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怎样理解

男视妻妾为财，财为养命之源。

女视官者为夫，官为立身之本。

财为享受与泄耗，官为管理与制约。

男人的感情体现在享受与消耗自身意识，女人的感情体现在被关怀与制约自身情感。

相反我们也可以看出，女人需要享受就离不开男人，男人立身立业就离不开女人。所以，男女之间感情是追求平衡，一旦不平衡，再好的感情哪怕是有儿女的也会散。

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就是，善待自己，尊重对方，造物弄人，顺其自然。

民族精神：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

　　记者：近十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族精神教育，并且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公民道德建设、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你觉得，在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和加入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在青年学生中培养民族精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于海：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社会的许多方面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常被认为是与现代化完全对立的，因而采取了全面反传统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更多的是断裂与漠视。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缺乏好的理念：如强调人与人、人与环境协调共处的“和谐”精神，适可而止的发展精神，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等。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任何别的国家，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当然包括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发现启发和创新的资源。因此弘扬民族精神，就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是对民族未来复兴之路的探索和开创。

　　记者：那么，民族精神有哪些内涵与层次？你主持的研究有何创新思想？

　　于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我们的创新是将民族精神从三层涵义来阐释：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民族精神的实质是“族群归属”，即对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归属于最大的族群，是为国家认同；归属于最久远的族群传统，是为文化认同；这种归属内化于个体的知、情、意中，则为国民人格，在现代公民社会即为公民人格。中央一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原则。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

　　记者：最近关于国家“软实力”和“中国崛起”的话语十分热烈，民族精神教育对此有积极作用吗？

　　于海：这是肯定的。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观，是道德力。若我们的学生讲个人价值实现不讲报效国家，讲个人竞争不讲团队合作，他们有实力为未来创造引领世界、为别国人民所追随的价值观吗？如果我们的学生不能在国家意识、文化创造、人格素质上有优异的表现，我们甚至都不能保持中国已有的发展态势，更不必说提升其发展品质和领导世界了。学生的德育工作不仅在于个人的修为，更在于由此而汇成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国民综合素质，这才是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永葆活力的根基。

　　以更从容大气的态度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

　　记者：中国正大步走向世界，世界也在大步走向中国，今天的青年学生视野宽广。我们讲要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已经不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中进行。

　　于海：是的。现在青少年生活在一个真正开放的世界里，他们的知识、情趣、志向不再限于本土和故乡。他们决意去了解和施展身手的世界，是他们的父辈只能在梦想中浮现的世界。他们没有民族的与世界的两个断然分明的界限，在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少年，习惯了“高露洁”，而不是“中华牌”；习惯了“汉堡包”而不是“阳春面”；听惯了ABC，也就对满是外文的环境不感陌生与别扭。在他们身上，不仅看出时尚文化的影响，更看出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广度与深度。民族精神教育是让他们更有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从而以更健康从容和大气的态度对待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刺激其虚妄的民族自大心。

　　二十几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大大激发和提高了青少年学生的国家意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2003年教育部全国“两课”调查中，大学生“一直相信”和“现在相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比例相加达726%。而在“上海大学生发展研究”中，大学生认为自己“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很强和较强的选率超过五成以上。在青少年很高的出国意愿下，同样表现很高的回国报效意愿。

　　记者：在深刻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青年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于海：在对外开放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学生，具有更有利的条件了解各国文化、学习先进知识。但与此同时，无论学校、家庭、社会舆论和学生个人都对外来强势文化缺少理性态度，不加分析地吸收得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少。在对待很多问题上也透露出，民族感情不容凌辱的血性精神在我们的民族中长久生疏了。而且，在艺术、语言和其他文化活动中，我们也缺少文化自信。当我们将别人的文化、别人的语言当作追崇、模仿的对象，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自己的民族文化逼迫到了弱势的地位：讲英文是精英，讲汉语是俗气；吃西餐是高档，吃中餐是没品位——试问这样的情况下还怎能培养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从教育环境到生活环境，西方文化的强势使得民族文化的认同陷入困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是国家意识还是人格精神都需要文化的支撑，这个问题亟待正视。

　　在美、法等发达国家，民族精神教育一直是非常重视的。美国学校教育突出“美国精神”教育，强化美国青少年的国家观念、文化认同和(美国)公民的人格意识。比如，美国所有博物馆、纪念馆均免费供大、中、小学生参观。这些场馆集中表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美国向其国民包括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在法国，各界对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品德教育的认识空前一致。而且法国人对法语文化的热爱常常达到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地步，但也正是这种可爱的偏执精神，让法语文化面对当今滔滔的美国文化的泛滥仍不失其独特吸引力和魅力。

　　重视各门课程对于民族精神教育的贡献

　　记者：民族精神教育与德育是怎样的关系？民族精神教育会不会取代德育？

　　于海：民族精神教育包含一些基本的道德要求，如爱国主义、如诚实守信等，这也是学校德育的基本条目，这两种教育的相互融合是一定的。其次，民族精神包含道德条目，但又不限于道德，它是综合性精神范畴，包括哲学精神、群体思维、国族性格、民族心理等各种精神文明要素。所以民族精神教育又比德育范围宽广。而德育包括一切道德价值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如“借钱要还”，“知错就改”，“不要随地吐痰”等，都可成为学校德育的内容，但我们却不能简单说这些构成民族精神教育。从道德要求看，德育比民族精神教育要宽广且高。举例来说，“爱国”可说是底线要求，德育除底线要求外，还有高调的要求，如“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等。所以民族精神教育不会也不应该取代德育。

　　记者：要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全程开展民族精神教育，课堂应该是条主渠道。

　　于海：是这样。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课程缺乏整体性科学架构，从小学到大学没有形成科学递进系列。中学德育课程存在“知识化”、“成人化”的倾向，而大学德育课程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的力度则显不足，缺乏可供选择的德育课程与精品讲座，不能满足大学生理性思考的要求。在片面追求“升学教育”、“精英教育”倾向的影响下，学校对德育课程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宣传经济全球化、强调国际视野与世界公民素养的同时，忽略国家意识的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主公民人格的培育。

　　我们要重视各门课程对于民族精神教育的贡献，更要重视某些课程的核心作用。语文、历史和地理就是这样的核心课程。世界各国无不重视这三门课程的教育作用，训练青少年正确的母语表达、培养青少年对民族语言文字的热爱与敏感、对祖国历史、文化传统、资源地理的了解与热爱，这三门课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我们现行的教育实践中，语文感人至深的人文教育大大削弱，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教育若有若无，地理丰富多彩的乡土教育久被冷落。恢复三门课民族精神教育的主导地位，为当务之急，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同时，各种实践性、体验性、参与性活动多多益善，在丰富青少年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更关注国家观念的内化、民族情感的积淀、文化的自觉和传统的充实，归根到底是人格和人性的转化。

　　记者：很多教育问题其实也是社会问题。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养是不是需要呼唤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于海：学生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有的环境对他们都有影响。环境教育就是社会教育、系统教育，只有全部环境的协调作用才能收到一致的效果；只有全社会的共识和共同努力，才能营造意义充满的育人环境，因此环境教育是社会工程。正如一位伟大的城市社会学家芒福德所说，“价值不是伸手可得的现成东西，只有决心使个人自己的经验与各种各样的历史模式——它们是以往的人类献出他们全部的生命获得并体验价值所形成的——相调适的卓绝努力才能获得价值。”最后，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意义密集”概念，让这个城市不止以它的高楼和商业繁华闻名于世，也以它的文化和富有意义的人文气象傲然于世；让这个城市的青少年在它的历史、文化创造、品位和大气磅礴的氛围中，养成性格和态度。

我个人认为谈恋爱是一种情感体验，不应该被学历或文化程度所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对于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恋爱对象，应该更多地考虑个人品质和性格特点。

首先，接受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可以增加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广度。如果一直拘泥于自己的文化圈子，就会逐渐狭小化自己的交际范围。这不仅会影响到情感关系的选择，也会影响到个人成长和发展。因此，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思想、习惯和观点，从而拓宽自己的视野。

其次，恋爱关系并不仅仅是基于文化程度，更多的是基于情感共鸣和人性特点。有时候，文化上的差异可能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只要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和平等的沟通，就可以克服这些难关。在恋爱关系中，情感共鸣和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并不需要依赖于文化程度的高低。

第三，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智商和品质，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有些人可能因为家庭背景或其他原因，无法获得高等教育，但他们可能具有很好的情感管理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人士并不一定具备很高的学历，他们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于个人品质和努力。

最后，选择恋爱对象应该是基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真实的情感需求。如果一个人真心喜欢另一个人，就不应该被文化程度和学历所限制。只有当两个人的情感共鸣和信任建立起来，他们才能够构建一段稳定和健康的恋爱关系。

综上所述，恋爱关系应该基于情感共鸣和个人品质，而不是单纯的文化程度。当我们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思想、习惯和观点，从而拓宽自己的视野。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看重个人品质和情感共鸣，而非文化程度的高低。

传统文化需要情感认同如何对待，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其实我们需要分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对待传统文化，我们保持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是从古人的经验教训中吸取了优秀的部分来完善现在的文化。我们需要维护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结合时代的新内容，发展现在的当代文化。

李白简介

李白的生平 李白是紧接着陈子昂把唐诗推上高峰的伟大诗人。他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他在诗歌上创造性的成就，把屈原开启的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推上了新的高潮。李白的诗歌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李白（ 701～762），字太白，行十二，绵州彰明（今江油）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及出生地，颇多异说，由于文献所限，看来短期内很难取得一致结论。学术是学界之共业 ，本着人人平等，服从真理，探讨尚可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上述问题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不论怎样，李白在蜀中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这二十多年正是他的生长期，他的“文化基因”可说完全接受于蜀，而其气质性格亦形成于蜀，因而，我们说他是蜀人，按照通例，似可无须争辩。生前有集，已佚。北宋宋敏求辑有《李太白集》三十卷。清王琦辑注之《李太白全集》最通行。今出有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校注》等。《旧唐书》一九○、《新唐书》二○二有传。 首先有必要清楚了解他的生平经历与创作。 他的一生，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蜀中成长时期（701～725） 这是他发蒙、读书、访学、修身、练才、立志的时期。“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游神仙。”（《感兴》）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反映了少年李白的勤奋。大约在十八岁左右，他更隐居于家乡之大匡山，潜心研读，并依盐亭隐士赵蕤学习。年二十，文坛大手笔苏頲由礼部尚书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日：‘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此后，他又曾游成都，入峨嵋山，又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养奇禽千计。约在二十五岁，为了实现“四方之志”，他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沿江出峡。从此他步入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开始了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奋斗的人生里程。 在这一时期，他既吸收了丰富而深广的知识，培养自己具有广泛的才能，又确立了宏伟不凡的抱负。他学习的内容，相当广博，但最醉心于道家及纵横学。他从道家那里学来秕糠尘俗、遗世独立、追求自由的精神，从纵横家学习奇诡超常、通权达变的作风。他又好任侠，养成嫉恶如仇，轻财好义的个性。对儒家学说，他取其济世利民，而扬弃其拘执经典、墨守礼法。他不仅擅长诗赋文章，又习剑术，好游仙，通养生。他心目中最景仰的是家乡的大赋家司马相如，因为司马相如能以卓越的文才，受知遇于明主。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一生不屑于伏首场屋，而欲以逸才名动公卿，“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作帝王师的价值取向。他自比为超越凡鸟的大鹏，这种抱负成了他一生惊世骇俗的人生追求的动力。 他这一时期的著作留传下来的不多。五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现存最早的诗作：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诗中写景清幽绝俗，与仙境仿佛，自然渲染出戴道士的尘外高致，抒发了诗人无限倾慕之情。这是初作，出手不凡，显示出诗人才气惊人。他二十二岁在成都写的《登锦城散花楼》也很不错：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搂。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 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此诗描绘了古乃定部明丽富艳的气象，表达了诗人初至大都会的喜悦心情。这以后，他写了《登峨眉山 j》，赞美这如画的仙山，表明自己要寻仙学道，追求长生。长生之愿当然不能实现，但峨眉给他留下的印象大概是很深的，直到晚年他在诗还提列故乡的这座名山。而且他离蜀出峡时也恋恋不忘峨眉的月：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李白最擅长绝句，这是他七绝的首篇，里面一连用了五个地名，却无堆砌的痕迹，仍显得自然浑成，可见其用笔的高明。 交游婚娶及初入长安时期 （725～742） 开元十三年，季白出峡到了江陵，在那里结识了道教有名的人物司马承祯，受到了夸誉，他乃写《大鹏遇稀有鸟赋》以自喻。接着游江夏，泛洞庭，乡友吴指南死，白不胜悲哀，乃权殡湖侧。继游金陵、扬州、会稽。在扬州“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魂公子，悉皆济之。” （《上安州裴长史书》）两年后，再回江夏，丐贷为吴指南营葬。然后北游方城，南憩安陆。开元十、五年，李白二十七岁，在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定居于此。次年春，曾至江夏，送孟浩然游广陵。十八年，离安陆首次入京，隐居终南山，以求君主延顾，未能遂愿。二十年夏离长安，东游梁宋，仍归安陆。二十二年尝至襄州结识韩朝宗，又北游洛，与元丹丘隐嵩山，上太原。二十四年到了东鲁，寄家任城（今山东济宁），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眄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中间曾游洛阳、巴陵、南阳。天宝元年，名噪一时的李白由于玉真公主（玄宗妹，道教信徒，号持盈法师）的推荐，引起玄宗的注意，诏其入京。得到消息后，李白将子女安置在南陵（今安徽安陵县），满怀信心地再次到了长安。 李白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漫游和交友。他的目的很明确，他曾说：“……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 （《上安州裴长史书》）他又“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可见他漫游也好，交友也好，甚至隐居也好，都是为了表现自己，扬誉朝野，耸动人主，以图大用。他结识的人的确不少，如玉真公主、卫尉张卿（张说之子张垍）这类贵戚，韩朝宗、裴长史这类方面大吏，司马承祯、元丹丘这类有名的道教隐士，孟浩然、王昌龄这类有名诗人，他们对于李白的荣显都起了较大的推挽作用。由于这样，李白才为玄宗所知。正如独孤及说的：“曏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 （《送李白之曹南序》）又李阳冰亦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草堂集序》）以一布衣而受人主礼遇，确乎罕见，李白为达到这一目的，花费了十六年的光阴。十六年，不可谓不长，如果李白走科举的路，凭恃他的才能，也许要不了这么久，早巳接近玄宗了，但他不愿那么做。他是大鹏，不是凡鸟，他常以司马相如、管仲、乐毅、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不世出的人物自拟，既然对自我价值有这么高的期许，他在选择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方面，也不得不异于庸众。这正如他所景仰的司相如所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异也。（《难蜀父老》）其实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他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可知他曾遭到“众口攒毁”，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由此也就明白他初次入京，无功而退，是很自然的。可是李白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有非常的抱负，还有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奋斗精神，绝不后退，于是他终于在天宝初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快意地再入长安。 李白在这一期间创作的诗歌，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蜀中时期。他不仅在创作题材上有了很大的开拓，而且在艺术上已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随着江水冲出了三峡，看见一个广阔奇异的新天地时，写出了不少山水诗。如《渡荆门送别》：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搂。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虽然看诗题是为送别而作，实际上却是写自己离乡出峡的感受。颔联写景壮阔，反映了诗人激动奔放的胸怀，向来与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旅夜书怀》）媲美。尾联很自在，细昧之可以体会到诗人对故乡深沉的爱。 此后，随着他的行程，他还写了像《秋下荆门》、《望庐山瀑布》、《横江词》、《太原早秋》、《东鲁门泛舟》、《游泰山》等诗，表达了他对不同地域山川景色的喜悦之情。其次，他还写了一些爱情题材的诗，如《乌夜啼》、《杨叛儿》、《长干行》、《江夏行》等，这些诗看得出受有西曲的影响，这应是他漫游中向民间文学吸取了滋养的结果。这些诗缠绵婉转，一往情深，十分动人，既表现了诗人对妇女的同情与尊重，也反映了诗人自身丰富细腻的情感，说明李白除了豪迈与旷达外，也是深有至情的，正是侠骨柔肠，刚柔兼具。他这时写的一些咏怀之作就表达了胸怀豪放的一面。如《嘲鲁儒》通过对腐儒的讥嘲反映了诗人济世经国的大志，而《襄阳歌》、〈江上吟〉等则抒发了壮志难酣的郁愤，他在诗中渲泄的对功名富贵的否定，反映了追求人身价值遇到障碍时的牢骚和旷达。试看《江上吟》：木兰之绁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 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 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如果了解李白的为人，便会意识到诗中的置洒载妓，并非颓废；鄙弃功名，亦非真意，歌颂屈原的不朽才是本怀，因此诗作仍在肯定自己。由此可以窥见李白在逆境中奋进而痛苦的心灵。另外他的赠友诗也坦露了自己的志趣，如《赠孟浩然》诗实际反映了李白“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高洁。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又可以见出他是多么珍重友情：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待诏翰林时期 （742～744） 李白既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奇白风骨，呼为谪仙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孟棨《本事诗·高逸》）此时李白被置翰林院，待诏供奉，未授正式官职。开初，玄宗慕其文名，礼遇甚隆，“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可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在天宝三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供奉翰林实际不到两年，离京仍是白身。他多年梦想的“愿为辅弼”的宏图破灭了。 虽然仅有两三年多，李白在京期间，心潮升涨跌落，感情喜乐哀怒，情绪的变化是很剧烈的。他这时的一些作品正反映了这种变化。他初入翰林、颇受器重，据说他曾制《出师诏》、《和蕃书》、《宣唐鸿猷》诸文，玄宗许以中书舍人 （见魏序及刘全白的《碣记》），但上述诸文今不存，难辨事实之真伪。他入宫曾制《清平调词三首》，《松窗录》记其本事，向来作为佳话流传。诗确是写得很出色：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 据《本事诗》说，太白还应诏写作《宫中行乐词十首》 （今存八首），也是笔不停挥，顷刻立就，有如宿构。今录其二：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搂巢翡苹，珠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辈，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 飞燕在昭阳。 以上几首诗，写得浓艳华贵，风流旖旎，清新俊逸，自然天成，深合宫词体段。不过实际上李白只被当成文学弄臣，这倒非其初衷。他是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玄宗并没有重用之意。他此时内心很悲哀，《古风第十五》似乎就是此时所作：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再加上无端受到谗毁，他愤怒了。他决心离去，以待时机。《行路难》三首表达了此时复杂的感情。今选其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筋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 !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极度苦闷中，本来嗜酒的李白更纵情酣饮，他是希望在酣醉中忘怀一切不快。他的《月下独酌四首》之一说：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明月才可以为自己作伴，可见李白多孤独，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环境多么黑暗！他只得离去。但他绝不相信自己的价值永无实现之日，他要养晦待时。他在《梁甫吟》中高唱道：“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堄屼当安之？”诸葛亮未遇时好为《梁甫吟》，李白认为自己也像未得志的诸葛亮，也像未遇文王的吕望，未受汉高祖重视的郦食其，叩帝阍而不得的屈原，可见他仍然焦灼地期待着明主以后会理解他，重用他，俾得风云际会，一层宏图。这种兀傲不屈的精神颇似屈原：不屈伏于小人，但忠于君主，绝不停止积极事功的追求，甚至这种追求在遭受打击下更强烈了。这种心态，已经种下他日后误从永王李璘东巡的因。对统治集团的幻想，终使他后来落入更大的悲剧之中。离京东游时期 （744～755） 李白出京这年是四十四岁。他首先东游洛阳，在那里会见了三十三岁的伟大诗人杜甫。两人像有“宿缘”，定交即亲如兄弟。接着他到陈留，又到汴州，与杜甫及另一大诗人高适相遇，三人同登吹台、琴台，纵猎大泽，饮酒赋诗，相得甚欢。杜甫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友情更为深挚。不久高适分手，李杜同游东鲁，同访名士李邕。之后李白又往齐州，请高天师为授道篆，然后他南下吴越，再往来于金陵、扬州、庐江一带，约数年之久。然后又北返东鲁，再西游梁宋。由于许氏夫人早死，他在梁园娶宗氏女。约在天宝十一载曾北游幽蓟，对当时边塞形势深表关注。次年返梁宋，又南游宣城、金陵等地，对时局颇为忧虑。 这段时间李白漫游各地，看似潇洒，其实内心很苦闷，很不平静。他既对社会现实深为不满，又为不得实现抱负而焦急。像《梁园吟》、《鸣皋歌送岑使君》、《赠从弟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相距西京》等都表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对朝政的腐败及小人的猖狂表示出极大的义愤： 这里不仅讥嘲以斗鸡而得幸的小人，还讽刺以开边衅升官的哥舒翰，更为李邕、裴敦复无端被李林甫杀害而感伤。奸佞得志，正人受谤，孔子在世亦不得施展才智，整个世风腐败污浊到了极点，诗人愤懑之余真想隐居。《将进酒》干脆鼓吹及时行乐，其实倒是透露了他在失意后对事功的追求更为执着：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 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而就在这种苦闷与彷徨中，整个社会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安史之乱暴发了。 避乱及流亡时期（755～762） 最高统治者腐化贪暴的行为很快结成了苦果，安禄山终于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发动叛乱。乱军南下，连陷两京，唐王朝岌岌可危。此时李白由宣城奔至当涂，再巾仰剡中避乱，不久又到庐山，隐居屏风叠以观时局。肃宗至德元年 （756年）冬，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巡，过庐山时慕李白高名，再三邀之入幕。李白虽已五十多岁，壮心犹在，接受了邀请。谁知李璘有割据野心，兵至金陵、润州，便遭阻击。李璘全军溃败，自身也被杀。李白在战乱中只身西逃，至浔阳自首，被拘狱中，后以崔涣、宋若思等人为之洗雪，乃得出狱。年底长流夜郎。大约在乾元元年（759年）春抵四川奉节时，获得赦免，旋即东下江夏，以后流连于宣城、金陵之间。上元二年（761年），白已六十—岁，闯李光弼拆帐出征东南，他还请缨讨贼，以病不果行。乃往依当涂令李阳冰。宝应元年代宗即位，诏授左拾遗，未赴官而卒。李白终身仍为白衣。 李白是一个对国家人民永远都怀着热诚的赤子，就是在自己被弃置，不得不避乱隐居的情况下，而当一旦有报国的机会，他也会挺身而出。他又太少机心。他之误从永王，以此也。功名追求太切，恐怕也有关系。所以一当李璘招邀，他便认为“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时机到了，决定出山。他把自己比为高卧东山的谢安，要拯救苍生于乱世。他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选四）可以反映他这时的激动心情：山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而且他仍是那么关心国家人民的休戚。乾元二年襄州出现兵变，他写了《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司马将军歌》等诗，反映战乱造成的灾祸和歌颂平叛的胜利。上元初他在豫章 （今江西南昌市）眼见征兵支前，他又写了《豫章行》，既同情人民，又鼓励讨贼，这种态度同当时杜甫的立场完全相同。就在上元二年他身体己渐衰弱时，听说李光弼出镇临淮，他还写诗表示请缨从军，以尽铅刀一割之效，可见他匡济之心无时或减。他在临终前作歌叹息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 游扶桑兮挂石 （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临路歌》） 李白的意义与影响 李白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一面旗帜。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只有杜甫可与相当。他的诗歌作品已经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考验，成为文学武库中的瑰宝。李白虽然离开我们上千年了，凭着他的作品，他依然栩栩如生。他的诗，不仅以其高度的艺术性，润泽着我们的心田，其文化精神，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仍然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多元一体”的思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多文学家的思想都较复杂，那种思想信仰明显单一的极少。可是，复杂如李白这样的却并不多见。李白执着事功，“托意在经济”（《赠长安崔少府》），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重视“事君之道”、“荣亲之义”，这些明显是儒家思想。他爱好自由，颂巢由、庄子之清高，赞赏隐居避世的生活，鄙视名利，粃糠王侯，以大鹏自比，这些表现，又属于道家的影响。他还信道教，接受道箓，讲炼养之术，慕神仙之轻举。他又研究管晏之谈、帝王之术，讲纵横术，心仪范蠡、鲁仲连、郦食其之为人，有策士之风。另外，他对游侠也很景仰，曾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可见李白思想是“多元”的，他接受了历史上多方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思想或作风，相互之间确有矛盾，有的甚至于明显对立，那么，他们为甚么会在李白身上同时出现呢？只要细加考查，就会明白，原来李白接受这些思想的时候，已经按照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给以筛选、改造了。这样，原本对立矛盾的各个思想单元，到了他那里，已被分解，重新化合，形成一体了。如对于儒家，他主要取其经世济民，而否定其死守章句，迂阔无能，《嘲鲁儒》一诗足以为证。对道家，他信奉最深，但着重取其高世，渺视尘俗，笑傲王侯，使自己有高远的价值取向，而并不取其避世无为。他也不信长生之说，曾嘲笑秦始皇采不死药的荒诞，他的信从道教，一是养身，一是自遣。他歌颂游侠，是认为皓首穷经，于世无补，而勇武可立致功名。可见，李白的思想，既源之于诸家，又自加取舍，自成一体。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最录李白集》）此说庶几得之。正是由于李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能从传统思想中兼收广纳，取精用宏，这才使得他的精神世界，如此丰厚博大。李白诗歌内涵之所以那样丰富，同这是有密切关系的。 李白诗歌的文化内蕴极为深广，上面所说只是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不过仅此，已可见他的奇伟不凡。他的此种文化精神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但客观条件也极为重要。客观条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历史文化的哺育，除了各家思想外，象屈原、建安文学，对他影响都很大。二是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唐代的最为辉煌的盛唐时期，他的奇逸高大，是离不开这一文化土壤的。而当他的价值取向既已形成，亲身走进社会时，盛世已经衰变。正是这种大转折造成他的人生悲剧，而悲剧使他演唱出了天才的诗歌。三是出生在四川，巴蜀文化难以避免的的封闭性，同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差异颇大，非正统化倾向明显，故多产奇异之人，所谓“无闻则已，闻则杰出”（魏颢《李翰林集序》），李白的奇特人格、精神，同家乡的水土是分不开的。 诗人李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人李白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