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的著名书法家有哪些？

1、王羲之 代表作：《兰亭集序》

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

2、柳公权 代表作：《金刚经刻石》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汉族，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幼年好学，善于辞赋，懂韵律。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

后柳公权封河东郡公，亦称“柳河东”。公权是颜真卿的后继者，但惟悬瘦笔法，自成一格；后世以“颜柳”并称，成为历代书法楷模。

3、颜真卿 代表作：《多宝塔碑》

颜真卿（709年－784年），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司徒颜杲卿从弟，唐代名臣、书法家。

开元二十二年，颜真卿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后至凤翔，被授为宪部尚书。

4、欧阳询 代表作：《化度寺碑》

欧阳询（557年一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出生于衡州，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5、张旭 代表作：《古诗四贴》

张旭(675-750)，字伯高，一字季明，汉族，是中国唐朝中期的知名书法家。出生于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开元、天宝时在世，曾任常熟县尉，金吾长史。

在书法界，他有“草圣”的称呼。在唐朝开元年间官至常熟尉，后又为金吾长史，世称他为“张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

汉朝时期使用的文字主要是隶书。

汉代秦而兴，文化随之变化，其中之一的就是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盛行的书体，成为汉代文化的标志之一，书法界更有“汉隶唐楷”之说。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

汉隶，汉代隶书的统称。因东汉碑刻上的隶书，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而唐人隶书，字多刻板，称为“唐隶”，故学写隶书者重视东汉碑刻，把这一时期各种风格的隶书特称为“汉隶”，以别于“唐隶”。

隶书字体庄重，结构为略显宽扁的长方形，横画长而直画短，书写方法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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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隶书的发展

从大的方面说，隶书有秦隶和汉隶的区别。秦隶的形体，从出土文物中的权、量器的诏版上还可看到一些特点。这时隶书结体还是纵势长方的，字的大小不拘。有人称此隶为“古隶”，西汉初期仍沿用这种字体。

隶书随着时代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形成了定型的汉隶。特别是到了汉恒帝、灵帝时期（公元174-189年），汉隶达到极盛时期。汉隶定型的字体，主要是指此时期的字迹。

定型的隶书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风格。在用笔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具备；在笔画形态上出现了蚕头燕尾的特点，长横画有蚕头，有波势，有俯仰，有桀尾；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的横势；结构上，中官紧收，笔画向左右开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故有汉隶“八分”的说法。

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行、草。所以隶书在书法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隶书到东汉时期已发展成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字丰富多采，尤其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所以留下碑版最多，也最精湛。

所谓“碑”，在古时是宫、庙门见识日影及拴牲口的长方形石头，秦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或刻文告等，秦代称为“刻石”，汉代以后即称“碑”。

自东汉以来，各种碑的形式也多起来，有碑颂、碑记、墓碑等等，用以纪事、颂德。这些碑刻给书法留下了极丰富的珍品，据说东汉留下来的碑版达170余种。

--汉朝书法

陈鸿寿的隶书，上联为"为文宜略识字"，下联为"读书能自得师";"上款"小芝二兄嘱"，下款"陈鸿寿";钤二印，上为"曼生"朱文方印，下为"陈鸿寿印"，白文方印。上联右侧偏下一印，"云间韩鉴藏书画印"，朱文篆书方印;下联左下角一印，"眉清欢喜"，朱文篆书方印。此幅馆藏书联笔法圆劲雄浑，奇崛老辣，结体奇特，意境萧疏简淡，金石气实足，结字和章法上守于古法，笔笔中锋，力透纸背，表现了陈鸿寿高超的书法艺术造诣，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西泠八家”中，陈鸿寿的书法是最有情调的，在形式表现上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

基本特征是各种文化大融合，美学风格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

汉朝文化又称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受到了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但是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汉朝文化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为：“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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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艺术活动，继承和发扬先秦多种形式艺术与技术的基础，造形意识从萌芽逐渐趋于成熟；西域与佛教外来艺术的传入，更丰富汉代绘画与雕刻的题材与技法，表现出极高的原创性  。

无论陶兵马俑、歌舞俑还是画像石、画像砖，工匠懂得雕刻这些作品的人、神、兽。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艺术手法塑造和描画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异兽，也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生活中的达官贵人、文臣武将乃至工匠农夫。 

书法：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从泰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 、“古隶 、“今隶”  、“八分书” 。隶书具有以下特色：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

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

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

-汉朝文化

隶书有哪些有名的字体

隶书主要分为：汉隶，秦隶。

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汉隶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隶书

隶书，亦称汉隶，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古代经学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我注六经”，侧重于训诂考证、章句解疏，以汉学为代表；另一种是“六经注我”，侧重于义理阐发，借古人经典寄托自己的观点，以宋学为代表。这是古代思想领域对待经典的不同方法，两者各具功能，各有建树，不应该有高下之别。艺术的目的，在于借助某一种具体的形式，来获得一种体验，抒发作者的情感和理想，书法亦如此。鲍贤伦先生在隶书创作中，不是机械地顺应隶书的历史贯例，延续经典的模式，而是追本溯源，深造高古，径直从上古隶书的源头，引一泓活水浇灌自家园地，既合于古，又适乎今，在表现隶书书体个性的同时，又表达自己的书法个性，从创作中获得纵心奔放、恣意豪迈的精神体验。因此，无论是他对待古典范式的态度，还是他创造的书法意境，都是在走一条“隶书写我”的路径。在他实现这一隶书理想的过程中，有三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以书写性激活隶书的古艳之美

在强调书法艺术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淡忘书法最本质的特征——书写性。其实书法的书写性与艺术性是共生的，就像硬币的两个面。书写性是书法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特征，也是它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特质。在隶书的历史进程中，书写性的淡化是由于早期墨迹范本的地面消失，阻隔了人们对汉代及汉代以前隶书真实书写状态的观察与认识所致，石上流传的汉隶，成了当然的隶书经典。隶书本该是生动活泼的：“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流郁拂，微势缥缈。” （晋·成公绥《隶书体》语）这是一种何其魅人的古艳之美。然而，随着汉代石刻隶书经典的确立，研习隶书，只能对碑铭和石经等经过转移复制的范本陈陈相因，西汉以来笔底气韵生动的景象逐代消散，隶书逐渐走向凋敝。尽管鲍贤伦先生在他的隶书学习中，也曾有类似的历程，却能较早地觉悟到，隶书首先是写出来的，然后才是刻出来的。要获得隶书的古艳之美，只有透过石刻书迹的科律，将它还原为生动多姿的书写过程，以此激活古老书体的生命活力。清代金冬心、邓石如、郑谷口、伊秉绶这四位隶书大家的实践，得到了鲍贤伦先生的关注。金的漆隶，强化了锲刻效果；邓通过用笔方式的革新，增强了笔力的雄健；郑以飘逸的笔法，夸张了隶书的艳美；伊用渊默深稳、息心静气的笔墨，营造了隶书的高古气息。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而背后蕴含着一种共同的观念，都试图在经典隶书之外，寻求隶书形式扩张的可能性。鲍贤伦先生的隶书，看似从碑铭回到了案头，以书卷气消解了庙堂气，但反过来说，在恢复书写性过程中找回了它的原生状态，探得了隶书的古艳之美。他的实践让人切实地感受到，演绎书写性可以赢得隶书的创新空间、实现隶书新的审美价值，也为我们理解书法的“技进乎道”，提供了具体的范例。 不仅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情怀，同时也表达创作者的学术志趣，这是中国书法人文性的重要特点。在古代，博雅之士是对文人的盛誉，博需要有远见，学识和胸襟；雅需要有情致，趣味和气韵。这应该成为修炼传统艺术、修炼一种高古书体的素质要。除了法度之外，也应该成为判别书法品位高下的标准。书法的创新来自作者的艺术天分，也沾概于对古典书法的艺术思考。强调书法的人文性不是抽象的。关键是要将书法的博雅气质，有效的灌注到书法的创作之中。这一点，鲍贤伦先生凭借其知识背景和社会身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他在隶书方面的夸张能力，就是建立在对六国文化捻知前提下的，从而实现了对先民历史的浪漫演绎。他善于用书法视觉审视简牍，也善于用考古视觉审视书法，充分利用这些瑰丽的书法资源，经过简牍时代那种凝神、浪漫、欢娱、神异的原始之美的浸润，然后在他的笔底整合出一种艺术趣味与人文色彩兼备的隶书形式。鲍贤伦先生的隶书，走的是一条个性化极强的非经典路子，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挑战性。但书法创作本身就是非常个性化的行为，它并不承担塑造公共景观的任务。然而，“隶书写我”的书法姿态确是极赋经典文化意义的。内在的中庸、练达，为他在风格上的冒险与挑战作了稳实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