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对父母的感情寄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通过你的文字描述中，我觉得你可以根据你的目标或者是追求来降低对父母的感情寄托，不过最好还是人呢，毕竟有的时候只有通过人相互之间的沟通才会使得自己身心愉悦，所以不如交一个不错的朋友没事出来吃吃饭，旅旅游的

我觉得面对如花美眷或英挺美男时，容易产生爱慕之情，进而激发写作动机，这个时候抓住这种感觉，把想说的说出来，后面再整理就行。

人类是感性的动物，当遇到美丽、英俊的人时，容易被其吸引并产生情感共鸣。

这种情感共鸣可以促进思维、想象力的活跃，进而促使写作动机的产生。

不仅仅是面对美丽、英俊的人，当人们遇到一些充满情感色彩的事情时，不管是美好的还是不如意的，都可以成为产生写作动机的素材。

因此，我们可以积极去感受生活，从中汲取营养，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写作灵感。

由于音乐表现的情感是抽象的，是从具体情景事件中提炼得来，所以音乐表现情感是直接的。著名的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说：“感情在音乐中独立存在，放射光芒，既不凭借‘比喻’的外壳，也不依靠情节和思想的媒介”，在这里感情是“坦率无间的、极其完整的倾诉”。音乐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还带来欣赏的特殊性。在音乐欣赏中，感情因素多于理性因素。音乐对于欣赏者心灵的感染是直接的，音乐欣赏的这种特点，使音乐能够对人的情绪产生直接的强烈的影响。当然，要想更好地欣赏音乐，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要有“音乐的耳朵”。特别是对于非通俗的交响乐等样式，更需要了解有关的形式结构、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等等，以及有关的背景知识，才能收到较好的欣赏效果。

"孝"字，最早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说文解字》上讲：孝，即"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 。可以理解为：小的时候，父母在上面呵护关爱孩子。孩子长大了，父母也衰老了，孩子又在下面侍奉父母，体现了一种父母和子女之间自发的人性关怀，散发着浓浓的温馨和暖意。

但是理想每每要落实到现实里的时候，就难免会发生偏离。梁漱溟先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总结道："中国之以伦理组织社会，最初是有眼光的人看出人类真切美善的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 …中国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慈母每为儿女而忘身，孝子亦每为其亲而忘身。夫妇间、兄弟间、朋友间，凡感情厚的必处处为对方设想，念念以对方为重，而把自己放得很轻。"这正是中国情谊社会的表现。但是孝的美好理想在进入实际生活中时，其历史的走向是偏离理想的。

孝的起源：不单纯的"孝"

血缘关系是孝产生的自然条件，父母爱子女，反过来子女爱父母，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懂得赡养父母、酬报父母赋命养身之恩，是所有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本能，"命之所由系，身之所由出"，这种朴素的血缘之间的情感生发正是人之为人的孝观念的发生学意义之所在。这种亲人之间的纯朴美好的情感互动， 既表明了一种生命的根源意识， 又体现着人类源于其它物种而又高于它们的情感。由此，孝意识是人类天生的自然禀赋，这是没有受到道德约束之前的自然状态下的亲子关系。

但是孝作为一种被固定下来的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开始被宣扬、传播并深入人心，是在什么时候呢？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一定是在私有制战胜了公有制，个体家庭建立之后才产生的。因为只有产生家庭后，才有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有了关系，才有了各种权利和义务，这才是"孝"产生的社会条件。正如恩格斯说的一样："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具体落实到我国历史上，根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大约是在周初，形成了有关于"孝"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那夏人和商人干什么去了呢？首先，现在并无直接的文字资料供我们了解夏代的伦理思想。和夏的时代相符合的一些考古发现，发掘出的物品大约可体现出当时人们的物质发展条件，生活的环境（有鱼纹可能说明离水源比较近，且观察到了鱼的一些美好的象征意义），顶多能看出当时人的一些审美情趣，但是其伦理思想相对来说难以考证。殷商时代，汉字基本成熟（金文、甲骨文，中华文明真的早熟），有发达的青铜文明。金文一般记录了国家祭祀和征伐等大事件，还有重要角色的事迹等等；甲骨文多卜辞，说明殷人鬼神观念的流行，无论大事小事，动辄就占卜，一占卜就往龟甲上记录。相比之下，人类自身的一些思想认识却没能凸显或被发现。但是西周，就大不一样了。

甲骨文 卜辞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 一曰立子之嫡之制, 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 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利, 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因之所以纲纪天下。《殷周制度论》

我们知道，宗法制的形成就是在西周，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宗法上的等级差别，使天下土地为王所有，将血缘与国家的形式紧密结合。侯外庐在在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指出："有孝有德是西周的道德纲领，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是周代伦理的特色。"这样一来，将道德、宗教和政治融为一体。所以，孝的道德观念，从起源之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伦理观念，已经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孝道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景观之一，在希腊、罗马、以色列或者印度等文化系统中，都找不出这种情形。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礼乐文化，尤其强调人的道德，所以孟子曾经说过"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 ——人和野兽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在"有无道德"这个区别上，人有道德，而禽兽不懂什么是道德。而孝道，又是判断古代中国人有无"道德"的重要标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举"孝廉"的时代有病态的《二十四孝》；明朝时，在孝道上的污点甚至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张居正没丁忧，成为政敌攻击他的一个绝好把柄）。那么，孝在中国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孝"观念的发展：忠孝同构的伦理观

在战国时，就已经有了忠孝并称的记录。作者不详，成书于战国年间的《战国策》中的记录就大致体现了这种思想变化的倾向——"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但是，战国时思想大开花，流派纷起，并没有一种所谓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所以，忠孝观念的整合，是在之后的统一大帝国时代：汉帝国时期。

先秦儒家孝的思想在汉代开始了它的封建转化。在这里我们引用朱岚先生在《中国传统孝道七讲》中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易'孝'于'忠'，实现了'孝'从家庭伦理向政治伦理的转变；

第二，'三纲'理论的提出，使'孝'由伦理道德变为封建纲常，并具有了神圣化和神秘性；

第三，对孝作了全面的规定，后人行孝有了统一的标准。

这种思想的转变被记载在《春秋繁露》、《孝经》和《礼记》等著作中。那么这些著作到底讲了些什么呢？读者们不必去看，这里我们归纳它们的大概思想：

《春秋繁露》把"孝"三纲化（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在这个语境里，就是表率、约束和服从的一种关系），以宇宙阴阳、五行之间相生相长，相克相成的原理推论出人与人之间父生子、子孝父的人伦之则是符合天地之道的。所以书中把孝道之源归于天，一国之君也同样取法于天，从而证明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君为阳， 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 夫为阳， 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 其始也不得专起， 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 子兼功于父， 妻兼功于夫， 阴兼功于阳， 地兼功于天。 《春秋繁露》

《孝经》则假借孔子之名，通篇宣扬"家国同构"，"天下为家"的观念，将忠君和孝亲观念混淆起来。文章开始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从而确定了孝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其中有一段，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孝"成为了士大夫的立身之本了：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孝经·士章第五》

为迎合上述的孝治理论，汉朝统治者适时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以巩固了"以孝治天下"的施政口号。从刘邦以后（他孝不孝大家都清楚，实在没法吹），他儿子刘盈谥"孝惠"，孙子刘恒谥"孝文"，刘启谥"孝景"，刘彻谥"孝武"，刘弗陵谥"孝昭"，刘询谥"孝宣"，刘奭（shì）谥"孝元"，刘骜谥"孝成"延陵，刘欣谥"孝哀"，刘衎（kàn）谥"孝平"，显示君王以身作则，孝敬父母，作为天下人的表率。

这一时期形成的"忠孝同构" 思想，影响了其后几千年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道在政策导向下被有效地呈现和延续下来，并被其后的历代所继承。唐玄宗注释《孝经》极其有名，他不仅自己读，还诏令百姓家家都要收藏一本（来自皇帝的强行安利），并亲自书写《孝经》，刻石立于太学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南宋时，宋高宗将自己亲笔的《孝经》赐给宠幸的臣子和天下州学，那时候的《孝经》大概等同于《论语》，几乎人人都能引用一两句。清代的康熙将《孝经》翻译成满文，乾隆还摆过"千叟宴"，宣传孝德。恩威并施的行政手段，使得汉代以后的忠孝观念借助政治的权威得以保证，同时又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认同之中，使得孝的思想同忠君的概念一起深入人心，成为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康熙癸巳， 仁皇帝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 ，预宴者凡一千九百余人； 乾隆乙巳， 纯皇帝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 ，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 ，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余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

孝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根源。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一种密集型的耕作方式，需要整个家庭的团结协作，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家庭，是无法独立生存下去的。个人和家族之间的利益紧紧相依，在这样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中，"孝" 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的形成正好能够有效地约束个人在家庭中的出位行为，调节不同利益个体在家族内部之间的权利纠纷，维护整个家庭的和谐稳定。在这样"家天下"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习惯称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大臣对君王自称为"臣子"，老百姓称地方官为"父母官"，统治者称老百姓为"子民"，从君王到百姓形成一个稳固的金字塔形状，家族就好像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族长以孝悌之道作为自上到下的一个道德约束，成为这个大金字塔中一个个小金字塔，帮助统治者维护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稳定。

如果中国一直能闭关自守，把小农经济作为基础经济的形态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大概也不会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世界终归是一个更大的整体，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所难免，而且永远是高位势文化冲击低位势文化。19世纪，西方文化大量进入屮国，屮国社会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一个孝顺儿子

封建王朝的坍塌和家族制度的解体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加深了人们对时事的思考和反省。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对国势国运的反思更是被寄托、归结于伦理的考量与觉悟。当时知识精英们的斗争逻辑十分清晰：要推进平等自由，就要发展科学技术，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要彻底否定封建专制制度；要否定封建专制统治，就必然要批判两千多年来其赖以立身的孔门儒学；要否定儒家思想。对其借以立身的"孝"观念及由之扩展而成的移忠于孝、忠孝同构的政治伦理格局进行全面的文化解构是当务之急。所谓， 对"孔教儒学"的"教忠、教孝、教从"宜单刀直入，肉博问题之屮心"。

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

在一系列非孝的言论当中，最激烈的要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了，他认为传统孝道"徒养成君主圣人家长的威势"，他们教孝，教忠，就是把中国彻底的变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胡适则从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的角度，认为应该把"孝"字驱逐出境。他的一篇白话诗《我的儿子》把他的思想说得明明白白，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五四精英们通过对支配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孝观念的内在反省和思考而进行的批判与解构，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民主、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鲜活力，改造了中国人封闭的精神世界。那时候起，我们就在反思，孝道这种起源于政治的道德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公民的要求了，那么该怎么办呢？

由孝至爱：回归原始本真的自然流露

敬爱父母的想法本身是我们无从拒绝的。没有了父母，人生只剩下归处。爱亲是一种本能，人天生具有爱亲之情，这种情感当然是先天赋予的、人人生而具备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子女对老人的爱护和尊敬，不能说仅仅是出于对老人养育子女时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的回馈义务，更重要的是人类原始情感的凝聚和展现。这种具有自然属性的原生关系和原初感情，显然具有超越时间和地域界限的普遍意义与内在价值，因而是不可完全替代与彻底废除的。但抹去这其中曾经被杂糅进去的的尊卑意识和政治权威，把上下结构的"孝"转变为子女对父母真诚的爱，则是新时代对于亲情自然流露的呼唤。

妈妈，我们爱您

小结：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作为人类永恒性的伦理情感和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民族信仰，具有超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普遍意义与内在价值，对于工业文明混乱发展的现代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极具拯救精神迷失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由古代宗法等级制度下的"子民"转变为现代社会平等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的转变理应带来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的附会、独断意识下的忠孝同构的世界观，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求。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家庭观念的重组，传统的孝观念必然也需要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调整和重新诠释：清除人生的依附和不平等的关系，去除政治权威和外在形式，弱化利益关系，尊重血亲之间天然性的自发的情感联系，从而回归到原初的纯粹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