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宫廷中的怪象：宫女无太监“对食”会遭取笑

看过《后宫甄执》第五十三、五十四两集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下面的情节：槿汐为促成甄只毓，甘愿自我牺牲，入宫找到皇帝身边大太监苏培盛，作其对食妻子。这里，就有个问题：对食，是什么意思？

宦官无妻而宫女无夫，两者由此而结成临时伴侣，以慰深宫之寂寞，这种关系称为对食。对食最早见于汉代，从这一称呼本身来分析，可能是宦官、宫女在一起吃饭，还不含有共寝之意。隋唐五代时期的《宫词》有云：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这大致反映出此时宫中也有对食的现象。迨至明代，宦官与宫女因相互抚慰而结为对食的情形已相当普遍，甚至于一个宫女入宫很久而无对食，会遭同伴取笑为弃物。一旦宦官与宫女两情相悦，还有热心而甘当媒妁的人为之撮合。究其缘由，则在于宫中低级宦官无力娶妻纳妾，宫女又很少有机会被皇上临幸，宦官和宫女便只有自己寻求安慰，所谓宫掖之中，怨旷无聊，解馋止渴，出此下策耳。

明代宦官与宫女之间的伴侣关系，又有菜户之称。从史料分析，菜户与对食应是有区别的。对食可以是宦官、宫女之间，也可以是同性之间，且大多具有临时性；而可称为菜户的宫女与宦官，多共同生活，如同夫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与宫女之间的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并严加取缔，对娶妻成家的宦官更处以十分残酷的剥皮之刑。但自永乐而后，宦官地位上升，这一禁令随之烟消云散，史载：宫人无子者，各择内监为侣，谓菜户。其财产相通如一家，相爱如夫妇。

既而嫔妃以下，亦颇有之，虽天子亦不之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大致类似的史料也见于野史。据《万历野获编》所载，最初因值房宦官和司房宫女接触较多，便逐渐产生感情。宦官以此为基础，往往主动替宫女采办衣食、首饰及日用杂物，以表达追慕之情。宫女若相中此宦官，即可结成伴侣，称为菜户。菜户在明代宫中是公然允许的，即使是皇帝、皇后有时也会问宦官汝菜户为谁？宦官只据实回答即可。宦官与宫女成为菜户后，唱随往还，形如夫妻。宦官对所爱的宫女固然是任劳任怨，听凭驱使，宫女也会心疼宦官，不让他干太多的活儿，而是支使别的宦官去干。宫中有些地位低贱、相貌丑陋且又年岁较大的宦官自知不可能被宫女看上，便甘心做菜户之仆役，为其执炊、搬运、浆洗，宫女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银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善烹饪的宦官便成为追逐的对象，所得的报酬也较多，最多的一月可赚到四五两银子。这些宦官身着沾满尘土和油渍的衣服，背着菜筐，出入宫廷，购买一应所需杂物。

结为菜户的宫女、宦官，多在花前月下彼此盟誓，终生彼此相爱，不再与别人发生感情。宦官如果发现他所爱的宫女移情别恋，往往万分痛苦，但不会对宫女如何，却常常与其情敌发生尖锐的冲突。万历年间郑贵妃宫中的宫女吴氏，曾和宦官宋保相爱，后来又移情于宦官张进朝。宋保不胜愤怒，终至万念俱灰，出宫削发为僧，一去不返。宫中的宦官对宋保评价极高。如吴氏移情别恋的情形在明宫中较为少见，宫女和宦官结为菜户后大多能终身相守，并且彼此都以守节相尚。如果其中一方死去，另一方则终身不再选配。《万历野获编》曾记载，有一个读书人寓居于城外寺庙中，见寺中有一室平日紧锁，甚觉奇怪。趁寺庙中人打扫的机会，他进去看了一下，竟发现里面全是宫中宦官奉祀的已亡宫女的牌位。牌位上都写有宫女的姓名。寺庙中人告诉这位读书人，每逢宫女的忌日，与其结为菜户的宦官便会前来致祭，其悲伤号恸，情逾寻常夫妻。

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宫女和太监对食在明朝有，而在清朝则是被禁止的，个别偷着干，也可能有。但公然对食，则显然是不可能的。清朝皇宫的内务府有很多机构，其中就有慎刑司。宫中的太监、宫女如若违规、犯法，不会被交给刑部处理，而是由宫廷内部司法解决。其实，这些事都要报告皇帝，皇帝决定了再由具体部门去办。

万历时期的宦官问题已经很严重

明代中后期，政治逐渐腐败。从明世宗嘉靖荒政时期开始，一直到明思宗朱由检亡国结束，明朝的政治结构出现了崩塌式的朽坏。党争愈演愈烈、宦官及后宫外戚干政、秘密警察制度凌驾于司法制度之上，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矛盾愈发尖锐，而则一切，都在明代万历时期集中爆发了出来。因此，针对问答提出的这个问题，作者的观点是：万历时期宦官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他们的权力触角已经遍及整个帝国统治网络，只是在高拱和张居正主政的阶段，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乃至于皇权之间的矛盾未曾激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尤其是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带来的丰硕成果，让许多朋友忽略了宦官集团对帝国政治的影响而已。下面，我就针对万历高拱内阁时期，张居正独裁内阁时期以及万历中后期的宦官政治活动做一个简略的介绍，以资读者参考。

高拱内阁的倒台与大太监冯保

高拱是明政府高层中的激进派，他本人性格急躁而富有冒险家的某些特质。在徐阶因主持拟定嘉靖遗诏而权势膨胀的那个期间，他和张居正都只是内阁里的小跟班。但高拱本人却一直没有丢掉觊觎内阁首辅这把交椅的野心，他和张居正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始终牵制着徐阶在内阁的大部分决策。1567年春，徐阶开始怂恿御史控告高拱在嘉靖期间劝阻皇帝立隆庆帝为太子，按照明朝的惯例，一旦大臣遭到弹劾，无论罪名是否成立，都要主动提出辞呈，来显示自己所谓的“高风亮节”，徐阶为了避嫌或者说他为了加大自己弹劾高拱成功的砝码，也主动隐退，寄希望以此来向皇帝施压。但此时的隆庆皇帝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法，将二人同时召回内阁，也或许皇帝更加喜欢二人在内阁中的这样一种敌对关系。

1568年，高拱开始反击徐阶。刘科给事中的一名官员弹劾徐阶，指责徐阶没有处理好与北方敌国的边境问题，同时也旧事重提，说他起草的遗诏中有讽刺挖苦嘉靖皇帝一些缺点的微辞。徐阶因循惯例提出辞呈，也作了无罪申辩的声明，希望皇帝能够为自己洗刷冤屈。此时，一直在幕后等待时机的张居正终于站到了高拱的一边，他与太子朱翊钧的大伴冯保一直关系密切，通过这层关系与司礼监（宦官集团的核心）达成了战略同盟。他们一同干预了内阁此次关于是否同意徐阶辞职的票拟，徐阶就此倒台。温和的李春芳暂代首辅之职。

1571年，李春芳辞去内阁首辅的职位，高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满足，除了不断集中内阁的权力和扩大个人影响力以外，他还持续打击老对手徐阶，他任命心腹到徐阶的老家松江及苏州府任职，搜罗一切关于徐阶和他亲属的罪证，其中包括发放高利贷、兼并农民土地等罪。但因为张居正的从中斡旋，使得徐阶勉强度过危机。但也因为张居正的介入，他和高拱之间也出现了裂隙，二者长时间维持的亲密战友关系至此告破，到了1576年，隆庆帝死后，二人的争斗已经摆到了台面上。

随着幼龄的朱翊钧继承皇位，明政府内阁里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高拱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首辅大臣，不仅仅把持内阁，还意图将他的影响力扩散到司礼监，皇权的后院。他的最终目标或许是将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披红两大权力都收归己有，而这必然会引来司礼监（宦官集团）的反击，太子大伴冯保此时已是司礼监的大珰，他在皇太后的面前告发高拱曾说出：“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的话，从而让幼小皇帝及他两位母亲联名发布了一份诏书，诏书指责高拱干涉皇帝行使权力和威逼皇室，甚至意图让藩王取代万历等罪行。高拱就此倒台，张居正时代开始。

从徐阶、高拱的相继倒台的历史事实中，我们总会发现宦官集团那不甘寂寞的身影。只是此时的宦官权力，仍然与内阁及皇权互相牵制，互为犄角，但他们攫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却明显已经没有了应有的套路，暗箱操作和诬告诋毁，权谋与狡诈等标签，已经深深烙在了他们的历史形象之中，张居正内阁正是诞生于这样的一种污秽环境之下的。

张居正时期和后张居正时期的宦官势力

毋庸置疑的是，张居正从内阁首辅一举成为内阁元辅的质变性转折，均来自慈圣太后及司礼监大珰冯保的支持和决定。户部尚书（财政主管机构）张学颜、河道总理（大型工程主管）潘季驯、戚继光、李成梁（两位高级军事将领）均和张居正关系密切，而张居正更是牢牢把控了吏部和都察院，这两个机构一个管理官员的前途，另一个则监视威慑那些意图反对内阁元辅的官员们。从表面上来看，张居正似乎已经掌控了整个帝国。然而，正如我刚才所说，张居正所得到的一切，都来自于后宫和司礼监，一旦失去了这两支重要力量的支持，张居正的内阁将会在一瞬间崩盘，因为他所有的行政命令和管理手段，并没有得到帝国明文制度和律法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他个人的威望、巧妙的手腕运作中的。更深一层地说就是：张居正的大部分权力，都来源于宦官与外戚。

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的死亡代表着这种畸形政治结构的彻底垮台。年轻的万历皇帝要收回内阁（文官集团）的权力、司礼监（宦官集团）的权力，压制太后（外戚集团）的影响。尽管张居正生前曾反对太后分封自己的亲戚，也曾与司礼监摩擦不断，但万历还是先从张居正下手，因为与死人斗争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当皇帝借用文官的力量打击他们自己的时候（张四维、申时行担任首辅，他们都曾是张居正的“闺蜜”，却因为搞清楚了皇帝的意图而与张居正撇清关系，甚至开始打击张居正），也把幕后支持的大佬，司礼监和后宫也扯了进来。张四维与冯保的斗争决定了内阁与司礼监的彻底决裂，也暴露了年轻皇帝依靠文官势力来重振朝纲的计划。

冯保的倒台、张居正的清算是年轻皇帝亲政早期的大手笔，但明显是缺乏政治智慧的。此时整个明政府的权力都集中在了文官集团的手中，这又将引发皇帝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张四维的草草收场，申时行8年的左支右绌，以及继任的历届内阁首辅都遭到了万历的打压，都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重新任命宦官的想法在万历皇帝政治智慧成熟后，又冒了出来。

以矿祱监督任命人员为例，除了政府官员之外，皇帝还要派太监去各地进行监督。当然也包括军队和其他核心职能部门，到万历晚年，皇帝曾下令终止太监督税，但诏书发到内阁还未正式行文，就被迫收回。甚至还引发了内阁首辅沈一贯和太监争抢诏书的闹剧。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明朝万历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否真像问答中那个题目一般，万历时期宦官并没有宦官之乱？

结论

从隆庆帝后期到明神宗晚年，宦官势力的影响忽高忽低。大多随着皇权与文官之间斗争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神宗（万历）早年的张居正内阁与宦官集团的结盟，为万历后期的严重荒政埋下了深重的隐患。而万历后期的荒政又是因为皇权受制于文官，不得不再次启用宦官集团来制衡所导致的副作用。可以这么说，万历时期的宦官势力像是潜伏在幕后的一只黑手，文官、皇帝和他们互相利用，万历晚年明政府的政治动荡以及之后魏忠贤的上台，都与他们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曹吉祥真是个中国历史上特别奇特的人物。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有爵位的宦官，更重要的是，宦官乱政的多了，发动政变叛乱的宦官也多了，但基本都最多是废立皇帝把持朝政，他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想通过叛乱让自己或是养子做皇帝的宦官。

明朝著名的宦官很多，刘瑾、魏忠贤等等，但无外乎就是贪财专权，最后只要皇帝下定决心，都能把他们治罪处死。而唯独明英宗朱祁镇，两次被宦官所累。曹吉祥更是发动叛乱逼宫，不禁令人叹息。

曹吉祥本为王振门下，英宗初次继位的正统年间曾作为监军征讨过兀良哈，平定过叛乱。通过行军的经验，他常常收买一些蕃将士卒养在家中及私藏一些先进火器作为自己的资本。

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受王振连累被擒，代宗朱祁钰继位为君。不久英宗被送回，代宗贪恋皇位不肯交权，将英宗囚禁于南宫。七年后，代宗病重，石亨、徐有贞等文臣武将密谋发动政变，拥立英宗朱祁镇复位，以曹吉祥为内应，发动夺门之变，成功夺位。英宗复位后，因曹吉祥功高，不仅授予了明代宦官最高职务司礼监掌印太监，还破格封为昭武伯，成为明朝唯一拥有爵位的宦官。甚至执掌京城三大营，手握兵权。

曹吉祥自恃拥立之功，目中无人，与石亨勾结，对反对他们的官员大肆陷害。利用手中职权频繁向内阁官员索取贿赂。更重要的是培植自己的亲信党羽，几个子侄都手握兵权，门客众多，无数官员纷纷依附，成为一股尾大不掉的势力。

英宗逐渐对曹吉祥的行径不满，开始疏远。并由于内阁首辅李贤的提醒，开始觉得夺门之变并无必要，代宗儿子已死，而代宗又病重，一旦去世势必由自己重登皇位。遂更对石、曹等人不满，裁撤了一批因夺门之变而获得封赏的官员。

后石亨因涉嫌谋反死于狱中，曹吉祥不知收敛，反而产生了铤而走险的想法，暗中重赏亲信蕃将，为起事做准备。其养子曹钦甚至问门客，古来可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门客答魏武帝曹操就是（曹操父亲曹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后曹腾被追尊为高皇帝）。曹吉祥父子谋反之心已经很明显。之后因为曹钦对家人曹福来滥用私刑被英宗降敕通告群臣，曹吉祥父子决定动手，计划由曹钦于黎明带兵攻打皇宫，曹吉祥作为内应。结果蕃将马亮密告，英宗逮捕曹吉祥，严加戒备皇宫。曹钦杀死众多大臣却无法攻入皇宫、朝房，最后逃脱也不得，被追上的陕西总兵官孙镗追杀，曹钦跳井而死，众党羽被杀，曹吉祥几天后被凌迟处死。

曹吉祥是明代唯一获得爵位的宦官，参与了两次政变（夺门之变、曹石之乱）。也算风云人物。英宗两次为宦官所累，也是可叹。古来君王宠信宦官，多因自小与宦官一起，信任他们。更重要的是宦官无后，君王总想着他们不可能篡位。结果倒好，曹吉祥恰恰证明了，宦官也能想篡位。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郑和：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明成祖对郑和十分信赖，为了纪念航海家郑和，南沙群岛中有一群礁名为郑和群礁。王景弘：明朝宦官，航海家、外交家，曾随郑和下西洋，郑和死后，他组织带队第八次巡洋。王景弘晚年潜心整理航海资料，撰有《赴西洋水程》等书。王景弘曾任南京守备，政绩斐然，王景弘曾当任南京运输总指挥。侯显先：后五使绝域，能令西南诸番宾服。永乐十年和永乐十三年又二次随郑和下西洋，曾出访过缅甸、尼泊尔、印度、锡金、巴基斯坦、马达加斯加等国。昌盛：昌盛事迹在明代史籍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在礼部尚书胡撰的墓志铭中，对他评价尤其高，说他性行纯诚，累使朝鲜皆能宣布王化，使夷人悦服，朝贡者接踵于道。阮安：明朝时期的一位宦官。建筑家、水力学家。阮安对北京城进行完善，修建京城内城的九门。先后负责建立了西直门、平则门、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正阳门等九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