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怎么评论鲁迅的

巴金是怎么评论鲁迅的

巴金：悼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讯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掉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枝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做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十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著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1936年10月在上海

为什么巴金是巴金,鲁迅是鲁迅 语文老师留得变态作业……

鲁迅先生的好友许寿裳在其《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说鲁迅曾对此作过解释：

“（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其实，在此含义之外，“鲁迅”这一笔名还另有“深意”。先看“鲁”，鲁确是其母亲的姓，鲁迅16岁丧父，与其母相依为命，母子感情笃深，以鲁为姓，寄托著对仁厚而善良的母亲鲁瑞的爱；另外在古代，周鲁是同姓之国。

再看“迅”字，除愚鲁而迅速之意外，还有“深意”。据《尔雅－释兽》云：“牝狼，其子，绝有力，迅。”“”即激，从犬言 ，从水言水性。在文字学上，即孳乳而为激烈的意思。现将“鲁”和“迅”和起来看，“鲁”取自母姓，“迅”古意为狼子，那么“鲁迅”由此可以理解为牝狼的一个有大力的儿子。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牝狼的儿子呢？这个问题侯外庐先生在其《韧的追求》一书中有过解释，他说：“近代启蒙思想运动有一个逻辑规律，即先修改旧时代天经地义的命题，进而否定旧时代这个天经地义的命题。”以“鲁迅”为笔名正符合了这一逻辑规律，孟子曾讲：“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鲁迅”以母为姓，以禽兽为名，是在承认旧时代这一天经地义命题的基础上对他的否定，无父无君的人既然是禽兽，那么我就是禽，我就无父无君，无纲常名教，我就“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就不受旧时代的束缚，我就可以迅猛奋起，顽强地向旧势力、旧思想、旧文化作坚决的攻击。由此看出，“鲁迅”这一笔名反映了鲁迅反封建的思想，以及同旧时代决裂，与之作坚决斗争的决心，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抱负。

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他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著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于是李尧棠爽快一点头：“好，那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便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鲁迅和巴金的笔名各是怎么来的

鲁迅的“鲁”字乃鲁迅先生母亲的姓，他的小说中常提到的“鲁镇”，就是他母亲的老家；“迅”是他的小名，所以在他的小说里也出现过“迅哥儿”一词。 字面意思则是愚鲁而迅行。 巴金是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同学巴恩波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李尧棠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著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李尧棠爽快一点头：“好，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鲁迅，巴金俩人的笔名是怎么起的？

“鲁迅”，首见于1918年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众所周知，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这一名称符号业已和鲁迅先生的个人形象、文化精神汇为一体，不可分离。先生在对友人解释自己这一笔名含义时，曾自说原由有三：“1、母亲姓鲁；2、周鲁是同姓之国；3、兼取愚鲁而迅速之意”。遂致其后进而简化、派生、衍变出来“迅”、“LS”、“L”、“旅隼”、“荀继”、“倪朔尔”、“崇巽”等等笔名

巴金在1985年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时说：“1928年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写完了《灭亡》，想取个笔名，刚好当时的中国同学巴恩波投水自杀了。为了纪念他，我便取了‘巴’字。而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我就取了一个‘金’字，和成‘巴金’的笔名”。

鲁迅先生、冰心奶奶是怎么评价巴金爷爷的

鲁迅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冰心 “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冰心写过一篇《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就是写巴金的。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索一下。

鲁迅是怎样评论《水浒》的

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巴金对鲁迅先生的评价

巴金：悼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讯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 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掉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 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 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枝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 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 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 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做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 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著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1936年10月在上海

鲁迅和巴金是一个年代的人吗

巴金曾发自肺腑地说，“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现实生活中，鲁迅确实给过巴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他们的关系不是师生胜似师生。巴金之所以这么说，更多的是出于对鲁迅的尊重和敬仰。

鲁迅比巴金大十三岁，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可这对忘年交相处的很好，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并不是问题。鲁迅与巴金是在1934年9月相识，同月鲁迅离寓避难，10月的时候，巴金就远赴日本留学去了。巴金是在1935年秋回国，鲁迅去世于1936年。鲁迅与巴金的实际交往，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鲁迅病重的期间。但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使命，使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离不开时代变迁的底蕴，为新文学的奠基发展，大胆求索的精神鼓舞，促成了文坛上两位巨匠真正的友谊。

鲁迅的《祝福》评论

没满意的，自己拿分了

评论鲁迅的《死火》

在《野草》里，《死火》是具有鲁迅式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类关于火有种种想象，总的说来，人们是把火视为一种生命的象征。但是鲁迅想象的是“死火”，集中了生命和死亡两种意思。我们看他是怎样展开独特想象的。他说，我做梦，梦见自己在山峰间宾士，跑啊跑，突然从山峰上一下掉到冰谷里，往下一看，一片青白色，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颜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见了很多珊瑚样的红的影子。在死亡的颜色中出现了生命的颜色，这就是死火。于是，我和死火之间展开了一个哲学的讨论。死火对我说:先生啊，请你赶紧把我救出去，否则我将冻灭。我说好，我就把你带出冰谷。死火又说，你把我带出冰谷，我会烧完。我只能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出一个选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个难点。后来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启发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七十岁。他说，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什么事不干，这叫“坐以待毙”;要么像大家宣传的那样“发挥余热”，再努力奋斗，但这不过是“垂死挣扎 ”。我只能在“坐以待毙”和“垂死挣扎”这两者之间作有限的选择。你说怎么办当时我一听，马上想起了鲁迅的《死火》。“冻灭”就是“坐以待毙”;“烧完 ”就是“垂死挣扎”。尽管最后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但是“烧完”和“冻灭”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这个冻灭，他一辈子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光影，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生哲学，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结果所有人都一样，但是过程不一样。你奋斗的过程，你挣扎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实的，是有价值的。而那浪费的、无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虚的，是没有意义的，是生命的空壳。这就好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贵在参与。这就是鲁迅《野草》的哲学，这正体现了鲁迅那种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结果的人生哲学。这“冻灭”和“烧完”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极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选择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极其有限的选择。但是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王瑶先生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如他自述所言:“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

��■巴金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套用托尔斯泰评价卢梭的话“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来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点没错的。生涯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标与动力。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诚，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质与基调。《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颠峰之作，势必如行星常运，放射出他永不熄灭的光芒!

��巴金这个笔名得来，据专家研究，是因为先生青年时代酷爱俄国革命作家、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随之，故出此寓意。这个研究大致不错，但据巴金自己的诠释，意义稍有出入，他之所以取巴姓，则在纪念一位留学法国姓巴的北方同学。这位曾与巴金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人生的苦闷在法国项城投水自杀了。这个消息曾使巴金非常痛苦，由此赋予永怀。

��不管笔名如何得来，全世界的巴金读者都知道，巴金重要的创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人道主义如今已没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义一直争议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时期遭遇麻烦或非议较多的辞源。“安那其主义”源出十八、十九世纪的民本主义与空想主义哲学思潮，常译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与当今人们常用的这个带有贬义的名词意义相差甚远，安那其主义的本义是反对封建的强权与专制的禁锢，倡导一种理想的平等、自由、博爱、唯科学知识是尊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巴金为什么步入文学道路就找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门径呢，那正是由于他生长于封建的专制社会与旧家庭，在沉闷黑暗甚至充斥血腥味的精神压迫中渴求身心的解放与健全，故而带领他步入文学圣殿的首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富有理想与激情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富有检讨与献身精神的思想家、文学家。像罗曼·罗兰、卢梭、福楼拜、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巴金崇敬的大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对他“人类至上”的观点有深刻的影响。而古典的唯美的传统流派不为巴金所好，甚至被他扬弃。原因都在于他创作时代内心涌荡着反抗的激流，如他自述:“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海行杂记》)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是为他胞兄写的，那时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做着无谓的牺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来，做封建家族的叛逆，这些话他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以情动人，打动胞兄的心。结果是小说无意间被朋友带回国内发表了，虽然打动了不少读者，大哥却沉陷难返，不久终于自杀于家中。这给巴金创作的不朽名著《家》带来了直接的动因。

��巴金的创作心境一直是较为苦闷甚至是郁悒的，虽然他努力战胜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内心时时呼叫着法国悲剧革命家丹东的名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来激励自己，但是他不能摆脱封建社会与家庭自来投给他心灵的沉重阴影，他无法廉价的乐观与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剧的调子，如他自述:“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他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忆》)，这既是巴金心历的苦难史，又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调。

��事实上巴金离开他的家乡四川成都很早，十九岁那年抛家出走，东进上海求学，继而负笈法国，以后除了有数的几次返乡探亲，巴金差不多长居东方之都上海，从事他贯穿一生的文学著述、编辑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乡生活亲历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巴金生命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素材与情感波澜所在。

��《雷》、《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忆》等，巴金小说、散文代表作，差不多都是描绘的封建家庭悲剧以及那里面的殉葬、挣扎与反抗。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巴金的文学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风景之一与宝库。可以说，一个没有读过巴金的读者，他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二十世纪旧中国城市家族伦常风俗与况味的。

��虽然巴金的《家》题材极似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但风格上几乎看不出后者的影响，原因如前所述，巴金创作的圭臬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革命文学而非传统古典文学。虽然从小在母亲身边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兄妹同学间也得到传统文学的营养，但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这样的选择虽然使巴金的文学字句间少了些传统的吟讴、圆熟与回味，却给现代文学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与冶荡的春风。正如四十年代的法国学者明兴礼指出的一样:“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见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这是非常切题的分析。事实上他说明了，巴金先生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和他的哲学人生思想选择相吻合的，即抛弃、背叛旧有的贵族利益，以博大的精神与爱心投身与拥抱普通民众，以含泪带血的心声来彻底唤醒他们。从而追求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虽然这样的努力在后来也曾遭人批评为“空泛的爱心与人类至上主义”，但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对巴金强求“指出道路”的导师的作用，那是不切实际的。文学的目的原来在于揭示问题、畅扬人性，不可能要求每个文学家都充当思想领袖的权贵。而巴金的作品，描绘出旧中国家庭的深刻悲剧，这就已经完善地表达了他作为作家的天分与良知。同时代的鲁迅当时对巴金的评价甚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是一位终身笔耕不辍、勤奋高产的作家，但在后半生创作中，小说创作基本停顿，这可能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要加以适应的原因，二方面是创作高峰逾越后的休整期。尽管创作生活重心有所改变，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的原则始终未改。他不仅以不朽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且身体力行，无私地关心与帮助祖国的社会改革与文教事业，近二十年来，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在世界文坛享有广泛而崇高的声誉。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里边仍然看得出浓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与俄国革命思想家的影响。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巴金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不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之一，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以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将与鲁迅先生等人一样，长留青史，像北斗一样在天空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