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

一、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1、先秦

第一，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

第二，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人事记录，具有很强的应用性；

第三，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四，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文史哲部分，一方面诗乐舞结合，此外，成熟的文学作品出现，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此外，先秦文学突出表现了现实性、独创性和地域性。

2、两汉

第一，创作主体的环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它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憰谏为己任，并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

第二，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

第三，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的、凝重板滞的风格；

第四，汉代乐府民歌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1、魏晋——唐中叶（天宝末）

第一，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了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且达到鼎盛的阶段；

第二，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

第三，“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

第四，这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

第五，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其内部切磋提高了文学技巧；

第六，玄学和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

2、唐中叶——南宋末

第一，韩、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革新，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路，完成了这次革新；

第二，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到中晚唐另辟蹊径，到宋代终于找到了另一条路：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

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得到加强，宋代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诗歌议论成分增强，并具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

第三，唐中叶以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第四，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的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和宋代“说话”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3、元初——明中叶（正德末）

第一，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

第二，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等艺术形式；

第三，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

第四，元代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

第五，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它们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

三、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

1、明嘉靖初——鸦片战争（1840）

第一，文学集团和派别的大量涌现，并经常论争；

第二，诗词、戏曲和小说均有所成就，其中戏曲和小说最为卓著。

2、鸦片战争——“五四”运动（1919）

第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作家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

第二，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

第三，文学被视为政治改良的工具；

第四，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了；

第五，报刊作为新媒体出现，一批新的报人兼具作家的身份，以报刊传播其作品，报刊文体出现；

第六，诗歌方面出现“我手写我口”的口号。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中国几千年来的的封建王朝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繁荣发展，唐诗、宋词、元曲的繁荣发展，配合其他汉乐府、歌赋等百家争鸣，形成了悠久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而鸦片战争带来的变局，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带来无数新的灵感。从此中国文学开始向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等方向发展，形成近代特色的文学。

-中国文学史

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汉赋。

赋是在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为汉朝儒客文人热衷的文体，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分别是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的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在后期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偶尔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产生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以上内容参考-汉赋

汉代文人诗的文学史意义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及其史料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先秦两汉时期，崇尚侠风，养士与游侠活动盛行。除正史文献外，民间歌谣时谚与史相依,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侠活动的生动内容。这些谣谚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保存、补充或拓展了正史的相关内容记载，与正史相得益彰，提供了当时任侠风尚和游侠生活的真实画面。同时，也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现实素材、文学形象和审美指向，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咏侠题材类型诗歌的直接源头,哺育启迪了古代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先秦两汉 咏侠谣谚 咏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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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任侠风尚和咏侠诗的创作发展看，中国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因为中国咏侠诗中侠的文学形象及其人格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典型形象及其自然形成过程，而是社会大众、史家、文人的文化共建。

纵观这一过程，侠义传统的影响与历代任侠风气的新变、现实政治、边塞战争与侠义传统的互动、文人任侠与建功立业的时代追求、创作主客体的相互融合以及侠自身的复杂人格等等，都为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积极的现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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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众的英雄拯救心理和文人理想的正义依据。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所关涉的层面非常丰富。从历史积淀看，先秦时期的养士之风与侠义实践，两汉时的《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等正史记载，奠定了侠义传统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个时代；从社会关系看，时代任侠风气所关涉的对象既有统治阶层之崇侠尚义者，又有士之仗义者及民间广泛的大众侠义践行者。从创作主体看，先秦两汉的辞赋和民间歌谣有广泛的歌咏对象与侠义内容。这些史传记载与民间歌谣时谚，不但保存了先秦两汉时期丰富多彩的游侠生活史，而且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咏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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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开拓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开启了源头活水，提供了人格精神，确立了基本的审美规范。这说明游侠活动与任侠风尚不但引起了史家的重视，亦成为当时文人与民间社会关注的审美对象。从创作客体看，先秦两汉的咏侠歌谣，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任侠风尚和大众的侠义崇拜、英雄理想，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广泛的创作动力。这一切，都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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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随着史学观念的变化和领域拓展，传统史学已不能满足对“社会下层”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开始重视对“另类历史”的研究利用。葛剑雄指出：“所谓‘另类历史’，是指某些作品本身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或史料，但其中包含着某种历史信息，间接地反映了历史的内容。”

葛剑雄，周筱贇《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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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的咏侠歌谣时谚就是这种“另类历史”。这些谣谚作为社会文化的表征，根植于现实生活土壤，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可成为正史的佐证和研究这一时期游侠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而在历史研究中，文史往往可以互证。钱钟书先生说：“诗者，文之一体，而其用则不胜数。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然诗体而具记事作用，谓古诗即史，史之本质即是诗，亦何不可。”如能对先秦两汉的咏侠谣谚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在反映当时的任侠风气和游侠生活方面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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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足以补充拓展游侠史料的现实生动性和生活的丰富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的广泛搜集整理和整体审视，进一步挖掘古代咏侠诗创作的现实基础和文学渊源，勾勒出我国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一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及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

从古代游侠发展史看，先秦两汉是侠现实存在的重要历史时期，尚武任侠作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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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其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间相沿发展，涉及的社会层面、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时的任侠风气及游侠群像，是伴随着社会大变迁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作为历史实录阶段的侠，个性鲜明，有自我的价值追求。而先秦两汉崇尚古朴的原始遗风和以复仇相尚的社会风习，进一步点燃了游侠者的血性和野性，使其表现出绝异之姿，甚至因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影响而受打击。此时游侠虽是大众追慕的对象，但还未引文人的审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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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任侠养士之风炽盛，游侠阶层也随之不断壮大，反映游侠生活的歌谣时谚开始繁荣。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滥觞期，作为咏侠主题雏型的作品，一是表现简单直白、形式多为歌谣与时谚；二是文体特征尚未成熟，多与史传、辞赋等其他文学形式相混。如陈山认为，“咏侠诗潮滥觞于东汉大赋。”如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在描写都市生活中展现了侠者风采，虽然有关游侠的描写只是其中的点缀而已。这些流传于都市乡曲的歌谣时谚，多是未经乐府采集而不曾入乐的徒歌和谣谚，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先秦两汉游侠风貌和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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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真实状况，不仅有着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而且作为咏侠诗的滥觞，在传唱中为咏侠诗的产生积累着必要的文学素材和审美要素，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的直接源头。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38页。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第1版，第136页。

如刘飞滨认为汉代游侠歌谣是“后世游侠诗的基本母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游侠诗的发展。”（刘飞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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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唐都学刊》2004年第3期。）刘怀荣认为“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滥觞于汉

魏乐府。”（刘怀荣《中国史学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蔡佑启认为战国时期

荆轲的《易水歌》“当属游侠诗鼻祖。”（蔡佑启《易水萧萧风气，引来壮歌绵绵——古代游侠诗的滥

觞暨流域初探》，《语文学刊》1999年的1期。）

就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来看，一是数量较少。笔者依据《史记》、《列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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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谣言》、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先秦咏侠歌谣时谚包括《弹铗歌》、《河激歌》、《徐人歌》、《荆轲歌》、《渔父歌》、《鲁孝义保颂》、《鲁义姑姊颂》、《齐义继母颂》、《魏节乳母颂》、《梁节姑姊颂》、《合阳友娣颂》、《京师节女颂》、《伍子胥歌》等共计13首。汉代有关咏侠的歌谣时谚流传下来的笔者依据《史记》、《汉书》、《古谣言》、《乐府诗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包括《颍川儿歌》、《长安为尹赏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闾里为楼护歌》、《刘圣公宾客醉歌》、《曹邱生引楚人谚》、《关东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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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号》、《太史公引鄙语论游侠》、《太史公又引谚语论游侠》、《诸儒为朱云语》、《长安为谷永楼护号》、《时人为戴遵语》、《临淮吏人为朱晖歌》、《并州歌》、《顺阳吏民为刘陶歌》、《时人为杨阿若号》、《蜀中为费贻歌》、《益都民为王忳谣》共计18首。二是这些歌谣所咏人与事都与侠义有关。他们以自己的侠义行为，为游侠精神灌注了极其生动的人格魅力。

就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反映的内容看，先秦咏侠谣谚，反映着作为实录阶段游侠的自由流动、野性张扬和道义价值观念，以及他们更看重的超越实利的个人荣誉和气节。而汉代咏侠谣谚反映游侠行为直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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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具体内容而言，约有如下数端：

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借躯报仇的牺牲精神。如《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歌表现的是荆轲为燕太子刺杀秦王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曰：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

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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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惨烈。

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冀知重诺。如《徐人歌》。其云：“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带丘墓。”这首歌谣，刘向《新序》卷七列为《节士篇》，亦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写的是延陵季子与徐君重诺感知己侠义事。《新序》卷七云：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

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已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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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

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

《乐府诗集》卷五十八“琴曲歌辞二”，题作《渡易水》，作者题燕荆轲。并云：“一曰《荆轲歌》。

《史记》曰：‘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送之至于易水之上，轲使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

之声。又前而为此歌，复为羽声慷慨，于是就车而去。’《乐府广题》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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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琴中曲。’按《琴

操》商调有《易水曲》，荆轲所作，亦曰《渡易水》是也。”（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849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4页。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4页。

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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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

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

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有的表现着民间侠义之士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如《渔父歌》、《伍子胥歌》等。《渔父歌》云：

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

不渡为，事浸急兮将奈何？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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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父歌》描写的是渔父渡伍子胥逃难及为绝其信息而投江自沉事，赞扬的是民间侠义之士的扶危济困、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据《吴越春秋》卷三载，伍子胥逃楚，与楚太子建奔郑。晋顷公欲因太子谋郑，郑知之，杀太子建。伍员奔吴，追者在后。

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

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

寝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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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浸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

其意也，乃渡之千浔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

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

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

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

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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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

剑，中有七星，价直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

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

“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汉朝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大气磅礴，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的雕塑，最具特点，其中马没有精雕细啄的修饰，而是用非常大气的大的轮廓去生动的表现出了马的形象

西汉承秦建制，许多方面继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汉初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采取简约宽松的政策。汉立国之初，朝中盛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对百姓生活极少干涉，并大量搜罗文献，允许多家学说并行。

汉初君臣，皆起于楚地。建国以后，他们对楚歌、楚声也多所偏爱。因此，楚辞在汉初得到极大的流行。“秦焚烧《诗》、《书》……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之长登帝位，其风遂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汉初的政论散文家有贾谊和晁错，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学性也较强。汉初之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并开始向新体赋转化。汉初的骚体赋作者因为缺少屈原那样的果敢精神，其赋作也往往强为呻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故而辞赋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转向铺张扬历，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生活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责斥变为温和的讽劝。

赋体的变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实践这种体裁的诗人作家，贾谊是汉初骚体赋作的唯一优秀作家。

西汉的经济力量雄厚，疆域广阔，汉代文学呈现出八方荟萃、气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气象。如汉之乐府，就广泛采集代、赵、秦、楚各地的歌谣，以“观风俗、知薄厚”。同时武帝大规模扩大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为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民间的文化营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此举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汉武帝时的诗人、辞赋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为开放，或写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史著，或以赋家之心，包举宇宙，总揽人物，大开大合，成就气象万千之辞赋。

《史记》是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记传体的通史。记载了从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由五种体例构成。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史记》中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还是在文章自身的结构及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这个阶段的大赋兼综南北、融绘古今，描绘千秋帝业，是汉赋的鼎盛时期。

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汉代的统一繁荣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视域，使山川风物可以走到他们的笔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是汉大赋的代表作。

但是，汉家独尊儒术，大兴经学，使生动活泼的《诗三百》变为“诗经学”。伦理化、政治化了的“诗三百”其文学意义则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汉代士人常要凭借解经之功得官职，他们不象先秦士人那样可以用外交、军事等手段为君主夺取霸权，士的地位及主体人格在这个阶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赋家也更多地表现出宫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提一些建议和批评。因而汉文人的赋作大多是“润色鸿业，劝百讽一”的作品。宣帝时辞赋也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者。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开始托古改制，然而改制并没有成功。王莽在学术上提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被立为官学。扬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经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复古特色，但行文流于艰深。其杂文《解嘲》与东方朔《答客难》前呼后应，倒是很有现实意义。

一、秦代文学

秦汉文学，顾名思义，是指秦代和汉代文学(两汉：西汉和东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到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元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6年)。

秦代文学因其严酷的文化制度及统治，所以成就很少，著名的如：

一 李斯《谏逐客书》及其刻石文；

二 吕不韦集门人编纂的《吕氏春秋》。

二、汉代文学

汉代文学成就颇丰。

东汉时文章的概念产生，且主要指赋和散文。

一 赋：

①贾谊骚体赋；

②从枚乘到司马相如创造了真正汉体赋(汉大赋：京都赋⒈班固《两都赋》⒉张衡《二京赋》)；

③东汉末期抒情小赋

⒈纪行赋

⒉述志赋。

二 散文：

两汉历史散文：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杂史类散文《吴越春秋》《越绝书》；

两汉政论散文(先秦诸子散文的余波)：代表作家如贾谊、晁错、桓宽、王符、崔寔等。

三 两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

四 东汉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1汉代再次出现作家群体2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3汉代文学和经学出现双向互动，二者彼此渗透4汉代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

汉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上继先秦，与战国的散文一道共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它和唐宋的诗歌、元代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分别雄踞于各个时期的文坛。汉代散文中一类是叙事文，代表是《史记》和《汉书》；另一类是论说文，主要是指名臣的奏议和文人的哲学、政治学专著如《盐铁论》《论衡》《潜夫论》《政论》等。

不过相比之下，汉代散文都是有为而作。在汉代真正“为艺术而艺术”，并且风靡一时的是辞赋。这种文体直接继承了战国纵横家的辩术和屈原、宋玉的“楚辞”。它们在屈原、宋玉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越来越不重视思想，而一味在文字、在形式上下功夫，争奇斗艳。汉代人写赋成为一种时尚，似乎不写赋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才华。汉代的诗坛是相对寂寞的，除了楚歌之外，几乎找不到激动人心的文人诗歌作品。不过，汉武帝建立乐府机构，搜集了许多民歌。这些诗歌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汉代乐府以其光荣的现实主义传统直接而极其巨大的影响着我国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曹家父子及建安七子直接承袭了汉代乐府的衣钵。而汉代乐府中的五言体、杂言体，直接影响着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影响着南北朝及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散体大赋——汉代辞赋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从战国时期纵横学说发展而来，其文风与先秦诸子有很大联系。大多数是空有讽刺之名，而似贬实褒、似讽实劝的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不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设三、两人，让他们互相攻驳辨难，最后让代表天子立场的一方获胜。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描绘和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一些作品因此显得笨拙与呆板。辞赋、诗歌、散文、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了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经学亦以繁琐解读为习气，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两三万字。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达十万言。汉代文学与经学在语言文字上都不厌其繁，多多益善。汉代文学作品常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与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并一度兴起谶纬神学，“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皮锡瑞《经学历史》）。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