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四讲的关于美

中国传统把一切能作为欣赏对象的事物都叫美，而李泽厚认为这是把美的概念泛化了。美既然是具有肯定性价值的审美对象，那么美总会有一定的感性形式，于是他认为美必须具有感性形式，从而诉诸人的感性。这就谈到了审美对象问题。朱光潜说：“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态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性质。”①李泽厚把它解释为：人的主观情感、意识与对象结合起来，达到主客观在‘意识形态’即情感思想上的同意，才能产生美。例如椅子只有被人坐，才成为椅子。然而，对象还必须有客观性质，也就审美性质问题。作者在此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同构说”解释客观刚面的条件、因素等是如何成为审美性质的。“一定的形式结构，因为同构感应，引发人们特定的知觉情感，从而具有审美素质。” ②但它与动物的同构反映不同，因为人打的同构反映是在长期生活实践，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形成的。这里又涉及了美的本质问题。以上三方面是美的三层含义。但是作者认为只有从美的根源，而不是从审美对象或审美性质来规定或探索美的本质，才是“美是什么”作为哲学问题的真正提出。

李泽厚认为美的根源就是“自然的人化”，即实践。所谓“自然的人化”是物质化，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美的本质（即自由的形式）是“人类和个体通过长期实践所自己建立起来的客观力量和活动。”③它属于一种现代意义的新的客观论，亦即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的客观论。也可以说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不是个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类总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创造了美。同时，李泽厚认为：“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也就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④合规律性是社会美的方面，而从客观对象说，合目的性则是自然美的方面。他从社会美到自然美进一步说明了人类总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创造了美。

社会美是美的本质的直接展示。它经历了从动态过程到静态成果，也就是“由于主体实践力量强大并征服自然对象之后的成果。”如大桥、高楼等有气势，就是具有善的形式力量，它们也是为人服务的，这又成了真的内容，两者是统一的。社会美具有历史尺度，历史的沉埋使社会美更深沉的力量。此外，它还与技术工艺、生活韵律有关。在当今的工艺社会里更需要“天人合一”，它既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自然化。李泽厚从中又延伸出形式美及其一般规律或特征，如对称、节奏等是人来实践力量所历史地造成的抽离。他用沃林格对“抽象”的研究即使形式美的根源，即“‘抽象’表现的是对生命和现实世界的隔离、否定，是为了消灭具体时空以求超越有限，是对永恒的追求，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紧张、收缩和内化。” ⑤所以物质实践的抽离根源自然在缘故的人类劳动操作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中。

然而“现代科技工艺和工具理性的泛滥化所带来的人性丧失……人做了由自己所发现、掌握、扩大的形式力量和理性结构的奴隶”，这种异化真是自然美要解决的课题。自然美的本质也来自客观的社会生活、实践而不是主观情感意识。李泽厚又用了“自然的人化”解释自然对象为何引起审美愉快。在这里，是一种广阔历史视野上的“自然的人化”，具有历史性。自然美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人的自然化，个体的感性与大自然是相互交往的。在这个交融过程中，更多的是规律性服从与目的性。

关于美感

李泽厚认为美感问题属于心理科学范围，是审美心理学所专门研究的课题。西方美学家认为美是美感所创造出来的，而这个过程有一个中介，就是主观的审美心理。因此研究美感就需要从审美心理研究。李泽厚比较倾向于用格式塔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事物形体结构和运动本身就包含着情感的表现，艺术作为表现，并不在于题材”⑥。因此，物质对象的形式结构与主题心理情感结构的对应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容的“无意识集体原型”论认为：“人的大脑在历史中不断进化，长远的社会（主要是种族）经验在人脑结构中留下生理的痕迹，形成了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它们不断遗传下来，成为生而具有的‘集体无意识’，它是超个人的”⑦。而艺术家则是把这种原型唤醒，使人不需个人经验就会本能地获得这些原型的深刻感受。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未完全地描述审美经验。而李从哲学角度讲述了审美心理即美感的某些特点。

审美心理会“建立新感性”。这也是从人类学本体论来说的。人具有人性心理，它是在原始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巫术礼仪活动基础上，通过世代的文化传袭而不断丰富、巩固、变异、发展，并随人际关系扩展而获有越来越突出的人类普遍性和共同性。个体的作用、地位和独创性会逐渐突出和重要，久而久之，会构成群体心理的事实和革新，这就是人类自己历史地建构起心理本体，即“新感性”。它属于内在自然的人化，也正是李泽厚关于美感的总观点。其中包括感官的人化和情欲的人化。感官的人化就是感官逐渐失去“非常狭窄的维持生理生存的功利性质”，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东西，即感性的社会性，这也是美感的特点，审美既是个体、感性、没有社会功利的，但它又是社会、理性、具有欲望功利的。情欲的人化就是指“人们的情感虽然是感性的，个体的，有生物根源和审理基础的，但其中积淀了理性的东西，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的内容”。“性欲成为爱情，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的关系，自然感官成为审美的感官，人的情欲成为美的情感”。⑧因此，美感具有矛盾的二重性。

从审美过程和结构看，审美具有准备阶段，就是从审美态度进入审美经验。而审美注意是其中的过度，它把审美态度具体化并能发展其他心理功能如情感、想象的深入结构。审美的实现阶段，就是产生美感的阶段，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阶段。这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活动过程，其中包括感知、想象、理解、情感等多种因素的交错融合。它是一种主动的活动，是人心理功能因素自由活动的结果。这个过程中的审美感知很重要，它既有动物性生理快适的机制，同时又是多种心理功能相综合协同运动的结果。它包含理解这个复杂综合的过程。审美经验的积累形成审美趣味，就到了成果阶段，达到了审美愉快的目的。

从审美形态看，美感可以有优美、崇高美、悲剧美和戏剧美，但李泽厚主要是从美感产生的阶段和层次来分析。美感首先是悦耳悦目，这里耳目不只是认知而是享受，这享受也不只是生理快感，而是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包括性本能、情欲、行为、心境、理念的被压抑，通过审美获得解放和宣泄，还有此范围之外的心意的满足和愉悦。最高的形式也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它不仅不只是耳目器官，而且也不止是心意情感的感受理解，而且还是整个生命和存在的全部投入。黑格尔认为与崇高有关，是一种崇高感，而在中国则可以理解成“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所讲的美学是哲学美学，是美的哲学。美属于哲学范畴，研究的是美的本质问题，而美感则属于心理学范畴，研究的是审美心理的问题。但是它们都可以从哲学的高度，从人类学本体论出发，用“自然的人化”观念来探讨，于是，归根到底关于美与美感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又可以用“自然的人化”来解释。因此，“自然的人化”既是研究美与美感的出发点，又是美与美感的归宿。

授课课程丨上海交大文创学院文创赋能-商业IP化运营课程《东方生活美学-东家篇》授课老师丨朱见山豫园合伙人、东家APP创始人、董事长、互联网与传统手工艺融合的先行者深度好文：4300字丨8分钟阅读本文根据朱见山授课内容摘编而成，不代表学院及授课老师立场，仅供参考。东家平台与匠人共建共生，通过商业化使得文化良性传承，让好作品有价值，让匠心得以坚守。——朱见山（朱见山授课照片）上一次课程，复星全球合伙人、豫园股份总裁高级助理、东家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联席董事长孟文博为我们带来了《东方美学融入现代生活的思考》的精彩讲演，让学员们受益匪浅。在此基础上，东家APP创始人、董事长朱见山将从数字化运营的角度，为学员们呈现东家在东方生活美学上的探索历程。（课程合照）01引言：东家是谁？1东家介绍东家是中国最大的手作匠人电商，是涵盖范围最广的东方生活美学平台，同时也是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首个互联网产业示范点。（东家品牌文化与使命，图源课件）（东家品牌文化与使命，图源课件）2东家APP：东方生活美学生态电商2015年，东家APP于杭州诞生，产品涵盖茶叶、茶器、首饰、文玩、家居、食味、服饰7大类目，均客单价超3000元。平台用户具备高粘性、高忠诚度、高消费能力。截至2022年8月，平台上入驻的大师名匠已达1万+，匠心好物1000万+，文化同好500万+。3东家业务：一体两翼东家的业务布局呈现出“一体两翼”的特征。一体——东家APP，打造匠人平台生态，汇集百万文化爱好者。两翼——自有品牌，链接消费产业集群，甄选东方生活美学好物；线下空间，构建多形态文化消费场景，让东方生活美学融入家庭生活。02匠人匠作线上化1匠人匠心现状目前，工匠行业面临着传统手工艺衰落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同质化严重，销售渠道狭窄，营销意识较差，缺少宣传曝光，缺乏创新模式。过去，人们对于匠心的印象，往往与单一、刻板、距离感相关；然而，真实的匠心，却是多元、立体的，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东家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的手工艺品数字化运营模式，传承文化，守护匠心。2东家守护匠人匠心用脚步探索匠心的各种可能，让“抽象”的匠心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焕发新的生机，让东方生活美学融入当代家庭生活中，是东家的愿景。在这一愿景的引导下，东家平台与匠人共建共生，通过商业化使得文化良性传承，让好作品有价值，让匠心得以坚守。-代表案例_传承非遗代表人物：叶宗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歙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一直以来他都在尝试于砚台中注入更多内涵。如今，他通过东家平台，一件一件地阐述着守艺人的故事、歙砚的文化。（叶宗意，图源课件）弘扬手艺代表人物：铁人在苦于宣传和推广潮州壶之际，他遇见东家，尝试着上线了第一个众筹产品，一举创下当时东家的众筹金额最高和最快售罄时间记录。（铁人，图源课件）创新互动代表人物：芮帅自从2017年入驻东家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拍卖等新玩法，成功将店内产品客单价提高到了64810元，真正做到了传播文化与美物销售共进。（芮帅，图源课件）扶持新匠代表人物：江歆为了呈现陶瓷器物的当代美学价值，她打造了品牌“宛玉”。作为一个新兴品牌，在东家的助力下，迅速吸引了一批能欣赏、愿购买的同好群体。（江歆，图源课件）除此之外，东家APP还深入探访了十余万匠人，经严格的入驻标准筛选、审核，聚集了一万多名守艺人，获得了强大的供应链资源及丰富的匠人资源，形成了文化生活“产业+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图源课件）3产业带赋能建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地数据资源库：深入中国各个产业聚集地，将产业资源嫁接进更多流量资源入口，实现整合转化。深入十余大产业带，派驻城市经理：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苏州和田玉家具文玩，龙泉青瓷宝剑，闽北茶叶建盏，福州寿山石大漆仙游红木，四会平州揭阳翡翠，云南茶叶紫陶，云南瑞丽翡翠，杭州篆刻文玩，徽州文房四宝，河南汝瓷钧瓷等。4匠人赋能（图源课件）03产品电商化1非标文化电商东家APP采用非标商品柔性供应链协同平台管理技术，对标全网独特的用户群体，提供丰富可信赖的交易场景。（东家APP首页界面）2创意玩法首创押窑、微众筹、直播拍卖、鬼市等众多运营玩法，是行业内具有最高权威性和最高文化性的文化生活平台。押窑栏目匠人案例：东家首创“押窑”玩法，包下九烧工作室整窑，上线三天，600件柴烧作品全部售罄，总销售额17万。网易同步直播八天八夜烧窑全程，累计观看人数超过300万，在小众的柴烧领域创造了极大的影响力。开窖节：入窑一色，开窑万彩；通过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让上百个窑口同时进行开窑直播，百万用户观看直播，感受烧窑的魅力。（图源课件）（图源课件）众筹栏目玩法：匠人发起众筹作品的设计和实现计划设定一定的众筹金额或数量，用户预付来支持匠人的创作众筹达到目标，匠人定制作品，回馈用户匠人案例：东家联名态与度茶叶联合推出老班章古树头春茶众筹单众筹筹得1,402,909元。（图源课件）（图源课件）心选栏目以“用心选放心选”为核心服务宗旨，通过鉴赏官亲测，定期抽样，退换无忧等方式，为用户挑选放心好物，官方心选、用心推荐。（图源课件）拍卖栏目东家平台现行的拍卖栏目有0元拍、直播拍、专场拍、拍卖行四项。（图源课件）-核心交易线：“东家拍卖”-2020年9月，东家获得浙江省文物局颁发的文物拍卖许可证，东家成立自营拍卖“东家拍卖行”首创文化艺术品直播竞拍玩法，成为艺术品线上拍卖开创者。致力于打造“艺术品，轻收藏”网拍平台甄选古董艺术品/艺术家名作上拍，成为国内线上艺术品拍卖行业的领军者。（图源课件）东家春/秋拍东家春/秋拍集结了国内顶尖知名拍行选送拍品、平台各大师及热门匠人作品，涵盖上百万件拍品，从玉石、陶瓷、紫砂到文玩、竹木牙角等，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喜好。东家春/秋拍自上线以来重器拍场占比近70%，2021年春拍/秋拍GMV均超1亿。（图源课件）东家首发东家首发聚合大师、知名匠人、明星、艺术家等线上线下联合直播发布新品的形式，结合东家战略规划进行全链路宣发，建立中国匠人权威首发渠道。从2022年年初开始已组织40余场，其中合作对象，包含朱炳仁·铜、西泠印社主理人等大师，流量明星娄艺潇，并与杭州大剧院展开线下联合首发。（图源课件）东家传家节东家传家节期间，有近500场线上直播拍卖，价值百万传家重器无底价起拍，拍品品类涵盖珠宝玉翠，茶器茶叶文玩家居，以及部分精品拍卖行艺术品。（图源课件）04用户数据化在电商平台的运营中，东家通过划分会员等级、用户标签管理以及提供文化秘书三种方式，完成对用户的数据化管理，以期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服务。1会员等级东家共有5个会员等级，其中V3-V5属于高客等级，享受文化秘书服务。（图源课件）（图源课件）2用户标签东家现有5个标签组，33个标签类型，128种用户标签。让用户信息更加具象化。（图源课件）3文化秘书东家文化秘书是一支由具备不同文化领域专长的人才组成服务团队。团队服务于东家APP高等级客，是东家品牌文化输出的窗口。提供优质的文化交流与服务品质保障，打造东家社区特色文化氛围，帮助用户实现理想自我，维系东家与用户之间的情感纽带，完成用户对东家的文化认同。发挥对内协作，对外传播的重要作用。（图源课件）05文化产品新零售东家通过搭建线下空间、举办线下活动、产品共创、生态合作以及线上线下打通的方式，打造文化产品的新零售模式。1线下空间-东家客厅-（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40号）在位于北京的东家客厅线下空间中，东家举办了“东家对话大师系列”，曾应邀的嘉宾有马可（著名服装设计师）、甘而可（顶尖漆艺大师）、黑川雅之（著名建筑设计师）、蔡志忠（著名漫画家）、方文山（著名词作人）等。-东家问津-（天津市于家堡自贸区堡子里21文化创意社区）在天津的东家客厅中，东家举办了“千匠问津”活动。与天津政府合作，平均每月组织一位知名匠人到店内举办线下活动，活动形式包括讲座、分享、沙龙、互动体验等，匠人粉丝和有兴趣的用户通过报名，可到店参与活动，与大师级匠人面对面接触；活动同步在线上直播，东家用户可登陆东家在线上与匠人互动。根据行程计划，拍摄剪辑每个匠人的专题视频，并在地方电视台以及其他渠道进行播出。（图源课件）-东家茶馆-（武汉国际时尚中心）2线下活动——中国匠人大会最高规格的行业盛会，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题字；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方城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华人重量级文化盛宴，已连续举办四届，千匠汇聚，大咖云集，数十个产业聚集地区政府管理部门主动组织当地匠人参会。（图源课件）2022年8月19日至24日，第四届中国匠人大会在成都举办。大会汇聚了各行各界精英学者，包括原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兼秘书长周令飞、茶文化泰斗蔡镇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孟燕等。此外，还有多位艺术名家将到场助阵，如朗诵艺术家陈铎、国乐大师方锦龙、表演艺术家臧金生、著名主持人任志宏。除了中国匠人大会之外，东家还参与了杭州文博会、携手共青团中央举办“中国华服日”、开展东家市集活动等等。3产品共创——东家x冷酸灵IP合作精选5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与冷酸灵产品深度结合，以“国博传承五千年华夏文明，冷酸灵呵护国人口腔健康”为主题，结合历史、文化、艺术、哲学、神话、功能等概念，匠心打造5款冷酸灵x国家博物馆特别版牙膏。2019年双11当天，冷酸灵国博礼盒首次上线，日销3万余套，超过12万支，共计约200万余元。截止至2019年11月25日，冷酸灵天猫旗舰店静态销售超过1万余套，累计4万余支。10月28日，冷酸灵国博产品正式入驻屈臣氏，并在屈臣氏全国500家门店全面铺开。（图源课件）4生态合作武汉BFC古董大展2020年，东家在武汉BFC三层LANVIN主题展厅举办“百工居肆”古代艺术品特展，以手工艺高度繁荣的宋代器物居多，以金器、陶瓷、玛瑙、木头为主，充分展现了宋式美学和东方技艺。千万级展品：展出古董总价值1500余万元，包含最早从汉代起的金器、高古瓷、杂件摆件、玉石玉雕等。主视觉书房墙：关键字提取于所有展品。（图源课件）（图源课件）“什么东·西”珠宝展东家携手13位中国顶尖独立珠宝设计师在上海豫园·海上梨园举办的主题展览，意在推动一场浪潮，重拾手作的温度和专注，诗情画意的文化和内涵；让设计重回中国，美学复归东方。（图源课件）5线上线下打通东家与豫园华宝楼联合，东家负责会员运营、内容生产、产品销售以及平台活动四个端口，华宝楼则作为线下空间、策划展览、产品发布会、高客活动等重要场所，由此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打通。（图源课件）06总结通过对东家品牌运营案例的精彩讲解，朱见山总结出了匠人匠作线上化、产品电商化、用户数据化的产品数字化运营模式。同时他表示，产品共创、生态合作、打通线上活动与线下空间，是文化产品新零售可供借鉴的方式。最后，朱见山提到了东家平台的愿景：与匠人共建共生，通过商业化使得文化良性传承，让好作品有价值，让匠心得以坚守。本文根据朱见山授课内容摘编而成，不代表学院及授课老师立场，仅供参考。

《观众心理美学》（余秋雨）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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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观众心理美学

作者：余秋雨

豆瓣评分：80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4

页数：195

内容简介：

观众的情感恰如一架天平，艺术家对情感的处置并无随心所欲的自由。应该看到，在舞台的前面开阔而黝黯的空间中，观众的情感正通过小心翼翼的衡秤而慢慢积聚。只有恭敬地敏感于这个巨大的情感实体的存在，它才有可能给舞台以共鸣。

《观众心理美学》从观众心理角度来阐述戏剧艺术的随笔著作，用散文的笔调对戏剧学乃至心理学也都作了生动的解读。

《观众心理美学》由余秋雨编著。

内容提要作者站在“新实践美学”的立场，认为在何谓实践、何谓超越、何谓生存、何谓审美这些事关美与审美的根本问题上，新实践美学既与李泽厚等的实践美学有别，又与杨春时等的后实践美学不同。新实践美学坚持“美是人对自身的确证”，“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摘要题美学理论问题关键词新实践美学/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正文拜读了杨春时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今年第一期上的《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一文，感到双方真正的对话并没有形成起来，主要是文中所涉及到的不少概念讨论双方的理解并不一致。这也是当前国内大多数学术争论的通病，它使得加入争论的人常常是自说自话，答非所问，众声喧哗，却不会产生任何促进学术的成果。在此，我作为“新实践美学”的一员，试图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澄清，来表明这种美学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以往的美学（包括旧实践美学），它的体系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并以此就教于杨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何谓“实践”综观杨先生的文章，他对新实践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误解就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上。他说：“所谓‘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以实践哲学为基础，以实践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并说这一点“正是致命之处”。但也正是在这一“处”上，暴露出杨先生根本没有弄明白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的“本质区别”何在。其实，杨先生只要读一读我和易中天所写的《黄与蓝的交响》（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或《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如在该书第397页上我们写道：“许多人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当代中国美学的出路，但对实践的理解却仍然受到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束缚。它通常被像费尔巴哈那样理解为一种纯粹物质的谋利活动、谋生活动，因而也像费尔巴哈那样被一道鸿沟与人道主义原则隔离开来：人道主义是心，实践是物，心与物不相谋。……这是我国当前美学界走向深入的最大障碍。”在第386页上则对李泽厚的“旧实践美学”作了如下批评：“李泽厚为了使客观美学摆脱其庸俗性、机械性，他引入了马克思的实践的能动性；而为了从实践观点坚持美的客观性，他又从实践中排除了人的主观因素，使之成为一种毫无能动性的、非人的、实际上是如费尔巴哈所认为的那种‘丑恶’的实践，这种实践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即那种动物式的谋生活动中才得到体现。这正是李泽厚美学中所贯穿的最大矛盾。实际上，一旦把‘人’完全还原为‘客观的人’、‘物质的（筋肉的）人’、‘自然的人’，则‘自然的人化’就等于‘自然的自然化’，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人’在哪里？‘美’又在哪里？”我不相信杨先生如果读到如此明确的表述，还会认为我们与李泽厚所代表的“旧实践美学”“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两段话已经透露了我们的正面的观点（实际上是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观点）。在同一本书第402页上，我们对这一正面观点展开了论述：“虽然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这一观点，在今天几乎已成了普通常识，但奇怪的是，许多人至今没有将它理解为对实践概念的本质规定，对实践的最精炼的表述。”“只要不带偏见地领会马克思的意思，我们就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既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主客观的统一’。最基本的实践，即作为人类的现实本质和整个社会存在基础的实践，是人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主观自觉性、目的性和伴随而来的‘自由感’，是产生于肉体的客观物质需要，又体现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因此，生产劳动是‘主观统一于客观’的活动。”然而，如果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把劳动颠倒为“客观统一于主观”的活动（马克思所批评的“精神劳动”）的话，那么费尔巴哈（及李泽厚等人）则是把劳动中的主观意识“消融于”或“等同于”客观。而在我们看来，“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现实的物质性的活动’，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康德、黑格尔式的唯心史观；但是，实践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的物质性活动，而不是像动物或机器那样盲目的物质性活动，它把人的主观性或主体性……作为自身不可缺少的环节包含在内。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费尔巴哈（从否定的态度上）和现代行为主义、操作主义（从肯定的态度上）的机械论观点，同样落入唯心史观。”（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03页。）由此观之，我们与“旧实践论美学”的本质区别不是很清楚了吗？显然，在我们看来，就连最基本的人类生存活动，包括杨先生所说的巫术观念支配下的“原始劳动”，都具有精神性或主观性的因素，否则就只是动物的本能活动。旧实践美学正是由于企图把这些主观因素从物质生产劳动中清除出去，才导致了机械主义和行为主义，从而失去了建立美学的合理根据。在这方面，旧实践美学和蔡仪派的“机械唯物主义美学”才真正是“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实践美学则是对这一切旧唯物主义美学的根本超出，因为它把人当人看，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动物的活动）来看，并试图从人的最根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发现人的全面丰富的本质要素，以从中引出人的一切人化活动、包括审美活动的根据。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要加以澄清的第二个主要概念，即“超越性”的概念。　　二、何谓超越性杨先生认为，他的“后实践美学”与我们的“新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承不承认审美的“超越性”。他说：“审美是超越性的活动，即超越现实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式，审美具有超越现实、超越实践、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品格。正是这种超越才使人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在对待审美具有现实性还是超越性这一根本问题上，‘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站在同一立场，并无区别。”（注：见杨春时：《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以下对杨文的引述，均出自该文，不再注明。）很明显，把“现实性”和“超越性”完全对立起来，是杨先生这一段立论的根据。然而，按照我们上述对实践的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正是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升华出来的，因为实践本身就具有自我超越的因子，这就是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本身所固有的精神性要素。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我们把这种“有意识”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性概括为三个方面：“1意识使动物也有的对客观外界的直观的‘表象’，上升到了人的‘概念’；2意识使动物也有的对自己生存必需的物质对象的‘欲望’，上升到了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意志’；3意识还使动物也有的由外界环境引起的盲目的‘情绪’，上升到了人的有对象的‘情感’。”（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05页。）人类实践活动所不可分离的“知、意、情”三维特点，就是其对动物的活动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正是在这些特点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够发展出对真、善、美的超越性追求（顺便说说，超越性并不只是审美所特有的属性，而是包括人类真、善、美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属性；至于说审美的“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品格”，则并不一定是绝对必要的品格，审美也完全可以与感性和理性和谐共存。杨先生对审美的这两个规定，一个太大，一个则太小）。当然，在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中，实践本身的这种自我超越性还只表现为对以往的现实和以往的实践的超越，即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其现实后果是创造出以往从未有过的现实和实践，由此而有了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但它本身确实已经蕴含了对整个现实生活和物质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萌芽。随着生产劳动中社会性分工（而不只是男女老少等等的“自然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的必然发生，于是“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像：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注：《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不言而喻，意识从这时起也才能着手去构造“纯粹的”艺术，从事“纯粹的”审美活动。显然，从“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到“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只有一步之遥，它们都是想像力对现实的超越活动。超越性来自于人的现实生活本身的自我超越的本性，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或上帝赐予的。杨先生退一步又说：“从历史上讲，超越性肯定与实践有关，但不能说仅仅是实践的产物，实践只是它的发生条件之一而非全部，不能把超越性还原为实践。”无疑，这一判断的依据仍然是对“实践”一词的上述片面的理解，即理解为一种（李泽厚所说的）“纯物质过程”，所以才有“还原”之一说。如果改用我们的“实践”概念，则完全可以说，超越性最终仅仅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超越性的最本源的发生条件。显然，在这方面，“后实践美学”还完全没有摆脱李泽厚所设定的概念框架。其实，李泽厚本人近年来也正是看到自己对“实践本体”的狭隘理解在运用到美学上时的失败，才又另外提出了一种“情感本体”来解释美学问题（所谓“双重本体论”），而把“实践本体”仅仅当作他的美学理论的“基础”，这就使他的美学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后实践美学”则试图抛开任何“外在的规定”，干脆直接从“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自由的、终极性的、形上追求”的“超越性”出发，认为这种超越性“作为生存的基本规定，只能经由生存体验和哲学反思而不证自明，而不能被历史经验证实或证伪。”这种致思方向与李泽厚何其相似！只是李泽厚还对自己悬在半空中的“情感本体论”缺乏自信，想要对它作某种来龙去脉的说明；杨先生却一口咬定：人就是有超越性，其他免谈。我们并不反对审美具有超越性或情感性，也不否认这种超越性和情感性都植根于人的“存在”或“生存”，我们只是要求把这些抽象的字眼在理解上落到实处，与人类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合理地结合起来，而不是设定一种概念的“游戏规则”让大家来玩。当李泽厚抓住审美超越中的“情感”这个核心要素时，他还注意到了美学理论应与自己切身的审美体验相契合（审美离开了情感感受还能是什么呢）；杨先生却笼而统之地诉之于人的“存在（生存）”、“哲学思辨”、“自由超越品格”、“形上诉求”等等玄秘莫测的字眼，难怪易先生要把这种思辨称之为“神秘主义”了。但至少，既然杨先生自己也承认“人的终极追求并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审美体验、哲学思辨、宗教信仰都体现了形上诉求”，那就起码应当用更为具体一些的规定把审美从其他形上诉求中区分开来。逻辑上说，这叫做给审美下一个“种加（最近的）属差”的定义，杨先生只规定了“种”（“超越性”），但还没有规定“属差”（什么样的或什么东西的“超越性”）。审美的确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但并非“所有的”超越性活动都是审美。　　三、何谓“生存”依据杨先生的行文风格来判断，我最初以为杨先生的“生存”（他有时也称作“存在”）就是存在主义(Existenzialism）所说的“生存”(Existenz)或“此在”(Dasein)。但细究之，又大不相同。杨先生说：“生存的超越本质并不直接体现于现实活动中，它只是发生于现实生存的缺陷中，即由于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异化的存在），人才努力超越现实。”这话说得太奇怪了！生存的超越本质“发生于现实生存的缺陷中”，不正好就是发生于“现实活动中”吗？人类“由于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而“努力超越现实”的活动不正好就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吗？存在主义的存在原则就是选择和行动的原则，本身是极其“现实”的，同时又是具有现实的超越性的；杨先生的存在原则却只是一种冥想原则，是不准备付之于实现（现实）的，因而与其说是“努力超越现实”，不如说是尽量逃避现实，它只能为那种自称天才却不曾创作出任何一件作品的“艺术家”提供托词。当然，逃避现实或单纯的冥想也是一种精神生活，但它并不能体现人类生存的超越本质，因而也不能体现人的自由品格，反而本身就是人所要超越的“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异化的存在）”，即一种脱离现实的病态的精神生活，它是审美活动应当加以疗救的对象。但也许，杨先生对“现实”一词的理解如同他对“实践”一词的理解一样，是一种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解？如果是这样，那么对这种“现实”的超越完全用不着那样高深的“终极的”理论，单是人的一件有计划有目的的劳动行为就足以“超越”它了，人类就是凭借他的这种实践理性而超越于一切动物之上并成为万物的支配者的。可惜杨先生对这种低级的“超越”行为不屑一顾。他提出了四点理由。先看第一点：“劳动只是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只是生存的一个具体方面。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广泛的生活领域，如性爱（人类自身的生产）、精神活动（生产）等，……劳动可以还原为更一般的生存，因此不能是逻辑起点。”劳动的确是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但决不“只是”这种手段，否则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还有什么区别？黑格尔说过，工具比工具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恩格斯也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劳动对人来说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满足了人的肉体生存需求，又形成了历史和文化，使人得到教化（教养），提高了人的素质，使一部分人逐渐脱离物质劳动而专门从事精神劳动、最终分化出一个知识阶层成为可能。至于“性爱”，如果没有劳动和劳动所形成的文化，它就只是动物性的繁殖行为，是不可能有任何“超越性”的。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生存”，是与杨先生自己所设定的“生存的超越本质”直接冲突的。再看第二点：“审美不包含于劳动的内涵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劳动是物质生产，而审美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虽然劳动也有精神的参与，但只是附属的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劳动是不自由的现实活动，审美是自由的超越活动，两者本质不同。”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杨先生的自相矛盾。既然劳动“也有精神”作为“附属的部分”的“参与”，怎么能断然说“审美不包含于劳动的内涵之中”？劳动的确是“物质生产”，但是否就与审美这种“精神活动”水火不容？杨先生强调审美是“纯粹的”精神活动，我请问，当你在挑选一台造型优美的电脑时，当你把它搬回家在键盘上敲出清脆的响声时，你有没有审美活动？如果有，它“纯粹”吗？更不用说一位农夫对自己的扁担、一位陶工对自己的产品的审美要求了。至于说劳动“不自由”，审美才“自由”，这只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才有其合理性，在此之前，当劳动异化还未达到极端尖锐化的时候（如马克思曾举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为例），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往往抱有极其虔诚的热爱和兴趣，钟表匠和鞋匠常把自己的产品当怍一件艺术品来完成和欣赏。实际上，古希腊的“艺术”和“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字(techne)。大量的事实都说明，劳动本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被异化成不自由的、动物式的和机械式的操作了（如卓别林所表现的），怎么能笼而统之地说“劳动是不自由的现实活动”呢？第三点涉及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杨先生反对“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认为“审美本质的逻辑证明不能被发生学代替，发生学只能部分地说明审美的起源问题，而不能说明审美的本质问题。以发生学代替逻辑证明，以审美起源代替审美的本质，这是‘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共同的根本性错误”。杨先生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由黑格尔创立、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赏的“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辩证方法论原则。在辩证法看来，一个东西的逻辑本质只能历史地确定，即它的逻辑结构只能由它的历史发展而展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东西的本质就是它的历史起点，如杨先生所误解的：“实践创造了美，因此实践就是美的本质”；而是说，例如美的本质只能从它如何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说明。新实践美学从来不说“实践就是美的本质”（这种说法之可笑，就像说“猴子就是人的本质”一样），而是从实践中如何包含美的“因素”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如何一步一步独立出来成为“纯粹的”美（审美和艺术）的过程中，来发现和确定美的本质，如我们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所做的（我们得出的定义是：“美是对象化的情感”）。旧实践美学的错误不在于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而在于它恰好没有弄通和贯彻历史主义，而是概念先行地预先确定了对“美”的“唯物主义”定义，然后再去找些历史的例子。杨先生当然完全可以对辩证法不屑一顾（这也是现代人的时髦），但至少在评论新实践美学时应当对此有所了解。第四点关于“审美本质确证说”和“人化自然说”的讨论不用多说，我们前面已证明的新、旧实践美学在“实践”概念上的根本差异也适用于此处。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杨先生把“最低限度的人的规定”（“现实水平的概念”如劳动）与“最高限度的规定”（自由、超越本质）割裂开来，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西方从柏拉图到中世纪基督教和近代的康德都是这样干的；而在“上帝死了”之后，现代的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趋势则都是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杨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要在人的面前复活一个新的“上帝”呢？　　四、何谓审美易中天先生指出，哪怕在最原始的生产劳动中也蕴含有艺术和审美的因素，这就是“劳动的情感性，以及这种情感的可传达性和必须传达性”。杨先生却说：“原来它所谓审美因素就是情感，如此而已。把审美的本质确定为情感，这种观点之不妥是不言自明的。审美当然会有情感，但不能说审美就是情感，也不能说情感就是审美，哪怕说情感是审美的因素也一样。”这里面的偷换概念已经达到了一塌糊涂的程度。“审美的因素就是情感”、“审美的本质是情感”、“审美就是情感”三者是不能等同的，何况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易中天先生的意思的完整而准确的表达。易先生的意思是，最原始的劳动必然带有情感，而情感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内心活动必然要求传达，这种情感的传达就是审美的因素。这是与我们对审美的本质定义“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71页。）相一致的。那么，杨先生是如何反驳易先生的呢？在这里，他不幸踏进了他所不熟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为了证明“原始劳动创造了美，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把“实践”概念和“劳动”概念截然割裂开来，生造出了“实践劳动”和”前实践劳动”这一对不伦不类的概念，认为前者是“文明人类的社会化劳动，它具有自觉性，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有社会分工，形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在实践劳动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原始劳动是巫术观念支配下的非自觉性的劳动，它没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可言，因为当时的生产对象——荒漠的自然界和野生动植物以及生产工具——木棍和石器也不是生产资料，而所谓的‘原始公有制’也不存在，它只是‘无所有制’。……这个基础上也没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只有血缘关系。因此，原始劳动只是前实践劳动，而不是实践劳动。”这一整套观点使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浯，但叫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来看都不会认同的。不过这个问题与本题没有多大关系，为节省篇幅，我们可以另作专题讨论。在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杨先生提出原始劳动的“原始情感受巫术观念支配．还不是真正人的情感，更不是自由的情感”来反驳易先生，这有没有说服力？首先我们要问，原始情感不是“真正人的情感”，是什么的情感？动物的吗？巫术观念是人的观念呢，还是动物的观念？杨先生语焉不详。我们先让他想好了再说。其次，说原始情感不是“自由的情感”，这已经有点跑题了，易先生并未说一定要是自由的情感才能形成审美的因素。一般说，情感就是情感，本身无所谓自由不自由；情感的顺利传达和宣泄才是自由感，情感的压抑才是不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是一种更高级的情感，即“对情感的情感”，我们称之为“美感”（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73页。）。在这种意义上的美感无疑在原始人类那里已经出现了，当他们围坐在篝火边狂歌欢舞庆祝丰收时，不是在相互宣泄和传达自己喜悦的情感吗？当他们在葬礼上为死去的亲人齐唱哀歌时，不是在相互排解和安慰自己的悲伤吗？肯定性的情感和否定性的情感都是审美的因素，只要它们能够传达开来。甚至在异化劳动和异化社会中形成的“痛苦、沮丧、麻木、压抑等”，只要能传达出来，引起共鸣，也能成为审美的因素（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恶心》、达利的绘画等等）。这就是丑恶的事物也能成为审美对象的秘密。这些审美现象用杨先生的“后实践美学”是无法解释的。以我们的美感定义来看“劳动感受”与“美感”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劳动感受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所伴随着的情感的总和，它包括一般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也包括对情感的情感即美感；在异化劳动中美感丧失了，劳动感受就接近于动物的情绪了，劳动活动也就接近于动物的活动了，劳动和劳动感受也就从自由变得不自由了。所以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提出要“扬弃劳动”，这显然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异化的和非异化的）“劳动”。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不弄清，只会使问题越搞越糊涂。总之，“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之争至今还只是一场遭遇战，而不是阵地战。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由于新实践美学虽然在1986年就已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纲领，1989年才出版了代表性的著作（《走出美学的迷惘》，十年后更名《黄与蓝的交响》再版），但因为“美学热”的陡然降温，根本没有引起美学界的注意，顶多被认为不过是李泽厚一派“旧实践美学”的翻版。所以当时我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现在20年虽然还未到，但从此书仍然被忽视（连杨先生这样著名的美学家甚至在论战中都不看此书）来看，很可能会“不幸言中”。不过既然美学界对此已经处在讨论之中，也许新实践美学真正被人了解的一天已经不远了吧。

内容提要作者站在“新实践美学”的立场，认为在何谓实践、何谓超越、何谓生存、何谓审美这些事关美与审美的根本问题上，新实践美学既与李泽厚等的实践美学有别，又与杨春时等的后实践美学不同。新实践美学坚持“美是人对自身的确证”，“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

摘要题美学理论问题

关键词新实践美学/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正文

拜读了杨春时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今年第一期上的《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一文，感到双方真正的对话并没有形成起来，主要是文中所涉及到的不少概念讨论双方的理解并不一致。这也是当前国内大多数学术争论的通病，它使得加入争论的人常常是自说自话，答非所问，众声喧哗，却不会产生任何促进学术的成果。在此，我作为“新实践美学”的一员，试图通过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澄清，来表明这种美学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以往的美学（包括旧实践美学），它的体系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并以此就教于杨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何谓“实践”

综观杨先生的文章，他对新实践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误解就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上。他说：“所谓‘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以实践哲学为基础，以实践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并说这一点“正是致命之处”。但也正是在这一“处”上，暴露出杨先生根本没有弄明白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的“本质区别”何在。其实，杨先生只要读一读我和易中天所写的《黄与蓝的交响》（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或《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如在该书第397页上我们写道：“许多人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当代中国美学的出路，但对实践的理解却仍然受到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束缚。它通常被像费尔巴哈那样理解为一种纯粹物质的谋利活动、谋生活动，因而也像费尔巴哈那样被一道鸿沟与人道主义原则隔离开来：人道主义是心，实践是物，心与物不相谋。……这是我国当前美学界走向深入的最大障碍。”在第386页上则对李泽厚的“旧实践美学”作了如下批评：“李泽厚为了使客观美学摆脱其庸俗性、机械性，他引入了马克思的实践的能动性；而为了从实践观点坚持美的客观性，他又从实践中排除了人的主观因素，使之成为一种毫无能动性的、非人的、实际上是如费尔巴哈所认为的那种‘丑恶’的实践，这种实践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即那种动物式的谋生活动中才得到体现。这正是李泽厚美学中所贯穿的最大矛盾。实际上，一旦把‘人’完全还原为‘客观的人’、‘物质的（筋肉的）人’、‘自然的人’，则‘自然的人化’就等于‘自然的自然化’，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人’在哪里？‘美’又在哪里？”

我不相信杨先生如果读到如此明确的表述，还会认为我们与李泽厚所代表的“旧实践美学”“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两段话已经透露了我们的正面的观点（实际上是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观点）。在同一本书第402页上，我们对这一正面观点展开了论述：“虽然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这一观点，在今天几乎已成了普通常识，但奇怪的是，许多人至今没有将它理解为对实践概念的本质规定，对实践的最精炼的表述。”“只要不带偏见地领会马克思的意思，我们就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既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主客观的统一’。最基本的实践，即作为人类的现实本质和整个社会存在基础的实践，是人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主观自觉性、目的性和伴随而来的‘自由感’，是产生于肉体的客观物质需要，又体现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因此，生产劳动是‘主观统一于客观’的活动。”然而，如果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把劳动颠倒为“客观统一于主观”的活动（马克思所批评的“精神劳动”）的话，那么费尔巴哈（及李泽厚等人）则是把劳动中的主观意识“消融于”或“等同于”客观。而在我们看来，“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现实的物质性的活动’，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康德、黑格尔式的唯心史观；但是，实践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的物质性活动，而不是像动物或机器那样盲目的物质性活动，它把人的主观性或主体性……作为自身不可缺少的环节包含在内。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费尔巴哈（从否定的态度上）和现代行为主义、操作主义（从肯定的态度上）的机械论观点，同样落入唯心史观。”（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03页。）由此观之，我们与“旧实践论美学”的本质区别不是很清楚了吗？显然，在我们看来，就连最基本的人类生存活动，包括杨先生所说的巫术观念支配下的“原始劳动”，都具有精神性或主观性的因素，否则就只是动物的本能活动。旧实践美学正是由于企图把这些主观因素从物质生产劳动中清除出去，才导致了机械主义和行为主义，从而失去了建立美学的合理根据。在这方面，旧实践美学和蔡仪派的“机械唯物主义美学”才真正是“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实践美学则是对这一切旧唯物主义美学的根本超出，因为它把人当人看，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动物的活动）来看，并试图从人的最根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发现人的全面丰富的本质要素，以从中引出人的一切人化活动、包括审美活动的根据。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要加以澄清的第二个主要概念，即“超越性”的概念。

　　二、何谓超越性

杨先生认为，他的“后实践美学”与我们的“新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承不承认审美的“超越性”。他说：“审美是超越性的活动，即超越现实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式，审美具有超越现实、超越实践、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品格。正是这种超越才使人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在对待审美具有现实性还是超越性这一根本问题上，‘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站在同一立场，并无区别。”（注：见杨春时：《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以下对杨文的引述，均出自该文，不再注明。）很明显，把“现实性”和“超越性”完全对立起来，是杨先生这一段立论的根据。然而，按照我们上述对实践的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正是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升华出来的，因为实践本身就具有自我超越的因子，这就是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本身所固有的精神性要素。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我们把这种“有意识”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性概括为三个方面：“1意识使动物也有的对客观外界的直观的‘表象’，上升到了人的‘概念’；2意识使动物也有的对自己生存必需的物质对象的‘欲望’，上升到了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意志’；3意识还使动物也有的由外界环境引起的盲目的‘情绪’，上升到了人的有对象的‘情感’。”（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05页。）人类实践活动所不可分离的“知、意、情”三维特点，就是其对动物的活动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正是在这些特点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够发展出对真、善、美的超越性追求（顺便说说，超越性并不只是审美所特有的属性，而是包括人类真、善、美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属性；至于说审美的“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品格”，则并不一定是绝对必要的品格，审美也完全可以与感性和理性和谐共存。杨先生对审美的这两个规定，一个太大，一个则太小）。当然，在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中，实践本身的这种自我超越性还只表现为对以往的现实和以往的实践的超越，即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其现实后果是创造出以往从未有过的现实和实践，由此而有了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但它本身确实已经蕴含了对整个现实生活和物质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萌芽。随着生产劳动中社会性分工（而不只是男女老少等等的“自然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的必然发生，于是“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像：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注：《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不言而喻，意识从这时起也才能着手去构造“纯粹的”艺术，从事“纯粹的”审美活动。显然，从“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到“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只有一步之遥，它们都是想像力对现实的超越活动。超越性来自于人的现实生活本身的自我超越的本性，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或上帝赐予的。杨先生退一步又说：“从历史上讲，超越性肯定与实践有关，但不能说仅仅是实践的产物，实践只是它的发生条件之一而非全部，不能把超越性还原为实践。”无疑，这一判断的依据仍然是对“实践”一词的上述片面的理解，即理解为一种（李泽厚所说的）“纯物质过程”，所以才有“还原”之一说。如果改用我们的“实践”概念，则完全可以说，超越性最终仅仅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超越性的最本源的发生条件。显然，在这方面，“后实践美学”还完全没有摆脱李泽厚所设定的概念框架。其实，李泽厚本人近年来也正是看到自己对“实践本体”的狭隘理解在运用到美学上时的失败，才又另外提出了一种“情感本体”来解释美学问题（所谓“双重本体论”），而把“实践本体”仅仅当作他的美学理论的“基础”，这就使他的美学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后实践美学”则试图抛开任何“外在的规定”，干脆直接从“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自由的、终极性的、形上追求”的“超越性”出发，认为这种超越性“作为生存的基本规定，只能经由生存体验和哲学反思而不证自明，而不能被历史经验证实或证伪。”这种致思方向与李泽厚何其相似！只是李泽厚还对自己悬在半空中的“情感本体论”缺乏自信，想要对它作某种来龙去脉的说明；杨先生却一口咬定：人就是有超越性，其他免谈。我们并不反对审美具有超越性或情感性，也不否认这种超越性和情感性都植根于人的“存在”或“生存”，我们只是要求把这些抽象的字眼在理解上落到实处，与人类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合理地结合起来，而不是设定一种概念的“游戏规则”让大家来玩。当李泽厚抓住审美超越中的“情感”这个核心要素时，他还注意到了美学理论应与自己切身的审美体验相契合（审美离开了情感感受还能是什么呢）；杨先生却笼而统之地诉之于人的“存在（生存）”、“哲学思辨”、“自由超越品格”、“形上诉求”等等玄秘莫测的字眼，难怪易先生要把这种思辨称之为“神秘主义”了。但至少，既然杨先生自己也承认“人的终极追求并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审美体验、哲学思辨、宗教信仰都体现了形上诉求”，那就起码应当用更为具体一些的规定把审美从其他形上诉求中区分开来。逻辑上说，这叫做给审美下一个“种加（最近的）属差”的定义，杨先生只规定了“种”（“超越性”），但还没有规定“属差”（什么样的或什么东西的“超越性”）。审美的确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但并非“所有的”超越性活动都是审美。

　　三、何谓“生存”

依据杨先生的行文风格来判断，我最初以为杨先生的“生存”（他有时也称作“存在”）就是存在主义(Existenzialism）所说的“生存”(Existenz)或“此在”(Dasein)。但细究之，又大不相同。杨先生说：“生存的超越本质并不直接体现于现实活动中，它只是发生于现实生存的缺陷中，即由于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异化的存在），人才努力超越现实。”这话说得太奇怪了！生存的超越本质“发生于现实生存的缺陷中”，不正好就是发生于“现实活动中”吗？人类“由于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而“努力超越现实”的活动不正好就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吗？存在主义的存在原则就是选择和行动的原则，本身是极其“现实”的，同时又是具有现实的超越性的；杨先生的存在原则却只是一种冥想原则，是不准备付之于实现（现实）的，因而与其说是“努力超越现实”，不如说是尽量逃避现实，它只能为那种自称天才却不曾创作出任何一件作品的“艺术家”提供托词。当然，逃避现实或单纯的冥想也是一种精神生活，但它并不能体现人类生存的超越本质，因而也不能体现人的自由品格，反而本身就是人所要超越的“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异化的存在）”，即一种脱离现实的病态的精神生活，它是审美活动应当加以疗救的对象。但也许，杨先生对“现实”一词的理解如同他对“实践”一词的理解一样，是一种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解？如果是这样，那么对这种“现实”的超越完全用不着那样高深的“终极的”理论，单是人的一件有计划有目的的劳动行为就足以“超越”它了，人类就是凭借他的这种实践理性而超越于一切动物之上并成为万物的支配者的。可惜杨先生对这种低级的“超越”行为不屑一顾。他提出了四点理由。先看第一点：“劳动只是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只是生存的一个具体方面。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广泛的生活领域，如性爱（人类自身的生产）、精神活动（生产）等，……劳动可以还原为更一般的生存，因此不能是逻辑起点。”劳动的确是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但决不“只是”这种手段，否则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还有什么区别？黑格尔说过，工具比工具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恩格斯也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劳动对人来说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满足了人的肉体生存需求，又形成了历史和文化，使人得到教化（教养），提高了人的素质，使一部分人逐渐脱离物质劳动而专门从事精神劳动、最终分化出一个知识阶层成为可能。至于“性爱”，如果没有劳动和劳动所形成的文化，它就只是动物性的繁殖行为，是不可能有任何“超越性”的。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生存”，是与杨先生自己所设定的“生存的超越本质”直接冲突的。

再看第二点：“审美不包含于劳动的内涵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劳动是物质生产，而审美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虽然劳动也有精神的参与，但只是附属的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劳动是不自由的现实活动，审美是自由的超越活动，两者本质不同。”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杨先生的自相矛盾。既然劳动“也有精神”作为“附属的部分”的“参与”，怎么能断然说“审美不包含于劳动的内涵之中”？劳动的确是“物质生产”，但是否就与审美这种“精神活动”水火不容？杨先生强调审美是“纯粹的”精神活动，我请问，当你在挑选一台造型优美的电脑时，当你把它搬回家在键盘上敲出清脆的响声时，你有没有审美活动？如果有，它“纯粹”吗？更不用说一位农夫对自己的扁担、一位陶工对自己的产品的审美要求了。至于说劳动“不自由”，审美才“自由”，这只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才有其合理性，在此之前，当劳动异化还未达到极端尖锐化的时候（如马克思曾举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为例），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往往抱有极其虔诚的热爱和兴趣，钟表匠和鞋匠常把自己的产品当怍一件艺术品来完成和欣赏。实际上，古希腊的“艺术”和“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字(techne)。大量的事实都说明，劳动本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被异化成不自由的、动物式的和机械式的操作了（如卓别林所表现的），怎么能笼而统之地说“劳动是不自由的现实活动”呢？

第三点涉及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杨先生反对“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认为“审美本质的逻辑证明不能被发生学代替，发生学只能部分地说明审美的起源问题，而不能说明审美的本质问题。以发生学代替逻辑证明，以审美起源代替审美的本质，这是‘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共同的根本性错误”。杨先生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由黑格尔创立、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赏的“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辩证方法论原则。在辩证法看来，一个东西的逻辑本质只能历史地确定，即它的逻辑结构只能由它的历史发展而展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东西的本质就是它的历史起点，如杨先生所误解的：“实践创造了美，因此实践就是美的本质”；而是说，例如美的本质只能从它如何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说明。新实践美学从来不说“实践就是美的本质”（这种说法之可笑，就像说“猴子就是人的本质”一样），而是从实践中如何包含美的“因素”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如何一步一步独立出来成为“纯粹的”美（审美和艺术）的过程中，来发现和确定美的本质，如我们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所做的（我们得出的定义是：“美是对象化的情感”）。旧实践美学的错误不在于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而在于它恰好没有弄通和贯彻历史主义，而是概念先行地预先确定了对“美”的“唯物主义”定义，然后再去找些历史的例子。杨先生当然完全可以对辩证法不屑一顾（这也是现代人的时髦），但至少在评论新实践美学时应当对此有所了解。

第四点关于“审美本质确证说”和“人化自然说”的讨论不用多说，我们前面已证明的新、旧实践美学在“实践”概念上的根本差异也适用于此处。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杨先生把“最低限度的人的规定”（“现实水平的概念”如劳动）与“最高限度的规定”（自由、超越本质）割裂开来，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西方从柏拉图到中世纪基督教和近代的康德都是这样干的；而在“上帝死了”之后，现代的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趋势则都是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杨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要在人的面前复活一个新的“上帝”呢？

　　四、何谓审美

易中天先生指出，哪怕在最原始的生产劳动中也蕴含有艺术和审美的因素，这就是“劳动的情感性，以及这种情感的可传达性和必须传达性”。杨先生却说：“原来它所谓审美因素就是情感，如此而已。把审美的本质确定为情感，这种观点之不妥是不言自明的。审美当然会有情感，但不能说审美就是情感，也不能说情感就是审美，哪怕说情感是审美的因素也一样。”这里面的偷换概念已经达到了一塌糊涂的程度。“审美的因素就是情感”、“审美的本质是情感”、“审美就是情感”三者是不能等同的，何况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易中天先生的意思的完整而准确的表达。易先生的意思是，最原始的劳动必然带有情感，而情感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内心活动必然要求传达，这种情感的传达就是审美的因素。这是与我们对审美的本质定义“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71页。）相一致的。

那么，杨先生是如何反驳易先生的呢？在这里，他不幸踏进了他所不熟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为了证明“原始劳动创造了美，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把“实践”概念和“劳动”概念截然割裂开来，生造出了“实践劳动”和”前实践劳动”这一对不伦不类的概念，认为前者是“文明人类的社会化劳动，它具有自觉性，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有社会分工，形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在实践劳动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原始劳动是巫术观念支配下的非自觉性的劳动，它没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可言，因为当时的生产对象——荒漠的自然界和野生动植物以及生产工具——木棍和石器也不是生产资料，而所谓的‘原始公有制’也不存在，它只是‘无所有制’。……这个基础上也没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只有血缘关系。因此，原始劳动只是前实践劳动，而不是实践劳动。”这一整套观点使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浯，但叫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来看都不会认同的。不过这个问题与本题没有多大关系，为节省篇幅，我们可以另作专题讨论。在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杨先生提出原始劳动的“原始情感受巫术观念支配．还不是真正人的情感，更不是自由的情感”来反驳易先生，这有没有说服力？首先我们要问，原始情感不是“真正人的情感”，是什么的情感？动物的吗？巫术观念是人的观念呢，还是动物的观念？杨先生语焉不详。我们先让他想好了再说。其次，说原始情感不是“自由的情感”，这已经有点跑题了，易先生并未说一定要是自由的情感才能形成审美的因素。一般说，情感就是情感，本身无所谓自由不自由；情感的顺利传达和宣泄才是自由感，情感的压抑才是不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是一种更高级的情感，即“对情感的情感”，我们称之为“美感”（注：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473页。）。在这种意义上的美感无疑在原始人类那里已经出现了，当他们围坐在篝火边狂歌欢舞庆祝丰收时，不是在相互宣泄和传达自己喜悦的情感吗？当他们在葬礼上为死去的亲人齐唱哀歌时，不是在相互排解和安慰自己的悲伤吗？肯定性的情感和否定性的情感都是审美的因素，只要它们能够传达开来。甚至在异化劳动和异化社会中形成的“痛苦、沮丧、麻木、压抑等”，只要能传达出来，引起共鸣，也能成为审美的因素（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恶心》、达利的绘画等等）。这就是丑恶的事物也能成为审美对象的秘密。这些审美现象用杨先生的“后实践美学”是无法解释的。

以我们的美感定义来看“劳动感受”与“美感”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劳动感受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所伴随着的情感的总和，它包括一般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也包括对情感的情感即美感；在异化劳动中美感丧失了，劳动感受就接近于动物的情绪了，劳动活动也就接近于动物的活动了，劳动和劳动感受也就从自由变得不自由了。所以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提出要“扬弃劳动”，这显然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异化的和非异化的）“劳动”。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不弄清，只会使问题越搞越糊涂。

总之，“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之争至今还只是一场遭遇战，而不是阵地战。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由于新实践美学虽然在1986年就已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纲领，1989年才出版了代表性的著作（《走出美学的迷惘》，十年后更名《黄与蓝的交响》再版），但因为“美学热”的陡然降温，根本没有引起美学界的注意，顶多被认为不过是李泽厚一派“旧实践美学”的翻版。所以当时我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现在20年虽然还未到，但从此书仍然被忽视（连杨先生这样著名的美学家甚至在论战中都不看此书）来看，很可能会“不幸言中”。不过既然美学界对此已经处在讨论之中，也许新实践美学真正被人了解的一天已经不远了吧。

经验主义美学家解释如下：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即“经验主义美学”。西方美学思潮之一。与“理性主义美学”相对。17—18世纪产生于英国。主要代表人物为培根、霍布斯、洛克、莎夫茨伯利、休谟、博克等。强调感性经验的重要性，把感觉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美学问题的出发点。

经验主义美学家的基本内容

1、经验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培根的经验主义和霍布斯的经验心理学。其主要特点是坚持感觉论、经验论，把感性经验当作知识的基础，把美学由玄学思辨转向实践经验领域。

2、在美学史上，首次重视审美意识的主观生理、特别是心理活动的特征与结构的研究，把想像、情感和美感的研究提到首位，试图用“观念联想律”、“快感说”、“内在感官说”、“同情说”等来解释审美活动和创作活动，从审美的感觉经验方面来确定和把握美的本质与规律。经验主义美学还研究了崇高、美和丑等审美范畴，论述了美的相对性问题。

3、经验主义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仅把近代西方美学引向侧重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而且在某些方面诱发了德国古典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