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渔父》与庄子的《渔父》有哪些不同之处？

首先是相同的篇名——两篇都问世于先秦时代（当然有时间先后）的作品，用了同一个篇名——“渔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对前者效仿而做了同题文章？抑或两篇作品同出于一人之手？其次是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渔父，且又通篇几乎都是渔父与另一主人公的对话——《庄子

渔父》是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楚辞

渔父》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再次，两篇作品中展示的渔父其人及其话语，虽不相同，却仔细辨别，可以隐隐感觉两个渔父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类同。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创作时间、渔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较、探讨和分析，似乎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此作过论述或发表过见解。

先说两篇作品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庄子 渔父》属于《庄子》的杂篇之一，《庄子》一书按《汉书

艺文志》载录是五十二篇，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据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个部分。一般学者认为，内篇系庄子本人所撰，外、杂篇多数为庄子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个别篇系后人伪托；也有学者认为，内、外、杂篇绝大多数系庄子本人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或后人伪托，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渔父》篇在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吕氏春秋》所载内容涉及《庄子》的也有《渔父》篇。可见，《渔父》篇为庄子所撰基本不误。《庄子》一书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成书年代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初年），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公认了。《楚辞

渔父》按《汉书

艺文志》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代表性楚辞学者（如朱熹

、洪兴祖、王夫之、蒋骥等）均无异议。有学者根据《渔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称出现并自称，认为不符合古人创作习惯而怀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对此，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谓：“《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认为篇中之问答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有意借问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谓：“渔父有无弗可知，而江潭沧浪，其所经历，盖可想见矣。”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由此可知，《庄子

渔父》和《楚辞

渔父》都创作并问世于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前者出于庄子（或其弟子）之手，后者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末，为何会出现两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会否是屈原读到《庄子

渔父》后产生创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写下同题作品，而其意则别有所寄——藉渔父形象作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衬或对照，而其篇中之渔父又与《庄子》渔父之处世理念同中有异？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庄子其人据《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虽出生于蒙地（亦称蒙县），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过楚地或曾居住生活于南方地域（由《庄子》一书所写内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风情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风格，这是屈原可能认同或接受其影响的前提因素。

其二，《庄子》和《楚辞》在文学风格上都表现了极度的浪漫主义，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鲁迅说它们两者都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也就是说，由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透出，屈原和庄子在审美心态上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之处。

其三，庄子和屈原与老子都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道家人物，庄子的思想中显然受过老子的影响（后代将老子和庄子共同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与老子的关系载曰：庄子“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子

渔父》的本旨是要阐明老子的思想学术。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迹，《离骚》《惜诵》《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迹，《远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浓厚，屈原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楚人创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书楚语”，多用“兮”字，而其中两者在韵部上居然有极多相合处，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屈原《渔父》篇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没不曾受《老子》影响、没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两人的生活年代，几乎是同时代而略有先后——庄子约在战国中期，与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屈原则在战国中晚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具体来说，庄子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年前后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说，屈原大约比庄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这应该是他能看到庄子作品的可能条件——时间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处于南方楚地），当然，这里还有个作品传播的可能性问题，从当时来说，人们的文字传播工具是竹简或帛书，地域相近，能够传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较大。

其五，正是由于上述几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屈原能够具备濡染庄子思想或受庄子作品影响的可能条件。如若我们有兴趣对照一下《庄子》和屈原诗歌，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不光艺术表现风格相似，且还有不少句式或语词上的相同或类似，而这又是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依据之一。试看：《九歌》有“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涉江》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庄子》有“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悲回风》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庄子》有“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庄子》有“昔者十日升出，万物皆照。”《远游》有“道可受兮，不可传。”《庄子》有“道可传而不可受。”类似的例子还可找出不少。

其六，《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形象，是在与孔子及其弟子对话中显现的（以与孔子对话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于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谓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他提倡仁义、礼乐、忠信、伦理思想，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主张应该提倡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孔子弟子对渔父所言并不十分理解，但孔子闻其言后非常明白，他幸运地感到自己遇上了圣人，听到了圣人一番让人茅塞顿开的说教——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渔父那已被人们（尤其包括孔子）所认可甚至崇拜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将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这位渔父在《庄子

渔父》中所说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其这番说教在《庄子

渔父》中所铸就的与孔子鲜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来反衬屈原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伟岸的品质和形象。有人以为，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真有遇见渔父并发生对话的经历，此篇《渔父》乃此次真实经历的实录，笔者以为这不仅与屈原诗歌的整体浪漫想象创作风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说屈原的《渔父》篇乃虚实相结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观实际——其表现形式是借鉴虚拟，其思想内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两篇《渔父》作品的整个构思及其过程描写，虽说不尽相同，却在框架结构上显然可辨异中之同——都由渔父和主人公的偶遇开场，又都由对话结束渔夫离去告终，中间正文都是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皆为作品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先看两个渔父的出场。《庄子

渔父》中的渔父是在船上听闻岸上“缁帷之林”畔（杏坛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于“奏曲未半”之际下船，“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于曲终之时招读书之人（孔子弟子）发问：“彼何为者也？”于是引出了孔子，并进而由渔父对孔子的直言评论，引发了孔子的敬意和兴味，而后有了孔子与渔父的主体对话。《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出场，相对简单些，没有引渡人物，单刀直入，两位主人公直接出场——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于是引出了两人的主体对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渔父的出场来说，两篇《渔父》似异实同：都在水边泽畔——前者是渔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泽岸也），后者则在江潭之泽畔渔父直接遇见屈原；都是作简单背景交待后，开始渔父与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体对话。再看两个渔父的退场。《庄子

渔父》近结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对渔父一番说教的感激与钦佩，渔父则希望孔子自勉，而后“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离去后，孔子“待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随后对自己的弟子又发表了一通钦敬渔父的感慨，并斥责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辞

渔父》则是渔父与屈原对话毕，渔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屈原，便“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唱着“沧浪歌”，“遂去，不复与言。”两个结尾都极有意味，却又是鲜明的对照，其表现形式可谓异中有同——都在对话结束后渔夫驾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余味。可以说，两篇作品共同显示了过程的有始有终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两个渔父的人物设计，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对话的主人公，并能就他们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庄子》渔父闻曲而招呼，询问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后发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为何人（故询问孔子弟子），实际上却在孔子面前故意摆出超乎世人的圣人姿态，指责、教训、开导孔子；《楚辞》渔父在泽畔巧遇屈原，虽然其时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却能立即辨认出来，谓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可见他不仅认识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与地位，在惊讶屈原的现实境遇后，很自然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以劝导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渔父与两位主人公的分别对话：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场，而后过渡到正文——渔父与孔子的对话，且以渔父为主；后者直接是渔父与屈原相遇后的对话，两人各述己见。两个对话，虽篇幅有长短之别，却分别表现了两个渔父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观，由此凸现了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与人生哲理，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具体地看，《庄子

渔父》中渔父阐发的内容，既针对孔子而言，实际也是道家学说的展示，庄子的学说本归于老子，《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答话，孔子听后对弟子感慨，说自己见到老子犹如见到了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这与《庄子

渔父》所载内容几乎是异曲同工——孔子弟子闻听渔父之言，转告孔子，孔子对弟子发感慨，说这是遇上了圣人，随即追问于渔父，聆听了渔父一番宏论教诲。从渔父对待孔子的倨傲之态和颇带鄙夷的言辞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这篇《渔父》不只借渔父之口表达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且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和礼乐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渔夫的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这是庄子有意设计的人物。与此相对应，《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是个避世隐身者，他信奉并宣扬“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决其泥而扬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后，提出了应该识时务、明世理、“与世推移”的主张，认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个主张，这个形象，与《庄子》的渔父实在有着相类之处，《庄子》渔父对孔子说“人有畏影恶疾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两位渔父的劝戒，是否有点异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笔者以为，大约正是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将《庄子》的渔父用来作为自身形象的陪衬，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显示一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者的伟岸形象。朱熹说得不错：“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楚辞集注》）其实这个渔父乃是一个君子有道行其志、无道全己身、道异则不相与谋的人物，他在劝导屈原不成功后离去时所唱的“沧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沧浪之水清的时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迁之时——应该在此时抓紧时机修饰冠缨而赴仕，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乃乱世昏暗之时，士人应该适时地隐遁而去，不应犹豫滞留，强作姿态而自讨苦吃。渔父其实是说了一个在他本人和当时一般人看来清楚不过的道理，但可惜屈原并不听从。屈原写这篇《渔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进一步突出自己为理想抱负的实现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如果他信从了渔父的哲学，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这篇《渔父》作品了。这里，顺便应该提及，唐人成玄英《庄子疏》认为，《庄子》中的渔父是越国人范蠡：“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这绝对是臆测之见，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吴越之争时代，吴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吴王败亡后，范蠡还生活了多年，那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年，须知，庄子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说，范蠡和庄子、屈原决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怎麽可能庄子时代的渔父是范蠡，且他又与屈原相逢呢？这不成了生造的历史笑话？！不过，成玄英的这一误断，倒是让我们由《庄子

渔父》想到了《楚辞 渔父》，因为他由注释《庄子》的“渔父”而提及了屈原。

综合上述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可以初步得出判断：屈原的《渔父》很可能是一篇受《庄子 渔父》启发而有意创作的作品，他借用了《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结构和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形式，变换了其主要内容，改变了主题内涵，藉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从而完成了一篇与《庄子

渔父》同题却内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为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丰满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

屈原留下的精神遗产与日月同辉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蔡靖泉认为，屈原不仅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伟人，是被公认的中国诗歌之父，是中国的诗魂、国魂、民族魂。从端午节的起源来看，它并非为屈原所设，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屈原却逐渐成为中华大地端午祭祀活动的主角。他感慨：“端午与元旦（解放后改称春节）、中秋并称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竟然成了纪念一位诗人的节日，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1953年，屈原与哥白尼等文化巨匠一起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命名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在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2000多年之后，这位被华人世世代代纪念不息的诗坛巨星和历史伟人引领中华文化走向了世界。梁启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生在中国，不读楚辞，不理解楚辞，枉为中国人。蔡靖泉说：千百年来，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滋养了一代代华夏儿女和一批批民族精英和文化精英，创造出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作为我们这个民族一笔巨大而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仍然用如此传统和隆重的方式纪念这位伟人，是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永远继承和弘扬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化和历史。

屈原人格范式的当代意义

长江大学文学院孟修祥教授认为，屈原的人格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所极力崇尚的理想范式，主要表现在政治理性、道德精神、诗性智慧三个方面，他是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其精神已融会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对于后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武汉大学教授李中华说：“今天我们隆重纪念屈原并不是为发思故之幽情，而是要用当代人的眼光，重新认识和发掘屈原文化和精神中对今人有启迪意义的东西。”他认为，2000多年前，屈原的政治思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仍值得今人关注和继承。比如他对民众的关怀和关注，无论是作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还是被流放，他始终关注民众的生存状况和同情民众所再遭遇的苦难；还有他的法制思想，在其政治主张中，他迫切希望国家能按照法治的轨道前进。再如他主张选贤举能，反对任人唯亲，提出不论人的身份贵贱，唯才是举，不拘一格。这些政治思想构成了屈原人文理性的核心，是其美政理想的体现。

　　屈原的浪漫主义

　　《三国演义》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运筹帷幄的谋士与英勇无比的武将；《水浒传》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忠肝义胆的好汉与令人恨之入骨的奸臣。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吸引人呢？小时候只知道里面有一个孙悟空和一群妖精，现在重读渐渐领悟，这或许是源于它的超现实主义。

　　由此，不由想起屈原和《楚辞》了。屈原经过两次流放，可能已经逐渐看清了社会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之际，写出的诗文也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逼破屈原只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一生不得志的经历，迫使屈原只得在《离骚》中以245行的篇幅驰骋浪漫想象“往观四方”，天上人间，古往今来，跋涉奔波于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而去寻求理想、赏识与寄托。多少年过去，在屈原的影响下，《楚辞》也就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

　　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李白的浪漫主义:

　　我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新的高度。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远古时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吸取前代文学和文化的成就，在现实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诗篇，以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和他同时的庄子在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幻想奇丽的寓言，也对浪漫主义传统有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和进步文人创作中不断发展着，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木兰词》等等作品，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的某些诗篇，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传说，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到盛唐时代更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潮。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创作实践上，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诗歌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李阳冰在他死后为他编的诗集《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这是对他革新诗歌功绩的正确评价。

　　李白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他的诗名在当代已广泛传扬，到贞元时期，他的没有定卷的诗集已“家家有之”。中唐韩愈、孟郊大力赞扬他的诗歌，并从他吸收经验，以创造自己的横放杰出的诗风。李贺浪漫主义的诗风更显然是受过他更多启发的。宋代诗人苏舜钦、王令、苏轼、陆游，明清诗人高启、杨慎、黄景仁、龚自珍等也莫不从他的诗中吸收营养。此外，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词，也受过他的影响。他那些“戏万乘若僚友”的事迹传说，被写入戏曲小说，流传民间，更表现酷爱自由的人民对他的热爱。

屈原、李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且身世经历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他们在创作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李白和屈原都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想象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必备素质，屈原和李白的想象带有明显的连贯性、统一性，在象征意象的运用上，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且两者都注意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尽管两位诗人的创作各有千秋，但是从两者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屈原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共同发展了浪漫主义这种古老的艺术手法。

屈原的少年时代充满着浪漫色彩。他诞生在山水灵秀的巫峡附近，环境的熏陶使他从小便养成了性高洁，好奇服，爱花草的品格。屈氏家族虽然与楚国同姓，但与楚国的王公贵族比较，只能属于远离王族的疏族。屈原的父亲伯庸一生不得志，他深居僻壤。靠世袭的“食邑”过日子，早已从贵族显赫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家道中落，但也在一般人之上，过着丰衣足食，不忧冻馁的生活。

屈原从小聪颖过人、开卷过目成诵，提笔作文为诗。在乐平里，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书，他几乎都读过。如晋《乘》、楚《木寿 杌》、鲁《春秋》等正史，《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广为流传的诸子学说等。屈原更喜欢山歌、渔歌和祭祀歌曲，每得到一首，便如获至宝，从中汲取营养。屈原的家乡至今流传着许多屈原少年时代的传说。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想象新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存诗900余首，有《李太白集》，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屈原的浪漫主义诗歌自有一股沉郁悲愤之气，这和他长时间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他的治国理想不能得到实现有很大的关系。李白也向往从政，但是他一直都是在政局的边缘游走，并没能真正参政议政，他的生活环境宽松自由，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浪漫是带有欢乐明快的色调的。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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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离骚》浪漫主义之异同

在中国文学史上 ,自古《庄》、《骚》齐名。它们一作为先秦时期独具风格的散文 ,一作为我国古代最宏大的抒情诗 ,俱以想象瑰丽宏伟、文彩斑斓多姿而成为彪炳千古的浪漫主义艺术珍品 ,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长期以来 ,《庄》、《骚》之所以一直为人们相提并论 ,是由于作为浪漫主义作品 ,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首先表现在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奇幻超绝的非凡想象力。在《离骚》中 ,诗人驰骋想象 ,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各种自然现象 ,给我们构造出五彩缤纷、惊心动魄的艺术形象 ,编织出异彩纷呈、变化莫测的幻想境界。“他把宇宙中的森罗万象都看成是生命的存在 ,而且都可以用来替他服务。他把风、雨、电、云、月作为他的侍从、御者、卫士 ,使凤凰和龙替他拉车子 ,让他在天空中驰骋。他忽而飞到了天国的门前 ,忽而攀上世界的屋顶 ,忽而跑到了西极的海边……”。<1> (P4-5)比如在诗人神游的一段描写中 ,诗人“朝发韧于苍梧” ,夕“至于县圃” ;“前望舒使先驱” ,“后飞廉使奔属” ;“令凤鸟飞腾” ,“帅云霓而来御”。叩“天阍”、见“宓妃”、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 ,境界迷离 ,场面宏伟壮阔 ,有力地表现出诗人为了理想上下求索的精神。在《庄子》中 ,作者为了表达他的哲学观点、人生理想 ,同样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创造出波诡云谲、姿态万千的艺术形象 ,编织出许多令人神往的奇崛惊绝的理想境界。诸如“怒而飞 ,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鹏鸟 ,“肌肤若冰雪 ,绰约若处子”、<2 > (《徐无鬼》) “吸风饮露 ,乘云气 ,御飞龙”的藐姑射神人<2 > (《逍遥游》) ,“肩高于顶 ,会撮指天”的畸人 ,“运斤成风”而斫鼻的匠石 ,以及那“无待”、“无穷”的逍遥 ,“无何有之乡”、“庄周化蝶”等幻想境界<2 > (《齐物论》) ,都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李白说庄子“吐峥嵘之高论 ,开浩荡之奇言”<3 > (卷三《大鹏鸟赋》) ,高似孙称其文“荒怪诡诞 ,狂肆虚缈” ,都是对《庄子》超绝想象力的肯定和赞誉。其次 ,在《庄》、《骚》中都显示出一种不屈于世俗的独立不群的人格和为了理想而斗争的浪漫主义精神 ,并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怨恨之情。在《离骚》中 ,诗人“揽木根以结艹臣 兮 ,贯薛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纟丽纟丽” ,“高余冠之岌岌兮 ,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 ,唯昭质其犹未兮”。诗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洁 ,他那高大峻洁的形象已远远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在《离骚》中 ,又自始至终贯穿着诗人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深沉的感情。他“哀民生之多艰” ,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 ,指出他们蝇营狗苟 ,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昏庸不辨忠邪 ,指责楚王的反复无常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 文丨贝丨 怒” ,“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遁悔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伤灵修之数化”。他忠于理想 ,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 ,决不变志从俗 ,虽九死而不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 ,“岂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都表明了诗人热烈追求理想并为之不懈斗争的精神 ,显示了其忠贞自守的品格。同屈原一样 ,庄子对当时“昏上乱相”的黑暗现实和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法制度也表现出强烈的愤恨 ,他揭露当时的社会是“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诸侯之门 ,而仁义存焉”<2 > (《月去箧》) ,深刻地揭示出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他以“无所处”的“鲋鱼”忿然呼号求救的形象来揭示人民的不幸和苦难 ,<2 > (《外物》) 以“触蛮相争”的故事来表达对统治阶级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的兼并战争的极度愤慨和蔑视。<2 > (《则阳》) 他提出了“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来对抗黑暗的社会 ,追求理想的人生 ,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解放 ,<2 > (《马蹄》)仰慕“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辨 ,以游无穷者 ,彼且恶乎待哉”的绝对自由 ,以及作为这种自由体现者的“至人”、“真人”、“神人”。<2 > (《逍遥游》) 他蔑视权贵 ,鄙弃世俗 ,宁做泥中曳尾的活鱼 ,也不肯“为国者所羁” ,作庙堂上留骨的神龟。<2 > (《秋水》) 宋代学者叶适指出 : 庄子“不得志于当时 ,而放意于言 ,湛浊一世而思以寄之 ,是以至此。其怨愤之切 ,所以异于屈原者鲜矣”<4> (之六《庄子》) 。此言正是指出了《庄》、《骚》在感情“怨愤”上的共同点。另外 ,《庄》、《骚》在比喻、拟人、夸张、象征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离骚》中 ,诗人广泛运用比兴手法来抒情言志 ,如用兰蕙等香草来比贤才 ,以萧艾等比小人 ,以美女自比 ,以婚约比君臣遇合 ,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而《庄子》也经常采用比喻等手法来表现作者的观点及理想 ,《庄子》的比喻奇巧新颖 ,且多用博喻、排喻 ,喻中说喻 ,喻后出喻 ,给人以变化多端、魅力无穷的感觉。《庄》、《骚》在上述方面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是由于它们同出于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文化 ,楚文化所表现出的自由的想象力和热情浪漫的精神孕育滋养了它们。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文化系统具有不同于北方中原文化的某些特点 ,曾被中原人称作是“荆蛮”、“南蛮”的楚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 ,但在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却比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 ,而不象中原那样经过严格的“礼”的教化。《汉书·地理志》上说荆楚巫风炽盛 ,“信巫鬼 ,重*祀” ,当地祀神以祈祷未来 ,求神保护地区的安全。他们设想鬼和人一样 ,有欢乐 ,有哀怒。在这一点上 ,颇似希腊神话。正是楚文化所表现出的这种较中厚文化更多的原始活力和自由想象、激越的感情孕育了屈原热情浪漫的精神 ,使《离骚》成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歌。庄子略早于屈原 ,宋国人 ,宋地处中原各国与南方的楚国交界处 ,因而受荆楚其文化影响十分明显 ,其为文处处是“荒唐谲怪之词” ,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的屈赋一样 ,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二但是 ,《庄》、《骚》又有很大的差异。首先 ,构成它们浪漫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不同。屈原的思想主要来自于儒家 ,因而他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楚国独立富强 ,以至统一长期分裂的中国 ,达到所谓唐虞三代之治。其具体主张不外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这种“美政”理想诗人在《离骚》中曾一再表明。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 ,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 ,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主张“举贤而授能” ,“循绳墨而不颇”。为了实现“美政”理想 ,他耗尽心血培养人才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 ,杂杜衡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立矣时乎吾将刈” ;为了实现“美政”理想 ,他愿为楚王引路 ,为楚国尽忠 ,“乘骐以驰骋兮 ,来吾导夫先路” ,“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为了实现“美政”理想 ,他“上下求索” ,“周流乎天”。当“美政”理想破灭时 ,他便沉渊以没 ,“从彭咸之所居”。可见 ,这个“美政”理想正是《离骚》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 ,它作为屈原浪漫主义精神的核心贯穿于《离骚》之中。而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其政治理想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反对封建礼法制度 ,对舜尧禹汤文武之道持怀疑批判态度 ,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绳墨” ,在《庄子》中 ,那些献身宗法政治的“圣贤”被嘲设为“其尘垢米比糠 ,将犹陶铸尧舜者也”。他的理想不是追求宗法社会的“美政” ,而是要建立一个天籁自然的所谓“至德之世”的社会。这种“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是《庄子》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他那超脱人际关系的是非纠葛 ,消除了一切畛域、差异、烦恼而臻于空旷的“无何有之乡” ,他那游心于自然的“逍遥游”境界 ,实则都是因为找不到现实的“至德之世”而以超现实幻想形式表达了现实的内容 ,与屈原的“美政”理想和为了实现理想的不屈斗争精神比较起来 ,庄子的社会理想确有些消极色彩。而由于庄子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文化的认识以及他对丑恶事物批判的力量和深刻性又大大超过了屈原 ,因而 ,庄子的那种哀怨感情比起屈原来 ,又更深沉 ,也包含着更为广袤的内容。其次 ,《庄》、《骚》虽因同源于南方文化体系而表现出“荒唐谲怪”的浪漫色彩 ,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却有所不同。作为诗人的屈原 ,其思维方式是“诗的掌握方式”。这种“诗的掌握方式”黑格尔解释为“是一种还没有把一般和体现一般的个别具体事物割裂开来的认识 ,……诗把它所掌握的一切都纳入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里 ,这种整体固然内容丰富 ,可以包括范围广阔的情境、人物、动物、事迹、情感和思想 ,但是这些广泛复杂的东西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 (P2 0 ) 。而作为思想家兼艺术家的庄子却是以“散文的掌握方式”来表达哲学深思的。这种“散文的掌握方式”黑格尔解释为“是把已被人就其普通性认识到的那种内容意蕴 ,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5> (P2 1) 的认识。《庄》、《骚》在“掌握方式”上的区别不但使它们表现出“赋予思想形象”与“富有思想的形象”的差异 ,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它们对神话的接受形式。很明显 ,《庄》、《骚》的浪漫主义都与古代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离骚》中有许多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量承袭和运用 ,但他的“神话题材的运用还具有不自觉的性质 ,表现出对巫史文化的直接继承”<6> 。这正是由屈原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庄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代神州的影响 ,与屈原不同的是 ,在庄子那里 ,神话大都经过了他的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而成为作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