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助找一下李煜＜渔夫＞赏析？谢谢

李煜是吴王李璟的第六子，因为他生得相貌出众，英俊秀美，特殊的项羽似的重瞳，便被心胸狭窄、阴险狡诈的长兄弘冀看作是未来争夺皇权的劲敌，从而使他遭到无端的冷漠和猜忌。尤其是弘冀毒杀其叔父李景遂的惨状，深深的烙在他的脑海中，每忆及此，他都不寒而栗。

为避免杀身之祸，这一时期，他推崇的是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和满腹经纶的高山隐士，加上身处乱世，萧清之内风云险恶，故而一心只想“独善其身”（《孟子•卷十三》），追求那种“幽深情远，自有林下一段风流”（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的隐逸生活。遇有政事，退避三舍。以“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李煜《即位上宋太祖表》）作为理想和信条，并自号钟隐，别号钟山隐士、林峰居士等等，憧憬终身遁迹钟山，撑一叶扁舟，浪迹江河，去过那恬然自乐、世外桃源的渔夫生活。他在词中直抒胸臆，表现其内心的真性情。其两首《渔夫》词就是典型例证：

其一：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

全词没有希求，忘我入化。就像是一幅旷野寂静的山水画，千里有雪，桃李花开，只身一人，一边饮酒，一边垂钓，意在鱼又不在鱼。

其二：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词中的“万顷波”象征着世事的险恶变化，而词人正是要从这中间摆脱出来，表明他虽处尘世，但追求解脱，追求淡泊的生活情趣。

当上皇帝时，也无半点掩饰，把自己亡国之前整日沉湎于宫中骄奢侈靡的生活之中，不思朝政，苟且偷安的情状表现出来，并抛开君王面目，不计毁誉地把自己纵情享乐的生活情景，不加掩饰，和盘托出与世人相见。李煜“性骄侈，好声色”[3]，颇多内宠，其宫女生活之奢华冠绝当时。宫中陈设更是豪奢。“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幕其壁，以白金钉玳瑁以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中，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有疋以为月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乃歌之”。[4] “李后主每春盛时，粱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日锦泪天。”[5]面对一切繁华热闹的光景，李煜全身心投入，享乐到了极致。他在词中自述享乐生活。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萧鼓奏。

日高三丈，金炉依旧填香，预示着昨日便开始的达旦之欢还将继续。舞酣钗溜，酒恶嗅蕊，说明着放纵欢乐正无已时。结尾处，别殿萧鼓传来，又使这情景具有了空间的普遍性，此地的奢华绮靡，并非唯一，整个上层社会都已在这纵欲的氛围中沉醉。

另一首《玉楼春》也是写享乐生活：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该词声色豪奢，前浓后淡，形成鲜明的对比。既醉心于宴乐，又寄兴于明月。不受羁绊，不装假面，极其真率，繁华富贵，情爱欢畅，他肆意地享乐。

其悼亡之词，也情真意切，尽显其中

李煜的一生，尝尽了疾病与亲人死亡的痛苦，诸多亲属遭受病魔之苦，而且都是突然起病，迅速恶化，最终与世长辞。特别是亡妻丧子，对一般的皇帝来说，犹如换件衣服，但是幼子和大周后的相继而死对李煜来说，无疑是痛断肝肠，“与子长决，挥涕吞声”（《悼仲宣铭》）的悲痛，“浮生苦憔悴，壮年失婵娟”（《书灵筵手巾》）的哀伤，给他的心灵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产生人生无常、空幻如梦之感。李煜在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摆脱不了悲痛，终日郁郁寡欢，写下了一批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的悼亡诗。其中，悼亡词也有不少。如《虞美人》：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凭阑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上片全无情字而无处无情，“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句以形象表怀念之情，更耐人寻味。下片用“思难任”三字点出主题，而用“满鬓清霜残雪”六字，使这内心的情感有了可见可感的具体外观。

冬天春来，先是桃红柳绿，继而落红狼藉，在此暮春时节，李煜自然又想起当年与他一起排遣春愁的周后，甚至入夜梦到周后乘风归来与他畅叙离情。醒来深悔好梦难圆，于是提笔再作《采桑子》：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

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李煜后期，从一个封建帝王一下子沦为一个受人蹂躏、任人宰割的阶下囚，这天堂与地狱的鲜明对比，这血淋淋的现实在李煜心理上不啻是一种大地震的效应，可以说彻彻底底的震撼了他的整个心灵。这段时期李煜的作品在内容上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无情的现实迫使他再也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去描写“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阮郎归•呈郑王十二弟》）的奢侈生活，也不可能再把“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菩萨蛮》）的宫娥彩女当作写作对象，他唯一能抒写的只能是“垂泪对宫娥”（《破阵子》）的亡国之君的惨象。

这非人的囚徒生涯。天堂炼狱般的大绝望，苦难风流的大感伤，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使李煜产生了独一无二的苦难意识。

“亡国之音哀以思”《礼•乐记》。李煜后期词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思想情感和心境。政治上的愚陋，将李煜推到了亡国奴的地位，命运的孤舟在屈辱的苦海里飘零。生活遭际的这种转变，给李煜带来了切肤的痛苦和悲怆。生性多愁善感的李煜，一旦归为“臣虏”，总时时难忘昔日帝王生活。他“欲寻陈迹”（《浣溪纱》），却又“无奈天教心愿与心违”（《浣溪纱》），阶下囚的身份永远剥夺了他重归故国的权利，一切的一切，都如滔滔东逝的江水，一去不复返了。这怎能不使词人发出“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的感叹呢也正是因为有了切身的亡国之痛，才使他后期作品大大超过了前期，得以流传千古。真实的悲哀、无边的隐痛，字字渗透着血泪，正如他在词中写到：“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破阵子》），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所说：“昔人谓后主亡国后之词，乃以血写成者，其言真切出于肺腑也。”[6]

二、李煜词感情之真

李煜前期生活有两个矛盾的侧面，一方面他可以得到一切物质的享受，可以做到纸醉金迷；另一方面哀愁却时刻缠绕着他。弟朝宗被扣，爱子的夭亡，妻子的离去，他精神上遭到了多次沉重打击，加上他继位之前南唐即已对宋奉朔臣服了，而宋对南唐虎视眈眈，李煜前期的精神生活是不幸的。“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清朝文人袁枚引《南唐杂咏》）。李煜是一个非常忠实于文学创作的人，他把词作为抒写心曲的工具，他的离愁别恨的无限忧伤都在词中倾泻出来了。仿佛飘在空中的淡淡闲愁，剪不断，理还乱。“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7]”，表现了淡淡的闲愁之美。

在李煜的闲愁之词中，《乌夜啼》是代表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暮春时节，在冷雨寒风的无情吹打下，林花匆匆地谢了。无可奈何花落去，春光流逝，令人感伤。然而这是大自然的变化，是不可挽留的，词人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惆怅。当这种惜春的愁恨与心灵深处的离恨相合的时候，词人发出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意味深长的慨叹。人不能重逢，水不能再流，主观和客观巧妙的融合，创造了富有深意的意境，加深了词的感染力，同时也使词抒情主人公的愁绪得到了升华，引发了读者广泛的共鸣。人们从不同的生活经历出发，可以认为这是亲爱者远别而引起的愁思，可以认为这是游子的怀乡之情，还可以认为这是对失落的美好事物的怀念。

刘毓盘《词史》亦论后主：“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8]詹安泰也认为李煜词“超然直率，直写观感”，并且指出：“李煜所有的词都是由自己的亲切感受出发，大胆抒写，绝无拘束”。[9]叶嘉莹则同样强调：“无论是享乐的欢愉还是悲哀的痛苦，他（指李煜）都全身心的投入期间。”[10]

作为亡国之君，李煜是不幸的，然而，正如赵翼所说的“国家不幸诗人幸”，李煜具备了诗人最可贵的气质——真率！他以单纯明净而蕴籍丰赡的笔，开拓了词境，写真率的人生，写深沉的感慨，从而唱出了感发人心的千古悲歌。如他在亡国后作的《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在告别故国，沦为囚虏时，他依依不舍，垂泪相对的不是百姓宗庙，而是宫娥，因而苏轼讥讽他：“后主既为攀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叫教坊离曲”（《东坡题跋•书李后主词》）。但是他如果真能对民谢罪的话，那反而就不是李后主了。相反这首词实实在在的写出了李煜的心情，而他想抒发的也只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丝毫也不想掩饰什么，也好像从不会掩饰，感情真挚，一字一泪，如泣如诉，既是内心的独白，又是真切的陈情。

无限江山手中送，面对着如此重大的变故，他感到“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浪淘沙》），概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在他幽禁的场所，“一任珠帘闲不倦，终日谁来”（《浪淘沙》），只能“无言独上西楼”（《相见欢》），过那种“凭栏半日独无言”（《虞美人》）的孤独死寂的囚禁生活。现实既然让人如此哀伤难耐，李煜内心便常常追恋过去的欢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一时期他写梦的词又多又凄凉。“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谩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浣溪纱》）；“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由梦写出他真率的人生，写出了深沉的感慨，唱出了感发人心的千古悲歌。又如《望江梅》：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这是一首入宋后抒写眷恋故国心情的小词。“闲梦远”透出其中信息。“南国正清秋”一句，取景阔大，梦萦魂牵的是遥远的南国故里。读之顿觉一股清肃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南国万千之景，词人万千之情，尽含于一个“清”字之中了。“千里江山寒色远”，这是全景。“寒”而有“色”，匪夷所思，却准确地表达了秋的特征；“芦花深处泊孤舟”，这是特写，芦花与小舟构成画面，而“深”“孤”二字，融情入景，耐人寻味。笛声打破了寂静，幽幽地在秋夜的氤氲中流荡，月光透着清冷，楼也只有一个黑色的剪影。写出了对故国之思，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着情感的原样，迸裂到字句上。

李煜后期的词和人类这种悲哀深沉的忧患意识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词悲怆凄凉，展现了深沉的愁恨与忧愤。亡国之声哀哀欲绝，滴滴血泪。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词人不堪回首故国的景物，在景事和现实情况的强烈对比中，来抒发自己浩渺无边的愁恨。此词意境大，感慨深，力量充沛，具有感召人心的极强烈的魅力。不仅是凄苦，而且是愤慨。以自己无可奈何的感受，向人们提出了真诚的诉说，表达种种难以言传的哀痛，所产生的思想感情，虽居于个人特殊情况，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足以感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一切人，真可谓是哀哀绝语，滴滴血泪词，亡国之痛，令千古同悲。

三、李煜词语言之真

李煜词的语言也透出一个“真”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煜词语言质朴无华、自然清新，他几乎不用典，通俗易懂，读来很有民间文学的气息，虽平淡却韵味无穷。其语言之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语言朴素自然，通俗易懂。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后主的语言特色是：“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婉转，词家王、孟”。[11]如《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此词通篇朴素自然，开头一句从叙事直起，“无言”和“独”刻画出了一个愁容满面、愁肠满腔的词人形象。“月如钩”三字明白如话，反衬出作者心境之凄清和身世之残破如一钩残月，勾起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实写所见所闻，但一个“锁”字却在自然之中暗寓工巧——梧桐小院被清秋之气锁住，词人也被深锁在这不自由的“小楼”之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这三句是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比拟，虽浅显易懂，却又形象含蓄，把捉摸不定的精神状态化成了具体清晰的物质形态，增强了可感性。

其次，语言细致。李煜的词有一种细致之美，这和他的情深心细有关，主要表现在其前期作品中，而且往往是通过两三个字表现出来的。例如“云鬓乱，晓妆残，带眼眉儿远岫攒”（《捣练子令》），这里“乱”、“残”、“攒”三个字分别刻画，却又连成一体；“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蝶恋花》），这两句比“花明月暗笼轻雾”（《菩萨蛮》）的静态描写，又显得生动起来了，但前者的静态正是为了反衬人物的动态；又如“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菩萨蛮》），这是传神之笔，其细致之处则在“暗”、“横”两字，而“欲”字更写出了“横”而未“流”将“流”的神态。

再次，语言妙绝，在“隔”与“不隔”之间。后主为词，“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他的词语言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含蓄蕴藉，同样的心情能够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以及“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这些句子，真诚面对读者，实为不“隔”之作。但我们还可以看到，李煜词中那些“隔”的句子，在其词中是很有生命力的，至今读来，仍有无限美感，让人回味。试看这些句子，“凭栏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虞美人》）；“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脸拢”（《捣练子令》）。这些词作，李煜把自己的心情和意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让人回味，让人咀嚼。

最后，化抽象为具体，让人产生摸得着看得见的真实感。李煜词力求形象丰富，把抽象的感情、理性的认识外在化、具体化。无论其亡国前的作品还是亡国后的作品，无论是欢娱之词还是愁苦之词，都同样的“真”。他用“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喻大势已去；用“世事漫随流水”象征人生如梦；“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一江东流之水喻愁绪，则把看不见、摸不着、度不清的抽象情丝化为永无穷尽的江水这一具体可感的形象，以其奔涌的气势成为言愁的千古绝句。

清代常州词派重要理论家周济，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有云：“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易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12]他已先指出，不论是严妆、淡妆，还是粗服乱头，都是天下美妇之态。后主词在看似语言粗乱的情况下，犹能表现出天香国色之美。其本色真香是以于无声处响惊雷之势震人心魄，这种境界较之温韦更难能可贵。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作为血泪之躯的李煜早已与草木同朽，作为历史从反面总结国家兴亡得失的材料，课本上也只偶有提及。然而，作为文坛独领风骚的词宗形象，以及他的一字一珠的词作却永远如新月凌空令人瞩目。无论是前期词的绮丽柔靡，优雅浪漫；还是亡国后的那些如歌如诉，缠绵伤感的悼亡词作，都不加掩饰，直率真挚，血泪至情，使人感情伤怀，愁肠寸断，终其一代无人能比，堪称绝代才人。

在文坛独领风骚，前期词绮丽柔美，优雅浪漫；后期词如歌如诉，缠绵伤感。但这两个时期的词也有着共同之处，都表达了真性情，有赤子之心，主要是其词所反映的生活之真、感情之真、语言之真。

关键词：李煜 赤子之心 血泪 真

谈词，难免论及南唐后主李煜。晚唐五代，词日趋成熟，花间派词人居词坛主导地位。他们“镂玉雕琼”、“裁花剪叶” （引自五代词人欧阳炯（896-971）之词,其词见于《花间集》），内容狭窄，语言华靡，原先民间词那种清新淳朴的泥土气息丧失。李后主的出现，既承袭了花间词风，又一扫花间积习，以其清新疏淡，情深雅韵的独特风格，在词坛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应该说，李煜并不具备作为一代君王所应具有的果敢、坚忍、英明、果断等气质，历史与命运的阴差阳错，将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1]的悲情之人置于皇冠宝座之上。由于不谙国事、刚愎自用、疏于治理，终使无限江山在其手中断送。由帝王加才子式的奢华浪漫生活沦为国破家亡之后“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乐府纪闻》）的臣虏生活。词人惨淡的际遇牵动着他每一根敏感的神经，使他望月兴叹，感怀身世，无限悔恨，由极盛而至衰，由繁华而至荒芜。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对李煜词是极为欣赏的，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

本文主要从王国维的评论切入，论述李煜词之“真”。王国维赞赏李词源于其“真”，他曾评价：“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之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也。”又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正是因阅世浅而性情真，因性情真而感慨深，而以血书。这些都表明后主之词透出一个“真”字，而这个“真”字归根到底是因为后主有一颗“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在《汉语大词典》卷九中“赤子”的解释为：一是指婴儿，《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另一个意思则是比喻百姓、人民。《汉书•循吏传•龚遂》：“其民困于饥饿而吏不恤，故是陛下赤子之兵於湟池中耳”。而“赤子之心”的意思则是比喻纯洁善良的心地。《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煜词“真”表现为一种单纯，是一种纯真、放纵。

一、李煜词表现的生活之真

李煜在生活上，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在词中都是表现得极为率真任性的，无所节制，无所忌惮。

李煜前期“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词作多以“寄情声色，而笔意自成馨逸”（吴梅《词学通论》）的艳情词为主流，不少人都认为李煜的前期词是慵倦和*靡，是糟粕。其实，李煜的前期词虽然远比不上后期词的深邃，但也并不是最不可取的。

季特菲耶夫对贵族诗的评价说：“贵族的抒情诗并未提出较大的社会问题，但却展开了人的内心世界，对自然的感觉和爱情经验的最细致的情绪，这一切都使读者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更为提高，并且指示了新的审美价值，就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价值。”[2]这段评论用来评价李煜的前期词是很恰切的。李煜的前期词虽然并没有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写的只是豪奢的歌舞，真挚细腻的爱情和深沉的离愁，但却提示了新的审美价值，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李煜的前期词也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特别是在表现生活上，极为真切，毫无掩饰。

如他在当上皇帝之前，就直抒追求闲情逸趣，向往清心寡欲的生活。贵族生活的优裕条件，未必就没有令人忧虑的地方。相反，宫廷争斗及嫉贤妒能在李煜的思想上所留下的阴影却是涂抹不掉的。据《十国春秋•后主本纪》记载：李煜因“广额丰颊骈齿，一同重瞳子，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维覃思经籍”。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引自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42页。

[2]《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口中国文学》1990年第11期。

[3]《新五代史》卷六一，《南唐世家•李煜传》第779页。

[4]《五国故事》卷上，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宋）陶榖：《清异录•说郛》卷六一，中国书店1986年版。

[6]蔡厚示《李璟李煜词赏析集》[C]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5页。

[7]（宋）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8]转引自詹幼馨《南唐二主词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198-199页。

[9]詹安泰：《李瑕李煜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2页。

[10]叶嘉莹：《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149页。

[11]高兰、孟祥鲁《李后主评传》[M] 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9页。

[1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第十九则）[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7页。

屈原的《渔夫》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是（B）。

A自适和自了

B自我放逐和自由人生

C自重和自了

D自重和自由

屈原的《渔夫》最重要的文化内涵是自我放逐和自由人生。这首古诗经历了上千年的岁月沉淀，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传承，成为了一种人们思考人生意义的文化符号。

1《渔夫》的情感寄托

在《渔夫》中，屈原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被流放的放逐者孤独地垂钓，把他内心的忧伤、孤独和自由淋漓地表达出来，并且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在当时极具现实意义，也引起了人们对放逐制度的深思。

2《渔夫》反映了屈原平民思想

屈原是楚国贵族，但他的思想主张却深受平民百姓所喜爱。《渔夫》在表达自我放逐和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反映了屈原对平民百姓处境的关注。因此，这首诗既是屈原自身人生经验的抒发，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省和批判。

3《渔夫》启示了人们的追求自由

《渔夫》的文化内涵不仅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具有普适性。这首诗鼓励人们意识到自我放逐的自由与美好的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教导人们勇敢地追求自由，发扬自我。

4《渔夫》的文化价值

屈原的《渔夫》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制度和思想潮流，更成为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符号之一。这首诗像一杯酒，品味起来让人陶醉并迷失自我，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屈原的《渔夫》以自我放逐和追求自由为文化内涵，像一面镜子，深刻反映出人们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作为一首古代诗歌，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广泛的启示作用，带给人们勇气与信心，鼓舞人们朝着自己的理想追求自由的人生。

首先是相同的篇名——两篇都问世于先秦时代（当然有时间先后）的作品，用了同一个篇名——“渔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对前者效仿而做了同题文章？抑或两篇作品同出于一人之手？其次是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渔父，且又通篇几乎都是渔父与另一主人公的对话——《庄子

渔父》是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楚辞

渔父》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再次，两篇作品中展示的渔父其人及其话语，虽不相同，却仔细辨别，可以隐隐感觉两个渔父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类同。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创作时间、渔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较、探讨和分析，似乎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此作过论述或发表过见解。

先说两篇作品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庄子 渔父》属于《庄子》的杂篇之一，《庄子》一书按《汉书

艺文志》载录是五十二篇，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据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个部分。一般学者认为，内篇系庄子本人所撰，外、杂篇多数为庄子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个别篇系后人伪托；也有学者认为，内、外、杂篇绝大多数系庄子本人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或后人伪托，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渔父》篇在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吕氏春秋》所载内容涉及《庄子》的也有《渔父》篇。可见，《渔父》篇为庄子所撰基本不误。《庄子》一书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成书年代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初年），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公认了。《楚辞

渔父》按《汉书

艺文志》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代表性楚辞学者（如朱熹

、洪兴祖、王夫之、蒋骥等）均无异议。有学者根据《渔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称出现并自称，认为不符合古人创作习惯而怀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对此，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谓：“《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认为篇中之问答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有意借问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谓：“渔父有无弗可知，而江潭沧浪，其所经历，盖可想见矣。”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由此可知，《庄子

渔父》和《楚辞

渔父》都创作并问世于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前者出于庄子（或其弟子）之手，后者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末，为何会出现两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会否是屈原读到《庄子

渔父》后产生创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写下同题作品，而其意则别有所寄——藉渔父形象作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衬或对照，而其篇中之渔父又与《庄子》渔父之处世理念同中有异？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庄子其人据《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虽出生于蒙地（亦称蒙县），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过楚地或曾居住生活于南方地域（由《庄子》一书所写内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风情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风格，这是屈原可能认同或接受其影响的前提因素。

其二，《庄子》和《楚辞》在文学风格上都表现了极度的浪漫主义，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鲁迅说它们两者都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也就是说，由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透出，屈原和庄子在审美心态上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之处。

其三，庄子和屈原与老子都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道家人物，庄子的思想中显然受过老子的影响（后代将老子和庄子共同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与老子的关系载曰：庄子“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子

渔父》的本旨是要阐明老子的思想学术。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迹，《离骚》《惜诵》《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迹，《远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浓厚，屈原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楚人创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书楚语”，多用“兮”字，而其中两者在韵部上居然有极多相合处，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屈原《渔父》篇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没不曾受《老子》影响、没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两人的生活年代，几乎是同时代而略有先后——庄子约在战国中期，与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屈原则在战国中晚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具体来说，庄子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年前后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说，屈原大约比庄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这应该是他能看到庄子作品的可能条件——时间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处于南方楚地），当然，这里还有个作品传播的可能性问题，从当时来说，人们的文字传播工具是竹简或帛书，地域相近，能够传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较大。

其五，正是由于上述几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屈原能够具备濡染庄子思想或受庄子作品影响的可能条件。如若我们有兴趣对照一下《庄子》和屈原诗歌，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不光艺术表现风格相似，且还有不少句式或语词上的相同或类似，而这又是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依据之一。试看：《九歌》有“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涉江》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庄子》有“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悲回风》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庄子》有“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庄子》有“昔者十日升出，万物皆照。”《远游》有“道可受兮，不可传。”《庄子》有“道可传而不可受。”类似的例子还可找出不少。

其六，《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形象，是在与孔子及其弟子对话中显现的（以与孔子对话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于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谓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他提倡仁义、礼乐、忠信、伦理思想，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主张应该提倡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孔子弟子对渔父所言并不十分理解，但孔子闻其言后非常明白，他幸运地感到自己遇上了圣人，听到了圣人一番让人茅塞顿开的说教——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渔父那已被人们（尤其包括孔子）所认可甚至崇拜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将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这位渔父在《庄子

渔父》中所说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其这番说教在《庄子

渔父》中所铸就的与孔子鲜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来反衬屈原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伟岸的品质和形象。有人以为，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真有遇见渔父并发生对话的经历，此篇《渔父》乃此次真实经历的实录，笔者以为这不仅与屈原诗歌的整体浪漫想象创作风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说屈原的《渔父》篇乃虚实相结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观实际——其表现形式是借鉴虚拟，其思想内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两篇《渔父》作品的整个构思及其过程描写，虽说不尽相同，却在框架结构上显然可辨异中之同——都由渔父和主人公的偶遇开场，又都由对话结束渔夫离去告终，中间正文都是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皆为作品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先看两个渔父的出场。《庄子

渔父》中的渔父是在船上听闻岸上“缁帷之林”畔（杏坛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于“奏曲未半”之际下船，“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于曲终之时招读书之人（孔子弟子）发问：“彼何为者也？”于是引出了孔子，并进而由渔父对孔子的直言评论，引发了孔子的敬意和兴味，而后有了孔子与渔父的主体对话。《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出场，相对简单些，没有引渡人物，单刀直入，两位主人公直接出场——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于是引出了两人的主体对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渔父的出场来说，两篇《渔父》似异实同：都在水边泽畔——前者是渔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泽岸也），后者则在江潭之泽畔渔父直接遇见屈原；都是作简单背景交待后，开始渔父与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体对话。再看两个渔父的退场。《庄子

渔父》近结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对渔父一番说教的感激与钦佩，渔父则希望孔子自勉，而后“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离去后，孔子“待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随后对自己的弟子又发表了一通钦敬渔父的感慨，并斥责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辞

渔父》则是渔父与屈原对话毕，渔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屈原，便“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唱着“沧浪歌”，“遂去，不复与言。”两个结尾都极有意味，却又是鲜明的对照，其表现形式可谓异中有同——都在对话结束后渔夫驾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余味。可以说，两篇作品共同显示了过程的有始有终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两个渔父的人物设计，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对话的主人公，并能就他们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庄子》渔父闻曲而招呼，询问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后发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为何人（故询问孔子弟子），实际上却在孔子面前故意摆出超乎世人的圣人姿态，指责、教训、开导孔子；《楚辞》渔父在泽畔巧遇屈原，虽然其时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却能立即辨认出来，谓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可见他不仅认识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与地位，在惊讶屈原的现实境遇后，很自然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以劝导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渔父与两位主人公的分别对话：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场，而后过渡到正文——渔父与孔子的对话，且以渔父为主；后者直接是渔父与屈原相遇后的对话，两人各述己见。两个对话，虽篇幅有长短之别，却分别表现了两个渔父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观，由此凸现了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与人生哲理，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具体地看，《庄子

渔父》中渔父阐发的内容，既针对孔子而言，实际也是道家学说的展示，庄子的学说本归于老子，《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答话，孔子听后对弟子感慨，说自己见到老子犹如见到了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这与《庄子

渔父》所载内容几乎是异曲同工——孔子弟子闻听渔父之言，转告孔子，孔子对弟子发感慨，说这是遇上了圣人，随即追问于渔父，聆听了渔父一番宏论教诲。从渔父对待孔子的倨傲之态和颇带鄙夷的言辞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这篇《渔父》不只借渔父之口表达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且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和礼乐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渔夫的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这是庄子有意设计的人物。与此相对应，《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是个避世隐身者，他信奉并宣扬“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决其泥而扬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后，提出了应该识时务、明世理、“与世推移”的主张，认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个主张，这个形象，与《庄子》的渔父实在有着相类之处，《庄子》渔父对孔子说“人有畏影恶疾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两位渔父的劝戒，是否有点异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笔者以为，大约正是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将《庄子》的渔父用来作为自身形象的陪衬，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显示一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者的伟岸形象。朱熹说得不错：“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楚辞集注》）其实这个渔父乃是一个君子有道行其志、无道全己身、道异则不相与谋的人物，他在劝导屈原不成功后离去时所唱的“沧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沧浪之水清的时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迁之时——应该在此时抓紧时机修饰冠缨而赴仕，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乃乱世昏暗之时，士人应该适时地隐遁而去，不应犹豫滞留，强作姿态而自讨苦吃。渔父其实是说了一个在他本人和当时一般人看来清楚不过的道理，但可惜屈原并不听从。屈原写这篇《渔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进一步突出自己为理想抱负的实现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如果他信从了渔父的哲学，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这篇《渔父》作品了。这里，顺便应该提及，唐人成玄英《庄子疏》认为，《庄子》中的渔父是越国人范蠡：“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这绝对是臆测之见，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吴越之争时代，吴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吴王败亡后，范蠡还生活了多年，那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年，须知，庄子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说，范蠡和庄子、屈原决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怎麽可能庄子时代的渔父是范蠡，且他又与屈原相逢呢？这不成了生造的历史笑话？！不过，成玄英的这一误断，倒是让我们由《庄子

渔父》想到了《楚辞 渔父》，因为他由注释《庄子》的“渔父”而提及了屈原。

综合上述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可以初步得出判断：屈原的《渔父》很可能是一篇受《庄子 渔父》启发而有意创作的作品，他借用了《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结构和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形式，变换了其主要内容，改变了主题内涵，藉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从而完成了一篇与《庄子

渔父》同题却内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为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丰满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