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到底有多差？

曾国藩和左宗棠同属清朝末年为数不多的能臣，本应该相互协作，共同担负起振兴清朝的众任。可是此二人的关系却非常的紧张，因此经常会出现这两人互相弹劾，互相下绊的场面，甚至于能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当然他俩的关系之所以会如此恶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之前的事，而是经过长时间的交恶，累加到一起才会变成了如此的地步。而二人交恶的导火索，则跟天平天国运动有关了。

公元1851年，由于清朝百姓受不了清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洋人凌辱的双重压力，在广西爆发了一场极为壮大的农民起义，也就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起义初期，洪秀全率领着起义军几乎是屡战屡战，并且在公元1853年，攻克了南京城，而后更将南京城设为了他们的大本营，号称为“天京”！

在太平天国的一再逼迫下，慈禧终于做出了有利的反击。公元1863年10月，由李鸿章为首清朝大军攻克了被占领的苏州，公元1864年2月，左宗棠也在一番鏖战下，成功的收复了杭州。可以说，李鸿章和左宗棠相继的胜利，极大的振奋了军心，可就在如此值得庆贺的时候，曾国藩却高兴不来。

要知道，他当初领命平叛时可是充满了自信的，为此更自告奋勇的组建了湘军，可这场战乱已经持续了12年了，在其他将领屡有捷报的时候，他非但没有任何尽展，反而是手下的湘军损失惨重。就因为这场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更是相继失去了两个亲兄弟。他知道，如果这次平叛再不能有所进展，那么面临他的就不再是漫天嘲笑那么简单了。

最终老天还是放过了曾国藩一马，在公元1864年6月18日，就在左宗棠收复杭州后4个月，湘军终于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攻克了“天京”城，曾国藩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而朝廷也因为曾国藩攻克天平天国首府“天京”城，对曾国藩加官进爵。不但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就连他的九弟曾国荃也因为作战有功，被朝廷册封为一等伯。而就在曾国藩还没有缓过劲的时候，又一道圣旨下来了，这次可不是封赏，而是满满的责骂！

原来，曾国荃在给朝廷上捷报的时候，说幼天王已经自焚，太平军被全歼，可事实上呢？幼天王非但没死，还协同一批太平军的残军逃到了湖州，成功的和黄文金会师。而这件事就是由左宗棠上表的朝廷，并且还在信中隐晦的指出了曾国藩欺君罔上、谎报军情。慈禧知道了当然是怒不可遏，于是便有了下旨责骂曾国藩这一幕。当曾国藩知道此事是左宗棠从中作梗的时候，曾国藩直接就怒了。并且上表朝廷，说湘军攻克南京的时候，根本没有军队来帮忙守城，跑掉一队人就遭到如此责骂。而他左宗棠攻克杭州时，跑了十万敌军，为什么就什么事都没有。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纷纷上奏慈禧，互掐，抹黑，导致两位晚清名臣关系越来越差。

晚清重臣左宗棠名气大，能耐大，脾气也不小。咸丰朝，左宗棠以举人身份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帅府作幕宾。某日，总兵樊燮拜谒骆大帅。告退时骆帅让他去见一下师爷左宗棠，樊即谒左师爷。见面时，樊燮未给左师爷请安。左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须请安，赶快请安。”樊说：“朝廷没有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可我也是朝廷二三品官。”左师爷大怒，站起来就要用脚踢樊总兵。并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愠怒而出。

不久北京诏旨下，着樊燮革职回籍。此事左师爷不占理，樊总兵却输了官司。樊燮带着儿子、增祥（字樊山）回老家恩施，于梓潼街置宅定居。并将“忘八蛋，滚出去”六子写在一木板上名曰“洗辱牌”，供在祖宗神龛下侧。他带着俩儿子上香发誓：“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新居之日樊燮摆宴，当着家乡父老说：“左宗棠一举人耳，既侮我人格又夺我官职，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今天我楼已建好，将延聘名师教我俩儿子，一定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我无脸见先人于地下。”

此日之后，樊燮花重金请来名师。师生三人整日在书房授业苦读，其他人一概不许上楼。每日饭食，樊必亲自过目检点。到了饭口，樊燮齐整衣冠请先生下楼用饭。哪道菜品先生没动筷子，下一顿必定换可口儿的。

樊燮为让俩儿子蒙羞发奋，不许增、增祥穿男人服装，内外一律女式衣裤。他对俩儿子交代说：“你们考上秀才可脱去女外衣，中举人才能脱去女内衣，中进士点翰林，我烧掉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光绪三年樊樊山中进士并入选庶吉士，樊燮终于烧掉了“洗辱牌”。增学问扎实切实，本高于樊山，不幸得病亡故，士林学人无不惋惜增英才早逝。光绪二十七年樊樊山任陕西布政使，朝廷在西安赐建左宗棠祠。陕西巡抚让樊樊山致祭词。樊山力辞不受，曰：“宁愿违命，不愿获罪先人。”有人说梓潼樊家楼上，曾存“左宗棠可杀”五字笔墨，想必是樊氏兄弟苦读时发愿所书。（参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左宗棠一生未考取进士功名（两宫特赐进士）。樊樊山中进士时左宗棠已擢东阁大学士，拜相中堂。左氏大概早已忘了当年那句“忘八蛋，滚出去”，更没想到六字骂出个进士。樊樊山以诗文词曲名，民国初年尚活跃，也是位京师捧角儿耆宿。

只是要说这两人有这么大仇吗，其实也没有，他们要是不这么做，很可能晚期的时候，他们的身家性命不保，因为一般的皇帝都不喜欢一些大臣抱团，一旦这样那就会对皇帝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像明朝的皇帝都拿出太监来牵制官员了，清皇帝可不想这样，而他两还是汉人，更需要演一出戏来骗过皇帝，营造一种臣子不合的情况。

在政治上，就没有亲兄弟一说，连父子都会翻脸，更别说只是一些提携之恩的左宗棠和曾国藩了，也许之前有恩的两个人会反目成仇，也许从前可以称兄道弟的两人会因为政事的对立而相互诋毁起来。若是左宗棠离开了曾国藩的提携，可能连入朝为官的机会都是渺茫的。所以说，按理来说，他两应该精诚合作，但是事实正好相反。

在很多的情况下，左宗棠都表露出曾国藩不如自己，是曾国藩阻挡了自己晋升的道路。能力出众的人总是自负的，左宗棠就是这么一个天生我才自负之人。当曾国藩立了大功的时候，曾国藩提携了左宗棠，于是左宗棠的才能才发挥了出来，并逐步艰难地走向权势滔天的中兴名臣之位，可以说左宗棠欠了曾国藩很大的人情。

而这两人的恩怨情仇可以说是很戏剧的，可能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想看上去那样的生死相见，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很敏感的，要不是他两闹得不可开交，很可能他们都做到那样的高度，因为清朝皇帝是很忌惮汉人为官的，更担心臣强主弱，所以他们闹起来了，皇帝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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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过晚清历史，对曾国藩和左宗棠一定不陌生。

两人同为晚晴四大中兴名臣，经常被人用“曾左”放在一起讨论。

这两人也的确都很多共同特点。

第一 ，他们是湖南同乡，而且年龄相仿。

曾比左大一岁，所以他们年轻时就认识，。

第二 ，他们都是对抗太平天国起义的汉族将领。

两人都是以地方团练起家，拥有了自己的部队。曾国藩是湘军，曾国藩是楚军，两人共同对抗太平天国。

第三 ，他们都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

曾国藩搞了个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打造福州船政局，两人都希冀于通过洋务运动来富国强民。

第四 ，他们还曾经是同事。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初期，左宗棠有段时间一直是曾府幕僚，曾对左右提携之恩，左对曾有谋划之功。

第五 ，两人私德都很好，一生为官清廉，口碑名望都很好。

按理说，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个人同乡又是同事，同为名臣，都是君子，关系应该不错，但非常奇怪，这两人关系非常差，差到什么程度？

左宗棠嘴巴大，到职业生涯后期基本上是逢人就说曾国藩坏话，说他伪君子不诚信爱耍大，曾国藩虽然比较低调，但也是硬茬，所以也会上报朝廷细数左宗棠嘴仗。

两位名臣花了不少精力打嘴仗，这一切到曾国藩死了才结束。

曾国藩和左宗棠可谓一生之敌。

那我们不禁要问，曾左到底为何交恶？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渐入分析：

01  性格决定命运

这两个人的性格脾气不同，人生轨迹不同，处事方式不同。

我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人，性格完全相反，如同硬币两面。

曾国藩这个人的性格呢，比较严谨理性。

曾一辈子除了做官、带兵、写文章，还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一天喜欢研究程朱理学，讲究修身的功夫。

这个理学就是当时的“成功学”，号称通过自我修养就可以走向成功。所以曾没事就喜欢研究“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之类的学问，每天要早起、读书、运动、写日记。

逢人就喜欢说鸡汤，按理说这是个挺正能量的人对吧，不过曾国藩这人严于律己，但对别人也很苛刻，你要跟他在一起玩耍，你做事得规规矩矩，跟他一样自律，要不他就要说你。

比如四大名臣的另一位，淮军的***李鸿章，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时期还是曾国藩的学生和幕僚，但当时已经40多岁了。

李鸿章很有才华，曾也很欣赏，但两人关系也不行。

李鸿章这人脑子快，但身子懒，天天爱睡个懒觉。按理说，当时上班又不打卡，幕僚也不需要准点上班，但曾国藩就非常不高兴。

他一辈子最看重的品质就是“勤劳”，而勤劳的一个体现就是早起，所以有一次李鸿章在睡懒觉，曾国藩就跑过去把李弄醒，留下一句：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然后扬长而去。

这话意思就是说：你要再不早起，就别跟我混了。

李鸿章当时已经40多岁了，也是当时有名的幕僚，你作为湘军最高长官这样批评他，让人家以后怎么混？

当然，你可以说李鸿章是晚辈，曾国藩可以教育他，打是亲骂是爱么，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这人不好相处，事情比较多。

左宗棠的性格恰恰相反。

他为人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喜欢开玩笑，对身边人很宽容，只要你有能力，他就重要，也没有那么多束缚。

左宗棠性格很张扬，年轻的时候就自称“今亮”（今天诸葛亮），书房里挂的对联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口气大的不行。

他还是个段子手，说话是妙语连珠，反应很快。

当时的人，聚会的时候喜欢对对子，这是文人的娱乐活动，类似于现在玩“三国杀”，大家轮流作对，接不上来就喝酒。

有一次，湖南官员聚会，曾、左两人都参加了。曾国藩官当的大，所以先出对，曾是当时的对对子专家，所以轻松出对：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

这对子很巧妙，左宗棠一听就急眼了。左宗棠字季高，古人为了表示尊敬，一般是不叫人名字的，都会叫你的字或者号，比如大家叫左宗棠就叫他左季高，曾国藩就叫曾涤生。

所以这个对子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你左宗棠一天爱吹牛逼，没事爱跟我作对。这是在嘲讽左宗棠。

左宗棠是什么人，马上针锋相对，直接回了一个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

这个下联也很巧妙，把曾国藩的名字也加了进去，同样嘲讽了曾。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曾国藩牛逼啥啊，一天跟我扯淡，你到底有啥真本事？

由此可见，曾、左两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左宗棠觉得曾国藩这个人很假不真诚，表面道德文章，内心虚伪做作；曾国藩觉得左宗棠口无遮拦，爱说大话十分不靠谱。

当然，仅仅是性格不同，也不足以造成对方关系破裂，其实在两人心里尤其是左宗棠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这个心结就是两人不同的仕途命运。

曾国藩属于少年得志，28 岁中进士，之后被认命为翰林院侍讲，相当于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属于七品官，正处级级别，起步就很高。

而且曾国藩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十年时间，连跳十级，从翰林院侍讲升到礼部侍郎，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属于二品官，副部级待遇。

所以曾国藩对自己的仕途很得意，给弟弟写信很得意地说：“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左宗棠仕途就比较坎坷了。

他最高学历是举人，怎么考都考不上进士，只好回家种地。之后太平天国起义，风云际会，天下纷争，左宗棠名气比较大，就到湖南巡抚骆秉章那里当了师爷，相当于省长秘书。

左宗棠脾气大，但能力确实强，有他在，路秉章基本上不用操心，湖南大小事务，军事民生，左宗棠一把抓。

当时朝野上流传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可见左宗棠的地位。

但是，说到底左宗棠也就是个师爷，是给人打工的。

看到自己同龄人曾国藩步步高升，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当然，后来左宗棠凭借着军功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但总是被曾国藩压了一头，这让老头心中不悦。

有段时间，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一起和太平天国打仗，曾国藩是主帅，左宗棠是一个方面军的将领。

按理说，曾是左的上级，但左宗棠却从心里瞧不上曾国藩，觉得他不会打仗。

曾国藩做事严谨，打仗比较求稳，他的战略叫“扎死寨，打呆仗”。

遇到太平天国军队，他的做法是：

第一，我不跟你打野战，运动战我打不过；

第二，我把防御工事做好，让你攻不过来；

第三，我把你的城池一层一层包围起来，让你缺粮缺水，我好围点打援。

这样打仗的好处是风险小，损失小，缺点是时间长，消耗大。打安庆，曾国藩围了八个月，打天京，围了一年。

曾国藩这套打法必须是优势兵力，以多胜少，打的是顺风局。

但“兵者诡道也”，打仗需要的不仅仅是稳扎稳打的战略相持能力，还要有出其不意的战术方法，这点曾国藩不行。

湘军刚刚组建的时候，兵力不足，训练不够，曾国藩一打仗就输，而且他心理素质不行，动不动就要自杀。

有一次呢败得很惨要跳河，还是左宗棠把他拉住哥们才坚强地活了下去。

所以曾国藩打顺风局可以，靠优势兵力步步为营，但是打不了逆风局。

而左宗棠则恰恰相反，善于以弱胜强，而且奇谋百出，什么招都使得出来，在打太平天国和收复新疆的时候，都是劣势局翻盘。

性格不同，做事风格不同，决定了两人天然的不和。

但作为儒家门徒，朝中重臣，两人的修养也很好，仅从性格来解释两人的不和，未免有些苍白，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

02 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

想探究两人不和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清朝当时的政治格局讲起。

曾左所处的年代，有三股政治势力：一是皇权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是皇太后慈禧、议政王奕昕；二是中央各部满蒙贵族，也就是满族高官，比如肃顺、；三是地方高管汉族大臣，比如曾国藩、左宗棠。

这就像一个公司，慈禧是董事长，把握方向；奕昕是CEO，管理全局；满蒙贵族是公司高管，负责各项业务；曾国藩是分公司的头，负责各个区域业务扩展。

其实，一开始没有汉族大臣什么事，清朝军队打仗不行，对付汉族那是有一套，清朝的既定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一定要刀口向内，保持队伍的纯洁性。

但是，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爆发，清朝自己的军队实在是不管用，谁都瞧不上，谁也打不过，节节败退，直至南京被攻陷，自己政权受到威胁。

没办法，只能靠曾国藩等人组建的地方武装。

这些军队属于私人军队，要自筹军饷，自己招人。

这就相当于，一家公司突然出现危机，总公司没钱发工资，就给分公司说：你自身自灭，公司牌子给你用，你自己好自为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按照正常历史轮回，遇见太平天国这么大的农民起义，一般王朝都是GAMEOVER了，但没想到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扶江山于既倒，不单平灭太平天国，还搞了一次洋务运动，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实现了晚清中兴。

但太平天国之后，中央力量严重削弱，地方力量明显增强，形成“强枝弱干”的政治局面。

所以，如果你穿越到清朝，穿越到满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身体里，你面对的局面大概是这样的：

朝廷经过十几年战争，国库空虚，军队羸弱，可以说是要钱没钱，要人没钱。

地方上，曾国藩等人的部队完全是私人武装，只知道大帅，不知道朝廷。

虽然暂时看不出反叛迹象，但是曾国藩坐断江南拥兵10万，连左宗棠都问他：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搞不好就有下属黄袍加身，那清朝几百年基业，可能分分钟完蛋。

试想下，你要是慈禧，面对这样的局面，你怎么办？

不好办，但慈禧有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两个字： 分化 。

汉族大臣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总有矛盾，只要他们互相争斗，朝廷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是曾国藩，因为他是湘军的创始人，也是地方武装的创始人。他的威望最胜，功劳最大，军队最多。

所以，要在湘军内部给他培养一个敌人，培养谁呢？

胡林翼，与曾国藩齐名，身为湖北巡抚坐镇华中，军中威望很高。但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关系好的不得了，你分化不了。

李鸿章，当时还没啥名气，只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而且是曾国藩的学生，就算后面发展再快，再有自己算盘，也不太好和自己老师公开作对。

剩下的人，要么名气不够，要么职位太低，对曾国藩不构成威胁。

想来想去，左宗棠进入慈禧的视野。

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敌人有几个优势：

第一 ，他名气大，当时人的评价是“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第二 ，他能力强，有出将入相的经天纬地之才。

第三 ，他没有政治势力，学历不过举人，职位只是幕僚，只要提拔他，他会全心全意和朝廷一起干。

第四 ，最重要的，他和曾国藩素来不和，经常吵架，可以说是天敌。

好了，左宗棠得蒙圣眷，自然是官运亨通，连续升级，从无名无份的小师爷，几年之内被提拔成为闽浙总督，竟然和曾国藩平起平坐，这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这才有了后来两人之间的争斗，比如有名的幼天子案，

事情起因于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的下落。曾国藩向朝廷报告说洪幼主已死，左宗棠却报告说洪幼主逃跑了。两人在皇帝（太后）跟前打起了笔墨关系。

曾国藩后来解释说，他最恼恨的是左宗棠影射他在撒谎，他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诚信二字，怎么会撒谎？

左宗棠却也不依不饶，说这件事自己的错是二三分，曾国藩的错是七八分，他太小心眼。左宗棠到晚年还动不动大骂曾国藩是个伪君子，以此为乐。

一代名臣，分裂如此，令人唏嘘。

但这正是慈禧想看到的局面，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曾、胡交恶，朝廷才有时间分而治之，保持稳定的统治局面。

每次历史读到这里，我都会感喟，历史上没有绝对脸谱的坏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每个人背后都是三个字： 不得已 。

无论是慈禧，曾国藩，左宗棠，他们都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做的理性选择。

历史，从来不是意气风发的自由，而是无可奈何的抉择，所谓个人的恩怨情仇，不过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注脚。

03 生态位上的最佳敌人

前面说了曾左关系不和的两个原因，一是个人性格不同，这是内在原因，一是时代背景使然，这是外在原因，但我觉得，两人交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们故意把对方当作敌人，他们在合作演一场戏给朝廷看。

生物学中有一个概念叫 生态位 ，生态位说的是每个生物在一个生态系统中，都要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比如，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需要捕猎羚羊，羚羊需要吃草，草需要肥沃的土壤，土壤需要微生物。狮子、羚羊、草、微生物，他们虽然力量不同，但是都在生态系统占据了一个生态位，系统就离不开他，他就有了存在必要性。

想在一个系统中生存，就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而有一种生态位叫：敌人。

智者会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敌人。

百事可乐成立的时候，只打出一个口号：干掉可口可乐。它当然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一旦占据了这个生态位，它的品牌就在消费者留下一个印象：百事可乐是可口可乐最大的竞争者，因此它可以迅速占据市场。

而对于可口可乐来说，虽然有个百事可乐很烦，但是无形中消灭了其他竞争对手，形成两强瓜分市场的局面，也可以接受。

同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诸葛亮与司马懿，耐克与阿迪，谷歌与微软，林丹与李宗伟等等。

他们互相是敌人，但也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如果一方被消灭，另一方会因为系统崩溃而收到损失，所以最佳策略是在和谐中斗争，在斗争中共存，在共存中发展。

再回到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人的确是性格不同关系不好，但绝对没有撕破脸皮的地步，两人都熟读史书，对统治阶级分化的手段洞若观火，为什么两人还要互相拆台、互相作对呢？

唯一的解释是，两人都清楚认识到，对方是自己生态位上的敌人，只有互相斗争才能生存。

对曾国藩来说，只有让左宗棠成为敌人，才能逃过慈禧的猜忌，才能明哲保身；

对左宗棠来说，只有天天骂曾国藩，才能提升自己的存在感，才能得到重用。

两人天天撕逼，看似不可理喻，恰恰是给朝廷演的一出戏，这出戏让晚清的政治生态达到平衡，最后实现了中兴之治的局面。

这才是两人交恶的深层次原因。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按照传统，曾国藩病逝后，与他有过交情的人都会敬送挽联。曾国藩的家属担心左宗棠在敬献挽联时，故意说几句过头的话。然而，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左宗棠送来的挽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他们不是最好的朋友，确是彼此最好的敌人，“相期无负平生”就是两位名臣一生关系的最真实写照。

西方谚语说：靠近你的敌人，他带给你远比朋友要多。

知己难觅，敌人更难得，朋友让你变得温暖 ，敌人让你变得伟大。

有了敌人，凯撒征服了世界，拿破仑翻过了阿尔卑斯山

有了敌人，人生就有了坐标系，就有了奋斗的方向。

没有敌人，我们难免放纵；没有敌人终将平庸。

敌人，不是你要恨之入骨的对手，而恰恰是你最应该感谢的人。

《三少爷的剑》书中，神剑山庄三少爷谢晓峰10多年来历经上千场大战未尝一败，被天下人尊为“剑神”。

传奇剑客燕十三一直以谢晓峰为目标，苦修剑道，终于在生死边缘悟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夺命十三剑”,一时之间，江湖沸腾

然而，就在燕十三赶到神剑山庄下战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三少爷谢晓峰的灵柩。

我们用一生去修炼本领，去追求无敌的境界，但真正在顶点等待你的，却是无尽的孤独与寂寞。

从这个角度讲，找到自己最好的敌人，相互斗争、纠缠却又彼此认同，真是一件人生幸事啊！

END

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宗棠从来就没有把曾国藩放在心上过，面对曾国藩的帮助他也认为是人之常情。虽然当时曾国藩对左宗棠有过帮助，但是左宗棠性格非常耿直并不感谢曾国藩。

当时左宗棠和曾国藩是老乡的关系。左宗棠又因为做官的时候太过于强硬的态度，并不懂当时的人情世故所以招惹了朝中非常多的人。就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左宗棠得罪了当时的朝廷命官，这个朝廷命官就直接让人把左宗棠逮捕了起来。

由于当时左宗棠的人品并不好，所以当时并没有人愿意帮他说话。就在这个时刻曾国藩选择帮助左宗棠这个老乡说话，不但如此他还邀请左宗棠到他手下任职。不但如此在朝廷上他还大力推荐左宗棠，可以说就是因为曾国藩，左宗棠才能当上如此大的官的。

曾国藩由于当时权力非常大，所以就把自己手中的一小部分权力给了左宗棠。左宗棠也有自己的能力所以就把当时他手中的事务处理得非常好，这也让当时中央上的人对他加以改观。可以说曾国藩是左宗棠的恩人，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拔，那么左宗棠有可能到现在还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左宗棠曾经捅了曾国藩一刀。当时左宗棠没有经过曾国藩的同意就把太平天国幼主逃跑的事情告诉了慈禧太后。这让慈禧太后大怒重重责罚了曾国藩，可以说左宗棠一直是有一些瞧不起曾国藩的，他认为曾国藩并没有他有才华。

文武兼擅，实为一代能臣良将。争伊犁，留名青史。中法一战，受制内廷，四十年怨气未申，壮志未酬，遗恨千古。1885年9月5日这天，福州城台风呼啸，惊雷轰顶，大雨倾盆。城内大小官员以及平民百姓无不悲痛万分。因为曾收复新疆的功臣左宗棠在他的行辕里与世长辞了。临终时，左宗棠口授遗折：“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达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从这铿锵悲壮的遗言中，可以看出左宗棠那一片爱国之心。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晚(1812年11月10日)，湖南湘阴东乡左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梦见一位自称是“牵牛星”的神人从天空降落在她家的院子里，不禁一吓醒来。这时，同院的儿媳妇的房中一片白光，竟把灯烛闪得黯淡不明，过了一会儿，随着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哭声传来，使这位老妇完全清醒，原来她的儿媳又给她生了一个孙子。这个在神话中诞生的男孩，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左家儿孙如此众多，但只有左宗棠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最为喜爱的。有一次，左宗棠随祖父到山上去游玩，采了一些毛栗子，自己没舍得吃，回到家后，全部分给了哥哥、姐姐，自己却一点也没有留。对左宗棠的这一举动，祖父十分高兴，逢人便说：“宗棠将来必能成大器，左家的门庭将来一定会靠他发扬光大的。”此话在五十年后果然得以应验。

　　左家尽管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勉强能称得上小康之家，祖上遗留下数十亩田产，全年的生活费用多出自这些田产的地租。另外，因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平日教书，也还有些收入。不过遇上灾年，全家也难以维持温饱。1807年，湖南湘阴一带一连几十天没下一滴雨，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左家就只能以糠饼充饥。左宗棠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因而，他了解平民的生活疾苦，这也正是他与一般纨子弟不同之处。

　　左宗棠从小饱读诗书，三岁识字，六岁读《论语》和《孟子》，九岁时便已学做八股文了。1816年，父亲左观澜应聘去长沙教书，便也把左宗棠和两个哥哥都带上令一起上学。左观澜既是严父，又是严师，不管教读和作文，都依朱熹传注，“一字不许放过”，平时家庭生活亦“肃然亦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这就使得左宗棠从懂事之日起，就接受了程朱理学的灌输，向往所谓“古人大节”。左宗棠非常聪明，尽管比两个哥哥年少很多，但做诗写文章都比两个哥哥强。有一次，左观澜教两个哥哥读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左观澜问他们：“二桃的典故出自什么地方”哥哥们没来得及回答，左宗棠便在一旁抢先说道：“古诗《梁父吟》有这一句：‘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左观澜很惊讶，因为一般五六岁的孩子是回答不上这样的问题的。原来哥哥们朗读诗文时，宗棠在一旁听到并记住了。从这可以看出，少年左宗棠的聪颖及记忆力是同龄儿童所不及的。

　　1826年，左宗棠第一次参加湖南湘阴县令主持的童子试便得以通过。第二年，他又顺利地通过了知府主持的府试。然而等到由湖南学政亲临主持的院试时，左宗棠却因母亲病重未能参加，因而也就没有取得秀才的资格。此时，左宗棠为了走科举仕途之路，尽管仍旧研习八股制艺，但兴趣却大不似以前了，渐渐地把兴趣转移到了“经世致用”之学方面了。十八岁那年，他就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并分别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书不但使左宗棠大开眼界，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掌握了一般八股文士子难能做得到的有用知识。

　　左宗棠在十九岁时，来到长沙和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做学问。贺熙龄对左宗棠要求极严，但又很喜欢他，曾做诗夸奖左宗棠说：“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先得古人心。”然而师长的赏识并没有帮助他仕途之路有所顺畅，二十岁时，左宗棠因没考上秀才，又别无进身之路，便借钱捐了个监生，以取得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1832年，他参加湖南乡试之时，他的考卷本来已遭初次淘汰，却又侥幸地被主考官“搜遗”而出，被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随后，左宗棠与湘潭富家女周诒端结婚，结婚时，因左宗棠家里贫寒，无奈只好入赘周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夫人周诒端不仅容貌姣好，且通情达理，博通书史。左宗棠在书房潜心攻读的时候，夫人就常常陪坐在身边，一面研墨一面打图底，帮做摹绘等事。

　　1833年、1835年、1838年，左宗棠连续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因每次进京的盘缠都是亲友馈赠的，且三次不第，使左宗棠觉得很没面子。然而科场的失意只给左宗棠带来暂时的困难。当他看出科举仕途之路对他不通畅时，他便集中全部心思和精力研究“经世之学”。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学，包括军事地理和历史地理。除去潜心研读《读史方舆纪要》，总结历史上战争胜败的经验与教训和攻守双方形势之外，他还在夫人的帮助下，研究历史地理。他认为，古今之研习地理者，不是“索象于图”，就是“索理于书”，实际上经过若干年的变化，有关的资料已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必须根据史书和志书重新研究校订。左宗棠根据有关地图制作等书籍，先绘了一张全国地图，然后又分开做各省的图。每幅图，都根据山川、道路和历代兵事的关系做了文字说明。他又摘抄了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几十本，题名《余阁钞本史部》或《经部》。这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农学。古老的中国，向来“以农为本”，左宗棠深谙其中的道理，他特地从南京买来许多有关农学的书籍，与夫人周诒端一起“闭门伏读，实地考验”，他结合前人的经验，撰写了《广区田图说》一书，并把“区田”画成图样，做了说明，还在柳庄亲自试验这种区田的方法，取得成功后在附近农庄广为推广。后来左宗棠成了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每到之处，他都特别注重发展农业，这与他这时的潜心研究是分不开的。

　　(三)清朝的典章制度和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1840年，左宗棠应聘去安化已故的两江总督陶澍家教书，陶澍做了几十年的封疆大吏，家中收藏有许多的上谕和奏折，因陶澍的儿子陶桄是左宗棠的女婿，所以陶家所存的档案图书资料任由他翻阅，他“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对清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以后的煊赫政绩，是与这些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的爆发，侵略者的炮火震惊了左宗棠。1839年，当林则徐在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左宗棠就广泛收集、阅读所能找到的各种记载外国情况的史志、别录，他曾多次写信给他的老师贺熙龄，要他帮助提供有关东南战事的情况。那时，英军在东南沿海恣意骚扰，他十分气愤，提出了“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抵御措施。当他得知清政府战和不定，林则徐被罢斥，琦善等人得志时，他说：“林则徐是众望所归，若能继续受到重用，必能“周岭南千里之守”。他痛斥琦善等人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贻祸子孙，应当斩首军前。

　　林则徐在云贵任总督时，曾邀左宗棠参加他的幕府，但因他要为陶澍之子教书，便没有去。以后，林则徐因病造退还乡，路过长沙时，特地约左宗棠在湘江的小船上相见，林则徐称他为“奇世之才”。他俩一面喝酒，一面纵谈古今大事，越谈越投机，直到第二天黎明，才依依不舍地离别。此次见面更加深了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敬仰，就是他在后来封侯拜相之时，还是认为与林则徐的此次会见是他一生中“第一荣幸”。

　　1850年12月，林则徐客死潮州。左宗棠闻知这一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他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悼唁给公子镜帆，还写了一副被传诵一时的挽联，以表达自己对林公的怀念。

　　1843年，左宗棠靠教书的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七十亩田地，“但原长为太平有道之民”。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使左宗棠“买山而隐”的愿望不能实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左宗棠从此进入了军旅生涯。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给左宗棠带来了机会。当他准备效法诸葛亮“淡泊以明志”，与郭嵩焘一起选湘阴、长沙交界处的东山为“避地之约”时，传来了太平军已经攻占了广西的永安的消息。那时，他正在好友胡林翼的住所。左宗棠与胡林翼既是亲戚又是少年好友，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还在1833年初次入京会试期间，他曾与胡林翼“彻夜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1844年，左宗棠听到安化、武陵、溆浦、桃源世界“皆有剧盗巢穴，党羽动辄数百人”，而朝廷的大小官员依然浑浑噩噩毫无紧张的样子，他忧心忡忡地说：“天下事败坏至此，百尔君子未闻有以，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之事，办寇之人；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则正未可知耳。”他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借饷加赋诸弊政将断此而起，天下事自此更难言矣”。此次面对太平军的勇猛攻势，左宗棠对胡林翼说：自古兵法有言，“谋定而后战”、“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至于人”，清军应在太平军营附近广筑碉堡，步步为营，渐渐逼近，使太平军离开营垒，从而一举歼灭。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一路过关斩将，猛不可挡，直指湖南长沙。清廷为了把太平军遏止在湖南，便调张亮基为湖南巡抚。胡林翼与张亮基都曾是云贵总督林则徐的左膀右臂，关系甚密。当胡林翼得知张亮基督任湖南的消息后，便多次致函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才品超冠”、“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且“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希望张亮基能够重用。

　　张亮基做了几十年的封建官僚，深知当今朝中可用之人不多，各省督抚均是“文学侍从之臣”，对用兵打仗，多是一窍不通。所以当胡林翼向他推荐左宗棠时，他十分高兴，抵达常德后，立即派专人到湘阴礼聘左宗棠。那时左宗棠正在东山白水洞过着“流离荡析，茧足荒山”的生活，尽管也长叹“效国无门”，但对于张亮基的礼聘还是托辞谢绝了。因为左宗棠非常了解当朝官场的积弊，一向鄙视那些腐朽无能的大官僚，而他对张亮基又不甚了解，心存疑虑，没有应聘。后经左宗植和郭家兄弟的劝说，又想起林则徐曾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位“开爽敏干”的疆吏，才决定接受张亮基的礼聘。

　　1852年10月，左宗棠随同张亮基一起来到了长沙城。当时太平军已在城外与清军激战了二十多天，太平军不但无力包围长沙城，反被清军三面包围，这对太平军来说，形势十分不利。但由于清军指挥不统一，怯敌畏战，也难以取胜。左宗棠进入长沙后，多方搜集军情，审度战场形势。他见太平军连攻长沙不下，很可能西渡湘江，便建议张亮基派军西渡湘江，据守土墙头、龙回潭，断绝太平军的粮食补给和西进之路，意图一举歼灭太平军。张亮基觉得左宗棠对局势分析准确，便下令让城外的清军照此而行，但清军均不听从命令，使得龙回潭等军事要地被太平军占据。左宗棠只好与江忠源等一起，死守长沙城。太平军连攻八十多天，久攻不克，精疲力尽，便放弃长沙，全军渡过湘江，经龙回潭向湖北进军。清军诸将帅至此才追悔当初没照左宗棠的策略行事，但时过境迁，为时已晚。然而尽管左宗棠歼灭太平军的想法未能实现，但在这次激战中，已显示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太平军撤离长沙，向湖北进军之后，左宗棠便帮助张亮基整饬吏治，安定社会秩序，平定湖南各路会党的势力。“征义堂”会员已达四千余人，堂址设在浏阳东乡。1853年1月，知府江忠源率兵前去围剿，左宗棠在其临行前说：一要快，二要准，要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照此说法，江忠源果真只用十二天就解散了“征义堂”。

　　1853年2月，张亮基因为“保全湖南”有“功”，被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张亮基一起离开长沙，前往武昌，这时，张亮基不仅让左宗棠继续“专兵事”，而且各州县公事禀启也完全交左宗棠“一手批答”，督署机要，所有“批、答、咨、奏，皆(左)公一人主之”。实际上，张亮基把军政要务的大权都交给了左宗棠。对于张亮基的如此信任，左宗棠十分感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在左宗棠的操持下。1853年9月仅以武昌三千疲弱兵勇，设伏团风镇，击溃由河南入湖北的北伐太平军余部，太平军的首领自认是出兵以来第一次狼狈的大败。1853年10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右三思，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辞“经手家务，不能远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隐士。张亮基赴鲁之前，曾写信与胡林翼说：自己从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转赴山东时止，军政各务均“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由此可见，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之时，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当他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与布政使、按察使联名，派人携带书银入山邀请左宗棠出山入湘幕。但由于左宗棠对骆秉章缺乏必要的了解，便也婉言推辞了。

　　1854年3月，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并继续西进，连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左宗棠在骆秉章的一再邀请下，于1854年4月，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任聘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骆秉章对左宗棠亦“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均交左宗棠一手包办。而左宗棠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那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给饷。这样，太平军被限制在长江下游，而湖南境内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左宗棠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清朝的历史上，湖南长久以来均是个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赋税收入有限，有时竟赶不上江浙的一个大府。而当时，湖南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渐提高，而这一转变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军政的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经世”活动，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

　　在左宗棠刚入湖南幕府时，财政极为困难。为了摆脱这种财政困境，他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将原来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饱私囊的部分改为法定的军务附加税，一律归公。附加税的数额比原来官吏们多收、浮收的数额低。这样，每年全省的税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负担却减少了。二是设立局长，征收厘捐，也即收商业贸易税。从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设局抽取盐厘、货厘，接着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设厘局，每年共得厘金八十万两至一百二十万两，这些税收全部用于军饷。左宗棠曾用这些税收为曾国藩的湘军增建战船，接济粮饷，从而为湖南防务和操练湘军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军军威正旺，所到之处，无不披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封建官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则提出了“欲遏贼势，先固民心”的主张。“固民心”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鼓励地主士绅组织团练。因此，他就与团练大臣曾国藩一起，在湖南城乡广办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清王朝“制乱”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借以“补兵力之不足”，然而所办团练往往被地主豪绅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有的转而抗粮抗官，而左宗棠、曾国藩等在湖南办的团练，则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们将“团”与“练”分开，而着重在“团”，主要是清查户口，实施保甲制度。乡团之外，尤重族团，强调“练团必先练族”，还特别刊发乡团执照、族团执照，“凡离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时的局面较之以前大有好转。

　　咸丰初年，清朝的吏治十分败坏，尤其是湖南，“吏治之坏，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谨，一任门丁书役多方诈扰，以致是非瞀乱，纲纪凌夷。”左宗棠认为，国家之强弱，其关键“视乎用人行政”，任用“贤能则治”，“奸庸窃位则乱”。于是他走访调查，考察湖南的州县官吏，结果是“稍可放心者不过五分之一”，因此需大加整治。于是，他与张亮基、骆秉章连续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勤恤民隐，严锄匪类”的廉官，则分别予以保奏，破格晋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锋芒，无论是在政治上、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声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对他也愈来愈加重视了。1856年，破格提升他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与此同时，朝廷内外的许多高官名臣相继举荐左宗棠，说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丰皇帝召见郭嵩焘时，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说：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极端。咸丰皇帝令他转告左宗棠“出为我办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声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时，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官樊构陷事件”，从而使得左宗棠的命运和事业起了一个急遽的变化。

　　原来，湖南自太平军入境之后，张亮基、骆秉章在左宗棠的辅佐下，借口“讨贼”的需要，破除前朝“成例”和“文法”，“便宜行事”，将军、政、财等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弹劾“违例乘舆，私役弁兵”的一些官吏。1859、1860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有克扣军饷、私役部属的劣迹，先后遭到巡抚骆秉章的参劾，后经查实参奏，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樊燮很不服气，加之一次因议事时与左宗棠意见不合，发生争吵，左宗棠不仅动手打了他，而且对他大骂不止，于是在湖南布政使文格及湖广总督官文的协谋下，往湖广部督署控告左宗棠把持湘政时接受贿赂。官文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添油加醋一番，奏报朝廷。官文是满洲贵族大员，皇帝当然信任他，就下旨将本案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官、樊二人的诬陷，对左宗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感慨万分，毅然离开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国藩处闲居。其实，“官樊构陷事件”与左宗棠的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志大言大，从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时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自鸣得意，在同学面前显示。就在他二十多岁、穷困潦倒之时，仍写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并在书房挂起来。年龄较大以后，他自恃才识超群，在给朋友的信中常以“诸葛”自署，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用”。更有甚者，他还常常面折人过，就连对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国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有人称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险，极不易交”。

　　郭嵩焘在得到左宗棠被诬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书潘祖荫和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求救。潘祖荫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官文知道朝廷有意用左宗棠，只得具奏结案，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当左宗棠被“官樊构陷事件”困扰的时候，在江南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60年初，在洪仁玕与李秀成的商定下，决计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敌援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宫，以解天京之围。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举攻占杭州。钦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师驰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军主力回京，与陈玉成等人齐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马合攻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江南大营彻底被击溃，统率该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先后毙命。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等人。

连续数十天的冒暑远征，加上抵闽后水土不服和操劳过度，左宗棠的身体健康是每况愈下，常常“心情仿佛，头晕眼花……终日坐起时少，睡卧时多”，甚至连饮食都难自理，但抗敌保国的激情支撑着他日渐衰弱的躯体。经过多方的努力，终于设法雇用到了商船，左宗棠迅速命部将王诗正率领恪靖援台各营，成功地渡过了台湾海峡。援兵到后，台湾的防卫力量大大增强，刘铭传、王诗正等指挥在台各军和台湾民间武装紧密配合，终于力挫强敌，保住了台湾。

　　在广西边外，由于指挥关外军事的潘鼎新秉承李鸿章的意旨，“料其终局归于和议，故不以兵事为意”，因而法军就得以突入关内，广西全境震动。边境人民奋起抗敌，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统率所部粤军前往迎敌。

　　1885年2月初，冯子材部在王德榜、王孝祺等部的合作下，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进克文渊城。“法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月中、冯、王各军乘胜前进，又取得了谅山大捷，毙伤法军近千人。与此同时，西路刘永福和岑毓英部滇军又大捷于临洮，进取宜光。这样一来，整个战局顿时改观，“法人气馁力敝，沿海及各国皆知”。

　　此时的形势，可以说对中国相当有利，如果像左宗棠主张的那样，中国将会武力取得全胜。但是，懦弱的清政府置前线军民用鲜血换得的胜利于不顾，竟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一心盼待倾吐“四十余年恶气”的左宗棠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真可谓有心报国，回天无力!失望、愤怒、病魔使这位爱国老臣再也支持不下去了。7月20日夜里他曾一度昏死过去。在这样严重的病情之下，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他仍然不忘国家的海防建设，7月29日，他上奏清廷，提出了大力加强海防建设的七条具体措施：军舰宜备建；营制宜整顿；巡守操练宜定章；海防局所宜裁并；海防经费宜通筹；铁路宜仿造；士气宜培养。

　　1885年8月，左宗棠再次抱病上奏，专就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进行论说，并且对加强台湾防务建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台湾孤峙大洋，为东南七省的门户，台湾防务的好坏，关系到海防大局，他主张将台湾与福建分开单独建省。这年10月12日，清廷决定台湾置为行省，可谓实现了左宗棠的遗愿。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这位中国近代少有的军政大臣永远地停止了呼吸。临死之前他口授遗疏，以表达自己的未酬壮志：“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这悲壮的遗言，可以说是左宗棠爱国思想的最生动的写照。

关于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什么“路线之争”、“湘淮之争”、朝廷故意挑拨等等都是阴谋论，都是后人的臆想。这里告诉你二人不和的真正原因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曾做过当年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然而，二人却长期不和，巅峰对决相争长达数十年之久。凡是你支持的，我肯定反对；凡是你反对的，我肯定支持。

后世一些学者称二人是路线之争，说什么，左宗棠走的是林则徐路线，李鸿章走的是穆彰阿路线，这想像也让人服了。还有一些学者指称二人之争是湘淮二系地盘之争，更让人无语。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清廷故意挑起矛盾，引起二人相争，起到驾驭重臣的作用。

这三种观点都是人们臆想。明眼人看到，左宗棠和李鸿章之争主要在于，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但二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最典型的莫过于塞防与海防之争，只不过左宗棠更重意气，不屈服；李鸿章更圆滑，重现实。

至于湘淮之间本就联为一体，曾国藩裁湘留淮之计，本就不涉及左宗棠，后来左部所属湘军赴西北，李部所属淮军留在东南，风马牛不相及，何来地盘之争？对于两位重臣，清廷都倚重很深，假如真的故意挑起矛盾，于大局何益？

要探寻李左二人为何长期相争，关键要明白二人相争起于何时何事。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第一个入室弟子，始于曾国藩京官时期。

到1858年底，在安徽作战失败后的李鸿章到江西来看望在曾国藩手下管理粮台的哥哥李瀚章，打算到老师手下来做事。

李瀚章也向曾国藩推荐了这个弟弟。然而，对于李鸿章这个学生，曾国藩非常了解他才高气傲，自然希望他能来做帮手，但为了煞一煞其傲气，磨一磨他的性格，在去湖北与胡林翼商讨进军的路上，经停东流时，与李鸿章等人相见。李鸿章也陪同恩师走了一段路，但曾国藩故意不提李鸿章入幕一事，并非传言中所说，曾国藩故意一个月不见李鸿章。直到1859年，李鸿章正式提出入幕，曾国藩才答应他。

同样身为晚清四大名臣的左宗棠和曾国藩，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是太过友好的。虽然早年之间曾国藩曾经对着曾国藩有着提携之恩，但是左宗棠后来却并没有和曾国藩的关系很近。不过也有很多人都认为，其实这是曾国藩和左宗棠演给慈禧看的，他们两人之间的决裂是为了防止慈禧猜忌他们。

左宗棠少年便是在家乡成名，但是却是因为不适合于科举，一直没有功名。而没有功名的左宗棠，只能在无奈之下去当一个军师。如果只是当一个军师的左宗棠最后十分可能会成为一个默默无名的人而泯然于众人，但是曾国藩却是发现了左宗棠的才能，并且对他提携，将他招募到了朝廷当中。

但是让人未曾想到的是，在左宗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之后，左宗棠他却是因为自己军事才能而在仕途上面一帆风顺，后来两个人更是平起平坐。但就是到了这一刻，两个人却是分道扬镳。而其原因便是因为两人出生的不同，左宗棠是一个十分骄傲的人，他看不起曾国藩那样的儒生风格，因此他在和曾国藩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多次反对曾国藩的想法。之后因为太平天国事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更是降到了冰点。

但是让人未曾想到的是，在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却是十分的伤心，他亲自为曾国藩写了28个字的挽联，而从这一幅挽联当中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曾国藩是十分敬重的。因此这就更加让人确信，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之间的间隙完全是演给慈禧太后看的。但时间已经过去了百余年，我们如今也不晓得这两人到底是演给慈禧看的，还是这两人之间真的有互相不舒服的地方。但不论如何，他们没有把个人的事情放到国家大事来上面，这是十分让人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