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是情感的基础和具体表现

一、情绪和情感的定义

广义的情绪包括情感，是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

态度的倾向决定了情绪，包括脸部表情和动作表情。

态度：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其周围的人、事、物持有的比较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倾向。

态度由以下几种成分构成：认知成分（对态度对象的信任与否）；情感成分（喜欢与否）；行为意向成分（趋向与否） 情绪和情感有三个成分：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

二、情绪的特点

1情绪由刺激引起

情绪并非是自发的，而是由刺激引起，刺激有外在、内在，有具体的，也有隐而不见的。

2情绪是主观意识经验

情绪只有个体自己可以体验到，别人只能由表情或行为推知可能的情绪。

因此研究情绪反应只能用内省式的自陈量表法

3情绪状态不易自我控制

情绪体验很难控制，测谎仪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4情绪与动机有联系

情绪是伴随着动机性行为而产生的，是对事物是否满足需要而产生的态度倾向。

在某些情景下，情绪本身可视为动机，即情绪性行为。

三、情绪和情感的联系

情感是在情绪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对情绪又有巨大的影响。

是同一种心理活动过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相互转化、相互依存。

①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情感，可能以强烈、鲜明的情绪形式表现出来，又能表现为深沉而持久的情操。

②与生理性需要相联系的情绪，都可能由所赋于的社会内容而改变它的原始表现形式，从而表现为情感。

③具有高级社会内容的情操，即可表现为情绪，又可表现为情感。

四、情绪和情感的功能

1、适应功能

情绪情感是人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可以调动能量和传递信息。

2、动机功能

可以驱动有机体进行行动，既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降低效率。（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有时候情绪就是动机。

3、组织功能

积极情绪情感可以促进和协调活动，而消极情绪会瓦解和破坏活动。

可以促进知觉选择，影响记忆、思维。

4、信号功能

可以帮助传递信息、思想的作用，尤其是表情。

5、感染功能

指一个人的情绪情感对他人情绪情感的影响作用。

6、迁移功能

一个人对他人的情感会迁移到与其有关的对象上。

总是一致、几乎总一致、偶尔不一致、经常不一致、几乎总不一致、总是不一致。

1、情感表达是指通过语言、行为、肢体语言等方式来表达个人内心感受和情感状态的过程。

2、情感表达是人类社交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沟通，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密度和信任度。

主观幸福感量表包括三个维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结合：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

在这种意义上，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关键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做出何种解释，在认知上进行怎样的加工。与心理幸福感一样，主观幸福感日益受到重视。

需知：

因而SWB是一种主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人们总在不断地对生活事件、生活环境和他们自己进行着评价，对事物进行好坏评价是人类的共性。

也正是这些评价导致了人们愉快或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幸福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评价满意时的愉快感觉。因此，一个人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自己主观上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感觉。

[摘要] 通过文献回顾，作者对国外组织承诺概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描述，介绍了Cohen（2007）最新的组织承诺模型，并对该模型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 组织承诺 概念发展 模型

　　一、引言

　　组织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的重要态度之一，已被许多研究证实是预测缺勤、离职、组织公民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Mathieu and Zajac, 1990; Morrow, 1993; Wright and Bonett, 2002）。组织承诺概念的产生、发展，经历了Becker（1960）单边投入的早期阶段，Porter（1974）情感依赖的中期阶段，O'Reilly和Chatman（1986）、Meyer和Allen（1984，1990）为代表的后期多维结构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其内涵和侧重点也在不断变化，由单维结构到多维结构、由行为说到态度说、由不考虑时间维度的静态研究到考虑时间维度的动态研究，每一阶段都为组织承诺概念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后续研究又是在对前辈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改良中产生的。

　　二、组织承诺概念的发展

　　1早期的单边投入阶段

　　美国社会学家Howard Becker（1960）基于单边投入理论（the side-bet theory），最早提出组织承诺概念。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经济交换的契约关系，员工在某个组织停留超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离开，之前的“单边投入”，将很难替代和补偿，因此不得不留在现有组织，与组织继续保持成员关系。

　　Becker认为组织承诺和离职有密切关联，并将组织承诺作为解释员工自愿离职的主要因素，指出可通过导致员工离开组织的原因进行测量。运用Becker理论的后续研究者们也支持该观点（Alutto, Hrebiniak, & Alonso, 1973; Ritzer & Trice, 1969），Ritzer和Trice（1969）开发出RTS量表（Ritzer Trice Scale）来测量员工的这种知觉到的损失，Hrebiniak和Alutto（1972）修订了该量表(Hrebiniak Alutto Scale)，即HA S量表，但是量表的内容效度和区分效度并不理想。

　　2中期的情感依赖时期

　　Porter等（1974）认为“承诺”更多地表现为员工对组织的一种情感依赖，而非Becker所强调的一种“经济工具”。员工不愿离开组织，是对组织产生了感情上的依赖。组织行为学家Buchanan（1974）把组织承诺定义为“个人对所属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个人与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关系，以及由于这种认同和关系而带来的个人对组织的情感体验”。Porter和他的支持者将组织承诺定义为“个体对特定组织的认同和卷入程度” （Mowday, Steers, & Porter, 1979），并提出这一概念主要由“认同”、“参与”、“忠诚”三部分组成。viPorter虽然提出组织承诺的三个组成部分，但仍然认为它是单维的，表现为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赖，并提出组织承诺在某些时候比工作满意感对员工离职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

　　1979年，Porter和Mowday研制出由以上三个部分组成的l5题组织承诺量表（OCQ），后续研究者对量表实际运用后，虽然证实了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但也发现量表的实证结果并不能较好的区分出Porter等提出的三个组成部分；另外，已有研究结果也表明该量表的区分效度也不理想。由于对OCQ量表存在质疑，在20世纪80年代，以O'Reilly和Chatman （1986）、Meyer和Allen（1984）为代表的两派人，将其扩展成多维结构模型。

　　3后期的多维结构时期

　　(1)O'Reilly和Chatman

　　O'Reilly和Chatman（1986）发现，之前的研究没有仔细区分承诺形成的前后过程；情感依赖有不同的基础。他们认为组织承诺反映了员工与组织的“心理契约”，提出了情感依赖的三种不同形式，即服从、认同和内化。

　　O'Reilly和Chatman的重要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很好地区分了承诺的工具性交换过程和情感依赖过程，另一个就是关于组织承诺和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服从维度表现了工具性交换过程导致的对组织的浅度依赖，深度依赖为认同和内化这两个维度形成的情感依赖结果，认同和内化被发现对亲社会行为和雇员离职有显著的影响ix。之前Becker和Porter等人的观点都强调组织承诺是离职的主要决定因素，而O'Reilly和Chatman认为组织承诺能够产生其它的行为结果，组织公民行为（OCB）就是组织承诺的相应结果。

　　O'Reilly和Chatman提出了较为有意义的看法，但由于机理原因不清晰以及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很少有研究者跟随，被Meyer和Allen的观点取而代之，成为了组织承诺研究的主导观点。

　　(2)Meyer和Allen的三维结构

　　加拿大学者Meyer和Allen（1984），认为测量单边投入，最好是通过更加直接的方法，来评估个人感知到自己形成的单边投入的数量和级别。他们将Becker提出的承诺命名为“持续承诺”，将Buchanan、Porter提出的承诺命名为“情感承诺”，提出组织承诺的两维模型，并编制了“持续承诺量表”（Continuous Commitment Scale，CCS）和“情感承诺量表”（Affective Commitment Scale，ACS）。

　　持续承诺是Becker单边投入理论的更好表现，被定义为通过个体感知到的离开组织可能造成的损失，来评估雇员对组织的承诺程度。包括员工所知觉到的离开组织所带来的损失和知觉到的可选择工作机会的缺少两个方面。情感承诺是在OCQ基础上进行的具有重大意义地改良，被定义为组织成员通过对个人认同、依赖和卷入组织的实际感知来评估承诺表现的工具。

　　1990年，Allen和Meyer基于社会学家Wiener（1980）提出的“直接影响组织承诺的变量包括一般化的道德标准（忠诚感、责任感）和针对特定组织的目标认同两个部分”，将规范承诺定义为员工受社会一般行为规范的约束，对组织产生责任感，觉得应该与组织保持雇用关系的义务，作为第三个维度加了进来并研制出量表（Normative Commitment Scale，NCS）进行测量。

　　Allen和Meyer把持续承诺量表、情感承诺量表和规范承诺量表综合成为组织承诺的三维量表，用以测量或评价员工之所以留在组织内是由于他们愿意（情感），还是有需要（持续），或是感到应该如此（规范）。

　　三、基于时间和承诺类型的组织承诺新模型

　　虽然国外学者McGee和Ford（1987）、Blau和Gary（2001）、Swailes（2002）提出了四维结构，国内学者凌文铨、张治灿、方俐洛（2001）提出了基于中国职工的五维结构模型，但理论界仍然以Allen和Meyer的三维结构作为主导思想，同时也将其作为主要批评目标。批评者首先对测量量表发起了攻击，“持续承诺量表，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区分效度，但知觉到的损失与可选择的工作机会是属于一个维度，还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维度，目前的观点还不一致”；“持续承诺量表的信度指标很不一致，从058／064（两个样本）到082”。KO（1997）发现，情感承诺量表和规范承诺量表之间的相关分别为073和085，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概念具有重叠性。Vandenberg和Self （1993）在三个时间点（工作的第一天，工作的第三个月，工作的半年）测量了组织承诺的四种形式（Meyer和Allen的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组织认同和OCQ），发现在三个时间点，因素结构不稳定，特别是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

Cohen（2007）对前人研究进行了总结，基于时间维度和承诺维度提出了新的组织承诺模型。时间维度分为进入组织前和进入组织后，承诺维度分为承诺倾向和实际承诺。进入组织前的为承诺倾向，分为工具性承诺倾向和规范性承诺倾向；进入组织后的为实际承诺，分为基于工具、经济性交换的工具承诺，及基于情感依赖、组织目标和价值观内化的情感承诺。

　　Cohen强调，员工的态度由社会化过程发展而来，没有在组织中开始工作，就没有实际承诺产生。员工进入组织前的社会化和文化意识，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承诺的倾向，即工具性承诺倾向和规范性承诺倾向。规范承诺倾向被个人特征，如价值观和信念影响；工具性承诺倾向被所选择的工作特性和工作期望影响。员工进入组织后产生的实际承诺，分为工具性承诺和情感性承诺。工具承诺是个人对感知到贡献和回报之间的有形交换结果的依赖，高工具承诺倾向会导致高工具性承诺，工具承诺可被描述为低层次的承诺，工具承诺会受到实际交换的质量与之前期望是否匹配地影响。情感承诺是个人对组织认同、归属的情感依赖，高规范承诺倾向会导致高情感承诺，情感承诺被视为承诺的高水平层次，情感承诺会受到领导方式、察觉到的公正和组织支持影响。工具承诺和情感承诺都会被组织社会化特征正向影响，工具承诺是情感承诺的基础，工具承诺会被情感承诺正向影响，工具性承诺和情感承诺会反过来影响它们的承诺倾向。

　　四、组织承诺新模型的实际运用研究展望

　　Cohen组织承诺新模型坚持态度说，防止否认情感承诺在组织承诺中的有效性；时间维度表明雇员在不同阶段对组织承诺的不同理解；承诺倾向和实际承诺的划分，避免了规范承诺和情感承诺的混淆；具有模糊性的持续承诺双边维度（知觉到的损失与可选择的工作机会），通过员工对留职能获取利益的单维评价进行替代，与刘小平（2002）和郭玉锦（2001）提出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倾向于从留职角度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很相似。

　　Cohen组织承诺新模型，无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假设，但模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需要实证研究进行验证说明。首先，测量刚进入组织、未开始工作的新员工的承诺倾向，在具有实际组织经历后，进行实际承诺测量，以观测承诺倾向对实际承诺的影响作用。其次，承诺倾向对实际承诺属于间接作用，会受到不同个人特征（调节变量）及工作特征、组织特征（中介变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介变量对不同个体的作用敏感度不同，为了更好的将组织承诺概念运用到实践中，应进一步提出针对不同文化类型、不同群体特征的共性中介变量因子，识别对同一群体具有类似敏感度的组织承诺促进手段，为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决策提供依据。

心理学报 2009, Vol 41, No12, 1165−1174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 J1041200901165

收稿日期: 2009-07-07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7JAXLX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08JJDXLX270)、山东省“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助、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2008GZ028)、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资助。 通讯作者: 张文新, Email: zhangwenxin@sdnueducn

1165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徐夫真1 张文新1 张玲玲2

(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济南 250011)

摘 要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608名初一至高二城市青少年,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青少年疏离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的关系。结果发现: (1) 青少年疏离感年龄段差异显著, 高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 (2) 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环境疏离感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 (3)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这一中介作用的实现受到同伴接纳的调节, 即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 青少年; 疏离感; 家庭功能; 同伴接纳 分类号 B8442

1 引言

疏离感(alienation)是个体难以正常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不能与所属的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或者同伴群体建立有效联结, 从而体验到的无助感、无意义感、孤独感等消极情绪体验(Michael, 2003)。青少年期是疏离感发生的高危时期(Calabrese, 1990)。进入自我意识第二个飞跃发展期的青少年, 开始集中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等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根据Erikson 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青少年经历着从自我分离到自我整合的过程(张文新, 1999), 在此过程中他们体验到自我内部的分离以及自我与环境或与他人的分离, 即产生疏离感。适度的疏离感有利于个体对自身的存在状态进行反思与探索, 建立自我同一性; 而强烈持久的疏离感却会导致自我同一性混乱, 危及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Erikson, 1968)。研究发现, 高疏离感是引发青少年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 高疏离感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对外界环境进行消极的、敌意性的归因, 易于体验到孤独感, 更具反叛性, 他们往往采取退缩或者攻击等极端行为, 或者沉湎于饮酒、过度网络依赖等不健康的活动中(Michael, 2003; Sikkink, 1999; Thomas & Schare, 2000)。

家庭和同伴作为个体发展的微系统, 是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中最基本的分析单元(Bronfenbrenner, 1979), 对个体的发展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进入青少年期后, 尽管亲子冲突显著增多, 但父母仍然是青少年重要的依恋对象和支持系统(Steinberg, 1999)。青少年最初需要依靠父母权威的标准来建构他们有意义的生活。研究发现, 如果父母是独裁的、过分控制的、在感情上是疏远的, 个体就很难认同家庭并获得真正的归属感(Barrett, 2001)。有关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疏离感关系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疏离感的产生及其程度与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父母工作压力大的家庭或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更容易体验到疏离感或疏离感增强(Bronfenbrenner, 1977)。疏离感较高的青少年, 其家庭成员的亲密性与适应性较差, 家庭功能中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和行为控制以及整体家庭功能均较低(汤毅晖, 黄海, 雷良忻, 2004)。过多的家庭冲突、家庭功能的瓦解(或分裂)

容易导致青少年对家庭的抗拒和与父母的疏离(Sandhu & Tung, 2004)。此外, 研究还发现, 与父母或家庭疏离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问题行为和药物滥用, 而这可能进一步引发青少年的高疏离感(Benjamin, 2004)。

进入青少年期后, 个体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与同伴的交往增多, 青少年期的同伴关系对个体社会性和情感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增强, 而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是情绪情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疏离感主要是因个体缺乏归属感所致(Bronfenbrenner, 1977), 而青少年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同伴群体(Furman & Robbins, 1985), 因此, 青少年的疏离感与同伴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已有研究发现, 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情感价值支持和信息来源, 高疏离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在同伴中寻求精神慰藉、获得归属感等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Eric, Martin & Michel, 2003), 被同伴接纳的青少年在疏离感水平上明显低于被同伴拒绝的青少年(徐夫真, 2007)。

近年来, 受到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Bronfenbrenner, 1979)和发展情境论(Lerner, 2002)等发展系统论的影响,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不仅强调家庭、同伴关系等发展背景对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 而且越来越多地关注发展背景的系统性影响, 即不同发展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联系对发展的影响。就家庭领域的研究而言,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抛弃过去单独探讨某个或某些家庭因素的作用的研究范式, 转向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Ross & Buriel, 2006)。研究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个体发展的物理环境既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发展, 也会通过影响父母教养行为以及亲子互动对个体的发展起作用(Neblett & Cortina, 2006)。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鼓励子女多进行交流和沟通、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化和支持(Shonkoff & Phillips, 2000; 刘浩强, 张庆林, 200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期望, 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Leventhal & Brooks-Gunn, 2000)。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而言, 不稳定的工作、持续的经济压力和低的社会声望会增加父母采用惩罚和专横等教养行为, 对子女支持较少, 负面评价和忽视较多(Baumrind, 1994)。具有学校疏离感的青少年报告的家庭支持和受教育期望均较低(Cole, 1991)。长期处于家庭压力情境中且缺乏父母积极关注的青少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敌意等消极情绪, 表现出低自尊、无力感、习得性无助和对自己生活的失控感, 这会因此使他们和家庭成员及朋友之间关系紧张(McCoy, Firck, Loney & Ellis, 1999; 刘浩强, 张庆林, 2005)。可见, 在家庭系统中, 家庭经济地位是影响青少年疏离感的潜在因素之一, 它通过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等影响青少年的发展。鉴于已有关于青少年疏离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家庭系统中某一方面的因素或者变量的作用(Sikkink, 1999; 汤毅晖, 黄海, 雷良忻, 2004; Sandhu & Tung, 2004; Benjamin, 2004; Furman & Robbins, 1985), 而较少综合考虑不同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 本研究拟同时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或机制。

家庭和同伴作为个体发展的重要情境, 一方面各自独立影响个体的发展, 同时又存在交互作用和联系。如果单独考虑家庭或同伴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将无法真正揭示它们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意义(Kerr, Stattin, Biesecker & Ferrer-Wreder, 2003)。因此, 从发展系统论的角度探讨家庭和同伴系统对青少年发展的交互作用模式将有助于揭示二者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机制。已有研究发现, 对于家庭环境不良的青少年而言, 同伴的支持和接纳能够缓解其心理压力, 增强移情能力和社会理解力(Donton & Zarbatany, 1996)。来自同伴关系与儿童攻击行为的研究发现, 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调节环境危险因素和儿童青少年的攻击(或受侵害)之间的关系, 尤其在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 积极的同伴关系具有更为突出的保护作用(Tania, David, Zhang, Yoolim, JoAnn & Xu, 2007)。由此, 我们推论, 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减缓家庭功能不良对青少年疏离感的消极影响, 同伴接纳能够降低青少年的高疏离感, 即同伴接纳对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简言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以及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根据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 我们假设, 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在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中存在交互效应,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这一中介作用受到同伴接纳水平的调节,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可能是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与

青少年疏离感关系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山东省五所普通中学初一到高二608名城市青少年为被试。其中初中被试334人(男生164人, 女生170人), 平均年龄1397±105岁; 高中被试274人(男生153人, 女生121人), 平均年龄1682±068岁。所选取被试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者为102%, “1000~2000元”者为224%, “2000~3000元”者为238%, “3000~4000元”者为155%, “4000元以上”者为281%; 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小学或小学以下”水平者分别为28%和35%, “初中”水平者分别为186%和235%, “高中或中专”水平者分别为326%和388%, “大专(夜大、电大)”水平者分别为189%和168%, “大学本科”水平者分别为211%和148%, “研究生(硕士或博士)”水平者分别为60%和26%。父母职业是“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者分别为492%和441%, “蓝领”者分别为457%和414%, “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者分别为51%和145%。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疏离感量表 采用杨东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 2002)。该量表包括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分量表, 共52个项目, 其中有6个项目为测谎题。社会疏离感指与社会观念、价值、文化、目标等精神文化层次之间产生的疏离感, 包括24个项目, 如“我时常体验到有种无能为力感”; 人际疏离感指与他人(亲人、朋友、同学、邻居、集体等人际网络)在情感层次上产生的疏离感, 包括15个项目, 如“我感到自己孤独一人”; 环境疏离感指个体与其生活的自然、物理环境等物质空间之

间产生的疏离感, 包括7个项目, 如“我觉得自己和大自然之间有种疏远的感觉”。量表采用7点记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给予1~7分的评定, 得分越高, 疏离感越强。本研究中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分量表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080和086, 总问卷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22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以

McMaster 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为基础(汪向东, 1999)。该量表包括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六个分量表, 共60个项目。问题解决分量表包括6个项目, 如“我们常根据我们对问题的决定去行动”; 沟通分量表包括9个项目, 如“当家中有人烦恼时, 其他人知道他为什么烦恼”; 角色分量表包括10个项目, 如“我们肯定家庭成员都尽到了各自的家庭职责”; 情感反应分量表包括6个项目, 如“我们相互都不愿流露出自己的感情”; 情感介入分量表包括7个项目, 如“如果某人遇到麻烦时, 其他人会过分关注”; 行为控制分量表包括9个项目, 如“当发生了出乎预料的意外时, 我们手足无措”

。量表采用4点记分, 从“完全不像我家”到“完全像我家”分别给予1~4分的评定。1分代表健康, 4分代表不健康, 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不健康。在本研究中, 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6~075之间, 问卷总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223 同伴提名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 本研究采用同伴提名法来评定青少年的同伴接纳水平(张文新, 1999; Coie & Dodge, 1983; David, 2006)。要求被试写出自己在班里最喜欢的三位同学、最好的三位朋友(积极提名)和最不喜欢的三位同学(消极提名)。将每个被试所得的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次数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 两者之差为社会偏好分数, 以社会偏好表示青少年的同伴接纳水平。 22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查内容包括家庭收入、青少年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共五项指标。本研究所调查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月收入(以下简称家庭收入), 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和“4000元以上”五个水平; 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

、“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六类; 父母职业包括“农民”

、“工人”、“医

生”、“教师或科研技术人员”、“机关干部或公务员”、“律师”、“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会计”、“军人”、“个体/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下岗失业人员”、“自由工作者”和“其他”, 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职业归为三类: “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Fuligni & Zhang, 2004)。参照有关研究, 我们在统计分析时, 分别将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的得分转化为标准分进行分析(Bradley & Corwyn, 2002)。

23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包和AMOS 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初步统计分析

对初中和高中两个年龄段青少年的疏离感进行初步描述统计发现, 在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上, 初中和高中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均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见表1)。

以年龄段、性别为自变量, 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为因变量, 进行2×2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考察初中和高中两个年龄段男女青少年的疏离感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 年龄段的主效应显著[Wilks’ λ=096, F(1, 604)=899, η2=004,p<0001]。单因变量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 高中生的社会疏离感[F(1, 604)=2473, p<0001]、人际疏离感[F(1, 604)=2081, p<0001]和环境疏离感[F(1, 604)=1634, p<0001]均显著高于初中生。性别主效应、性别与年龄段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Wilks’ λ=099, F(1, 604)=175, η2 =001; Wilks’ λ=099, F(3, 604)=104, η2 =001, ps>005]。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差异显著[Wilks’ λ=058, F(2, 604)=21980, p<0001], 环境疏离感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

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和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家庭收入、父亲受教育水平与青少年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母亲职业与青少年社会疏离感和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母亲受教育水平与青少年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家庭功能各维度与青少年疏离感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母亲职业、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功能各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显著负相关, 家庭收入与角色和行为控制、父亲职业只与沟通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同伴接纳与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而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功能的其他维度之间无显著相关(见表2)。

32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外源潜变量, 是模型中的自变量, 家庭收入、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受教育水平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其观测变量; 疏离感为内生潜变量, 是模型中的因变量, 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为其观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 Preacher, Curran & Bauer, 2006), 先检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疏离感的直接效应, 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结构方程模型直接效应分析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14)= 24884; RMSEA=0036; GFI=0990, CFI=0995, TLI=099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疏离感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著(γ=−014, SE=0077, p<001), 模型测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在050~089之间(ps<0001)。

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加入家庭功能中介变量, 图2所示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67)= 247681; RMSEA=0067; GFI= 0946, TLI=0935, CFI=095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功能(γ= −018, SE=0020, p<0001)、家庭功能与疏离感(β=065, SE=0211, p<0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 但加入中介变量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疏离感之间的路径系数由原来的显著(γ=−014,

表1青少年疏离感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

年龄段男女男女男女

初中 346±098 357±095 306±078 309±077 378±147 366±134 高中 381±087 397±084 327±072 344±075 409±132 424±120

表2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社会

疏离感

人际

疏离感

环境

疏离感

问题

解决

沟通角色

情感

反应

情感

介入

行为

控制

问题解决026 031 019

沟通048 048 036 058

角色053 051 041 036 054

情感反应041 048 029 037 065046

情感介入053 054 038 029 057061052

行为控制022 024 019 027 030042023 029

同伴接纳−007 −013001 000 003 006 001 002 004 家庭收入−005 −009−004 −007 −004 −014−006 −003 −011

父亲职业001 007

−004 001 −008−004 −005 −004 −002

母亲职业−011−012005 −008−012−016−010−007−008

父亲受教育水平−007 −010−006 −011−011−017−014−010−011

母亲受教育水平−015−012−008−010−013−020−017−015−016注: p<0001; p<001; p<005, 下同。

图2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SE=0077, p<001)变得不显著(γ=−003, SE=0060, p>005)。

将社会经济地位与疏离感的路径系数约束为0, 约束模型中χ2(68)=248117。无约束模型中χ2(67)= 247681, χ

△2(1)=0436(p>005), 两模型无显著差异, 表明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33同伴接纳的调节效应检验

已有关于调节作用检验的研究表明, 理想的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都不高(Marsh, Wen & Hau, 2004)。表2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同伴接纳除与人际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外, 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各维度之间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 符合调节效应检验的条件。本研究中的自变量是家庭功能各观测变量生成的潜变量家庭功能, 调节变量为同伴接纳, 因变量为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观测变量生成的潜变量疏离感。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后(Marsh, et al,2007), 考察同伴接纳和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对青少年疏离感的预测是否显著, 以检验同伴接纳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分析结果的各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86)= 301357; RMSEA=0064; GFI=0942, TLI=0930, CFI=0950。同伴接纳和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对疏

离感的路径系数显著(γ=−006, SE=0061, p<005), 说明同伴接纳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预测作用中存在调节效应。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同伴接纳的调节作用。以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调节变量分组, 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接纳水平组, 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接纳水平组。图3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 同伴接纳水平可以显著调节家庭功能和疏离感之间的关系, 即高水平的同伴接纳可以缓解家庭功能不健康青少年的高疏离感。

图3 同伴接纳在家庭功能对疏离感预测作用中的

调节效应

以上结果发现,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疏离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而同伴接纳对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这预示着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同伴接纳与青少年疏离感的关系中, 家庭功能可能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对此, 我们进行模型整合验证。

整合验证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160)=346655; RMSEA=0044; GFI=0949, TLI= 0956, CFI=0966, 模型拟合良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疏离感之间路径系数不显著(γ=−004, SE= 0059, p>005), 同伴接纳与家庭功能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γ=-001, SE=0007, p>00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功能之间(γ=-015, SE=0023, p<0001)、家庭功能与疏离感之间(β=057, SE=0160, p<0001)及同伴接纳与疏离感之间(γ=-010, SE= 0019, p<001)路径系数均显著, 同伴接纳和家庭功能的交互项与疏离感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γ=-006, SE=0054, p<005), 模型测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在040~092之间(ps<0001)。这一结果验证了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4 讨论

41青少年疏离感发展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 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疏离感存在显著差异, 高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同(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 2002; 张进辅, 杨东, 2003; 徐夫真, 2007)。对其他文化中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 18岁左右的青少年最容易产生疏离感(Sandhu & Tung, 2004)。这一年龄对应于我国高二青少年。疏离感的年龄段差异反映了青少年自我发展的特点。根据Erikson的理论, 青少年期是自我发展的关键期和转折期, 这一时期个体心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防止同一性混乱。同一性混乱是由个体的无目的感和疏离感引起的, 同一性混乱的个体缺乏生活的连续感、整体感、协调感, 体验到更多的疏离感(Erikson, 1968)。进入青少年期后, 生理的成熟和心理、社会角色的变化使青少年由对外部世界的注意转向内部世界, 关注内部世界中“本质的”、“本来的”自我存在, 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闭锁与疏离, 而倾向于自我意识和内省。在情感上努力摆脱对父母的依赖, 寻求自主和独立(张文新, 2002)。当个体自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能力持久地承担某种义务时, 他们往往会进入一个短暂的停滞期, 这一时期内, 他们似乎放弃了对自我同一性的整合, 从正常的生活和交往中退出, 与他人或所属的群体相疏离。

另外, 高中阶段青少年的疏离感相对较高可能与他们的学业压力有关。在我国目前的教育背景下, 高中生面临的学业压力显著大于初中生。繁重的学习任务、同学之间的竞争以及学校、家庭和青少年本人对学业成绩的期待无疑是高中生最大的压力来源(楼玮群, 齐铱, 2000)。与初中阶段的青少年相比, 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增多, 较少有时间和精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人际互动机会较少, 与周围环境相对疏远。我们认为, 课业负担日益加重和对学业成绩以及未来能否考上大学的担忧是导致高中生的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发现, 相对于社会疏离感和人际疏离感, 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最高。这可能与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有关。相对拥挤、封闭的都市居住环境使青少年的生活空间逐渐与自然环境疏远, 本研究中有被

￥

59

百度文库VIP限时优惠现在开通,立享6亿+VIP内容

立即获取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_有调节的中介效应_徐夫真

心理学报 2009, Vol 41, No12, 1165−1174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 J1041200901165

收稿日期: 2009-07-07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7JAXLX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08JJDXLX270)、山东省“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助、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2008GZ028)、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年教师创新研究项目资助。 通讯作者: 张文新, Email: zhangwenxin@sdnueducn

第 1 页

1165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徐夫真1 张文新1 张玲玲2

(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济南 250011)

摘 要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608名初一至高二城市青少年,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青少年疏离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的关系。结果发现: (1) 青少年疏离感年龄段差异显著, 高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 (2) 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环境疏离感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 (3)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这一中介作用的实现受到同伴接纳的调节, 即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 青少年; 疏离感; 家庭功能; 同伴接纳 分类号 B8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