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散文，最富浪漫的是？－《庄子》，《孟子》～？

　　最浪漫的应该是《庄子》了

　　他的散文肯定是最有想象力，最具浪漫色彩的了。下面是网上的资料

　　《庄子》散文，文学个性化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散文发展史上，《庄子》第一次运用汪洋您肆，恢诡谲怪的寓言形式作为说理的工具，开启了中国古代散文艺术的浪漫主义先河。在先秦散文中，运用“寓言”，说理并非起于庄子，稍前如《孟子》，其后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所用“寓言”相当精彩。这些“寓言”，大都是“现实生活化”的，借此形象说明或加重论理的说服力。但是，从《庄子》一书中可见，更多的“寓言”则是“镜花水月，种种幻相”，“从空蓦撰出来”，其主要特征不在于夸张，而在“从空蓦撰”，人们在尘世生活中无法想象、模拟出来。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庄子》寓言“寓真于论，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像《逍遥游》中的“鲲鹏展翅”、“藐姑射山”的仙人、《秋水》中的河伯与海若的对话、《齐物论》中的“庄生梦骤”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蕴含和浪漫主义风格，是古往今来无人比拟，无人替代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寓言不仅是说理的工具，而且是篇章的主体，寓言本身即蕴含作者所要阐释的思想。这又是与其他“诸子”所不同的。比如《孟子》讲“养吾浩然之气”，意在说明仁义的浩然之气，是人之内在存有，只能靠自身内在的存养，绝不可靠外力的帮助。为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塑造了“揠苗助长”的宋人，使人读后深感外力的危害。但从表现手法看，“寓言”还只是一种形象说明的手段。但《庄子》寓言，正如庄子的思想一样，“天人合一”，“融为一体”。如《应帝王》中“浑沌死”的寓言，是讲“人为”的害处，但通体是一篇寓言故事，其论点就融会其中。《庄子》寓言大都为事、情、理的高度结合，几乎找不出可分割的痕迹。如《达生》中有“呆若木鸡”的寓言故事，全篇不足百字，是讲纪氵省子为王养斗鸡一事。通篇只讲一事，全靠读者“言外察之”。由此可见，《庄子》寓言，全在阐释庄子思想，是《庄子》文学的灵魂，离开对《庄子》寓言的体味与欣赏，就无法理解《庄子》，更谈不上了解《庄》文之妙。第二，《庄子》寓言不仅进入了一种超然的文学境界，通过虚构、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段，创造一系列形象，蕴含其主要思想，而且不少寓言大都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在谐谑幽默之间，寄托一种强大的批判力量。如《秋水》中“鸱得腐鼠)，的寓言，用来讽刺惠施的滞溺荣华，《盗跖》中还生动地描绘出孔丘是一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巧伪人”；特别是《列御冠》中“秦王有病召医”一段寓言，更表现出作者对那种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利达，而又自我夸耀的丑恶灵魂的鞭挞。

　　总之，《庄子》一书所展示给读者“汪洋您肆”的想象力、擅长以的“寓言体”的文学形式既表现出深远悠渺的意境，又具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幽默讽刺的笔调，这是《庄子》散文艺术的重要表现。它在先秦散文中，独树一帜。

随意性与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