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阳)人。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与朱隽一起剿灭黄巾军。官职为别部司马、议郎、长沙太守等,并参加过诸侯联合讨伐董卓之战。公元一九二年袁术派他前去攻打荆州刘表,被刘表部将黄祖射死,年仅三十七岁。公元229年春,孙坚的二儿子孙权正式登基称帝后,追谥他的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
孙策
孙策(公元175—200年),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东汉末年割据江东豪强。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年孙坚战死时,孙策十七岁,他将孙坚的灵柩运回,葬于曲阿县(今江苏丹阳县)。事毕,孙策渡江,居留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结纳豪俊之士,待养成羽翼,为父报仇。
孙权
(182—252)即吴大帝。三国吴国建立者。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父坚为长沙太守,兄策结交江淮世家,据江东六郡。东汉末,继其兄据有江东,在鲁肃、周瑜辅佐下,治理属地。建安十三年(208年)联合刘备,大败曹操于赤壁。后吴蜀争霸,于彝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 即帝位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国号吴。不久迁都建邺(南京)。曾派船队航海至夷州(今台湾)。设农官,实行屯田,发展生产。但赋役繁重,刑法严峻,人民不断起义反抗。
周瑜
(175—210)三国吴国名将。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人。世代为宦。助孙权兄策创立政权,官建威中郎将,吴中人称呼为“周郎”。后克皖,与策纳大乔、小乔。策死,与张昭同辅孙权,为前部大都督。建安十三年(208年)以左督(正指挥)与刘备联军败曹操于赤壁。后病逝。精音乐,时有“曲有误,周郎顾”语。
吕蒙
(178—219)三国吴国名将。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从孙权转战各地,任横野中郎将。后随周瑜等大破曹操于赤壁。受孙权之劝,多读史书、兵书,学识英博。鲁肃卒,代领其军,袭破关羽。旋病逝。
黄盖
三国吴国将领。字公覆,零陵泉陵(今湖南零陵北)人。初为郡吏,举孝廉。后从孙坚起兵,为别部司马。继从孙策、孙权征战。为安抚山越,曾相继任九县令长,杀不法官吏,所在平定,迁丹阳都尉。他善于驭众,爱护士卒。赤壁一战,建议火攻,并领满载薪草、灌有膏油的船只数十艘诈降,乘机因风纵火,大破曹军,以功任武陵中郎将。后为郡守,征“武陵蛮”。官至偏将军,病卒。
程普
三国吴国将领。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东)人。初为州郡吏,从孙坚征伐,镇压黄巾军,破董卓。后助孙策经营江南,官拜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策死,与张昭等共辅孙权。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周瑜为左右督,大破曹操于赤壁(在今湖北蒲圻西北)。官至江夏太守、荡寇将军。
甘宁
三国吴国将领。字兴霸,巴郡临江(今四川忠县)人。初依附刘表,后归孙权。曾从周瑜破曹操,又从吕蒙拒关羽,以功拜西陵太守、折冲江军。后曹操进攻濡须(在今安徽),他为前都督,率兵百余夜袭曹营,使魏军大惊。建安二十年(215年),从孙权攻合肥,奋勇死战,为孙权所重。
陆抗
(226—274)三国吴国名将。字幼节,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逊子。年20为建武校尉,领其父众5000人。后迁立节中郎将、镇军将军等。孙皓为帝,任镇军大将军、都督西陵、信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驻乐乡(今湖北江陵西南)。凤凰元年(272年),击退晋将羊祜进攻,并攻杀叛将西陵督步阐。后拜大司马、荆州牧,卒于官。
太史慈
太史慈(166—206年),字子义,东莱郡黄县(今山东黄县东黄城集)人,三国时期吴国大将。
凌操
凌操,吴郡余杭人。孙策锋起淮南时,征讨吴贼严白虎,白虎不敌,奔走余杭,于路劫掠;凌操便与儿子凌统引乡人杀败之,父子二人来投孙策,孙策使为从征校尉,同引兵渡江。孙权统军后,凌操从讨江夏黄祖。军入夏口,凌操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为黄祖部将甘宁流矢而死。
凌统
凌统(188-237年),字公绩,吴郡余杭人,相传鸬鸟镇凌家堂为其故里。父凌操,任孙策部破贼校尉。策死,从孙权。建安八年(203)在夏口一战中,凌操不幸中流矢死。凌统时年15,随军征进,奋力抢父尸而归。孙权嘉其勇,又以其父为国殉难,拜凌统为别部司马,行破贼校尉,使率父部。
潘璋
潘 璋(?~234) 三国时东吴战将。字文珪。[兖州]东郡发干县 [今河南濮阳今东昌府区人]。从孙权,屡建功业,由别部司马,加武威校尉。与曹操军战于合肥之役,操将张辽掩至,吴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败退。璋原在后,此时,驰马急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孙权壮之,拜偏将军。
丁奉
丁奉是吴国晚期名将,晓勇而有计谋。他年轻时作小将,多次跟随其他将领征伐,经常勇冠三军。孙亮继位后,丁奉升为冠军将军,参加了吴魏龙兴之战,大破敌人先头部队,立下了大功,升为灭寇将军。孙休继位后,丁奉帮助孙休用计诛杀了权臣孙綝,升为大将军,加封左右都护。
韩当
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也。善弓马,有膂力,从孙坚征伐,陷敌擒虏,为别部司马。
周泰
周泰是东吴大将,武艺出众,威名宿著。他勇猛过人,血战中常带伤继续作战,在对曹军数次战役中发挥出色,深受孙权喜爱。
徐盛
徐盛是三国时吴国名将。他在汉末因战乱客居江东,从而开始辅佐孙权。早年徐盛抗击黄祖,因功升为中郎将。刘备伐吴时,徐盛跟随陆逊攻下蜀军多处屯营;曹休伐吴时,徐盛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少抗多,成功防御。因前后战功,徐盛先后升任建武将军、安东将军,任庐江太守。后来,曹丕大举攻吴,吴国依徐盛的建议在建业外围筑上围墙,曹丕被迫退走。吴黄武年间,徐盛病逝。
还有:陈武 周兴 蒋钦 朱桓 董袭
最后特殊介绍下 陆逊 此人文武双全
陆逊
陆逊字伯言(183-245),本名陆议,吴郡吴人也。世江东大族,孙策之婿,三国时期吴国大臣,著名的军事家。少孤,为从祖康纲纪门户。年二十一,历东西曹令史,海昌屯田都尉,领县事。年旱,开仓济民,督农桑。讨会稽山越贼帅潘临、鄱阳尤突,所向皆服,拜定威校尉。权配逊策女,数访世务,逊议以 “平山寇叛,取精锐。”权纳其策。由虚势伏兵,破丹杨费栈,安内患,得精卒数万。建安二十四年,蒙称疾瞒关羽,逊代献骄兵计,军暗渡取荆州,除抚边华亭侯。败詹晏、屈陈凤。破房陵邓辅、南乡郭睦,诱降文布。迁镇西将军,封娄侯。陆逊论治荆州“拔人才、未亲疏。”权纳之。黄武元年,拜大都督、假节。督军五万西陵拒刘,伐谋分兵相机而动。火攻,备军尽殁;伏兵,逊逸待劳。加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吴蜀合,捆以外逊主之,权留玺于逊自裁度。皖县破曹休,缴获从辎重。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辅太子。京外上疏:“宽刑罚、忘过记功,以成王业。阻权偏师取夷州。”公孙渊背盟,权欲征,逊陈弊利“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辍;图四海,匪怀细害大。乞息六师,定中夏。”权纳焉。嘉禾五年,逊协诸葛瑾攻襄阳。信韩扁为敌虏。逊佯攻暗退兵,袭江夏附者众。陷魏江夏太守逯式解边害。嘉禾六年,平吴遽乱,定三郡。逊忧吕壹弄权,陈曲直于权。年少丰,开仓济民。逊善赌人,昔言以诸葛恪、暨艳、杨竺终败丧,果应。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陈 “太子正统,藩正有别,当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叩头流血。权不纳,又累遣使责逊,逊愤恚卒,年六十三。孙休时,谥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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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书》的文学个性
潘定武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
摘要:自历史散文的进程观,《汉书》在文学史上与《史记》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汉书》具有严谨有度而
又曲折多变的结构,其语言典则而不乏灵动,情感虽内敛而仍然丰富,其刻画人物,每于细微处显精神。《汉书》
在叙事体例、叙事内容及语言锤炼方面更为精当。与《史记》雄放酣畅的风格不同,《汉书》整体上呈现一种在严
格法度之下具有的从容娴雅之美。
关键词:历史散文;《汉书》;文学个性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794(2008)02-0004-03
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
《汉书》作为《史记》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史著,在史
学上的创新之功和文化上的巨大意义有目共睹。自先秦
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观之,《汉书》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
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然而,对《汉书》的文学评价在当代
总体显得低调,文学研究目前仍基本局限于少数名篇,整
体性架构相对缺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汉书》的文学成
就尤其是文学个性认识不足。
从《春秋》到《史记》,历史散文多不同程度地显示
了各自的文学个性,有着各自不可抹煞的文学价值,《史
记》尤具有无法重复性。因而,恰如诗歌在唐代取得极盛
而宋诗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样,《汉书》只有以其不同于
《史记》的面目出现方才有其独立的文学与审美价值。人
们对宋诗的认识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之后,以新的眼光
的审视与评判,终于肯定其艺术上虽稍逊于唐诗而仍可
与唐诗双峰并峙。同样可以相信,当我们以不同于鉴赏
《史记》的眼光来品评《汉书》时,也会看到《史》、《汉》
在历史散文上的双峰并峙。对《汉书》独特的文学个性,
下面试从六个方面予以概述。
一、结构于严整中见通达
因草创所致,加之司马迁本人多浪漫情怀,《史记》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sk308)
收稿日期:2007-03-05-4
结构虽宏伟而史体时有疏漏。班固经过精心调理,使《汉
书》的形式更加整齐,体制更加严密。当然,这也正是《汉
书》被人批评为谨固以至板滞的原因。其实,《汉书》的整
体结构是严整有度而又通达圆融。
《汉书》以高祖创汉始,以王莽覆汉终,且《高祖纪》
和《王莽传》无疑正是班固最为着力的两篇。《高帝纪》
写得严正雍穆,最能体现天汉气象;《王莽传》则“为全书
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1](《汉书评议》,P258),其体例
集本纪与列传为一身,结构宏大而脉络清晰,传末结以
“天下悉归汉”一语一锤定音,不但为一传总结,而且也
使全书首尾圆融。通观全书,结构上整饬有度而又不乏通
达变化。就单篇来看,《王莽传》洋洋四万言,而以“以诈
立心”贯串始终,分言之,又以“外交英俊”、“内事诸
父”、“匿情求名”三方面写其“诈”;—自欺
以“欺人——
欺人—
———自欺”一脉承之,全文结构收放自如。《汉书》
中,如《王莽传》一样结构既谨严明晰而又曲折有致者并
不少见。《东方朔传》曾被刘知几批评为“委琐烦碎,不类
诸篇”[2](卷
16《杂说上》),然东方朔实为西汉“滑稽之雄”,班固
此文也别具风韵。传中所叙诸事,无不理正而语谐,作者
将东方朔左右圣主、吞吐古今的滑稽才能置于武帝政治
的大背景中多方刻画,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而绝无
委琐烦碎之嫌。通篇结构行文奇正相生,堪称《汉书》人
物传记之别调。
二、叙事于平实中生姿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具有严谨笃实的个性,创作上
追求一种稳重平实的风格。《汉书》叙事追求的是一种典
正无华的风格,无论写人述事,都不以铺张扬厉、跌宕雄
肆见长,然而,班固的文学才华仍能充分地表现于创作之
中,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虽总体平实而仍不乏多
姿多彩。
《张禹传》只是闲闲道来,但因精选材料,善用白描
对比,无限意蕴寓于平淡之中。尤其是张禹分别接待彭
宣、戴崇及为幼子求官二节,前一节寥寥数语就典型地刻
画出一个官场两面人的形象,而补缀以“及两人闻知,各
自得也”,意味更加深长。后一节写张禹趁成帝前来问病
之机为其幼子求官,仅“禹数视其小子”一语,就将其身
居高位而心底龌龊的实质揭露无疑。《孙宝传》则善于在
复杂矛盾中刻画人物,特别是写侯文一段,于极复杂的人
情关系之中,将孙宝、侯文、杜稚季均刻画得有声有色。
三、写人于细微处见风神
《汉书》重点描写人物在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个性较
为鲜明,不少已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班固同样注意以代
表性的事件、在复杂矛盾中表现人物个性,然与《史记》
相比,《汉书》叙事不但风格平实,而且更善于叙写琐碎
之事,往往捕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事。《汉书》细腻的笔
触往往直达人物的灵魂深处,具有传神入画之功。
《孔光传》写有人向孔光探问宫中树木如何,而孔光
竟以他语答之。表现孔光守法不泄,可谓即小见大,平中
见奇。《霍光传》写霍光为人,仅写其日常行止,见之以细
微之事,且只有“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数字,然而,
霍光的端正不苟已有充分表现;又写霍光谒见宣帝,仅以
“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一语,就尽现宣帝对霍光
的畏忌之深,也为霍氏家族的诛夷作了暗伏。《王莽传》
写王莽成名前的曲己邀誉,也是通过其妻布衣迎客这件
小事来展现的。尤为精彩的是《外戚传》叙写史皇孙王夫
人外家母女相失复相得之经过,将琐琐小事叙述得历历
如画,而小人物命运之凄惨与作者无言的感慨也就蕴含
其中。
四、语言之亦雅亦俗
对《汉书》语言工雅精练的特点,古人颇多称道,如
刘知几赞其“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2](卷
1《六家》);刘熙载则
许其“尔雅深厚”
[3](《文概》,P15)。现当代以来,多数学者则评
价较低,甚至完全否定其语言成就。或认为
“《汉书》喜用
古字,崇尚藻饰,倾于排偶,文辞艰深”
[4](P162),或称“在语
言上,《汉书》也不如《史记》自然流利,骈化和雕琢的辞
句很多,风格陷于平板沉滞”
[5](P162)。
诚然,《汉书》语言不及《史记》口语化,但绝非一味
雕琢与追求雅化。受时代风气和作者个性影响的《汉
书》,风格严谨醇厚,写人叙事往往以白描见长,语言尔雅
而不艰深,句式多整散结合,且大量引用俗语民谚等口语
材料,以增加其语言的生动风趣性,整体上可谓雅俗兼
得,而很少有板滞之嫌。
五、情感之内敛而丰富
班固在作史时也是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以至矛盾的心
态的,由于政治的高压和班固自身个性的醇谨,形成了
《汉书》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除了个别篇章,如《王莽
传》情感表露直接鲜明外,总体而言,显得相对平和内敛,
与《史记》的激烈外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者因此批评
班固在著史时不甚动情,甚至贬《汉书》为历史的帐单,
这无疑是极为片面的观点。在《汉书》之中,班固内敛而
丰富的情感可谓充溢各篇,几乎表现于每个重要的历史
人物身上。
对于苏武,班固怀有极大的崇扬心情,但《苏武传》
中,除末尾论赞引孔子“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
以害仁”之语以直接赞颂外,其余均是通过对苏武自身言
行的刻写和与卫律、张胜、李陵等的对比中表现人物并将
丰富的情感寓于其中的。通读《苏武传》,使我们不但感
受到苏武人格的伟大,而且也感受到作者对爱国主义精
神的颂扬以及班固自身的爱国思想。而与苏武形成对照
的李陵,班固对其抱则有相当复杂的感情,《李陵传》中,
作者既通过客观的叙述,将李陵与匈奴之战的险恶环境
以及李陵抗敌的壮烈生动展现出来,又对其兵败而未能
杀身成仁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然而,无论是作者对李陵的
同情,还是对他的批判,在传记中都没有直接的流露,只
是《汉书》这种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丝毫也不影响我们
对其丰富含义的理解。
六、娴雅蕴藉的美学风格
与雄肆豪放的《史记》相比,《汉书》的美学风格则
是娴雅蕴藉,同时在典重之中又不乏灵动之美。
《汉书》典重含蓄的特点是与时代风气以及班固严
谨的作史态度密切相关的,东汉前期士风儒雅厚重,影响
到文风也以醇厚相尚。作为严肃的史家,班固更是本着切
于世用的原则,努力客观地展示西汉一代兴衰成败的历
史画卷,以垂鉴当世。《汉书》对《史记》文字的改造尽管
受到种种批评,但从史学角度观之,不能不说要较《史
记》更加严谨。其语言较《史记》为雅洁,其情感较《史
记》为含蓄,特有一种文质彬彬之美。如果说《史记》以夺
人的气势胜,《汉书》则以沉稳的风度胜。
-5
《汉书》在典则之中不时散发出灵动的韵味,自臻其
特殊的妙境。林纾曾评论
“《汉书》叙事,较《史记》稍见
繁细,然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又称
“《汉书》中之情
韵,虽偶然涉笔,亦断非他史所及”
[6](《应知八则》),并非虚誉。
无可否认,《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令后世历
史散文难以追模,更无法超越,就总体文学成就而言,《汉
书》实逊于《史记》。然而,《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
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下转第
14页)
(上接第
5页)与个性特色的创新。文学发展与时代风气
实不可分,时运交移,文学风貌也会随之而变。对于“一代
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人们往往只对其作宏观方面的理
解,其实,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应当如此。如以汉代
文学为例,西汉后期文学不同于西汉前期,东汉晚期文学
也不同于东汉早期。评判不同时期的文学,应当有历史、
辨证的眼光,而不便揆之以简单划一的标准。就总体风貌
观,《史记》如浪漫热情之少年,《汉书》如成熟有味之中
年;《史记》如挥毫泼墨之写意,《汉书》如精雕细刻之工
笔。《史记》如龙门黄河,恣肆腾跃,束缚不住;《汉书》如
石雕卧虎,内敛沉静,活力深藏。二书可谓各逞其能,各具
特色,各臻其妙,相对于《史记》的纵横疏宕与浪漫奔放,
《汉书》最突出的文学个性则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
时又不乏多样的风格。内敛而不滞重,沉静而有活力,谨
严之法度凸现,感情之波澜深藏,《汉书》可以当之。而
《汉书》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在东汉经术与谶纬笼罩的氛
围之中,在严格的法度制约之下,较之《史记》,更加难能
可贵。历来虽注意到《史》、《汉》创作背景及马、班个人
等因素的不同,却又往往无视《汉书》历史散文的独立
性,这无疑是研究《汉书》文学的最大误区。撇开这一误
区的干扰,我们就会看到《汉书》之中自有一片独具特色
的文学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李景星
四史评议
[M]长沙:岳麓书社,
1986
[2]刘知几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3]刘熙载
艺概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4]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级集体
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58
[5]吉林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学史稿
[M]长春:吉林人民出
版社,
1961
[6]林纾春觉斋论文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审稿:江文贵;责编:曹小云
]
-6
创作背景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陈钢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冬,翌年 5月首演于上海获得好评,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
题材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单乐章,有小标题。
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为主要内容。由鸟语花香、草桥结拜、同窗三载、十八相送、长亭惜别、英台抗婚、哭灵控诉、坟前化蝶构成的曲式结构。
简介
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公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这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
扩展资料
作曲家简介
何占豪
1933年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以唱绍剧维生的父亲不希望儿子将来像自己一样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12岁时,父亲用借来的钱把他送到杭州念初中,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没想到酷爱戏曲的何占豪最后还是学上了越剧。
一次上海之行让何占豪无意中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并且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但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鲜有作品问世。有人说这首作品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完美结合的典范。
陈钢
1935年生于上海,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早年,他即师从于父亲陈歌辛和匈牙利钢琴家瓦拉学习作曲和钢琴。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又师从于丁善德院长和苏联音乐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作曲与理论。早在求学期间,他即以其与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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