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以民族志的方法写壮族三月三的民俗文化现象

怎么以民族志的方法写壮族三月三的民俗文化现象,第1张

三月三是壮族人民的重要节日,民族志则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其实你可以在知网上以检索关键词的形式检索民族志、壮族、三月三查看相关文章。要注意的是:

1民族志方法源自于文化人类学,也称田野调查法或者是人种学方法。

2研究者通常采取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到某一特定团体的生活中,持续一段时间,从而询问或观察所发生的事件,以内部的观点对其意义进行说明。

3如果从研究的历时性来考察,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择分析对象;第二,提出民族志问题;第三,通过参与性观察,个案访谈等形式搜集民族志资料;第四,进行民族志分析;第五,得出民族志结论。在此之后,经过反思,进入新一轮的第二项到第五项的研究。

4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三个原则:第一,从广义来说,民族志研究关注所有的文化形式,包括日常生活、宗教和艺术;第二由于研究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第三,必须采用多重资料收集法,必须核实观察中发现的资料。

5民族志有如下特点:

(1)研究者个人作为研究工具。

(2)研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即研究本身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3)强调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而不是寻找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4)采用归纳法而非演绎法。

(5)研究环境是事件和人类活动的自然情境,而非研究者为中心或者被制作出来的人工环境。

(6)重视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以及研究者与参与者(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7)主要以文字而不是数字的形式发表研究结果。

(8)民族志方法重视意义的理解而非预测,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参与者(被研究者)的“控制”也就相应减少,甚至不存在。

(9)研究者很少依赖某个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将各种方法的结合。

祝你学习进步。

为什么人类学家写的书没人看?    

1人类学家有故事, 包括诗和远方优雅情怀,和毁人三观的劲爆思考。他们跟什么人都聊得上。课堂上, 田野中, 人类学家讲故事, 被围听。 参加过几次人类学家的追悼会, 每次都听到很多故事。几天前, 系里组织纪念Sydney Mintz ,就有“Sydney Mintz :一位会讲饮食故事的人类学家”的发言 主讲深情回忆, 听众如痴如醉, 欢乐地想象着。 这是人类学家留下的世界 ——田野遭遇让人痴迷,多样世界挑战思维的极限。好多年轻人就这样奔着人类学来了。 可惜,奔的过程没那么快乐。从听人类学家讲故事到读他们的作品,欢乐凝固,想象沉积。民族志过目即忘,让年轻人迷失。 人类学家倒记得清楚, 因为民族志承载了自己的田野、生活、感觉、和情感。 为什么爱讲故事的人类学家写出没人爱读的民族志 没了人味,被理论和方法折磨得支离破碎。 2 2016年, 我给本科生开<从民族志到人类学>, 立足田野个案探讨时代、社会和人类。我们阅读<江城>, 追问为什么民族志不好读 《江城》是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在四川涪陵两年支教的生活。从最初进入遭遇不适、茫然挣扎,到最后离别依依, 海斯勒回看九十年代中国的变迁、感叹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幽默风趣,也透出苍凉无奈。 他交朋友,学方言,平静地喜欢涪陵的山水,想象中国的过去, 同情而批判“棒棒军”的麻木和涪陵人对三峡水满的漠然。异国他乡的新奇带来了麻烦和尴尬,也充满温情和感动 书的第一部分轻松愉快。 后来,他理解了更多,学会忍受无处不在的思想控制,看到“我觉得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苦难和无知”(231页),明白学生在课上的质朴恍如海市蜃楼,心伤被他喜爱的学生监控汇报。第二部分有点沉重。 再后来, 他学会更多汉语,找回了当初的自如 —— 课上, 英语被监控,课后, 与监控他的人用汉语吐槽。他以为理解了中国。 离开前,他终于发现,自己从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距离之外,如同“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突然发现一生的忧伤都凝在嘴角”(428页)。 他回到了刚来涪陵的原点。 送别前夕, 海斯勒明白,接纳与排斥的张力,分裂与认同的微妙都写在中国人无处不在的隐忍微笑中:“她竭力想挤出一丝微笑,也就是中国人那勇敢的微笑,掩藏了所有感情,受着压抑,受着控制,被挤进了边沿——也许是嘴角一翘,或眉头一皱”。(427页) 游走于中美文化之间,作者把自己分裂为两个人: 海斯勒以美国人应对他熟悉的世界,何伟以中国人应对他陌生的中国。   “我从未改过中文名 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美国自我区别显著,给我带来了便利。最终,我把自己想成两个人,何伟与彼得·海 斯勒。在涪陵的第二年,何伟才变成一个真人。随时间流逝,他成为我的主要身份:除学生、同事、及其他外国人,所有人都只把我当何伟,从中文语境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友善,渴望与人交谈,从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何伟用方言说几个词,就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他很蠢,这也 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说话带口音,语法很糟糕,对自己犯下的小错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很放松。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经常要说两次,或在他的本子 上写下新词。何伟总在兜里揣着笔记本,学习新词,记下句子。何伟回家后,把笔记本放在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257页) 离别一刻,何伟和海勒斯都学会了中国人隐忍的笑容:“我猜想自己看起来估计也是那副模样—— 两年的友谊多少掩藏在我嘴角边”。(431页) 《江城》在美国引起轰动:“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这本了”。译回中文后, 更激发国人阅读的热情 学生很开心,课堂阅读超越常规, 再也不是经典中的经典,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头都贴书了 他们说, 在海斯勒笔下,涪城美景与恶劣现实,像一块飘香的水果蛋糕被放进了满目疮痍的铁盒。阅读<江城>让他们“关切”自己,随第一人称的叙述,进入情境, 扮演外国人,带着遥远的目光回看自己的生活。 3 对照《江城》,我们讨论为什么许多民族志让人读不下去。为培养气氛,我邀请了两位从外专业考来的研究生,分享把她们引入人类学的著作。 在《金枝》中, 学生看到自己做过的梦,开启了对人类学的想象 —— 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收集奇闻异事。读研接触专业著作后,反失去这种入心。相反,文学让人对未知产生情感。从《我的名字叫红》的文字中,她对中亚、波斯地区的文化和艺术产生感觉。 她总结说,“人类学家应该向文学家学习,让读者从文字中感觉到未知”。 另一学生谈起用自己的照片讲述故事,跳出自身,看到过往。“如果阅读民族志能带来这样的经历,该多美妙!” 似乎,人们自然地被文学触动,细节深入人心。 在 《江城》中,我们听到涪陵的喇叭声:“驾驶员喇叭摁得挺勤快。这儿车不多,但也够多。不管哪个方向,车辆发疯一样,你追我赶。多半是出租车,都改装了汽车喇叭线路,在变速档杆把手处装个触发开关,便于摁喇叭。这儿山多,驾驶员不停变档,手抓变速档杆即可触发喇叭开关。遇到其他车辆,摁喇叭;遇到行人,摁喇叭;即将超车或被超,摁喇叭;前方无人但驾驶员觉得有人要过马路,摁喇叭;前方道路空空,要超车或可能被超的念头闪过,要摁喇叭。就这样,摁喇叭纯粹是未经考虑的条件反射 驾驶员频繁地做这动作,丝毫没察觉手指下的触发开关。行人和驾驶员都对此习以为常,充耳不闻。在涪陵,一阵汽车喇叭声就如森林里倒下一棵树——几乎是悄无声息。”(70页) 喇叭声中,棒棒军麻木地看着一切。“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露的腿,老人佝偻如弓的腿,年轻**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留心脚下的石阶,低头就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在涪陵,逛了一个上午的商店而没 有抬头看一眼建筑,不但可能,而且是件非常平常的事。这城市全是石阶和腿”(31页) 离开喇叭声、石阶和腿,作者跑步到乡下。虽然空气污染,不利健康,但“跑步让我心绪平静,沿途的田野宁静安逸,跑步给我熟悉的感觉–胸口发紧,双腿打沉—— 将我生活过的地方串联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和涪陵。在山间奔跑,思绪如行云流水,穿越时光隧道。我记起沿着古老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奔 跑,野猪山上盛开的油菜,和丽溪河古老的廊桥。随时间推移,我意识到,即是四川满布陌生古墓和梯田的山峦,也有了家的感觉”(81页)。 读者也有了感觉,不自觉跟着海斯勒的琐事一直看下去, 尤其到过四川重庆的, 更唤起了生活的感觉和记忆。 相比而言,民族志中质感描写少,客观叙述多,拒绝情感和感官,不带读者入情境,而把细节整合成社会文化体系。田野中,人类学家都被触动过,但读者似乎要师友引导才发现民族志的精致。 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中说, 当灾难发生时,阿赞德人不关心什么时候什么事必然发生, 而追问在特定时间地点特定事件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这思路与现代科学迥异, 初读之下,只觉兴味盎然。但作者穷尽可能,罗列所有,连串例证,民族志沦为地方生活的使用手册,读者落荒而逃。 作者说, 当地人被巫术侵扰时会恐惧。但读者感受不到。阅读不只理性的,更是感觉和情感的。恐惧也是情感的,情感是身体的。看到爱人,我们会瞳孔放大、血液加速、声音颤抖、手足无措。如果文字只讲情感的逻辑,读者会离开。 课上,我跟学生讲马丁堂的鬼故事,外面晴空灿烂,室内欢声笑语,大家觉得鬼好可笑。深夜,我把学生带到马丁堂,关灯,走到体质人类学实验室的骷髅边, 说它会穿上衣服,荡在空中,发着微光,对你笑,还问你问题。你的身体会恐惧,然后恐惧抓住你 细节带读者进入情境, 让他们热情跟随。人类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的文化体系, 但直接砸给读者。没有学术规训, 读者不会被纯粹逻辑抓住。需要感觉和情感, 勾住读者, 逻辑和体系才有了意义。 后现代以来,人类学家也是作者,不只记录者。作者触动人心,记录者呈现事实。 为强调此, 课上还做了个小游戏, 让学生朗诵最喜欢的诗歌。第一遍, 所有人闭眼听;第二遍,睁眼,看朗诵配着身体节律和声音韵律, 体会诗的力量。 盛行欧洲的华德福幼儿教育,教师根据诗的节律和情感, 编造情景和动作,孩子读诗, 配上身体运动节奏和情感波动。诗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民族志作者先讲好一个故事,让故事上身、入心。 课上,学生说,“人类学能这么文艺吗?” 4人类学需要文艺,将读者引入情境,心甘情愿随作者去看细节组成的体系,即经典民族志的逻辑体系。 学生看到,海斯勒展示了一种有意思的材料组接方式。每章始于涪陵城见闻,过渡回到学校琐事,最后游历涪陵山水人文,循环往复。国家和时代的跌宕起伏,个体命运的回肠荡气,如浪与舟,摇曳交织。 每 一章中,主章和附章形成反讽。经历鲜活事件后,作者适当抽离,叙说理解事件必需的时代、地理和历史背景,让枯燥背景中流淌着生活。如《钱》一章,江城人谈钱是习惯。主章中,钱联系生活、工作、感情、品味、男性气质、男女关系、和人格。附章中,孔老师家庭的时代际遇,反讽着谈钱的时代。 我们讨论学生最喜欢的一章,站在作者立场,看细节如何连接成整体。在《农历新年》中,作者以或隐或现的压力为线索,联系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延续与断裂、大陆和台湾的藕断丝连、以及中国和外国的似友非友。统一背后是张力,也是何伟被接受与不接受的弹性。统一被张力侵蚀,侵蚀促成新的统一,循环往复。 在<一春又一春>中, 敏感性的泛化与策略,连缀着用英语被监控用汉语可吐槽的政治、学生入党、学校和国家口号等琐事。 关键是,这些关联没把琐事连成时间因果逻辑。隐喻和反讽中,联系若有若无。置身事外,琐碎毫无关联,但在当事人和作者的情感和感觉中,一切相关,富有意味。 对比民族志写作,背景材料往往被塞在一章,枯燥乏味,读者直接跳过。接下各章,细节被融入当地历史背景、社会结构、观念体系,以及时代和区域的政治经济,人类学家由此建立逻辑完备的社会文化体系。 在《努尔人》中,牛、生态、时空观、和社会组织,彼此同构。理解了一个,就理解所有。而《西太平洋航海者》按库拉圈流程,从制作独木舟、祈求保护仪式、一直写到航海交易。 逻辑很清澈, 但也错失动人情感、牵人神经的东西?那不可言传的不可或缺感。情感和身体体验能让我们把握地方的状态,触摸生活在体系下的生命。 理解,除了理性,还有感性和情感。伯格森说,'现实生活归根结底是精神领域的, 不是物理学范畴。只有直觉之路才能引领我们走向事物本真”。实证,让我们看到生命演化和表现,通过诠释,我们体味演化的意味。 当代完整的民族志开始整合逻辑的严密与感性的微妙。在《野鬼的时代》中,作者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运动后, 人们如何回忆过去。回忆是理性逻辑的,更是身体的,不可言传, 时刻在场,如飘荡的野鬼,让人畏惧,却来自死去的亲属。 整本书的细节按空间扩展连成整体。从身体开始,作者讲述计划生育对女人的伤害,引出鬼神;到人鬼共居的房屋结构被运动改变;再到庭院、村落,维系社区关系的仪式消亡;出了村子是峡谷,那里驻扎着行政机构;最后出峡谷,进城市,想象的国家实体若隐若现。每个阶段,人与鬼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整本书读来有《江城》的舒适代入感,也有人类学的味道。 可惜,这样的民族志不多。它需要精致的逻辑和感性的想象,书写鲜活生命与精密体系的碰撞。 5 讨论完<江城>, 我让学生写个十句话书评, 既作读者,也作作者, 体会作者的抽离,读者的投入,讲好一个故事。 结果不尽如人意。有非常学术化的, 逻辑清澈,但丧失趣味, 也有奔放如潮的, 迷失在情趣中。 人类学家要平衡感性细节和理性体系。学术写作什么都说清楚了,以至透明,丧失韵味, 理性得愚蠢。早期人类学家科学地抽离,把当地人客体化, 表达外在客观。后现代以来,人类学家追求韵味,带着所由来的世界,只写自己经验到的世界。 历史似乎重演,学生各自继承了传统和后现代,抽离或投入。 但是,纯粹抽离的上帝目光是虚假的,无人是上帝;全然投入当地情感和感觉也不深沉,人类学家不永远活在当地。 海斯勒开篇就说,“一旦开始动笔,哪怕刚开始第一页,我就明白,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当我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叮当作响。写作意欲已完全改变,调子更深沉,增添了新的信心,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我明白,在涪陵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写作有了新的深度。”(4页) 他在中国生活,没成中国人,也不再全是美国人。人类学家也一样,田野是生命和世界之间的碰撞, 我们记录和思考,看见他者, 也看见自己。在民族志中, 我们带读者经历碰撞,在精神上重新活过而成长。 人类学家投入而抽离。做得好时,我们在实践“冰冷的热情”,不好时,我们有可能精神分裂。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作者:  庄祖宜 

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 2012-12

内容简介 :

从学院到厨房、不求学位只求美味

作者与你分享专业厨房背后的秘密

在厨房发现广袤的田野,以食艺色香写照众生面相。

这不仅是一本记录厨艺学校和餐饮生活的书,更是一本蕴涵着人类学思想的生活小品。

入围2010台北国际书展“书展大奖”

作家梁文道、蔡珠儿、韩良忆、叶怡兰等人满足推荐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作者放弃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转战厨房!

为读者讲述专业厨房里不为人知的秘密与乐趣

听,台湾料理人说厨房的故事!

民族志和访谈的区别。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试图进入一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内部,通过观察与访谈的方式自内而外地来展示对意义和行为的说明,是一种深描的方法。访谈是管理咨询获取信息的一个常用方法。咨询顾问通过与客户组织中各类人员的接触谈话,能够获取客户组织的重要的主观问题,被访谈的人也感到他们在为项目作贡献。

中民族志方法与田野调查法的区别:

第一,民族志来源于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通向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通道,但不是唯一通道。前文已经说到,田野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民族志的生成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到文本书写的过程,可以说民族志的写成不能够完全说是依靠田野调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在田野调查出现之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都被誉为“扶摇椅上的学者”,这些学者都是基于文献资料的阅读并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就生成了民族志。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没有田野调查照样可以撰写民族志,但是这也就涉及一个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问题了。

第二,民族志的写成是田野调查方法的外在体现,其内容的科学与否反映了田野调查或者说田野作业方法的科学与否。《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主要围绕着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库拉”这一特殊交易方式展开论述,但这不仅仅是一部专门描写当地人经济生活的著作,其中也涉及了诸如制度、仪式、婚姻、技术、语言等各个方面,力图全景化地还原出当地居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我们完全能够看到民族志与田野调查之间的那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想把自己的调查对象调查的清楚就必须得依靠各种科学的手段,文献资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说哪一个更加真实或者说更加科学的方法的话,就是田野调查法了。

田野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主线,甚至可以说是其进行研究的生命线。一本民族志的生成就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和调查最终到文本创作和书写的过程,其生成的过程也是最能够体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关系的。

教育民族志应注意的问题如下:

教育民族志远不同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使用的其它研究方法。它是从事实出发,整体探究,以参与观察和深度交谈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方法。新世纪以来英语教学界日益关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各大高校投入大量经费,支持教师参与教学研究。

推动教师的教学研究应该帮助教师形成更加宽广的教学研究观,使他们打破经典科学实证主义范式的教学研究观念的束缚,认识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重视研究的情境性、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用性。

教育民族志方法在国外已被广泛的应用于教育研究中,而我国在教育领域运用该研究方法起步较晚。教育民族志的内涵: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分析得出的研究成果。

它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研究过程,同时也是研究成果的表达之一。把民族志方法运用到教育领域中,描述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被称为“教育民族志”。

教育民族志的运用可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的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诸如人的情感、人文环境等)有独特的贡献。

民族志研究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的方法,主要是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民族志研究,我个人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方向理解,第一,从方法上。民族志是一种经田野工作后写作成的文本形式,那就研究民族志的形成的过程,主要是方法:参与观察、重要报道人、主客位、个人生活史、问卷调查等。第二,从文本内容上。民族志作为一种文本,研究这个文本有着重要意义,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方法、理论构架、意义等。 其应用领域主要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类地理学等人文社会领域。 其优点在各个学科领域不尽相同,共同点为民族志在以事实为根本的前提下可以了解他者,从他者反观自我,建构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或制度,民族志文本也是一种文学性质的文字形式,同时有助于文学气息的培养。 其缺点主要是很多学者难以真正克服文化震撼带来的影响从而带来的文化偏见,对于文化相对性偏差把握可能会造成文化解读的偏差,同时对于写作时文学与民族志的把握不够准确,易造成真实性与虚构性的混淆。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是围绕着民族志研究而发展的,而且它们的经典文本大多是民族志:例如,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伊凡普里查的《努尔人》;或是贝特森的《纳芬人》(1958)。今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实际进行民族志研究赋予极高的价值,这是相对于民族学----对于民族志资讯的综合比较研究。

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研究重点

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其重点于民族志为实际的体认与实行,花费时间可能长达一年半载,甚至数年,数十年。

民族志不是他者生活方式文献化而是是具有主观起源的一种呈述。

民族志化的研究方式或对待主体的方式起源必须为深入的“被注视性”。

民族志虽为人类学一旁支,但并非光只是人类学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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