老张气得直骂儿，老伴也是操碎了心，可是又不知咋办才好，就在这个节骨眼，老刘的两个儿子，趁着农闲，来到医院，像照顾自己父亲那样，精心照顾老张一个多星期，直到出院，病床其它的病人才知道这两个小伙，不是老张的儿子。

老张出院后，真是越想越气，这简直就是白眼狼，自己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才，自己需要他们的时候，却一个没来，还不如留在农村种地，这样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好歹也能喊到人，如今倒好，翅膀硬了都飞走了，自己成了累赘，反倒让邻居照顾自己，这脸面以后咋见人。

其实，老张遇到的问题在当今社会很常见，有出息的人多在外地谋生，受制于单位体制考核，加上路途遥远，很少回家，所以从情感上照顾父母少了点，而那些留守家乡的人，却与父母朝夕相处，他们可能经济不富裕，但对父母绝对言听计从，所以日常也会照顾父母多一点。

咱们回到开头，老张嘴里说的“宁愿两个儿子没考上大学，后悔把两个都培养成才了”，确实是老张肺腑之言，留守身边似乎是外人眼里的那种没有出息的人，可是人生在世，到底什么才成功的？学有所成，远离父母，就是成功？留守故乡就是失败，可在农村，恰恰是那个最“没出息”的人，照顾父母的最多，这难道不是美德的体现吗？

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学有所成的人，是不是更应该回馈父母，报答多年的养育之恩，而不是苟活于眼前所谓的体制，留守老家的难道就闲的没事，必须照顾年迈的父母所以老农不愿子女成才，反倒期盼子承父业，原因很现实，你认为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的土地都被承包出去了。现在的农民都不用种地了，只需要将自己的地承包出去，每年就能拿到比自己种地更多的钱，所以现在农村实行“集体”统一经营或创新发包收取租金，更多的是利用各种办法“流转”农民的土地给工商资本，搞大规模的现代农业，把农民变成既拿地租，又打工挣工资的工人。

在古代人们常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只能是农民，除了农民任何人都缺乏主动保护耕地的动力和热情。但是，现在的农民对土地的情感正在消退，其突出表现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为培植土地肥力而付出，一些农民甚至期盼着自己的地被承包出去，希望把自己的地卖掉。

但现在农户依旧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的自由权，这调动了农民耕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小农户土地使用政策有了新的变化，不少农民虽然手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地块又实在太小，种植营收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一家人的经济需求，这就使得不少农民家庭的年轻壮年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也促使不少农民不得不放弃手里为数不多的土地，承包出去，选择外出务工。

所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种，现在面对当下农民耕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家庭农场成为拯救农民耕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家庭农场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表现形式，家庭农场与农户一样，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促使人们更加珍惜土地，促进土地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