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一生经历了哪些事?

萧红，这位被誉为“上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女作家，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1935年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42年逝于香港，1957年其骨灰被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迁往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在她短短31年的一生中，萧红经历了种种病痛和苦难，也遇到了很多男人他们都是才子，跟她的关系或为爱人，或为知己，或为恩师。她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汪恩甲临产失踪萧军既爱且痛端木蕻良唯一丈夫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她的未婚夫叫汪恩甲。这人相貌堂堂，师范毕业，萧红对他也很是倾心。但是，萧红在初中毕业后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读高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萧红不服，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表示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萧红败诉。不过，萧红后来还是原谅了汪恩甲。1934年，两人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有了身孕。但是，当萧红临产期近，汪恩甲却突然失踪，令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交房费，因此弃萧红而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汪恩甲是遭遇了意外。萧军既爱且痛萧红怀孕时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位文学青年因此开始了相互爱慕。1932年，松花江决堤，但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不久萧红进医院分娩，但她无力抚养孩子，将孩子送人，这个孩子后来夭折了。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当地的欧罗巴旅馆，开始了一段贫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时，萧红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但是，萧军有些大男子主义，他个性粗暴，而且情感轻浮，在两年里先后跟三个女子有暧昧。而且，他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两人从哈尔滨结伴去青岛，最后又到了上海，但最终，萧红还是向萧军提出分手，结束了这段既爱且痛的恋情。端木蕻良唯一丈夫端木蕻良曾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跟粗犷的萧军不同，端木性情阴柔，他还曾称赞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越萧军，让萧红找回了久违的自尊。当萧红终于下定决心跟萧军分手时，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她和端木仍于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对这段感情，萧红曾经这样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但是，端木的个性和他过去的优越生活决定了他并非很好的照顾者，至今仍有人诟病他在两次危难之际不顾萧红而离去的行为，并将萧红的去世也归罪于他。1987年，端木曾到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下“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的悼念之词。骆宾基最后知己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在香港期间，端木蕻良帮助了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骆宾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但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和萧红辞行时，端木却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因为日军侵占、庸医误诊、病情恶化等种种原因，萧红最终在1942年逝世。根据骆宾基的记载，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他始终守护在萧红身边。骆宾基曾谴责端木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离开萧红，但据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所解释，端木离开萧红是为了外出购买食品和药物，并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至于骆宾基跟萧红之间是否有男女之情，其后人始终表示否认。

　　萧红临终前说：“我写的这些文章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是的，如我等俗人，提起萧红，她的人生无法绕行，甚至，对她本人的好奇超过了她的作品。

　三个小时的《黄金时代》不短，萧红传奇的一生却短暂。因为短暂，格外容易被归纳：为自由，为爱情，为文学，与之伴生的还有贫穷、离乱。归纳总是带着点无关痛痒的淡漠，人生又怎么能够被归纳呢？它由那么多的日常细节填充，一盆温温的炭火慢慢地燃着，人在上面煎熬。

　一个女子生于乱世，命运已经不可预知，还要那么有个性，那么有才华，还要那么真，那么不通世故，飘忽的实在的，纠缠不清，注定不能平静安分。哪怕她在与端木的婚礼上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这是世上平凡女子的期望，与文艺无关。对萧红来说，这样的期望只关乎她的人生经历：始自童年的父爱缺失，被男友、丈夫一而再地抛弃背叛……对于一颗丰富细腻的心灵，情感无处攀附，寄无所寄，于是，她终于只想平凡，而这终归只是她的渴望了。

　17岁离家出走，除了有同居或婚约之实的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在影片中还可以看出，萧红身边的很多男子都会对她生发好感，这一定不仅仅是才华的缘故。两性之间有很多不可言说之处，我们看见的表象永远不是真相。

　她的魅惑从来不在于完美，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她性情里的真打破了护卫自己的屏障，留下了空洞，这样的空洞让人觉得可以嵌合，可以填补。是的，于她，是破缺成就了爱情。只身离家，流浪街头时，汪恩甲接纳了她，应该也是爱上了她；身怀汪的孩子被软禁时，萧军热恋上她，搭救了她；深陷与萧军割离不清的痛苦时，端木温暖了她，迎娶了她……香港病重之时，骆宾基走进病房，见到端木甩开萧红的手外出，感觉到二人刚刚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萧红没有任何解释，只急急地捉住他的手：“太疲倦了，快握住我的手，我想睡会儿。”如此的脆弱和信赖，是否格外能激起男子的保护欲。当然，这背后强烈的情感需索，也同样会吓跑他们。

　不仅是性情里的真，困境之中的萧红，从无抱怨，有着少女的热切和不谙世故。困守武汉时，别人无钱请客，她捡一耳朵马上站出来：“我有钱，我请客！”小二找钱给她，她清淡一回：“不用找了！”朋友知她艰难，想开导教育她，她只说：“真有什么，两块多钱也办不成什么事。”既有末世之感，又见本性里的率性洒脱。这样的女子身上多了一点奇，是深具吸附力的。

　萧红自认为与萧军之间是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至死她还在这样告诉骆宾基。可是，爱情是恒定的吗？曾经有多么甜蜜多么狂热，日后的伤害就有多么疼痛。萧军施予她的家暴是千真万确的，他的一再出轨也一次次置她于绝壁深渊。也许，共过患难的人，在记忆中总是多了一点温暖颜色吧，纵有不是，也仍然不舍，似乎舍去了这个人，也就舍去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舍去了自己付出的那份弥足珍贵的情感。感情这东西，真是只有自己清楚，不足为外人道也。行为不过是内心的外化，在上海，萧红的作品被鲁迅胡风等人认定胜他一筹，眼看着萧军内心妒意升起。不敢深想人性中的卑劣，有时，一种自我认知恰来自于对美好的破坏，仿佛触犯了禁忌，在违规里确认自己的力量。那些藏在水底的幽暗不能晾挂于阳光下，甚至根本不能说出来。萧红在她自以为是的爱情里，难获幸福，只是时间会给记忆镀上金辉，它们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黄金时代。

　有人批评这部**取名《黄金时代》，但是没有拍出一个时代的感觉。这样的误读也只能随他了。萧红说：“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也许，这才是许鞍华想要表达的黄金时代。不管喜不喜欢，看完，你都会承认这是一部相当文艺的**，拍出了一种端庄。只是，不得不说，他们与鲁迅的交往显得过于空洞，没有一种与人物吻合的可信的细节与对白，这使得我等这样的观众对影片的期待大打折扣。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朗诵声起，屏幕黑了，灯亮了，曲终人散。一切都是自由的，是生命的象征和无尽的追逐，它在这里意味丰富，几乎是小结了萧红的一生，同时，也让人看到，这个奔跑了一生的女人，只有在生命终结之时才抵达了真正的自由。这段文字被选进了小学课本，起码萧红的文章一直有人在读，这一点她可以放心了。

民国是个好时代，出了很多奇女子，像林徽因、张爱玲、杨绛等等。民国也是个坏时代，让这些花一样的奇女子无法在阳光雨露下自然生长，而是让她们饱经“风霜刀剑严相逼”的苦楚。有的花年轻的时候熬过去了，便优雅地老去，如杨绛、张爱玲。有的花年轻的时候没熬过去，便在风雨中过早地凋零，如生长于冰天雪地里呼兰河畔的那朵寂寞的烈焰玫瑰——萧红。

萧红，单看这名字十分普通，与常人无异且叫红的女子又有许多。但偏偏这么个普通的名字，它的主人却是一个不普通的、才华出众的东北女子。她有着许多的盛名美誉，如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东北作家群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20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最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是鲁迅先生赞她的那一句“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她一生都在漂泊，一生都在流浪，一生都不曾被人好好地珍惜爱护过。她与杨绛同年出生，可她的人生经历却无法与杨绛同日而语。她和林徽因一样被众多男子爱慕，却没有一个愿意守护她到老。她和张爱玲一样有着不幸的童年，却不像张爱玲那样至少还有个算得上安稳的晚年。她和其他人一样有着惊世的写作才华，却被命运捉弄不得不提前停笔。

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只有三十一岁。三十一岁，正是一个女人成熟而又美丽的季节。当寻常的三十一岁的女人正享受丈夫疼爱、儿女双全的时刻，萧红却只能在病床上回忆着自己的一生。用她的话来说，是半生。

她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回想起了她这半生的流浪旅程，回想起了这半生里对她重要的人，如祖父、萧军和鲁迅先生。萧红的一生即使黑暗苍凉，这三个男人却也曾给过她光明与温暖。     

我们先来说一说萧红童年的那盏灯——祖父。

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恰巧在人们祭奠屈原这一天，萧红出生了。她生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叫呼兰的小县城，距哈尔滨市三十里远。如今已是哈尔滨的一个区，名字还是叫呼兰。或许这是后人为了纪念萧红，所以特地没有改名吧。呼兰这个名又是怎么来的呢？由于松花江的支流呼兰河流经此地，所以人们便把这里取名为呼兰。呼兰这个小城因呼兰河得名，却因萧红而被人怀念至今。

萧红原名张乃莹。其祖上本不是东北人，而是当年逃荒从山东迁徙到此地经商，后经几代人的努力才在东北扎根。到萧红的祖父张维祯这一辈的时候，张家到了盛世，家族矛盾越来越激烈尖锐。于是祖父边带着家人再次迁徙到了呼兰。

萧红的祖父并不是她的亲祖父。因为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并不是祖父的亲儿子，而是祖父在自己亲生的儿子夭折后从自己堂弟那里过继而来。尽管有那么一星半点的血缘关系，但毕竟不是亲生的。祖父倒觉得没什么，只是深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荼毒的祖母范氏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尤其重视传宗接代的事。

萧红是张廷举和第一任妻子姜玉兰的第一个女儿。首先女儿这个身份就已经很让人扫兴了，又恰逢祭日也叫恶月恶日出生，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更加让人觉得晦气，不免想起那句流传许久的谚语，恶月恶日出生的人“男杀父，女杀母”。

偏偏姜玉兰生下萧红后便久病不愈，这让祖母、父亲、母亲更加厌恶她。有了弟弟张秀珂以后，祖母等人更加无暇顾及萧红了，谁叫她是个女儿而且还是在祭日出生的女儿呢。后来母亲去世，父亲娶了新的母亲。萧红在这个家就更爹不疼娘不爱了。幸好一家人中唯独祖父不同。当众人都讨厌萧红的时候，只有祖父并不因为她是女儿又在祭日出生而憎恶她，相反祖父一直对萧红关爱有加。他是那个家里唯一疼爱萧红的人。祖父也是萧红在那个家里唯一惦记的人。对她而言，有祖父的家才是家。

萧红人生的不幸从她一落地就开始了，但幸好有祖父在。祖父是她黑暗凄凉人生里的第一盏灯，给予她第一缕光明和第一丝温暖。

童年时期的萧红常跟着祖父到他的菜园里去一起玩耍。每当祖父戴着草帽伺候园中的花草果蔬时，萧红也学着祖父的样子时而翻土、时而播种、时而浇水。这片菜园是只属于她和祖父的世界。这些花花草草也是除了祖父以外她最喜爱的宝贝。祖父除了带萧红玩儿还教她读书识字，萧红也在祖母去世后搬去和祖父同屋居住。为的是不想祖父一个人孤单。爷孙俩互相疼爱珍惜着。是祖父让萧红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于是天生敏感孤独的她就向着这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929年，祖父病危。等萧红从学校匆忙赶回家时，那个常带着她在菜园玩耍、教她读书识字、给予她温暖和爱的祖父早已变得冰冷，冷到和东北的天气一样，让人不愿却不得不接受。萧红扑过去，开始撕心裂肺地哭。她因祖父的离去感到伤心，更因这世上唯一疼爱她的人从此不复感到绝望。一如她本人所言：“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快点长吧，长大了就好了”，这是祖父在童年时期常对萧红说的一句话。祖父不在了，萧红只能一个人长大。事实上，长大后的萧红也并没有过的很好。她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与孤独寂寞中度过。而她是那么一个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的人。

她应该没想到，祖父的离去只是老天爷跟她开的第一个玩笑。往后的日子里这样的玩笑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说完祖父，再来说一说萧红生命里第二个重要的男人——萧军

1932年7月13日的一个黄昏，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萧军邂逅萧红。“她近乎圆形的脸嵌进散着的头发里，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这是萧军对萧红的第一印象。

萧军第一次见萧红时正是她最狼狈的时候。彼时的萧红大着肚子，散着头发，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被旅馆老板关在一间放杂物的小黑屋里，已经好几天没进食了。关于萧红的情况，萧军早就在她写给《国际协报》主编裴馨园的求助信中了解了。她为了去北平念书，逃婚离家出走。在北平的时候因为没钱被自己的表哥扔下，回到哈尔滨又是因为没钱被自己的未婚夫汪恩甲抛弃。她和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的几个月已经欠了六百多块钱了。姓汪的说回家取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影了。只留下萧红一个人抵债。 老板说等萧红生产了就把她卖到妓院去。而萧军来东兴顺旅馆是受裴馨园的委托给萧红送书来的。

萧军四处张望，床上桌子上凌乱地放着一些写了画了的纸。其中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一首小诗：

      “去年的五月

        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季节

        今年的五月

        我生活的痛苦

        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

他问：“这是谁写的？”

萧红答：“是我无聊时干的。”

他再问：“那这些画呢？”

萧红再答：“也是我。”

萧军有些吃惊。或许这种吃惊里包含的更多的是一种佩服的情感，所以他才在萧红询问“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的时候就真的坐了下来。

两人一见如故从诗词歌赋聊到书法绘画，从文学聊到哲学。让萧红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萧军那句关于爱的哲学的解释：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第二天萧军又来到东兴顺旅馆看望萧红。她不想让他走，他也想留。两个人从一见如故到一见钟情。

萧军在萧红最绝望的时候出现。这让萧红又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光明，同时意外地给她带来了梦幻般的爱情。她期待的那个男人就这么及时而又突然地到来了，快到让她来不及思考便爱上了他。萧军虽然救萧红心切，可是六百块对他而言也是一笔巨款。他不比萧红富有多少。但萧军虽然穷，可是却一点儿也不悲观。

也许是上天心软了，给了萧红那么一点运气。让松花江决堤，淹了整座哈尔滨城。萧红趁机逃离了旅馆。离开以后，萧红在医院生下了她和汪恩甲的女儿。孩子一出生她便送了人，然后开始正式地专心地和萧军谈恋爱。萧红肯定想不到和萧军在一起是她另一种人生不幸的开始。

都知道萧军是个情感炽热的人，他招女人喜欢也很喜欢女人。他爱萧红但并不是只爱萧红。

出院后，萧军带着萧红拿着裴馨园给的五元钱住在了旅馆。不过不再是东兴顺，而是一家俄罗斯人开的叫欧罗巴的旅馆。那真是一段身无分文的日子，却也是二萧最快乐的日子，尤其是萧红。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萧红萧军似乎却是一对例外的夫妻。萧军让萧红在家休息、写文章，自己出去挣钱养活她。他们虽然贫穷，却一点儿也不悲观、不愁苦、不怨天尤人。相反倒是过的很是诗意、潇洒自在。在这段清贫的日子里，萧红专心创作并在此期间与萧军合著了文集《跋涉》，开始在东北文坛崭露头角。萧军因为萧红的才华而对其一见钟情，现在他又带领萧红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34年6月12日，哈尔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从那儿以后，萧红就开始了她漂泊的人生之路，到死再未踏进东北这片土地一步。鲁迅先生说，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回来，就是堕落。但萧红却选择了第三条路：漂泊。

1934年到1938年，萧红随萧军辗转多地。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到临汾，从临汾到西安。这四年里，两人不再为生活发愁，但感情却渐渐地生出嫌隙。萧军背叛过萧红不止一次，而且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两人在上海时，关系明显恶化。萧红为躲避情感的苦闷，1937年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日本的时候，一直由好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陪伴着萧红。后来许粤华提前回国，萧红继续留日。那段时间一直被萧红称为她的黄金时代。平静闲适的黄金时代里，萧红意外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先生去世。这对她而言，无疑于晴天霹雳。她决定回国。只是她更想不到的是，还有另一件事让她无法接受。回国后，萧红才得知萧军又一次出轨了。对方正是许粤华，彼时许粤华已经珠胎暗结。面对此情此景，萧红一定是心痛的，而且是无力的心痛。

从日本回来后，萧红认识了端木蕻良。或许是因为跟萧军在一起太累太痛苦了，她受不了萧军一边撕扯着她，一边又要拥抱旁人。在西安的时候，萧红终于正式向萧军提出了分手。随后和端木蕻良确认关系一起去了武汉。从此以后，与萧军不复相见。萧红再次开始了漂泊，只是这一次没有了萧军。

在武汉仅呆了四个月的时间，萧红为逃避危急的形势怀着萧军的孩子一个人坐船逃去重庆。后在江津生下与萧军的孩子，三天后孩子抽风而死。在重庆安静了两年，萧红又因不能忍受炮火的惊扰选择离开，在友人的建议下决定前往香港。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到香港。在这里继续她毕生所热爱的事业——文学创作，直至1942年1月22日病逝。

临死前，萧红回忆起她和萧军的过往仍然情绪激动。在病床上萧红对着身边的骆宾基说如果萧军知道了，一定会来救她的。她依旧没有忘记萧军，或者从来没想忘记。毕竟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一贫如洗的日子。她对萧军又恨又爱。这个男人把她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却又亲手将她推至另一种绝望中。爱情成全了她，也销毁了她。

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或许就是深情的遇上了多情的吧。但谁也无法否认，就连萧红都不能，萧军曾给过她的爱、光明与温暖。

萧红一生里第三个重要的男人，毫无疑问是鲁迅先生。这个亦师亦友，待她如祖父那般的人。

萧红和鲁迅先生的缘分是从小学就开始的。那个时候萧红最喜欢的两门课就是语文和绘画。巧的是，两人又都十分推崇鲁迅先生的作品。萧红自然不免受其影响。或许在那个时候，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就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萧红的心里。

1934年10月，萧红和萧军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先生写信。彼时萧红已经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后得鲁迅先生回信，两人兴奋之极。11月，二萧抵达上海与鲁迅先生见面。

萧红和鲁迅先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萧红说鲁迅先生像祖父一样疼爱她。他称赞她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为她的《生死场》亲自作序并策划出版，设宴为她介绍了上海文坛的许多名人，手把手将她带进了上海文坛。《生死场》的出版让萧红在上海文坛开始名声大噪。她的文学创作事业开始到达巅峰。这一切都得益于鲁迅先生的慷慨相助。都知道鲁迅先生是十分爱才的，非常愿意提拔有才的年轻人。萧红肯定不是得到鲁迅先生赏识的唯一一个青年作家，却是鲁迅先生对所有人里待遇最特别的一个。他欣赏她的才能，一开始指导她写作，后来就连感情生活都指点迷津。萧红去日本正是听了鲁迅先生的话。他说萧红在感情生活上太过投入，个性又偏倔强。她和萧军两人像两只刺猬，彼此靠近刺得两人都发痛。萧红沉默了，因为先生说的没错。在与萧军产生矛盾的那段日子，萧红郁郁寡欢。她无处可去，也无人可倾诉，只好天天到鲁迅先生家里去。萧红知道，只有鲁迅先生不会给她白眼和冷遇，也懂得她的苦闷的心思。因为在她眼里鲁迅先生就像自己的祖父一样。鲁迅先生去世后，萧红很伤心，就像祖父去世时那样伤心。

萧红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是的，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我这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但凡作为女人存在的，没有人不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萧红也不例外。她一生追寻自由，无心于政治、醉心于写作，伤心于爱情，却不得不挣扎于漂泊。她多么希望能有人免她惊，免她苦，免她四下流离，免她无枝可依。但那样一个人一直都没有到来。而她是知道的。

张小娴说，无论女人看起来想要什么，她想要的终归只有两样东西，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这两样东西，萧红都不曾踏实地完全地拥有过。作为女人，萧红是不幸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幸的。最起码在她黑暗凄凉的一生里，这三个男人还曾给过她光明与温暖。

萧红《呼兰河传》创作心态分析

中国家族式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人形成了深厚的乡土观念，乡土性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性。“落叶归根”即道出了游子心归故园的一种渴望。小说家师陀在四十年代曾说:“中国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处的地位关系，方在繁盛或业已衰亡，你总能将它们归入两类:一种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种--一个大旅馆。”“居民的老家”，是温馨的乡土，是心灵的故园--这是游子与故乡之间无法割断的近乎血缘般的关系，是飘零者们最后的心理归依。

萧红，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一个四处漂泊的飘零者，一个从故乡出逃，心里明知此生再也不会回去的故乡的叛逆者，在生命之烛将要熄灭的最后时刻，引发了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不能回乡又无法回乡，却又割舍不断与故乡的血肉联系，这种无限幽深的思乡之情，只能通过文字，在梦里，在回忆中实现自己的回乡心愿--梦回故乡。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呼兰河传》。

一、梦回故乡:爱的失落

萧红虽出身于呼兰河县城的一个地主家庭，可这个家并没有给她带来最起码的温暖。“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这样的童年和故乡相连，按理说留在记忆中的应是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令人心酸的。而萧红为何偏偏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以饱醮思情的笔墨，写出了自己回忆中的故乡，做了一个永难实现的回乡之梦这还要从她此时的心态谈起。

在萧红的生活中，爱的慰藉主要来自三个人。先是她的祖父，在她的生命前半程中，只有他给了萧红的心灵一份温馨;再是萧军，他以豪侠之举，将萧红拯救出大海，并和她风雨同舟捱过不少苦难;还有就是鲁迅，虽然他与萧红接触的时间不长，却在思想上给她以深刻的影响，事业上给她以积极的扶掖，生活上给她以真诚的关怀。但这几组爱的关系并不等值，祖父和鲁迅都是萧红的长辈，他们是以老人的慈祥和宽容对待萧红的，这种隔代的“父爱”自上而下，如雨露般全然是温柔与体贴;而萧军却不同，他与萧红在情感上是恋人，在事业上是同志，爱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平等的对流，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萧军曾坦然地说过:“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做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萧军的这种态度似乎可以理解，但萧红却为此深感困惑。在潜意识里她未始不依恋于这种保护，可理智上却明白，这种不平等正是她受到伤害的原因。在情感深处，萧红认定自己是个传统的女人，她所能依持的最终不会是刚强与果决，而只能是那颗柔弱的爱心。因此，一九三六年与萧军的情感变故，使她痛苦不堪，一九三七年颇遭朋友非议的和端木蕻良的南行，却是她相当自觉的选择，她是希望借此重新找到情感的归宿，找回失落的爱。可后来的情况却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令人满意，内心深处仍然排遣不掉对萧军的缱绻爱意，她只能在回忆中寄托情思了。而此时的萧军已成为别人的丈夫。所以她的情思主要系在两处，一是鲁迅，(这点本文暂不涉及)一是故乡。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时，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

这短短几十字言，像焚烧的冥纸，随风残尽，送别了萧红，地理空间上跨越天南海北，从呼兰县到香港，孤雁一般；而时间上的字眼又隐现出了无尽的落寞和不甘。

关于萧红与她所的时代，仿佛乱世奔波时偶然遇见的一张深刻的脸，总也难以忘记。你很难想象在中国作家群落里，有这样一个女子，一生颠沛流离，饱经苦难，却又肆意昂扬，你总也不明白，这个女子的内心是怎样的密麻。

在中国，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既尝无限苦，爱字里不得心，终生漂泊无依，内心却依然像个明星一样闪亮的女子。

萧红像个不谙世事的江湖人，但她的情感又使得她是一个多情的江湖人。漂泊的经历造就了她的文学，但这种文学同时也是苦痛的，满身伤痕，作为一个女子，在抗日的时代，所有人书写抗争，铁一般表现着刚硬时，萧红却书写着为人不满的小说，但如今看来那些文字都是不死的花。

所以，萧红的文字是独属于女人的坚强和任性。萧红就像一道荧光，在漂泊中一点点失去光亮。

我热爱萧红的文字，但我却无法对其人产生爱。

萧红

萧红的一生是和文学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她的文学与生活几乎没有界限，两者共生在一起，这种在苦难中生存的惬意，和对生活独特的注视，是其他文学家所难以具备的。

“生活”在萧红的文字中，像是被嚼了无数遍，已经分解的物质，你可以看见千丝万绪。而对于萧红本身，这个江湖女子，野马一样，又如野花一般，扑面而来的凉意，来自于她的哈尔滨，来自于她的弃儿，这种风霜里的生活，使我感受不到温暖，只有难过。这种难过进而变异为一种恶心。

对于**开头部分萧红所过的那种凄惨、决裂的生活，在寒冷的哈尔滨，抛弃孩子与家乡，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纠缠不休，我不钟情于这种的爱情生活，甚至于有点恶心，我不反感在困顿潦倒的生活中坚挺着的爱情，前提时这种相互扶持的存在是一种道义上的正确，绝非这种四处沾惹，小孩子一般。萧红最终的结果也应证了，这种缺少信仰，只是因为激情，就去义无反顾就相互缠绕的爱，尤其在那个年代，显得多么脆弱和可怜。

**所表现的不单单是萧红的个人传记，更是一种群像，是以萧红为主体的以及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热血赤诚的时代，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黄金时代。

这种时代背景包括两个方面：抗日战争的时代，以及文学激情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在身体与灵魂的两个方面塑造了萧红。

在影片中，导演也意欲最大力度的寻找那个时代，于是昏黄深沉的色调，回到历史坐标的物件，文人的对话。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时代对于文学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热情洋溢的书写，讨论，夸赞。

萧红看似是一个很洒脱，很肆意的文艺女青年，她逃脱家门安排的婚姻，逃开故乡，甚至于可以“轻松”的抛弃自己的孩子，大多数人似乎都在佩服这个野马一般的江湖女子。但其实，在这种表象的自由和洒脱之下，其实是一个极其被动且无助的女人，她被无情地挤压着，被那个时代牵着走，被爱着的男人牵着走，被病痛牵着走，从东北到日本，再到山西，延安，武汉，到香港……

在这种无可奈何伤心人的意义上，似乎才更能明白萧红拼命去寻找写作，寻找文学，而更悲哀的想，萧红也只剩下了写作这个孤孤单单的权力。所以，文学和写作是萧红的一切，她不愿意跟随那个时代作家的脚步，去写一些政治意义上的东西，她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在所有的潮流都遵循抗战的指示时，萧红拿起纸笔，在生命最后的那几年，写出了《呼兰河传》，这部被誉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

萧红的作品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这种文学的原始和纯度是萧红内心深处唯一的明灯，它点亮和温暖着萧红。**《黄金时代》中，萧军与萧红闲聊问她为什么还眷恋这个世界，她现在自杀的条件如此充足。

萧红回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

我想那应该是文学。

生命的经历成就了萧红，她的文字敏感而又绵长，正如她出生的呼兰河水一样。萧红对于幸福是追求的，但她反观自己的一生，却也产生怀疑和害怕。

萧红其实是一个被文学意义放大了的，那个时代的悲惨女人。如果时代安好，作为作家的萧红或许更顺利，因为31年的岁月，萧红就已经写出了百万字高质量的作品。但我们不能自私的想，她的内心和性格，注定也过不了平凡的生活，波折给她的写作灵魂注入了养料，同时也在物理上销毁了她；同时她经历的那个时代也是整个民族的伤痕。

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

毫无疑问，萧红与萧军的情感最深，但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萧军充满精力，热爱战斗，不想这一生只是写作；而萧红静悄悄，渴望过平凡安定的生活（这很讽刺，这一生萧红都在漂泊），安心写作，有人爱自己。萧军欣赏萧红的才华使得他们相识，他们两个人的存在像两个刺猬，仅靠文学上的一点养料，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使得他们常常会扎伤对方。

更重要的是，萧军带领萧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在启蒙的起点上，这一段深刻的记忆与爱长久的盘旋在萧红的内心。令人唏嘘的是，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时，怀着别人的孩子，而离开萧军与端木在一起时，又怀着萧军的孩子。

至于端木蕻良，他们之间的爱应该是更平常的爱。因为与萧红在一起，端木被后人指责多年，那时萧红与萧军正经历感情的变革，在分手的临界点，这时候端木出现了。他崇拜和仰慕萧红的才华，二人的文学风格也是相近的，这时两人在文学上产生灵魂的共鸣。萧红将爱转移到萧军身上，半真半假，萧红似乎应该是想用另一个自己还挺喜欢的男人，在心里去代替萧军的位置。

但事实证明，并没有。他们之间还有密密麻麻的东西，简直太多太多，说不清道不明。这两个男人，一个带领她走进了黄金时代的起点，一个陪伴她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们与萧红都不是最好的结合，但在最好的年华，萧红遇见了他们。

以上这些是在**浮面上的一些情感的言说，并未太关注于**本身。说回到**，许鞍华被萧红的传奇性所吸引，31的年华逝世，就已经蜚声文坛了，在这个年纪很多作家连第一本小说还没写。此外，许鞍华在艺术追求上看到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

这部**许鞍华做的很庞大，似乎想填满整个人物的一生。在光影上，除了寻找时代感与文学气息之外，导演更多的是遵循与萧红一样的创作方式：没有太多变化或者变形的镜头，一切在规则之内，也没有束缚和指导演员的表演，只是给予一个框子发挥，这个框子是历史传记片的基本，在框子之内都遵循演员自我的表演。因为萧红的写作就是这般，将生命中的细腻托给你看，并不加以修饰，不让其本性改变。

此外**被观众不能接受的就是断断续续，贯穿全片的与镜头对话的“间离”。

**中的“间离”效果：

间离效果，即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之间产生一定的隔离，从而使欣赏者处于一种独立思考的状态。

**《黄金时代》中的间离产生着好几种的特质，这种若隐若现，在**和现实之间游离的这种状态，使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先锋意识，在过往也不是没有过这种间离的表现，但如此大程度的，贯穿全片近三个小时的间离，使得影片整体呈现一种极致的追求，同时这在影片的心中也是不稳定的。

1这种间离首先发生在演员与角色之间：

**中，经常是角色在情节中突然转向了镜头，与观众进行对话，从开篇开始即是如此，大段的且多角色的间离，使得演员与角色之间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表演和随时随地间离的独白，将人物与现实中的观众连接起来，看来导演并不想让观众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深陷在**之中，这中间离更像是一中魔力的邀请，将欲以轻松姿态的观众邀请在整个庞大的时代之中，从而解除掉观众客观悠闲观望的条件，我望着你，你就要思考。

在**都在追求两者之间契合时，《黄金时代》的这种方式注定成为一种先锋。

2这种间离还表现在叙事时空上：

在剧情的前进和发展中，人物脱离情节与镜头对话，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是被搁置的，只有人物与镜头的交流。正常的叙事被暂时打断，让人忘记这是一个**，这刚刚发生的剧情，这更像是听一个故事，来自于主人公萧红的朋友。

《黄金时代》票房上的惨淡昭示出大部分观众对于这部较先锋的文艺片的不待见，除了近三个小时的“不知所云”，还应该就是这种直接面对镜头间离的缘故。大众对于这种间离的分析很多是关于导演想更客观，不愿意得到一个影视作品创作出来的主观形象。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对此有别的看法。

《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在靠近文学，因为无论是主人公的文学意义，还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气息，这个黄金时代，文学是第一位的。因此这种直接与镜头产生交流的间离，更像是小说中的情节之外的评论和论述语言。小说中，除了剧情产生的主体描写之外，会有很多作者表达出来的非情节的论述语言，它不是情节描写，却和主题挂钩。

导演做出来的这部《黄金时代》整体可以看作一部小说，小说主体部分是**的情节表演，而这种间离就是小说中作者的评论。这是形式上的统一，**成为小说。

再有，这种间离看似使得观众离开**，抽离出来，但这种间离何尝又不是一种假的间离呢？萧红的一生是靠文学与绯闻出名的，她太传奇，本身就像一部编排成的**，她的一生都混迹在那些朋友之间，所以这种间离更像是世事飞转，云淡风轻之后，我们坐下来听和看萧红的那些朋友们说过往的故事。所以整部**表现萧红传奇的一生靠的不仅是**本身，还有观众。

所以，主体情节、“朋友”的讲述、间离造成的观众的围听，形成整体。虽然编剧李樯说，他刻意而为之这是一部故意扮演的传记片，这种间离是将历史观带进**中。但我想，这种间离是有真真假假的意味的，意外的将观众连接起来。

这种看似任性的间离，或许也是导演的“心机”，大量的与镜头的交流，迫使观众进入情境，进行思考。

风云人物的故事总要有人听，否则风云人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导演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倾听，从而成全萧红的传奇性。观众与整部**的关系，就像桥身和桥的支架，我们托起整部**中萧红的人生。

我有时候觉得，像萧红这样的作家，活着的时候就受尽苦难，而多年之后作为后人的我们在阅读她的书籍和相关**时，还在感受这种苦难。仿佛她们永生永世都与苦难有关，这仿佛已经成了一种“诅咒”。

萧红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8岁丧母。17岁时，家里将她许配给一户汪姓人家。萧红与表哥结伴去北平读高中。未婚夫汪恩甲的哥哥大为不满，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性格刚烈的萧红一气之下把大伯子告上了法院。为保全哥哥的名声，汪恩甲出庭作证，辩称解约是自己所为，害得萧红输了官司。可半年之后萧红又原谅了汪恩甲，还怀上了他的骨肉。九一八后，汪恩甲突然人间蒸发，把已有身孕的萧红丢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里。此后，他一直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要萧陶说，十有八九应该是意外身亡了，要不然萧红成名后，他肯定会现身。孩子出生后，萧红无力抚养，便将他送人了。倘若他至今依然健在的话，也该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汪恩甲的不辞而别让萧红觉得天要塌了，萧军的意外出现又让她绝处逢生。爱好文学的萧红对“三郎”的作品并不陌生，没想到眼前的萧军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三郎，便更有了好感。在她看来，萧军的到来好似上苍对她的眷顾。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过去她喜爱绘画，大概想做个画家。萧红取这个笔名也是为了萧军。萧红萧军就是“小小红军”的意思。他俩一起从哈尔滨到青岛，后来又去了上海、武汉及大西北，共同度过了刻骨铭心的六年。

到上海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时好时坏。萧军脾气暴躁，爱打人。东北很多男人都有这毛病。让萧红无法接受的是萧军的不忠。萧军可能也误会了她跟鲁迅的关系。他俩没有婚姻的契约，可也不是说散就能散的。萧红一度非常苦恼，还去日本散心养病。拖到1938年，二萧才在西安正式分手。该来的迟早会来的。随后，萧军去了延安。

端木蕻良比萧红小一岁。他本名叫做曹汉文，跟“端木”这个并不常见的复姓一点都不沾边。1937年，萧红萧军通过诗人蒋锡金在武汉结识同为东北作家的端木。蒋锡金后来回忆说，他们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端木身材瘦高，说话和声细语，文质彬彬，与萧军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几人争论问题时，端木总是站在萧红一边，让萧红渐渐地对他有了好感。她与端木从相识到结婚只有短短的7个月。不是爱情来得太快，而是萧红急于摆脱萧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有人指责端木是二萧之间的第三者。萧红对此做过澄清。她说：“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萧红的这番话除了告诉世人端木不是第三者外，还道出了她跟萧军分手的原因。不过，萧陶判断他俩分手应该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只不过不便于说出口而已。萧军早有去延安的想法，而萧红不肯去。端木没啥想法，萧红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他俩才会走到一起。在那个年代，生活里的事在人生道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与端木结婚后半年，萧红在四川江津产下一子，可却没能保住。1940年，她与端木从重庆去了香港。

丧子之痛，加上战乱，四处奔波让萧红的脾气越来越大。她对端木的不满也显露出来。端木虽为男人，但性格如同女人，而萧红却像个女汉子。端木自然驾驭不了萧红，而对暴风骤雨习以为常的萧红也很难适应端木的和风细雨与唯唯诺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日军的炮火之中。也就在这一天萧红生命中的第四个男人骆宾基再一次地出现了。骆宾基小萧红6岁。在萧陶的印象中，骆宾基第一次见到萧红应该是在上海。他与萧红的弟弟要好。萧红从日本归来时，骆宾基也去码头迎接。那年骆宾基刚20岁。别人向萧红介绍时称他为东北来的作家。两年前，他把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头两章寄给鲁迅。鲁迅重病在身，回信说一时恐难看稿。与萧红相比，骆宾基似乎有点生不逢时。

骆宾基打算随茅盾等人撤退到内地。临走前，他受萧红弟弟的委托前去看望萧红，并与端木一起把病重的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骆宾基惊呆了，端木突然消失了。萧红平静地对骆宾基说，（他）随人走了，不再来了！萧红请求骆宾基留下来照顾她。后来，骆宾基著有《萧红小传》，里面详细记述了他陪伴萧红44天的经历。1942年1月22日，萧红告别了这个让她留恋不已的世界。临终前，她愤愤地写下：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死后，骆宾基与端木闹翻了。据说不是为了争夺萧红的情感归属，而是骆宾基认为端木不像个男人。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看不过去，挺身为丈夫辩护。她在《端木与萧红》里说：“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端木是萧红唯一合法的丈夫，但萧红作品的版权全都给了别人。《生死场》给了萧军，散文集《商市街》归了她弟弟，《呼兰河传》给了骆宾基。是端木大度还是他心有愧疚？

解放后，端木蕻良研究起红学，著有长篇小说《曹雪芹》。1996年，他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骆宾基，文革前曾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文革当中受到冲击。1974年，他被安置在北京市文史馆，从此对古文字学产生了兴趣，还出版过专著。1994年，他因病去世，时年77岁 红的故事传了几代人，至今依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还有人用它来赚大钱，这或许就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又一笔财富吧。萧红离世已近七十三年，别的当事人也已作古一二十年，再纠缠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既没意义更没必要。至于骆宾基与萧红二人究竟是姐弟恋，还是如骆宾基所说的“纯真深挚、为俗人永远不得理解”的姐弟之情其实也不重要了。即便是姐弟恋，那也是你情我愿的事。临走前，萧红遇上骆宾基实属不幸中的万幸。骆宾基也因为萧红而出了大名。

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女作家，萧红无疑是幸运的，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是不幸的。她所经历的四个男人，让她记住的应该就是八个字：“抛弃，出轨，消失，依靠”。她前后生育过两次，一个送人一个夭折。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让她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却没能享受到人间的天伦之乐，这或许就是命运的捉弄。萧红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那个年代才会出现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