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西方文学作品 对比其文化

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投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啥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叉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 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这种审美观在总倾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根据艺术对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将艺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再现的艺术力求按照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的表象与艺术的意象达到一致和重合；而表现的艺术则是以心灵外射的方式，根据主观的意愿拆碎现实表象的固有的常态的组合并重新加以组合。

西方：浪漫，自由，以自我为中心，讲究爱与性的结合。

中国：现实，房子，票子，车子是条件。家庭态度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两人有谈恋爱更多的像是两个家庭的在谈恋爱。目前虽婚前性行为为社会所接受，但不是每一个都接受了的。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

　　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

　　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

　　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

　　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

　　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

　　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

　　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

　　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

　　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

　　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

　　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

　　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

　　即使天神降下甘露，

　　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

　　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

　　并不只为把你仰攀，

　　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

　　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

　　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

　　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

　　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

　　然而，姑娘你是地狱，

　　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

　　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

　　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

　　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

　　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

　　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

　　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

　　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

　　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

　　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

　　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

　　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

　　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

　　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

　　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

　　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

　　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

　　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

　　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

　　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

　　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

　　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

　　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

　　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

　　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

　　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

　　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

　　请读下面两首词：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

　　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西方相对于东方文化起步比较晚,但在他们内部之间,比如:南欧和北欧,西欧和东欧,就是英国,德国内部也有着异处,然而体现着本质差异的无疑还是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

龙和凤在中国,龙是图腾的形象,在图腾发展的进一步神圣化之后,形成了龙,凤等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综合性图腾形象,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神异的动物。因而,在我国龙凤指才能优异的人，龙虎比喻豪杰志士。“龙”在成语中也被广泛的利用，如、“龙飞凤舞、藏龙卧虎”等。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以“龙的子孙”自豪。我国的传说中，凤凰是一种神异的动物，与龙、龟、麒麟合称四灵。凤在中国还指优良女子,还有太平昌盛之意,旧时，凤也为圣德。"凤毛麟角"指珍贵而不可多得用来比喻有圣德的人。

在西方龙和凤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在西方，龙是罪恶和邪恶的代表，西方的凤，是再生复活的意思在西方传说神话中，龙是一种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能够从嘴中喷火 。到了中世纪，龙演化为罪恶的象征，要不Diablo(西方的著名电脑游戏)中的魔鬼diablo是个长得很像龙的怪物, 在英语中,龙所引起的联想与“龙”在中文中所引起的联想完全不同。要是对西方人表示赞美千万不可用龙凤等。

中华民族是一个渴望安定祥和的民族，因此，就想象龙、凤是一种福音。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西方长期受宗教的影响，我国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封建思想的统治。西方人信仰上帝，与上帝作对就是过错，就是罪恶；而我国人民信仰上天，佛祖，祈求上天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神把龙作为自身的代表降到人间，是至高无上的象征。

东方（或中国）小说塑造人物和事件，非常重视言行描写，通过言行描写反映人物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而且讲究情节的紧凑性与悬念、神来之笔的吸引力，这点与民间广泛存在的说唱文学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

外国小说则不同，极度重视静态心理描写，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通过人物视角的转换把大小事件娓娓道来，他们（外国读者）关心的是事件对人物、人际关系的影响。

由此可见，东方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方面可用一“动”字作精要概括（行动则心动，见微知著），西方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方面可用一“静”字作精要概括（心不动则人不妄动，暴风雨的中心总是宁静的），这是东西方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方面最本质的区别。

在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选题上，不少学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乃至毕生的精力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向西方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西方，为全球一体化的思维格局作出了不朽贡献。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从不同角度向我们介绍了西方文化特征和艺术思想的构成。对我们了解外埠世界，了解西方文化的审美理念，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理论依据，为我们研究自己民族的审美理念和融入西方审美思想对我们的赏石活动具有十分积极地意义。

这是一个大题目，它涉及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各民族的生活习惯，物质条件，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光照时间等众多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本文旨在就审美意识方面作点阐述，愿它能对我们的赏石活动有点积极意义。

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区域，确有潜意识领域的存在。这种奇特的潜意识功能的发现，不仅校正了以往无法解释的神话观念，而且更科学的解释了人脑进化的客观规律。人脑的这种潜意识领域，可分为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沉积，理论上把它区分为种族潜意识和个体潜意识两大类。据W薄莱尔的实验报告表明：人的感觉能力有一种连续性。新生儿在出生之前大脑中就写上了复杂难读，甚至不可辨认的特殊记号。这种记号是来至远代祖先的许多感觉刻痕，有人便称其为种族潜意识或曰遗传基因。个体潜意识则是人的后天所有经验和理性意识在大脑层皮留下的记忆痕迹，是现实生活中对人影响最深刻，触动最大的历史事件存留的痕迹。这些库存在大脑层皮中的所有记忆，会在潜意识中留下一触即发和条件反射的不同反应，并主导着人的所有行为意识。

中国的奇石鉴赏家和艺术家，应该是对事物感受能力比较敏感并具有超前审美意识的一类。当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看到某种事物最初的原貌时，会因此发生很强烈的情感活动。虽然还无法从科学的理论上解释对某一事物的思考能力，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对事物的感知能力与一般人是有所不同的。当他们发现有一种特别而又值得注意的物质现象时，便热心而好奇的摄取到自己的心灵中来。从最初感觉的那种独立形象，经过潜意识的孕育培养，再与其它事物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创造出思维典型。这种典型思维的意义是鉴赏家以前观察到事物现象的再现。

一种物质现象，如果它可以形成并表现时代的审美动机，他们便能摆脱个体狭窄的认识圈子，对整个物质现象投射以格外的审美注意力。能够强化自身的活动意向，并去认真观察、体验、捕作和揭示自己时代的审美特征，将这些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从而构成整个审美创造活动中稳定而完整的实际内容。同时，在审美个性的整体结构中，比较稳定而又差异较大的则是鉴赏家对观察，感知、分析、想象的不同层面而有所不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里，不可能开放出古希腊时期那种表现人体健美，体格强悍，袒露胸腹的艺术之花。也不可能有象维纳斯那样裸露肌肤的女性形象和像大卫那种全裸的男子雕像。西方的艺术创造是一种入木三分的细腻肌肉块状和骨骼关节灵活的直观再现。东方艺术则是充分利用外在条件的包裹意象影射着人体内在的那种气质和想象。中国的人物画和雕塑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标准的比例，历史上没有一件作品可称为正比和采用黄金分割的科学方法进行艺术构思。直到近代，西安兵马俑的出现才让我们见到了二千多年前人物比例的正确性。但依然是重甲包裹，服履靴形。即使这种比较科学的人物比例，也没有被后来的艺术家采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艺术家不可能亲见直观的人体，更不允许宣泄人体艺术的原形。说到底，是对人体美的艺术形象不懂和禁忌。在中国礼教中，女不露皮，男不露脐的教化，成为一种约束人的意思行为，禁忌自我了解的桎梏。在中国历史上认为大逆不道的事，在西方，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美术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精华，似乎重新认识到了人体是世间最美的一部分？

自从艺术人体在我国小范围开始运用，始终步履艰难，障碍重重，更是直接怒斥为色情和**的渲染。这种对人体自身神秘化的教化结果，导致民族的另类更希望解开这个谜团的主动进攻。人们越是见不到真的人体，越是表现出对未知领域的渴望，尤其是最隐蔽的生殖器官，便成为中国另类最强烈的报复对象。所以，中国人骂人最恶毒最丑陋的语言，莫过于对男人女人的生殖器攻击。我们所知道外族恶毒语言的攻击只是强调人格智能的低下和愚昧，他们即使骂人也似乎不像国人如此丑陋和腥嗅。

近二十年来，中国境内人体艺术和那些被称为裸体的东西多了起来，人们也似乎习以为常了。从最初让男人们的圆目咋舌，女人们的羞巾捂面发展到现在，似乎也对人体这一最美部分的理论开始有某种程度的认可。

西方绘画是在画布上用颜料反复涂模出光影和透视效果。中国绘画则是在一张白纸上充分利用虚幻而简略的手法概括具象和景深。中国的文字是一字一意的肯定人类活动印迹，并作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进行欣赏，直至解读远古的原始文字。西方则是用二十几个字母反复拼凑来反映人类的社会活动。这些拼音出来的东西，有些用语的意思，时过境迁，后来者就不解其原始的含意了，这一点在不少文章中都得到证实。中国的语言习惯多采用隐喻，含蓄，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重要意思。西方则是直接，生硬，高亢，直白的强调重要内容。中国人一个眼神，一句用语的轻、重、缓、急都分别表示不同的意思，西方人则全然不解其意。这当然与生活习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想象：东、西方的原始初民们，主动和被动的感觉对象，是带有某些真实和想象去认识更加符合原生形态的表现。物的美丑是依据它与人的关系来决定的。人们会透过这种感觉自然形式所表现的意志，情感和愿望，不断寻找那些与自身相关的审美感觉。这种精神需求的强烈愿望，诱发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书法热，诗词热，收藏热等曾经失落的文化现象。

东、西审美意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文学、诗歌、戏剧、**、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美育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太多的不同。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并不因为个人的祸福而显示，只有当它能为整个人类服务时才显得伟大。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长期审美实践的产物。人的审美知觉在漫长的审美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提高，并通过种族的遗传而获得。人脑的很多信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自己种族的经验经过无数次反复存留下来的生理痕迹，它组成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并成为人人生而有之的天性本能。审美对象一旦将人脑中那些潜藏的原型唤醒，就可以凭借经验，联想，本能地获得这种原型的审美感受。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经验型的民族，我们的思维也同样是一个经验型思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都会有意无意的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的侵扰是不足奇怪的。

中国的盆景艺术和赏石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的背后，矗立着强大的民族背景。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和积极向上的心理因素。是民族心理制约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土壤所培育的。

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以中庸谦和为主，把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推为至高。西方人的基本态度却是物我对立。在对立思想的支配下，西方人很重视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用概念化推理演绎出把握对象的思维发展到用实验剖析事物本身，重视对物体本身的实体效果，从而揭示事物规律的理性认识。在审美思想中更强调人为因素和量化微观。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不能武断和片面的说孰优孰劣，东、西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系统经过猛烈的撞击之后，初步形成一种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趋势。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在近代的一百多年里，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并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很多正确性。西方的审美观念也给中国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进步。

中国的审美观念也逐步被西方人接受和喜欢。喜欢汉学和汉字文化的外国人到中国留学的人也逐步多了起来。近代时兴的盆景艺术和赏石文化也通过不同渠道打动着西方人紧闭的心扉。竟管他们赏玩的风格跟中国不一样，但他们却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与自然和谐的良好习性。

人类为追求美好事物的思想境界和自由无羁的生活方式曾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每个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中，无不融入太多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的根源是人类历史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曾遭到人为的压抑和摧残。世世代代的理想之梦被严酷的现实击碎之后，那种油然而生的凄迷美，能引起整个人类社会的共鸣，这种审美理念让我们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补偿和平衡。

人的认知思维具有同化、顺应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同化是把客体纳入到主体中去融合。顺应是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揉合原有审美对象的功能当然易于为对象所同化。这种同化和顺应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在量上丰富了原有对象的审美水平。文学家，艺术家和与之相关的鉴赏家应该担负起提高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使命。历史上任何一部青春永驻的不朽之作，总是不断满足那个时代的审美需求，从而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永不过时的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