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抒发了作者什么情感

表达了自己对于人事全非，不再是旧日的光景的惆怅与悲哀。后一句用王质烂柯的典故，既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的长久，又表现了世态的变迁，以及回归之后生疏而怅惘的心情，涵义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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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欧阳修，被贬之后，他们相同的思想情感都是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寄情山水，不同点是，苏轼因被贬后有职无权，所以会有许多人生的感慨，而欧阳修任地方官员，勤于政务造福一方百姓，与民同乐

论文人被贬

——苏轼

　第一次被贬让苏轼有些措手不及。被贬之前苏轼担任湖州知州，也就是当时地方行政的二把手。由于当时苏轼名气极盛，遂遭人嫉恨，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其判决处死，史称“乌台诗案”。还好有王安石等人求情，苏轼才得以保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苏轼虽然名为朝廷官员，实则不过是一个被看管的犯人，现实的落差造成的心态自然是孤高寂寞的，那首《卜算子》正是反映了这种心态，诗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诗人先用“缺月”、“疏桐”、“沙漏”等意象烘托出气氛，再用孤鸿自比，把那种内心的寂静与清幽表现的淋漓尽致，最后的一句“寂寞沙洲冷”，明确点出了自己心态的核心感受——冷。这首诗将一个受到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的士大夫的内心的孤寂失落完全表现出来，也可见苏轼那种自我内心激烈的挣扎与救赎。

　　当然苏轼没有这么一直沉沦下去。被贬黄州以后，苏轼的眼光较以往在朝廷更加的开阔，想法与文笔也更加的“接地气”、“入民心”。在这里，苏轼不问政事，与民同乐同苦，发明了“东坡肉”，也就是现在的红烧肉，写出了既是菜谱又是诗文的《猪肉颂》；他给酥饼起名叫“为甚酥”；给酸酒起名叫“错着水”；他发起了民间慈善组织“育儿会”。这些都反映了苏轼逐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投入新生活的积极心态。

　　苏轼被贬的原因不乏因为他自具有文人的酸腐小家子气和执拗之气，这种性格使得皇帝和许多大臣虽敬佩他的文章，却讨厌他的性格。黄州的历练也使得苏轼的文格和人格都得到了新的升华，从一个见事批判的小文人，到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大丈夫，这都是这片黄州土地所给予苏轼的。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大江东去》、《临江仙》、《记承天诗夜游》正是这种坦然达观性格的写照。所以，苏轼没有因为贬谪而沉沦，反倒成就了他“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心态，黄州影响着苏轼，苏轼同样也影响着黄州。

　　苏轼第二次被贬惠州，这次的形势与贬谪黄州时大为不同，所包含的政治隐语就是告诉苏轼已不能再回到朝廷。时年苏轼正是花甲，要把它扔在穷乡僻壤的惠州，不仅需要想开，还需要真正的不抱有一点回朝的希望，才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豁然开朗。这个时期苏轼的心态由一种坦然变成了一种淡然，类似老子的无为，并且在无为中抱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和勇气。他不在计较人生是否还能达到顶峰，被贬惠州时苏轼住在嘉祐寺，旁边有一座山，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松风亭，有一次他爬山爬到半路就累了，正在纠结是否爬时，他望着松风亭突然明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有些东西争不到便可不争，放松心态停下脚步，人生处处是风景，人生处处是收获，于是苏轼就这么快乐地下山了。

　　惠州经济落后，一天才杀一只羊，羊肉早就被官员买去。苏轼只好买下剩下的羊骨头回家投在汤锅里煮，煮好的骨头泡上米酒，然后再用火微烤一下，最后用牙签去剔上面的肉，苏轼却还津津乐道，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上称其有吃螃蟹的美味。这种自救自立，自我寻求快乐的方法，使得苏轼倔强地生活在这片岭南大地上，所以他的淡然使得自己由一个名利兼得的士大夫完全转型为无欲无求的草根文人。

　　苏轼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达了苏轼苦中作乐的情怀。被后人视为传颂爱情的词《蝶恋花》这样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诗是苏轼送给自己的侍妾朝云的，通过几笔简单的勾勒表达出一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不仅仅为爱情，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苏轼第三次被贬到儋州，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在古代海南还是个蛮荒之地，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都非常的欠发达，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贬到这个“南无再南”的地方，应该说是中国文人历史上的“贬谪之最”了。对于这次贬谪，苏轼早有了心理准备，也习以为常了。苏轼告诉自己的儿子苏过，给自己准备好棺材和墓碑，随时准备把自己的骨灰留在海南这片土地上，可见苏轼的心态已经变成了忧患磨难了悟人生，他已经把这种放逐的历程看做是人生阅历的一部分，并把它融入到人生际遇的之中。他在离开海南时写下的一首诗很能表现这种感情：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通过最后两句的直抒胸臆，也显现出苏轼已经把自己的游历经历当做是人生的一种生命历程，没有这种生命历程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苏轼。

总的来说，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他少年成名，却也没有因为昔日的光环一直沉沦，他屡次被贬，却在被贬中放下名利，看轻生死，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在贬谪之路上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只要内心找到了寄托，人生处处都是自己的精神栖息之所，家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心里。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独特而又有巨大影响的诗人。“人生作语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虽有夸大之嫌,但柳宗元于中唐元白浅俗和韩孟险怪诗风的洪流中卓然而立、自成一家,确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柳宗元的古文,今人有很多研究;但对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他的情感变化具有落差性的诗歌,后人较少研究。本文拟从这个方面来探讨柳宗元的诗歌情感特点,以更好地理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

　　“吟咏情性”的诗歌经过创作主体酝酿直觉生成后,就必须由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由想象幻想的艺术世界到可见可感的语言文字世界。　“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选择恰当的文字传神地传达情感是诗歌抒情中重要的因素。贬谪后,柳宗元作诗非常重视遣词造句,喜欢用对比性强的词语来表现自己跌宕起伏、落差性大的感情。如:“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　(《再上湘江》)、“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追诏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中就用“去”、“回”以及“南”和“北”来表达自己对坎坷命运产生的心灵震动,展现了不同处境中情感的巨大落差。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初贬为邵州刺史,“朝议谓王叔文党和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l4l。十一月,再贬为永州司马,诗人沿湘水南下永州。经过十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的贬谪沉沦生活后终于在元和十年奉诏回京,心情十分喜悦,“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汨日罗遇风》),理想再次燃烧,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风》)自以为可以重展才华,建功立业。情绪也由抑郁悲伤的低谷上升到饱和快乐的顶峰!诗人重新进入政治中心却落空!几个月后又被贬到更加荒远更加偏避的柳州!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作岭外行”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人情感在突变的时事面前,在脆弱的个人命运面前,不得不陡然直下,形成落差。《再上湘江》即是在此情此景下,在情绪落差变化巨大的情况下,诗人创作的内涵深沉、外在形式淡泊的文短意长的小诗。方向对立的动词“去”“回”包含两层意思:湘水逝去何日重来斯人独去何日重回或许永无归期,埋骨异荒!同样,其它诗中的方向相反的名词,　“南”“北”也具有独特而对立的情感。　柳宗元年少立志高远,自我期待价值很高。“永贞革新”前仕途一帆风顺,“进士出身授校书、正字,然后任畿县尉,再登台、省做郎官”。加上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富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志同道合的刘禹锡、韩泰、凌准、韩晔等在政坛上叱咤风云,锋芒毕露。虽造成“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齿舌嗷嗷,雷动风驱”　(《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的众矢之的的不利局面,但他仍坚定不移竭其所能地参加革新。这种早期的经历养成了他坚毅执着的性格,也使他被贬谪后仍渴望有朝一日能再展宏图,南方贬谪之实与诗人内心渴望北归立业之虚促使了他情感性格的变化。执着的人生追求,奔放开阔的性格,自强不息的心态,却错误地闲置在荒疠偏避的南荒之地!

　　所以,虽然在一贬再贬沉冤难申和体弱多病心灵受伤的艰难情况下,诗人对生命的渴求以及对人生的追求和期待不是降低——消极沉沦或自我迷醉地发世不遇的生命,而是增强——浪迹山水寻求舒适,亲植嘉木涵养精神。这种心态使诗人情感期待以“欣”“笑”“歌”“乐”等积极性也是表层性为目的,以舒适自我、调节自我心绪为旨归,如:“发春念长违,中夏欣再睹”　(《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等诗都表现了柳宗元主观愿望上期待舒适快乐之情。诗人主观上始终是积极向上的,至少是努力向上的!在其诗中,主观施事性很强的动词“舒”“适”也屡屡出现,如“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　《构法华寺西亭》)就高扬突出欢快愉悦之情来抑制超越孤寂幽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