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研究艺术史

依不同的学术观念，中国艺术史可以从多维视角进行研究，于是会形成多种中国艺术史学术著作。例如，我们可以从艺术创作技术方面观察，形成中国艺术门类史;

我们可以从艺术思想考察出发，形成中国艺术美学史; 我们可以对艺术创作者与传承进行考察，形成中国艺术社会史;

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考虑，形成中国艺术科技史; 我们也可以参照文化学的理论，形成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为深远，它与中国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本文以此为题，试论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学理与研究课题。　　一、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视角

(一) 艺术与文化的关系

论及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先从文化的涵义谈起。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学者都曾尝试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为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西方，据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164种。中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也有许多。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

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 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 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

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 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 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12．）。这一条定义指出文化的要旨在于文化的行为模式、象征符号、传统观念。

中国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显得更为具体、生动、易解。例如，陈华文教授认为： “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2．）。张岱年教授认为：“所谓文化，包含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在这中间，又可析为三个层次。社会心理、民间风俗属于最低层次; 哲学宗教属于最高层次;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属于中间层次”（张岱年．文化体用简析［A］．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81－82）。概括中国学者的观念，文化指国家或民族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行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它既有物质的表象，又有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心理文化四个方面; 其中文化自然包括文学艺术。

艺术的涵义同样是一个难以确切说明的议题。西方学术界认为: “艺术一词意指与‘自然造化’相对的‘人工技艺’，内容大致包括各种用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甚至将制衣、栽培、拳术、医术等技艺也包含在内”（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 美术总论)［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1．）。查阅中国古代典籍，其中没有“艺术”一词的记载，只有有关技艺的描述，如“刻削之道”、“六艺”。20世纪以后，随艺术实践的发展，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认识艺术，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其一，着眼于艺术活动的结果，认为艺术即艺术品，其二，注重艺术活动的过程，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活动、创造活动，或是对现实的模仿活动，其三，从精神层面考察，认为艺术是文化的一个领域，或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高兴．艺术史方法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

分析以上文化与艺术的内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论断: 文化中包含有艺术，它是艺术产生发展的土壤;艺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之一，它具有物质文化与心理文化的双重属性，即是具体的文化，又是抽象的文化，是文化的精华。

(二) 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思路

由于文化的内容宽泛而包罗万象，对之进行研究的精彩程度可想而知了。对文化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科称为文化学，它以人类创造的文化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在西方，“文化学”之称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这一新学科名称。它来自于人类学，经历了文化人类学(亦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 、文化学的演化过程。20世纪后，我国学术界引入文化学并与西方学术界同步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学研究在我国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至目前为止，它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借鉴文化学的文化形态、文化学研究流派、文化特征、文化系统等研究成果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

1．依照文化形态对照艺术

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活动相当丰富而复杂，于是人类创造的文化表现多样性。关于文化形态，目前文化学界存有多种学说。其中，有两分说，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形态：有三分说，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种形态；有四分说，即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甚至还有六大子系统说，即将文化分为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子系统。

用以上学术观念对照艺术，亦可有物质艺术、制度艺术、行为艺术、精神艺术之分。我们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可以按这一思路进行，开展文化学观念的艺术形态研究。其中物质艺术，如园林艺术、石窟艺术; 制度艺术，如古代礼乐制度规定下的雅乐; 行为艺术，如丧葬艺术、婚礼艺术；精神艺术，如文人艺术、宫廷艺术等。这四种艺术形态中的后三种相当于当今人们所谓的“非物质艺术”。我们可以围绕文化学观念的新艺术形态进行探讨。

2．依照文化学研究视角考察艺术

20世纪人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随科学技术的进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爱因斯坦在观察物理现象时发现，在一万物运动的世界里，任何确凿可靠的推断和预测都必须以观测者的相对位置为依据。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于是“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变化”这一看似悖论的论断成了20世纪西方的代表性思维方式。它为人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西方文化学的研究相应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研究流派。其中代表性的学术流派有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等（王玉德．文化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37．）。这些学派在文化研究中各有特色，但也存有争议。

文化学研究中的进化学派是一支有影响的学派。它以文化进化为研究观念，认为文化进化的过程是持续的、累积的、播化的、进步的。19世纪下半叶的早期进化学派注重研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现象，注重研究民族的同一性。20世纪的新进化学派代表人物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阿尔文·怀特重视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推进作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了“多线进化”观念。他注重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文化变异”和“文化生态”理念（同前）。文化进化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启迪意义在于它提示我们艺术科技研究的重要性，可以开展艺术形态变异、艺术生态的保护等研究课题。

传播学派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学研究学派。它的影响涉及到德国、奥地利、英国、美国等国家。德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为其代表人物之一。他首次提出“生存空间”概念，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具有巨大影响作用。在他的著作中注重文化源头的考察，认为民族迁徙促成文化传播现象。弗罗贝纽斯继之将世界上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按地理分布称之为“文化圈”，并对每个文化圈进行实地考察（同前）。文化传播学派的研究观念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即开展艺术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地理环境能够产生不同特色的艺术。

文化学其他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艺术研究来讲同样会有或多或少的启发，在此不一一枚举了。

3．依照文化特征审视艺术

我们若以文化的特征研究为思路审视艺术，仍然会得到不少的启发。依文化学理论，文化体现出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统一，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统一，普遍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阶级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累积性与变异性的统一（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2．）。

文化的自然性体现为人类的文化创造以自然为对象，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会对文化创造产生制约作用。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同样具有自然属性。文化的超自然性反映在它既是人改造外在自然的过程，也是人改造自身的过程。文化的传承方式要靠后天习得行为。对照当今的艺术史研究，有关艺术创造受自然生态系统制约的研究、在人类创造艺术的过程中人的自身改造研究、艺术品种的传承研究均有待开发。文化学研究中体现出的诸如主体与客体、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思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文化特征研究中文化的普遍性与民族性(地域性) 是学术界关注的又一重要议题。文化的普遍性指文化为人类的基本生存、生产生活需要，具有为社会组织服务的特性。文化的民族性指文化本身体现出的民族、地域之差异。目前的中国艺术门类史更多地关注了艺术的普遍性研究，如艺术的社会功用、艺术技法、艺术审美等，对于中国艺术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相对薄弱。我国是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艺术的独特风格造就了中国艺术的丰富多彩性。历史中各民族之间的艺术交流推进了我国艺术的发展。加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艺术的特色研究有利于把握中国艺术的总体特征。

4．依照文化系统体察艺术

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规律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发展中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使文化学研究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目前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热门课题有社会群体与多元文化、文化传承的社会化、社会形态与文化模式、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当今学术界开展的有关文化与经济研究试图从多维视角探讨人类文化社会中存在的经济生活，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文化的一体性、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等。文化与科技研究认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与科技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学科，世界上的许多事物既有社会文化内容又有自然科学内容，于是形成了青铜文化、陶瓷文化、茶文化等研究课题。有关文化与民俗研究的课题有，文化的传承机制、文化的口承性、文化的地方性研究等。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研究中开展的研究课题主要有语言与思维、文化中的方言、语言与文化传播。由于文化的主体是人，人创造和传承了文化，于是文化与人生的研究逐渐被学者们关注。文化与人生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人生现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中国现代新文化构建中的人文精神等。

艺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联系密切。我们若依照文化系统研究的理念进行艺术研究，可以开辟出更多的当前学术界称之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与课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片广阔的学术原野。

二、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课题

在以上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思路基础上，本部分探讨可以开展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课题。

(一) 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史料研究

史料研究属艺术史的微观研究，它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工程，必须下大功夫以详尽掌握。按种类划分，艺术史料可分为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图像史料、口述史料。文献史料指保存至今的历代艺术经典著述，如二十四史中的《乐志》、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清代凌廷堪的《燕乐考源》。考古史料指考古出土的历代艺术文物，如陶器、青铜器、乐器。图像史料指刻、画在各种媒体上的艺术场景、艺术器物、艺术表演、肖像，如岩画、壁画、纸质绘画作品。口述史料为艺术田野考察中记录的当事人、见证者、传闻者提供的材料。在传统的门类艺术史中由于注重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研究，对前三类有关艺术本体的史料挖掘较为充分。

依文化学观念进行艺术史料研究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对非艺术本体史料的开拓。如前所述，艺术的发展与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均有联系，它们能够具体说明艺术产生、发展、流传的原因、动力、条件，如社会典章制度、民俗习惯、地理环境、科学技术等这些过去不被艺术界认为是艺术史料的材料现已被视为艺术史料。

其次，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史料研究能够推进口述史料的发展。与中国相比，由于艺术经典文献史料(特别是古代艺术)的匮乏，国外艺术史学界较早地注意到口述史料的研究。特别是自19世纪末起，欧洲学者先后对亚洲、非洲、美洲地区的土著民族文化艺术进行考察，提出了调查采访中的口述史料研究要领（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266 － 268．）。随着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的非物质艺术遗产保护研究中，口述史料作为第四类艺术史料被学术界广泛采用，如《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一书附录中设有关于太原莲花落、临县伞头秧歌、襄垣鼓书、绛州鼓乐、河曲民歌的详细口述史料（章建刚，王亮等．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21－262．）。此外，在现代艺术史的研究中口述史料仍是学术界重视的史料来源。张振涛《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一文通过大量被访者的口述史料追述了20 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大师杨荫浏先生的艺术生涯与取得的艺术成就（张振涛．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J］．音乐研究，2015，(06)：5．）。李世涛《口述史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美学论争——“中国当代美学口述史”课题主旨报告及资料分析》一文介绍了该课题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美学论争事件中的当事人、参与者进行访谈，进而为中国当代美学史研究积累大量珍贵史料的研究主旨（李世涛．口述史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美学论争［J］．艺术百家，2015，(04) ：140．）。

(二) 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体裁研究

审视传统的门类艺术史研究，按艺术创作与表现的物化形态可分为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剧戏曲艺术、**电视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设计艺术、建筑艺术等门类。每种门类艺术又按创作技术分为若干体裁，如绘画艺术可分为国画、版画、油画等体裁，音乐艺术可分为歌曲、歌剧、民族器乐、管弦乐等体裁。这种艺术体裁分类观念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鲜明地体现出艺术的物质属性一面。

若用文化形态理论对照艺术，艺术大致可以为分为物质艺术、制度艺术、行为艺术、精神艺术。其中每种艺术形态又可划分为若干艺术体裁。关于物质艺术的体裁，目前门类艺术史中各个门类艺术所划分的艺术体裁大致属于此类，它们大都是可视、可听的。

关于制度艺术，如礼乐制度、乐籍制度等规定下的音乐活动，古代典籍中已有不少记载。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七“乐七”中记录了历代宫廷雅乐的有关记载。如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庙宜设宫悬。按周官：‘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祗；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飨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现代学者有关制度艺术的研究成果有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程晖晖《乐籍制度下的女乐与城市音乐文化》（程晖晖．乐籍制度下的女乐与城市音乐文化［J］．中国音乐学，2008，(02)．）等。

行为艺术的体裁很多，如丧葬艺术、婚礼艺术、礼仪艺术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荣有《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李荣有．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J］．黄钟，2009，(04)．），作者依文化学研究观念对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乐舞图像进行详细的民俗考察，认为汉代人将祭祀乐舞看作是实现天人对话的途径，而墓葬中的画像石正是此种观念与行为的载体，这是汉画像石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缘由。孙云、王九筛《场域视角下的鼓吹乐文化解读》（孙云、王九筛．场域视角下的鼓吹乐文化解读［J］．中国音乐学，2008，(02) ．）一文以文化地理学的考察方法对鼓吹乐的社会功用进行研究。鼓吹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仪式音乐，它之所以能够长久传承，靠的是礼乐行为的社会习俗。文中所谓场域指地理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关系的多维组合，不同的场域会形成不同的音乐文化模式。精神艺术的体裁很丰富，如图腾崇拜艺术、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可举彭素琴《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彭素琴．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J］．音乐研究，2009，(04) ．）。该文以古代文人对待雅乐，俗乐的态度为观察点探寻古代文人的音乐文化心理模式。作者以充足的文献史料论证了古代文人在音乐思维方式中存在崇尚礼乐与追从俗乐的矛盾; 在情感方式中存在道德伦理与情欲萌动的矛盾；在行为方式中存在好古取向与积极“入世”的矛盾; 在人格追求上存在道德两重化与崇尚通脱的矛盾。文章精炼地勾画出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的四维结构模式，对于我们在深层次认识文人艺术思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以文化形态理论划分艺术体裁并从事研究将打破艺术门类的藩篱而推进艺术整体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在深层次重新认识艺术产生的缘由、艺术的功用与艺术的特质。

(三) 文化学观念下的多元艺术研究

文化多元论认为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因为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中，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彼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类群体之间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心理特征。所以，一定的民族或群体创造、保存和传承了一定的文化，各种文化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或群体性，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遗产，具有同等的文化价值。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调多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遵循多元文化保护观念，艺术史研究中应贯彻多元艺术研究这一学术观念。

用文化生态理论分析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会产生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艺术品种。在此我们先举受不同地域文化影响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众所周知，先秦时期齐鲁文化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受其影响齐鲁艺术也有相应的特色。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旋律、调式建立于古音阶( 雅乐音阶) 之上。秦晋文化也是一支有特色的文化品类，受其影响秦晋艺术特色也很鲜明。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旋律、音阶建立在新音阶(清乐音阶) 之上。在地处南方的楚文化影响下，楚艺术的特色同样突出。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曲调在典籍中称为“楚声”。我们从以上三地出土的青铜器亦可分辨出其艺术风格上的异同。至今为止，这三地的艺术风格仍与先秦时期的当地艺术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一艺术现象告诉我们，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展多元艺术研究的必要性。

我们再观察中国艺术史中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艺术品类。在中国艺术史中曾有受封建贵族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宫廷艺术，如宫廷绘画、宫廷燕乐歌舞; 受儒家、道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文人艺术，如文人音乐、文人画; 受宗教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宗教艺术，如佛教美术、佛教音乐; 受市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世俗艺术，如戏曲、说唱; 受民俗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民间艺术，如年画、民歌等。这些艺术都有自身存在的文化价值，在艺术史中都应有其相应的位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哺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艺术，使中国艺术呈现出一派壮丽的景观。在中国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多元艺术使中国艺术史变得丰富多彩。

中国艺术史中体现出多元艺术观念的研究成果，如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将民歌、说唱、民间歌舞音乐置于重要位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750．）。薄松年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史图集》（薄松年．中国艺术史图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将日常生活性的工艺美术、社会通俗艺术产品等统统选入。目前这样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中国艺术史中的多元艺术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发展。

(四) 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现象研究

艺术史学是一门科学，其重要任务在于认识过去和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中艺术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艺术，进而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创造性地开展艺术活动。艺术史与艺术史科学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要能够发现艺术现象，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理论。艺术现象研究属宏观史学研究。如果对于艺术史中艺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关注与研究不足，这将会影响到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科学性。

文化学理论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艺术现象、总结艺术发展规律的有力工具。我们可以遵循文化考察线索探讨艺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这将是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之专长。有关艺术现象研究的成果如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一文（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J］．中国音乐学，2010，(04) ．）对中国古代唐宋以来社会中禅悦之风的盛行、僧人的“文人化”、僧人的艺术修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僧人与文人之间的文化和思想的互动产生了琴僧这一群体，形成了琴僧现象，而琴僧使得古琴文化与禅宗文化交融，为古琴艺术注入新的理念和风格。古琴音乐的宗旨在于悟道，在于意境和弦外之音的追求。贺志凌《从箜篌与宗教的关系管窥音乐文化传播》一文（贺志凌．从箜篌与宗教的关系管窥音乐文化传播［J］．中国音乐学，2009，(01) ．）借鉴文化地理学理论，从箜篌与佛教、祆教之关系为切入点审视这一外来乐器在我国的发展，进而探讨本土文化与他族文化之间的传播、融合规律。

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有关艺术整体性发展规律研究的成果也有十分精彩的例证。我国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中音乐型态的发展与传承规律。这条规律是这样阐述的：在先秦至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历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使音乐型态发生了三次断层现象。第一次发生在战国至秦汉之间，第二次发生在唐末至五代之间，第三次发生在清末至20 世纪期间。在历次断层中失去生态环境的音乐品种会产生失传现象，但其传统基因却促成新艺术品种的诞生。观其实质，失传的音乐品种以型态的改变获得新生，使我国传统音乐走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117．）。

以上音乐型态的发展与传承规律是黄翔鹏先生借鉴文化学理论对中国音乐史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在艺术史研究中加强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是新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大任务。

三、结语

以上我们探讨了在中国艺术史的史料研究、艺术体裁研究、多元艺术研究、艺术现象与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等课题中开展文化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发展前景。当然，我们还可以遵照文化学理念开展诸如艺术观念、艺术传承、艺术心理、艺术生态等更多课题研究。如果说当前的门类艺术史研究能够使我们对历代艺术做到“知其然”的效果，那么开展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历代艺术达到“知其所以然”的功力。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价值在于它开拓了中国艺术史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有利于加强艺术史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有利于对艺术理论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有利于推进艺术史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愿中国艺术史研究在继承、借鉴、创新的道路上长足发展。

1987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俄裔美籍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言辞片段》、《山丘和其它》、《悼约翰•邓恩及其它》、《驻足荒漠》，散文集《小于一》等。获奖理由：“因为一种以思想敏锐和诗意强烈为特色的包罗万象的写作。”

1988年

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1911～2006），埃及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小说《小偷与狗》、《乞丐》、《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街魂》）、《新开罗》 、《梅达格胡同》、《平民史诗》等。获奖理由：“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信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

1989年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1916～2002），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踏着白日犹豫的光芒》、《修道院与语言》，小说《蜂房》、《黄头发姑娘》、《为亡灵弹奏玛祖卡》。获奖理由是：“带有浓郁情感的丰富而精简的描写，对人类弱点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

1990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墨西哥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太阳石》、《假释的自由》、《向下生长的树》，散文集《孤独的迷官》、《人在他的世纪中》、《印度纪行》等。获奖理由：“因为一种带有广阔多重的地平线的写作，其特征是感性的睿智和人文主义的气节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