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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欢迎来到你的世界建筑如何塑造我们的情感、认知和幸福

豆瓣评分：79

作者：（美）莎拉·威廉姆斯·戈德哈根

译者: 丁丹 / 张莹冰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2-01

页数: 408

内容简介

一个人专注于审美的过程，就是悦纳自己、滋养身心的过程。 有美的欣赏，才会有美的生活。   我们在医院出生、在校园学习、在公寓安家、在写字楼办公 我们生命中90%的时间都栖息在建筑之中， 它不仅是我们栖居之所，更是我们观照世界的角度。   此刻，让我们跟随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莎拉教授的脚步，一同“走”我们身处的世界。 本书融合了建筑学、认知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和设计的跨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独特的、有趣的认知体系，建立起建筑与我们身体、心灵的连，帮助探索生活环境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情绪、认知和幸福，我们又可以如何改造我们身处的世界，让它变得丰富而友好。

作者简介

莎拉·威廉姆斯·戈德哈根Sarah Williams Goldhagen 美国首席建筑评论家之一，曾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教书10年，并且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韦尔斯利学院和瓦萨学院任教。担任《美国艺术》和《建筑档案》的特约编辑、《新共和》的建筑评论人。她是一位获奖作家，为美国国内外多家学术出版物和通俗出版物撰写过建筑、城市和景观方面的文章，包括《纽约时报》《美国展望》《哈佛设计杂志》。

精神病学中情绪和情感往往作为同义词使用，情绪障碍常见表现有情感高涨、欣快、情感低落、情感淡漠、焦虑、恐惧、易激惹、情感不稳、情感倒错、情感矛盾等。

1、情感高涨：是正性情感活动的明显增加，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与周围环境不相称的病态喜悦，患者自我感觉良好，整日喜笑颜开，谈话时语音高昂，眉飞色舞，表情丰富。由于其高涨的情感与精神活动的其他方面比较协调，且与周围环境保持一定联系，故具有较强感染性，易引起周围人的共鸣，多见于躁狂发作；

2、欣快：是在智能障碍基础上出现的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愉快体验，表现为患者自得其乐，似乎十分幸福，但由于智能障碍的影响，表情比较单调刻板，往往会给人以呆傻、愚蠢的感觉，多见于痴呆；

3、情感低落：是负性情感活动的明显增强，表现为忧愁、苦闷、唉声叹气、暗自落泪等，有时感到前途灰暗，没有希望，严重时可因悲观绝望而出现自杀企图及行为，多见于抑郁发作；

4、情感淡漠：是指对外界刺激缺乏相应的情感反应，缺乏内心体验，表现为面部表情呆板，对周围发生的事物漠不关心，即使对与自身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事情也如此，多见于晚期精神分裂症；

5、焦虑：是指在缺乏相应的客观刺激情况下，出现的内心不安状态。表现为患者顾虑重重、紧张恐惧、坐立不安，严重时可表现为搓手顿足，惶惶不可终日，似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常伴有心悸、出汗、手抖、尿频等自主神经紊乱症状，多见于焦虑障碍；

6、恐惧：是指面临某种事物或处境时出现的紧张不安反应，恐惧可见于正常人，如对危险动物或处境的恐惧等。病态的恐惧是指与现实威胁不相符的恐惧反应，表现为过分害怕、提心吊胆，常伴有明显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如心悸、气急、出汗、四肢发抖，甚至大小便失禁等，恐惧往往伴有回避行为，多见于恐惧症障碍；

7、易激惹：是情感活动的激惹性增高，表现为极易因一般小事而引起强烈的不愉快情感反应，如暴怒发作，多见于人格障碍、躁狂发作等；

8、情感不稳：是情感活动的稳定性障碍，表现为患者的情感反应极易发生变化，从一个极端波动到另一个极端，显得喜怒无常，变化莫测，多见于器质性损害所致的精神障碍；

9、情感倒错：是指情感表现与其内心体验的处境明显不相协调，甚至截然相反，如某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描述自己被人跟踪、投毒等妄想性体验时，却表现出愉快的表情，而听到亲人去世时，却放声高歌，多见于精神分裂症；

10、情感矛盾：是指患者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人或事物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反应，但患者并不感到这两种情感的矛盾和对立，没有痛苦和不安，如患者因怀疑母亲迫害自己而憎恨她，但同时又对她亲近关心，多见于精神分裂症。

1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

人本主义学派的代言人

这是一个没有人不“罗杰斯”的年代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年1月8日－1987年2月4日），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与研究，主张“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法，首创非指导性治疗（案主中心治疗），强调人具备自我调整以恢复心理健康的能力。

罗杰斯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治疗”代表着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主要趋向。即如果给来访者提供一种最佳的心理环境或心理氛围，他们就会倾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去进行自我理解，改变他们对自我和对他人的看法，产生自我指导行为，并最终达到心理健康的水平。

罗杰斯把他的治疗观视为一种人生哲学，而不是对“变态的治疗”，因此“以人为中心治疗”的治疗和咨询需要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他认为治疗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治疗者的态度，以及气氛的创造和治疗关系的建立。治疗者并非专家，并不比来访者更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他勾勒了治疗过程需要12个步骤，其间强调了来访者与治疗者之间信息与情感沟通，两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发挥最大程度的主观能动性。

欧文·亚隆作序力荐：“熟知罗杰斯者，皆知其疗法既深刻又灵活。”

书名:《论人的成长》

作者: [美] 卡尔•罗杰斯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 石孟磊 等

出版年: 201501

定价: 6800元

丛书: “世图心理”大师彩虹书系

2

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 Minuchin）

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始祖

萨尔瓦多·米纽庆，犹太人，生于阿根廷。最初他是一位儿科大夫，在接受了阿克曼（Ackeman）领导的训练之后成为儿童精神科医生。1952年去以色列，帮助在大屠杀中流离失所的儿童，以及从阿拉伯国家移民来的犹太人。两年后，米纽庆回到美国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并担任纽约市郊一所收容不良少年的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他发现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支离破碎的贫困家庭，于是他和他的同事开始试图发展一套特殊的理论和技术用于帮助这些孩子。他们找到了一种改变家庭脉络而并非针对不良少年个人性格或行为问题的治疗方法，并取得了成功。

米纽庆希望在更多不同层面的家庭中，包括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中检验他的技术。因此，他于1965年加入费城儿童辅导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在米纽庆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之下，这个辅导中心成长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1974年出版的《家庭和家庭治疗》（Family and Family Theraoy）一书中，米纽庆详细地阐述了他从大量实践和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结构派家庭治疗理念。

之后，米纽庆又把注意力转到家庭脉络在身心症（如某些糖尿病、反复发作的严重哮喘病和神经性厌食症等）中扮演的角色。在米纽庆看来，身患这些病症的儿童，其家庭都有其维持病症的家庭结构问题。1978年，米纽庆出版了一本相关主题的书《身心症家庭》（Psychosomatic Families）。目前，在西方国家，结构家庭治疗是处理神经性厌食症最流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家庭治疗大师米纽庆、李维榕奠基作

书名:《掌握家庭治疗》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副标题: 家庭成长与转变之路

译者: 高隽

出版时间: 201001

定价: 3900元

丛书: 中国心理学会推荐图书

3

艾伦·贝克（Aaron Beck ）

认知学派创始人

认知疗法的理论基础是艾伦·贝克提出的情绪障碍认知理论。他认为：心理问题“不一定都是由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产生，相反，它可以从平常的事件中产生，例如错误的学习，依据片面的或不正确的信息作出错误的推论，以及像不能妥善地区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别等等。”他提出，每个人的情感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认识世界、处世的方式或方法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内心体验和反应。

认知治疗是根据认知过程影响情感和行为的理论假设，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来改变病人不良认知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的总称。所谓认知一般是指认知活动或认知过程，包括信念和信念体系、思维和想象。认知过程一般由三部分组成：(1)接受和评价信息的过程；(2)产生应付和处理问题方法的过程；(3)预测和估计结果的过程。

4

欧文·亚隆（Irvin Yalom）

存在主义治疗和团体治疗

欧文·亚隆，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终身荣誉教授，美国团体心理治疗权威，与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和罗洛·梅（Rollo May）并称存在主义治疗法三大代表人物，当世仅存的国际精神医学大师。

亚隆也擅写心理治疗小说和故事，如、《诊疗椅上的谎言》、《当尼采哭泣》、《生命的意义》、《爱情刽子手》、《叔本华的治疗》等，多次荣获欧美小说和非小说文类奖项。

其主讲的录音带广泛使用于治疗师的训练工作，持续在全美各地发表演讲并投入临床治疗工作。因其在临床精神医学领域的贡献，曾获得一九七四年艾德华·史崔克奖；一九七九年获得美国精神医学会为学术研究颁发的基金奖。 欧文·亚隆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欧文·亚隆认为人是自由的，并要为自己的选择及行动负责。存在主义是一个极具哲学性思考的学派，在治疗过程中与当事人探索的主题有自我觉察的能力、自由与责任、追求自我认同与人际关系、追寻意义、焦虑是生存的一种状态及觉察死亡与不存在。

1980年，亚隆发表了他最具学术性质的文章《存在主义精神疗法》。在这篇文章中，他定义了生活的4个终极问题，即：不可避免的死亡；我的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我们需要的自由；还有一点就是，也许生活并无一个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痛苦基本源自这4个方面的困扰。

影响欧文·亚隆的心理治疗师手记，媲美悬疑小说的精神分析故事

书名: 《卡夫卡的妄想》

作者: 罗伯特•林达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 吴陋

出版时间: 2015066

定价: 3800

5

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

理性情绪疗法（REBT）的创始人

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1913年9月27日 – 2007年7月24日）是一位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在1955年发展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也是196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许多人认为他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始祖。

艾利斯信奉的哲学观点是现象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他把这些哲学观点与行为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理情行为疗法的依据。该依据认为人们是由于那些不合理的思想才导致心理障碍的。因此，如果使患者认识到这些不合理思想，并使其转达化为合理的思想，就能取得有效的治疗结果。

理情行为疗法是由艾利斯于 1955 年所创的理性治疗发展而来。最初他所用的名称为理性治疗（Rational Therapy，简称 RT），到了 1961 年才改为理性情绪疗法（Rational Emotive Therapy，简称 RET），直到 1993 年艾利斯又将理性情绪疗法更改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因为他认为理性情绪疗法会误导人们以为此治疗法不重视行为概念，其实艾利斯初创此疗法时就强调认知、行为、情绪的关联性，而且治疗的过程和所使用的技术都包含认知、行为和情绪三方面。 他曾出版过许多富于创造力的、很受欢迎的论著，尤其是在本世纪 60 年代，他有好几本著作（例如《性无罪》等）的销售量高达几百万册，从而使他的合理情绪疗法得以普及。 埃利斯是精力充沛而多产的人，也是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内著作最丰富的作者之一。在忙碌的专业生涯中，他每星期会晤八十个个别治疗替诊者，指导五个治疗团体，每年对专业人员与大众做两百场演讲与讲习。他已出版了五十多本书籍七百篇以上的文章，内容大部分以理情行为治疗法的理论与应用为主。

6

莫瑞·鲍恩 （Murray Bowen）

系统家庭理论的奠基人

莫瑞·鲍恩，家庭治疗先驱。理论核心：个人的独立性，即个体面对群体的影响，特别是家庭生活压力时保持自我的能力。

7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年7月26日～1961年6月6日）又译容格。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无意识心理学》、《心理学型态》、《集体无意识原型》、《心理学与文学》等。提出“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泛性论倾向的纠正。

荣格1905年任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讲师，后来辞去职务自己开业。荣格对弗洛伊德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很感兴趣，与之通讯，参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共同创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并任第一屇主席，后因两人的学说产生分歧而决裂。他曾任联邦技术大学及母校巴塞尔大学教授，又获牛津大学及哈佛大学等颁授荣誉博士学位。1961年6月6日去世。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决裂后成曾经忧郁数年。他曾见到幻像也曾感觉到众多鬼魂聚集在他家中。其中一个幻像是一位有翅膀而又跛脚的老人菲利门，另一个幻像是一位美貌的女士。这两位成为他日后老智者（自性）及阿尼玛的样本。

荣格是一位学贯东西的学者，在世界心理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是心理学的鼻祖之一。

荣格晚年代表作

书名:《自我与自性》

作者: [瑞士] CG荣格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 赵翔

出版时间: 201401

丛书: “世图心理”大师彩虹书系

拨开灵性觉醒与灵性陷阱的迷雾 揭秘荣格与新时代的恩怨纠葛

书名:《荣格与新时代》

作者: [澳] 大卫•戴西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 龚艺蕾

出版时间: 201502

丛书: 世图心理“冰山系”

探究无意识的心灵本源，揭秘两颗伟大心灵的邂逅与碰撞

书名:《弗洛伊德与荣格》

作者: [美]亨利•艾伦伯格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 刘絮恺 / 吴佳璇 出版时间：201502

丛书: 世图心理“冰山系”

荣格移情理论唯一中译本，深刻阐述关系本质的睿智之作

书名:《移情心理学》

作者: [瑞士] CG荣格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 梅圣洁

出版时间: 201408

丛书: “世图心理”大师彩虹书系

桥接东西方哲学灵性传统，揭秘荣格与藏传佛教的隐秘联结

书名:《荣格心理学与藏传佛教》

作者: [美] 拉德米拉·莫阿卡宁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 蓝莲花

出版时间: 201505

丛书: 世图心理“冰山系”

8

米尔顿·艾瑞克森（Milton Erickson）

催眠大师

米尔顿艾瑞克森（DrMilton Hyland Erickson, 1901年12月5日-1980年3月25日）被喻为“现代催眠之父”，是医疗催眠、家庭治疗及短期策略心理治疗（Brief Strategic Psychotherapy）的顶尖权威。

他在潜意识操作的研究及实务成就极具开创性，被誉称为至目前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沟通者。心理学学者尊称他为二十世纪的首席心理治疗师，许多人认为，若说弗洛伊德对心理治疗的贡献在于理论，而艾瑞克森的贡献则在于治疗实务，他所研发的治疗方法已在全球被广泛应用，并公认对许多高效的心理治疗法起着重大的影响，这包括：短期策略心理治疗、家庭系统治疗、策略性家庭治疗、方案焦点治疗（SFBT）及神经语言程式学（NLP）等多项主流治疗系统。

艾瑞克森是现代医疗催眠之父，在发展新的催眠诱导方式与应用上有非凡的创见。他是五本催眠书籍的共同作者，发表了超过一百三十篇的专业文献，其中大部份是关于催眠治疗。他是美国临床催眠学会（AmericanSocietyofClinicalHypnosis）的创办人兼第一任主席，同时创办了学会的官方刊物《美国临床催眠期刊》，并担任编辑长达十年。他经常游历各处为专业人士讲学催眠，特别是在美国境内，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催眠先生”。艾瑞克森为催眠取得了合法地位，让催眠不再是“严肃学术殿堂中的跳梁小丑”。

艾瑞克森是举世闻名的天才催眠师，他为催眠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让催眠不再是“严肃的学术殿堂中的跳梁小丑”；他是全世界闻名的伟大医学催眠大师，常因奇迹般的治好了那些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病人而闻名遐迩,因而，他被认为是是一位杰出的创新者，彻底地颠覆传统，替催眠和心理治疗注入新的元素的催眠领袖；他是现代医疗催眠之父，在发展新的催眠诱导方式与应用上有非凡的创见。虽然他已去世32年，但在催眠领域至今仍然没有人能超越他。

关于催眠的治疗用途的书籍

书名: 《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

作者: 斯蒂芬·吉利根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0710

定价: 3600元

丛书: 中国心理学会推荐图书

9

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

人际关系大师

婚姻治疗专家

约翰·戈特曼，享誉世界的“婚姻教皇”，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西雅图人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从事家庭关系方面研究长达40年，婚姻关系、人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专家，被媒体誉为“婚姻教皇”。

他人际关系领域杰出的心理学者，曾4次荣获美国心理健康研究院科学研究者奖章，并获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杰出科学研究者奖章、美国家庭治疗学会杰出贡献奖、美国心理协会家庭心理学分会会长奖章。

10

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 ）

萨提亚家庭治疗创始人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家庭治疗师之一

西方世界10位评价最高的心理治疗师中唯一的女性

维吉尼亚·萨提亚（1916-1988）是举世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和家庭治疗师，她是第一代的家庭治疗师，从20世纪50年代起已居于领导地位。

她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首席家庭治疗大师之一，《人类行为杂志》(Human Behavior)誉为“每个人的家庭治疗大师”。

她一生致力于探索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类本质上的各种问题，她在家庭沟通方面的理念和方法，备受事业人士的尊崇与重视。

她是第一代的家庭治疗师，从20世纪50年代起已居于领导地位，向来被视为家庭治疗的先驱(Goldenberg, 1985)，甚至被誉为“家庭治疗的哥伦布”(McLendon, 1999)，意思是指家庭治疗是由她始创的，可见她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更因为她的建树良多，她的两所母校威斯康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曾分别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及“对人类杰出的贡献”金质奖章给她。

萨提亚之所以受到同行的尊崇，实因她有一套异于传统疗法又相当完整的理论，更有她深具个人魅力的实务运作方法。从她担任美国人本心理学会会长一职，可以知道她是个极端的人本主义者，凡事皆以人为本位，以人为关怀。她认为真正的人本主义著重的是“你和我”，而不是“你或我”，关心的是“我们”，而不是“我”，否则便沦为自私自利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绝不可以复制的，原本就应以自己的方式去活。萨提亚所做的，只是提醒人们要尊重生命，相信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更好的方式生存于世上。

国内出版的她的著作有《萨提亚治疗实录》、《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等。

畅销萨提亚家庭治疗经典 约翰贝曼 蔡敏莉 联合推荐

书名:《新家庭如何塑造人》

作者:维吉尼亚·萨提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4900元

畅销萨提亚家庭治疗经典 约翰贝曼 蔡敏莉 联合推荐

书名:《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

作者:维吉尼亚·萨提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4900元

畅销萨提亚家庭治疗经典 约翰贝曼 蔡敏莉 联合推荐

书名:《萨提亚治疗实录》

作者:维吉尼亚·萨提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2900元

萨提亚身心灵经典套装， 约翰贝曼 蔡敏莉 郭晓洁 联合作序，精装珍藏版

萨提亚生命能量之书：《沉思冥想》《心的面貌》《与人联结》《尊重自己》

作者:维吉尼亚·萨提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11200元

维吉尼亚·萨提亚演讲集

书名:《当我遇见一个人》

作者: [美国]维吉尼亚·萨提亚 / [加拿大]约翰·贝曼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时间: 201607

定价: 4900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研究

摘 要： 在翻译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哪一时期的学者对翻译的认知都从未脱离过“忠实”二字，而大多数译者也将“忠实”视为自身翻译行为的衡量标准。但是，由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翻译中存在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则似乎与此恰恰相反。笔者在对此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引证举例，说明“忠实”原则与“创造性叛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后者是前者更深层次的展现。

　关键词： 忠实;创造性叛逆;翻译;翻译主体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evolving, whether it is academic period for which the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are never out of the "faithful" word, and most translators will also be "faithful" as its own translation behavior Metrics However, by the French literary sociologist Escarpit (Robert Escarpit) for trans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ranslation of creative treason" phenomenon, it seems to be just the opposite The author of this ques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ry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by reference, for example, that "faithful" principle and both the "creative betrayal" are not antagonistic, and even to some extent, the latter is the former deeper show

　Keywords : Faithful; creative treas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body

　一、“忠实”与“叛逆”的内涵和客观存在

　道罗夫曾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传达的忠实和全面是翻译区别于转述、简述以及各种改写之所在。)”[1]可见，“忠实”不仅是翻译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判断翻译品质的重要标准。仅从这一点来说，由埃斯皮尔提出的创造性叛逆，在译者们来看，无异于是给他们扣上了一个“不忠”的天大罪名，因此也有人说如果将翻译视为一种创造性叛逆，那么译者不就是一个对原作者和原著，甚至是对读者的“反逆者”。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叛逆”是否完全等同于“不忠”，又或者说“忠诚”又是不是代表了在“创造性”上的无作为

　所谓忠实，是指译者不但能够准确理解原著，并且能够运用译语正确的表达。当然，不同文本对于忠实的程度要求自然有所不同，仅从文学文本的翻译来看，除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表层含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深层内涵，那么自然其翻译目的也就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交际，还应该包括实现情景的再现，以及语言美感、文化内涵的传达等方面的价值。因此，译者必须顾及译入语读者的全面感受，确保他们能够从译作中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美感体验。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自然就会携带着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正是这种差异让原文与译文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或者说实现绝对的忠实。这就使得译者不得不去面对“创造性叛逆”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它都是一个无法改变和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从脱离作者的那一刻起，无论是读者还是译者，他们任何一方对于作品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创造性叛逆”包括“创造性”和“叛逆性”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译者对作品翻译的过程，其实也不过是把自己理解到的原文内在的阅读和接受范围。所以这种由不可避免的“再创造”所带来的“不忠”其实并不能代表叛逆，而恰恰是想通过语言层面上的叛逆，来实现翻译目的上的忠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译者虽然主观上想要忠实原文，但事实有可能是忠实性的创造，但也有可能会歪曲了原文，这就是埃斯皮尔所说的“创造性叛逆可以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2]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想要打造出高质量的译作，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忠实和叛逆的两难境地。这两者并不对立，只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到底是忠实多一些，还是叛逆多一些，或者不如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造叛逆，才能更好地务于忠实。只有当两者取得一定的平衡，才能够为读者呈现出一部部灵动的译作。

二、翻译主体与创造性叛逆

　目前，学界关于翻译主体的定位有两种，一种从涉及翻译活动的大范围来考虑，认为翻译主体应该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方面;另一种则仅仅从翻译行为的本身来考虑，认为无论是原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过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翻译主体仅仅被限定为译者。在本文中，我们承认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存在，换言之，即我们承认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创造性行为和翻译创造的主体地位，所以笔者在本文中，将翻译主体确定为译者，以便进一步清楚的讨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以及影响。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代表原作者和读者在创造性叛逆中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无论创造性叛逆是否出于译者有意识的行为结果，它始终无法脱离原作者在创作原著时为其倾注的原始生命力，包括它内在的思想、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等等，亦包括外在的多种多样的文学表达手法和形式，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始终保持着对原作者和原著的忠实。

　德国著名人类语言学家洪堡特说：“在我看来，每次翻译都是一次企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位译者都必然被两大暗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拘泥于民族的特色而损害原文，或者过分拘泥于原文而生吞活剥――”[3]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会有意无意的在翻译过程中留下自己“个性”的烙印，也正是由于这样，翻译史上曾出现了许多译作甚至要好于原作的现象，比如德国人就认为斯莱戈和泰格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就比原文的好。就像郭沫若所说：“我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他的诗就像是我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4]这里的“创作”，事实上就是在说“创造性叛逆”的现象。而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译者与原作者两个不同的个体，在世界观、审美、经历、立场、能力等诸多主观因素方面的差异，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完全对等的客观事实。正是基于这些主客观因素最终造成了在翻译时对原文信息或遗漏，或延展，或扭曲，或背离的等等现象，当然，这与我们所说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但也就是出于这些因素，创造性叛逆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因此，我们说创造性叛逆具有多样性。

　例1，对于《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 “It was her best face physically that was now set against the south wind”一句的翻译。[5]　译文一：现在迎着南风而摆出来的那副面孔，正是她的形体方面表现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种。

　译文二：而现在她那张迎着南风的面庞却正好处于肉体美的极致。

　译文三：现在，当她迎着南风向前行进的时候，她的面容是处于最美的状态。

　译文四：此刻南风拂面，她的脸颊最为妩媚。

　为了展现文字的审美价值，例1中四种不同的译文无一不是译者字字斟酌的思维成果。仅从对于“face”的理解来看，就有“形体”，“肉体”，“面容”，“脸颊”四种不同的翻译，并使得这段文字呈现出了不同的中文面貌。而对接受译文的读者来说，他们的体验中必然隐含了对原作和译作相互交融的两重感受，译者在对原作理解的基础上，遵循自己的翻译原则，对原作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性翻译。那么关于译者该不该放手去做一个“背叛者”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葛浩文翻译时，如是说道：“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 不难看出，创造性叛逆的出现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其实是对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对其思维和双手的解放，从而强化了译者作为媒介者的身份。

　谢天振曾这样解释创造性叛逆中的“叛逆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一种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6]当然造成这种客观背离的原因很多，包括每一位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变形等等因素，其实归结起来无外乎译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作过程。但事实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译者都是为了创造出让自己和读者皆满意的译文，也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翻译史上才会不断涌现出译作的造诣远远高出原作的惊世作品，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葛文浩翻译的《天堂蒜 薹 之歌》。当然，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对与错，来判断译者这种对原作巨大“挑衅”的好坏，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品却在读者当中深受欢迎，这便是作为译者最大的成功。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行为习惯和认知体系，而创造性叛逆的提出则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内化在创造性叛逆中的忠实

　在翻译实践当中，译者往往徘徊于“忠实”和“叛逆”两者之间，难以取得平衡，要实现绝对的忠实几乎不可能，但又要如何恰当地去进行创作，似乎才是翻译当中最大的难题。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译者，恰恰都因为充分发挥创造性叛逆这一翻译手法的功能，才使其译作广为流传。其中关于“叛逆程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无论译者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创造”或者“叛逆”，都应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但笔者以为，这个度的把握应当始终以翻译效果为参照对象，以林 纾 的译作来看，其作品无论是将“创造性叛逆”还是“叛逆性创造”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此过度的叛逆，却带给了原作新的生命力，其译作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张力。

　然而，无论译作取得多大的成就，它都不能从原作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原作和译作永远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像忠实与叛逆一样，虽然属于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始终统一于一个整体，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笔者认为创造性叛逆在这个整体中的价值在于，无论它是如何的“不忠”，最终都会以延续和扩大原作生命的张力为结果出现，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始终服务于“忠实”，并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力。埃斯卡皮曾这样解释“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的本意是将译者这种形似背叛的行为，称之为“创作”，同时也不排除一些译者打着“创作”的幌子，却是实打实的“叛逆”。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度的问题，这就要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采取怎样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翻译立场、翻译方案、翻译方法等各方面因素。笔者相信，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最初的动机和目标都是为了再现原作的原始神韵，只要这一基本立场不变，那么译者在其后的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任何“叛逆行为”都不过是为更好地服务于“忠实”，译作将忠实于原作者、原作、译者以及读者。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叛逆”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忠实”。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20―121

　[2]罗贝尔・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 《文学社会学》[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66―80

　[3][4]段俊�O《 重新定义创造性叛逆――以庞德汉诗英译为个案》[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116―120

　[5]邵志洪《翻译概论、实践与评析》[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87―90

　[6]谢天振《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67

　[7]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69

　[8]钱钟书，林 纾 的翻译[A]，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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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比较了分别诞生于3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简爱》中译本，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对词汇的选择的。

关键词：社会文化环境；译者选词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A Comparison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

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es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 which were

produced in the 1930s and 1990s respectively The purpose is to see how

social-cultural context works on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Key Words： social-cultural context；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一、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

尽管翻译活动包含了一系列的语言转换，但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一项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翻译之所以成为每个社会中必须的活动是因为它具有实用的功能。翻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功能也不尽相同。因此，译者无法避免这样的问题：翻译什么、何时翻译、如何翻译以及为谁而翻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译者必须了解翻译的功能以及他/她所处的社会背景。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包括以下方面：文本的选择（即翻译的主题），翻译方法（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采用归化抑或是洋化的手段），语言风格以及具体词汇的选择。因而，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她的语言知识。其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如巴斯纳特（Bassinet）和勒弗维尔

（Lefevere） 所说的：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同样地，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以特定的方式操纵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1）。

选择和决策在翻译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关于翻译的理论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它们。事实上，许多翻译理论家都研究过翻译的选择和决策过程。有些翻译理论家强调决策过程的社会文化方面。例如，埃文-佐哈尔（Even-Zohar）（1981），朗贝尔（Lambert）（1988）， 图瑞（Toury）（1981）指出目的语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学体系影响选择原文、翻译顺序和总体的翻译策略。“译者的选择事实上可以用社会认可、社会约束和社会禁忌来解释，有时候也可以用法律和禁令来解释”（2）。另外一些翻译理论家，例如威尔斯（Wilss）（1996）也提到，除了心理因素外，其他因素也影响着译者的选择过程。他认为有些原文元素难以用认知理论加以解释，这说明翻译的决策过程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刺激-反应现象，有些刺激得到了人们的注意而另一些则未被人注意到（3）。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译者很难避免主观性的决策。

二：社会文化环境与译者的选词

译者并非在一种理想化或抽象的情形下运作，各个时期译者的选择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旨在探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原语中某个概念在译语中可能会有不止一种解释，上下文是译者决定取舍时的关键参照因素，但除了语境之外，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译者的选词。纽马克曾指出：“两个文本可能描述同一场战争或爆动或争辩，但（作者）

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代表不同的观点。“（4）

本文比较了《简。爱》的两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30年代（由李霁野译）和90年代（由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选择的。作者主要比较了两部译本的语言特色，从中可以管窥出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在此，译者的选词指译者对原文中某个特定词语的诠释，即译者是如何选择特定的目的语词汇来解释原文中某个特定概念的。通过比较，作者发现李译本中包含较多意识形态含义较浓厚的革命性词语，例如“反抗”、“斗争”、“革命”等词多次出现在译文中，相比较而言，黄译本的语言总体上则平和的多。通过比较两译文的文字，可以看出李和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原著Jane

Eyre 的。李译本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Jane Eyre，而黄译本则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原文的。现举两段文字的翻译加以说明。

原文：

I continued the labors of the village school as actively and faithfully

as I could It was truly hard work at first Some time clasped before，

with all my efforts， I could comprehend my scholars and their nature Wholly untaught， with faculties quite torpid， they seemed to me hopelessly dull；

and at first sight， all dull alike： but I soon found I was mistaken There was a difference among them as amongst the educated； and when I got to know them， and they me， this difference rapidly developed itself Their amazement at me， my language， my rules and ways， once subsided， I found some of these heavy-looking， gaping rustics wake up into sharp-witted girls enough（Volume III， chapter VI）

译文：

我尽力忠实积极地继续乡村学校的工作。一上来确是艰辛的工作呵。我费劲全力，过了些时才了解我的学生和她们的天性。她们全没有受过教育，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在我看来，是笨得没有希望了；上来一看，全是同样笨；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错了。她们之间有一种区别，就如同在受教育的人之间一样；在我渐渐了解了她们，她们了解了我的时候，这种区别就迅速显明出来了。她们对于我、我的言语、规律和习惯一不大感惊异，我发觉这些张着嘴的笨样乡下人中，有几个倒觉悟过来，成为十分伶俐的人了。（李译本p451）

我继续为办好乡村学校尽心尽力，起初确实困难重重，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了解我的学生和她们的天性。她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官能都很迟钝，我觉得这些人笨得无可救药。粗粗一看，个个都是呆头呆脑的，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就像受过教育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一样，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我了解她们，她们也了解我之后，这种区别便很快不知不觉地扩大了。一旦她们对我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再感到惊讶，我便发现一些神态呆滞、目光迟钝的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黄译本 p336）

原文描述了简。爱作乡村女教师的一段心理路程。李译本用了这样的词汇：“……一上来确是艰辛的工作呵……她们……心智十分麻木不仁……笨得没有希望了；……不久……我发觉……有几个倒觉悟过来……”。这段文字中的“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和“觉悟”以及其它段落中的相关词语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原小说主人公简。爱是一个有着高度觉悟感的革命者，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并解救那些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尊严的可怜的乡下女孩。“一上来确是艰辛的工作呵”暗示了简所作的解救工作实在不容易，“心智十分麻木不仁……笨得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暗示了简恨其不争的心理，“觉悟过来”

暗示了简对自己工作成效的欣慰之情。

而黄译本则是这样说的：“……起初确实困难重重，……她们……官能都很迟钝……笨得无可救药。……但不久……我便发现……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这段文字似乎只是描述了一个乡村女教师对其学生的感情，言语中流露出教师对一群“官能都很迟钝”的学生转变成“头脑机灵的姑娘”的由衷的高兴。这种情感并没有暗示任何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含义。

两译文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源于两译者的选词。就此段而言，我认为黄译本似乎更接近原文。通读原文，作者用了很多的笔墨描写简。爱与罗斯特先生之间的爱情，作者对主人公简的恋爱心理更是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从原文看，简作乡村女教师一方面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强迫自己忘却对罗切斯特的爱情，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个深陷于爱情烦恼中的女子大概不会有精力去考虑拯救别人灵魂的责任感，所以译本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原文应该更接近原著本意，正如奈达所谓的让“译本在译文读者中产生与原著在原文读者中相同的效果”。从简的角度讲，她会很自然地将这些农村学生与以往教过的学生作一比较，起初她发现了乡村女学生的“torpid faculties” and “dull nature”。根据《朗曼当代英语辞典》的解释，“torpid” 的意思是“inactive， slow，lazy， lacking in strength”， “faculty”的意思是“the power or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particular”， 因此，“torpid faculties”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乡村女学生学习反应能力较慢，“dull”应该被理解为“uninteresting”。此外，简说这些乡村学生最终“wake up into sharp-witted girls enough”。在这里，“wake up”是一种暗喻用法，对简来说，这意味着这些乡村女学生的反应能力提高了。无论是英语辞典还是原作者都无意给这些词语加上任何意识形态含义。但是，在李译本中，“torpid faculty”变成了“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变成了“觉悟”，这些汉语词汇至少给一部分中国读者这样的暗示：她对这些乡村女学生怀着既爱又恨的心理，爱她们是因为她们是她的姐妹，恨她们是因为她们尚未有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意识。

李霁野不可能不理解原词的意思，他对这两个短语的翻译显然是有意的误译，也就是说李霁野有意篡改了原作者的意思。他的这种误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民正在与旧的社会制度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当时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一革命目的。当时的许多作家和翻译家都用笔作为革命的武器，唤醒中国民众的灵魂，使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鲁迅先生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李霁野作为鲁迅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深受先生的影响，以至于在翻译关于描写农村人的段落时，也模仿先生描写农村人士所用的典型用语，选择了诸如“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和“觉悟”这样的词汇来翻译原文中毫无意识形态意义的词语。30年代所产生的许多译作中都包含了相当多的诸如“觉悟”、“革命”、“反抗”之类的词汇，这足以证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

黄源深将“torpid faculty”译成“官能都很迟钝”，“wake up”译成“蜕变”，黄对这些词汇的解释符合90年代中国读者的情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丰富多彩的生活。假如黄源深的译本也将“torpid faculty”译成“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译成“觉悟”的话，读者可能会问：“这个翻译是什么意思？难道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要来了吗？”

下面一段的翻译也说明了两译者在选词方面的差异。

原文：

I have not yet said anything condemnatory of Mr Rochester‘s project of

marrying for interest and connections It surprised me when I first discovered

that such was his intention： I had thought him a man un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motives so commonplace in his choice of a wife； but the longer I considered the position， education of the parties， the less I felt justified in judging and blaming either him or Miss Ingram， for acting in conformity to ideas and principles instilled into them， doubtless， from their childhood？…（volume II， chapter III）

译文：

对于罗契司特先生要为利益和关系而结婚，我还没有说什么责难话哩。我首先发觉这是他的心意时，我很吃惊：我以为在选择妻子上，他不是一个被这样普通动机所影响的人；但是我越思量双方的地位、教育等等，我就越觉得我没有理由来批判或者骂他或她，因为无疑他们是按照童年所灌输的观念和原则行事的……。（李译本：p25）

对罗切斯特先生从个人利益和亲属关系考虑的婚姻计划，我至今没有任何微词。我初次发觉他的这一打算时，很有些诧异。我曾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择偶时不会为这么陈腐的动机所左右。但是我对男女双方的地位、教养等等考虑得越久，我越感到自己没有理由因为罗切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按无疑在童年时就灌输进去的思想和原则行事，就责备他们。（黄译本：p171-172）

在以上两段译文中，译者对“blame”一词的翻译有较大的差异，李霁野将它译成“‘批判’或‘骂’”两个词，而黄源深则将它译成“责备”。 根据《朗曼当代英语辞典》，“blame”一词的英文解释是“to consider （someone） 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bad”。如上面一段中的“torpid faculty”和“wake up”一样，“blame”这个词在英文中也是中性词，它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含义。但是，李霁野选择了“批判”和“骂”这两个词来诠释“blame”。这两个汉语词暗示着强烈的“仇恨”色彩，“批判”这个词在当代中国读者心目中是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骂”也是一个感情色彩分明的汉语词汇。从简的角度讲，尽管她和罗切司特之间存在身份和地位的差异，但是两人却深深相爱着。在原著中，不管她和罗切司特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彼此分开，她对罗切司特的爱情始终未变，她从没有恨过他。她对英格拉姆**的感情一直很复杂，一方面，她嫉妒英格拉姆**，因为英格拉姆**不但美貌而且富有。另一方面，她又发现英格拉姆**性格中虚伪的一面，“Her mind was poor， her heart barren by nature”。 “She was not good； she was not original： she never offered， nor had an opinion of her own”。 换句话说，像英格拉姆**这样的女子是抓不住罗切司特的心的。所以，在她的心灵深处，简对她的情敌充满了蔑视，因为她认为自己比英格拉姆**聪明。简曾经在教会学校受过严格的礼仪训练，之后作过教师，她是一个懂得自尊自爱的人，她决不会让“批判”和“骂”这样的字眼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此外，很难想象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在谈到她的爱人时会用“批判”这样的字眼，从以上分析来看，黄源深的选词似乎更接近原文含义。

考虑到李霁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他在翻译“blame”一词时的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与资产阶级进行英勇的斗争，在当时，“批判”一词是挂在农民和工人阶级口头的常用词，而“骂”则是当时的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策略之一，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李霁野在翻译Jane Eyre时很自然地就让简变成了一个中国无产阶级，而罗切司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则变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正因为此，译者在翻译时决不会发现他在遣词造句中的不合适。

三：结束语

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词汇的大相径庭的解释说明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影响着译者的选择。译者通常是带着某种预想或偏见走近原文的，而这种预想或偏见正是译者政治倾向的反映，译者的政治倾向可以解释为什么译者会有意将原文中的一个中性词解释成译文里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词汇，甚至有时候原文中的同一个词在译文里也会有完全相反的含义。

注释：

（1） “Translation reflects a certain ideology and poetics and as such manipulates literature to function in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way” （Bassinet & Lefevere 1992：xi）。

（2）“The translator‘s options can indeed be explained by social recommendations，restrictions， taboos， but sometimes also by laws and prohibitions （Lambert 1994：19， cited in Wilss 1996：182）

（3） “The question of why a textual element fails to take on a cognitive structure opening the way for decision –making is analogous to the question of why some stimuli are attended to and perceived， while others go unnoticed”（Wilss，1996：189）

（4） “Two texts may describe a battle or a riot or a debate， stating the same facts and figures， but the type of language used…may be evidence of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Newmark 1988：12）

参考文献：

1 Bronte ，Charlotte Jane Eyre [Z] 黄源深 《简。爱》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

2 Bronte ，Charlotte Jane Eyre [Z] 李霁野 《简。爱》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3 王晓元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 [J] 《中国翻译》1999 （2）：10-13

4 许钧，穆南（Mounin） “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 [A] 许钧，张伯然 《翻译论集》 [C]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46-54

5 Bassinet &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C] A Coursebook[C]

London： Routledge 1992

6 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7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1988

8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J] 《外国语》1998 （3）：

29-33

9 Wilss， Wolfram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ion Behavior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作者简介：

张萍，女，硕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文化学，翻译教学

地址21001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国英语培训中心。

论文题目：

社会文化环境与译者的选词

——对《简爱》两种译本的比较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A Comparison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

汉诗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可能是如何捕捉汉诗的意境、意象和表达方式，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英文表达。

首先，汉诗的意境和意象是非常独特的，往往依赖于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使得译者在英译过程中需要深入了解汉诗的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传递原诗的意境和意象。

其次，汉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与英文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汉诗倾向于使用较为简练的语言，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而英文则更加注重逻辑和语言表达的清晰度。因此，译者在英译过程中需要解决如何传递汉诗的韵律感、简练的语言和清晰的逻辑表达，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后，汉诗中常常使用比喻、象征和隐喻等修辞手法，这些表达方式在英文中也可能存在，但并不是非常普遍。因此，译者在英译过程中需要充分理解汉诗中的修辞手法，从而更好地将其转化为英文表达。

总之，汉诗英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深入了解汉诗的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并寻找合适的方式将其转化为英文表达，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生活背景 决定译者对外语和母语的认知和使用能力 比如, 留学一年的和留学十年的比,肯定是留学十年的译者更能读懂原文 在国外长大和在国内长大的翻译家比, 肯定是国内长大的翻译文笔更流畅

教育背景 决定译者的翻译水平 比如 学语言类起家的翻译家和学物理起家的翻译家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风格也不同

人生经历 决定译者翻译作品的格调, 欣喜的, 悲伤的等等 比如在战争时期生活的译者和在和平时期生活的译者所翻译的格调是有区别的, 战争时期生活的译者可能更能体会到书中人物的在战争时期的心态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