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 傲气文人——欲望之女（二）

别的女人有了丈夫的孩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也动荡不安，而苏青就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隆隆炮声中生下了第3个女儿。

苏青产后没几天便匆匆出院了。当时李钦后的胞弟李钦若正寄住在他们这里，他当时还是重庆中央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患胃病来到上海待在哥嫂家里。宁波婆家很快接连来了几个电报，催他们回乡。可是因欲逃离上海的人太多，李钦后奔走了几日，还是没弄到车船票。苏青觉得他们作哥嫂的对弟弟负有保护的责任，在这战乱的关头，首先得照顾他的安全，于是与李钦后商定让李钦若先走，他们夫妻过后再设法离开上海。在苏青生产的第9天，李钦后送弟弟上火车，不料被奔命的人潮挤得下不了车，只好经杭州先回家乡去了。过后苏青只好抱着半个月大的婴儿和林妈逃难回宁波。

在码头上，人海中的苏青抱着婴儿顶着太阳拼命往船上挤，待好不容易上了船，也只在煤舱里寻得一席之地。婴儿早已哭哑了喉咙。苏青想给她喂奶，可哪里还有半点奶汁!望着怀中的小生命来到这世上没几日便受这等苦，苏青气急攻心，当时只希望女儿早些断气，“何苦来这人世间受苦”

直到了半夜里，旁边才有个妇女实在看不下去，从小包袱里取了块饼干扔给苏青，苏青嚼烂了再喂给孩子。煤舱里没有窗户，几百人坐在里边，四边只有两个小圆洞透气，可还有人在不停地抽着香烟。苏青呛得受不了，爬起来站到船舷边，给强劲的海风一吹，猛然想起自己还在月子里呢!回到舱里只觉口渴难耐，便不顾一切地花高价买了海水喝下去……

等上海战事稍稍平息，苏青与李钦后、李钦若又回到上海去。因为战乱，新生的孩子就没带走，苏青忍痛把她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

不料那养娘是个自私而脾气暴躁的女人，她有奶喂了自己的孩子，哪会给苏青的孩子吃，只给她吃些烂山芋，哭时还要打，害得常年生病，骗去了医药费却不给找医生，直到快死了，才慌忙到城里来找公婆。公婆也不告诉苏青，只给了奶妈一笔埋葬费，便把女儿的尸体埋在了野外。

三女之殇，给苏青的刺激极深，她既恨只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的人，又深深自责自己的失职。后来，，她在多篇散文中发出爱护孩子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应当与她自己有丧女之痛的经历有关。

后来，苏青、李钦后、李钦若重返上海，李钦后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此时，有了银行稳定的工作，夫妻二人总算是过上了一段平稳的日子，经济条件渐渐有所改善。

不久后，弟弟李钦若向哥哥建议说：“你为什么不挂牌当律师呢自由职业总是少些拘束，用不着坐在写字间熬时间，看人家脸色行事。”

李钦后对弟弟的意见深以为然。

于是苏青便和李钦若为他开办律师事务所四处寻找房子，他们看了许多房子，不是弄堂太脏，就是交通不便。李钦后最后说，只有一个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外观要好，里面差些倒可迁就。

有一次，李钦若兴冲冲地跑来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处大洋房，那里面有几问要出租，不妨去看看。

他们走到那里，房子没租到，却碰到了老同学赵琏。她问苏青住在上海多久了，有几个孩子并噙着泪告诉苏青，她与徐讦结婚已经4年，他根本不爱她，现在已有2个女儿。

徐讦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他从后房走出来，口中衔着烟斗，惊喜地说：“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们好多年不见了。”

徐讦告诉苏青，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附近有新房在建，每幢费用低，样式和颜色也很美。他还劝苏青说，不久他们将搬到那里，苏青也搬来，一起做个邻居好往来。

1939年6月，苏青的第4个女儿出生了。

不同的是，小叔李钦若亲自给她取名菱菱，丈夫李钦后却对这个小女儿格外关爱，视若掌上明珠。尤其花在菱菱身上的钱，几近于奢侈，天天不是牛奶、鸡蛋，便是水果、鱼肝油。他还听信中医的话，喂她桂圆汤、胡桃茶、参须汁等，吃遍了人间所有贵重的食品。他只要同菱菱在一起，什么事都可忘掉，女儿半夜醒来，他也要她骑在自己的背上玩上一会儿。

1939年秋天，苏青与李钦后果然搬进了辣斐德路新居。房子全幢3层楼，卧室在2楼。明亮的房间里，摆满了租来的家具，窗帘是用彩花轻绢制成，他们仿佛又重温起燕尔新婚的旧梦。

开业那天，徐讦和赵琏也来了，还有许多亲朋好友。桌上堆着鲜花，墙上挂了祝贺开业的字画，有许多镜框无法悬挂，只好放在地下，不然要挂满几个房间。

李钦后的律师生涯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起初，事业进展的并不顺利，上门的业务没有几件，生意冷清。

过了不久，委托李钦办事的人多了起来，案件也接得多起来，从此他的律师事业才渐渐进入佳境。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李钦后和苏青婚后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让苏青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一股暗潮却在悄然涌动。

作家徐评的妻子赵莲是苏青五姑母的一个学生，人长得非常漂亮，两家为邻后就常有走动，苏青和赵莲原本像姐妹一样成为闺中密友，但没想到，渐渐的，赵莲和李钦后却暗中生情，因为那段时间赵莲家收入微薄，夫妻间经常吵架，赵莲觉得自己的丈夫很窝囊，什么能力也没有，反而觉得李钦后不仅人长得比较帅，而且颇有头脑，因而不知不觉中已经移情别恋；而李钦后与苏青已经结婚数年，感情渐趋淡漠，对赵莲这样的漂亮女人递送来的秋波自然难合难弃。

而就在李钦后和赵莲暗越藩篱的时候，暂住在哥哥家的李钦若因李钦后整天在外吃喝玩乐的时候，整日一个人在家的苏青于是常和李钦诺聊天，日久生情，叔嫂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苏青内心十分矛盾，她深知她的行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如何的大逆不道，她也知道她与钦若的感情发展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所谓感情，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却忍不住偏要为之的东西。

苏青一度沉浸在愧与悔的交织中。虽然他与丈夫有裂痕，但万不至于做出这等事来，她无法用丈夫对自己不好来原谅自己与小叔的恋情，她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及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使她陷于深深的自谴自责中，她惶惶不可终日，苦苦在痛苦中挣扎。

不久，苏青即断绝了与李钦若的这份感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日军攻进租界，租界这块最后的孤岛也被日军淹没了，结果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又跌入了深渊。一切都变了，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关门歇业，收人顿时锐减，而这时苏青的公公、婆婆还有小姑夫妇都来上海，他们也都依靠李钦后生活。现在，收入大幅减少，开支却成倍增加，战时的上海又到处都是紧缺，生活一落千丈。李钦后此时也没有任何办法，渐渐消沉起来，整日常借酒消愁，夫妻间重起干戈。无奈，公婆他们只好又回宁波去了，李钦后此后也常常夜不归宿。而雪上加霜的是，苏青又怀孕了。

一天，佣人王妈对苏青说：“少奶奶，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听后可别生气。我也是听邻居穆太太女佣说的，穆太太有一次在爱多亚路大沪饭店(1933年建造)舞场碰到过少爷，他在同一个漂亮的女友谈着知心话。听说这个女朋友从前常到我们家来玩。”

苏青听后几乎晕了过去，猜想这个女的一定是赵琏。

这天，苏青怒气未消，气得把昨天为李钦后备的饭菜也倒掉了，李知道后又打了她两记耳光，还说：“以后你就靠稿费为生好了，今后再别向我要钱!”说完穿上大衣径自走出门去。

到了下午，苏青的肚子痛起来，她躺在床上一声不响。但出乎意外李钦后下午5点就回来了，看她睡在床上便问哪里不舒服。苏青一阵心酸，眼泪流个不止。李钦后讪讪地说：“我是近来脾气不好，在外面也常同人闹架，昨夜是一个朋友请客，徐讦也在，他最近决定到内地去了。”

此时，苏青告诉她肚子有些绞痛，他真的有些慌了。当晚上即联系住进了医院。

1942年正月初四午夜，苏青生下了儿子元元。

李钦后高兴极了。他一边向佣人致谢，一边对帮忙的弟弟说：“终于有儿子了，父亲知道了不知怎样高兴呢!”

苏青也感到应该把这个喜讯告诉公公，当天夜里便让李钦后拟好了电报。

就在苏青生下儿子的第3天，徐讦差人给她送来了一封信。说他今天就要到内地去了，祝福她平安，希望孩子健康成长。还说有些话他不能对她说，总之他是不想留在上海了。

苏青看了信对李钦后说：“徐讦去内地，赵琏不同去吗”

李钦后含糊其词地说：“恐怕不会吧。”

苏青又说：“那么赵琏一个留在上海怎么办呢”

李钦后沉思半晌说：“他们最近已经离婚了。”苏青装作要睡的样子，告诉李钦后给她盖上一些衣被。他未加思索便将自己的大衣盖在苏青身上。当他离开房间后，苏青从他的衣兜里摸出一个皮夹，里面装着赵琏给他的一张微笑的照片。事情果然得到了证实。

李钦后天天出去，不到半夜不回来。苏青不再追问他，他也不再向她解释。赵琏写信来向她道贺生子，她向李钦后说，便也向赵琏问好，关于徐讦的事希望她不要太难过。李钦后听了不高兴地说：“徐讦的事与她有什么相干，我知道你是成心让她难过。”

终于挨到满月，因许多人都送了礼，苏青问李钦后要不要请客。李钦后勉强说：“不过请一次也好。”说完便出去了。请客的钱还是弟弟李钦若借钱给垫付的。

等到晚上客人散去后，赵琏独自找苏青来了。她的态度很忸怩，一面尽量坦然，一面笑着说：“有孩子的女人很幸福吧”

苏青道：“那也要看幸福能坚持到多久。”

赵琏道：“但是要全凭你自己去努力啊。”

苏青道：“假如另外有人也在努力，去夺走你的幸福呢”

赵琏道：“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人类都是自私的。”

赵琏走后，苏青明白李钦后是靠不住了，但是为了维护孩子的幸福，她只有忍耐，天下哪有中途变心的母亲呢。她觉得，一个女人可以放弃十个丈夫，却不能放弃半个孩子。

春天到了，苏青把元元整理得利落干净，把菱菱打扮得格外漂亮。她穿一件浅红薄呢夹袄，外加纯黑窄腰长大衣。佣人替她抱着菱菱，她把元元放在童车里，一路推着，路人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然而，这些人哪里知道她心里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悲伤呢她天天计算着如何弄买菜买米的钱，不过吃完了又该怎么办呢她心中一片茫然。

李钦后告诉她，他已没有固定收入，因此也不能给她固定的生活费用。高兴时给一点，不高兴时就没有了。苏青责备他不该如此不讲道理，他反说你有

本领自己去管好了。

苏青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地挨着。

一天晚上，赵琏又悄悄地跑来看苏青。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碎花绸夹袍，面容显得有些憔悴。她半晌没有说话，最后才毅然对苏青说：“我觉得我很冒昧，有句话想问你，你同钦后还相爱吗”

苏青心里虽然不快，但面子上仍装得诚恳，回答道：“当然，我相信我们一向是相爱的。”

赵琏沉默了半晌，只得老实说：“你觉得他真得靠得住吗因为他对我……别人都说……”

苏青忙截住她的话说：“我是十分相信你的，也相信他，别人的话我决不瞎听，我们原本是好朋友。”

赵琏无可奈何地流下了眼泪，说她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

苏青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没办法，苏青也只好提出离婚，但李钦后却说离不开孩子和妻子。而赵莲听到这个结果后，十分失望，她走了，不久堕了胎，悄然离开上海。

但此事对于李钦后来说，思想一直很矛盾，他一方面舍不下妻子儿女，另一方面又舍不下赵琏。赵琏的走，他又迁怒于苏青。他说：“现在我可明白你的心，这次我上了你的当，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让我替你挂个虚名。我要报复你，让你吃尽苦头，从此你休想向我要一文钱!”

说完，李钦后便离家出走了。

李钦后走了。她的心里更加空虚，仿佛大地失缺了一切重量，她望着西天那轮红日，慢慢地沉下去。她茫然感到，他们的婚姻也已走到命运的尽头。

好强的苏青决意不依靠男人，她凭着手中一支笔，拼命地写稿挣钱。

她曾冷漠且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中的一颗钉子都是自己买的!”

为了生活，苏青只好拼了命的赚钱。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苏青回想李钦后这桩十年婚姻，从同学到订婚，从结婚到生儿育女，从故乡到上海，一步步走来，她尝到了幸福与痛苦两枚果子。她非女权主义者，她本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写写文章，实现她的文人梦。然而，当丧女的痛苦刚刚过去、产子的快乐还没有享受的时候，丈夫的移情别恋像一声霹雷，给她带来更大的打击。

她的一腔悲愤无处发泄，只好把他落到纸上。这真是“明月做旧，晓风写惨”，她痛苦地撰写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结婚十年》。

她曾为这部书稿起了两个名字：《怀抱集》和《结婚十年》。她写信给在青岛读大学的妹妹冯和侠(苏红)商量，觉得后一个更有特色，于是便这样定了下来。

1943年，苏青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正式连载，通过女主角“青妹”的不幸遭遇，折射了旧时代受到新教育之女性对婚姻的无奈：父母之命不敢违抗、对心仪的男同学不敢表白、当上少奶奶空虚无聊、生下女孩又遭公婆白眼。

苏青以女性的角度看待新旧思想的冲突，折射社会变迁，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这些都足以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

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又能引起意*男的联想。

她写婚外恋，写离婚后带着孩子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感慨独立人篡誊世之不易，在社会上始终需要依托男人的全部感受。也能激发女同胞全的共鸣。

这部小说上市后 ， 结果很快成了最畅销的书，在短短半年中竟然连续印行了九版，到1948年就发行到18版，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属罕见，她于1947年写作的《续结婚十年》也同样发行了4版。

日子在奋斗中一天天过去，一天，李钦后终于回来了。

然而，家庭生活并没有因李钦后的回来而改善，夫妻关系却更加恶化了。

李钦后仍不肯承担养家的责任，对苏青态度更加恶劣。

苏青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

签字“仪式”是在苏曾祥的家庭诊所里进行的，就由苏医师做了证明人，几位看护**也做了旁观者。

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苏曾祥医师是苏青在学校里认识的，她美丽、高雅、善良，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当她知道了苏青的身世后，她很同情她的遭遇，因为她也是离婚的人，有过切身的体验。

在这之前，苏青和李钦后已谈了离婚问题，他表示同意。二人协商的结果，孩子都归李钦后，办理离婚手续只找朋友证明，不用找律师，亦不用登报声明。

那时找亲友证明签离婚协议，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在人们传统观念里，叫做“劝和不劝离”，谁也不愿出面作证明。于是苏青想到自己在困难时给予帮助的苏曾祥医师。李钦后对此也没有意见。

苏医生爽快地签了字。苏青考虑到李钦后没有职业，为孩子计，她给了他4万元诸币，李钦后也照此收下。

李钦后签完手续先走了。

苏医生把苏青留下来，向她道歉，说刚才自己不应该这样冲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医生。

苏青说：“这哪能怪你，我还要向你致谢呢。”

苏医生要留她吃饭，她说要回家取东西，婉谢了。

然而苏青走出诊所，才感到心里一片茫然。她喊了一辆黄包车，心神不定的回家去。

回到家里，佣人正在喂元元吃饭，菱菱蹲在地上，由李钦后用汤匙一口一口喂饭。她见妈妈回来了，急忙推开李钦后的手，呼唤着向苏青跑来。李钦后热情地让她坐下来吃饭，她摇了摇头，说是拿东西来了。

苏青含着眼泪整理自己的东西，那一件件衣物都留着往日的回忆。有一件大衣是李钦后陪着她买来的，时价不菲，她怔怔地望着它，心里不免触起旧情。李钦后似乎也察觉到了，他说：“这件大衣质料还好，不过现在流行大袖口的了，你有空就去把它改一改再穿吧。”她不禁感激地点了点头。

家中所有的棉被，差不多都是她当年的嫁妆，照理都应该拿走，但是真的拿走了，李钦后和孩子就要挨冻。她决定把自己盖的大红缎绣花被带走，正待

包裹时被菱菱看到了，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菱菱要盖大红被!菱菱要盖大红被!”

为了不伤孩子的心，苏青换了一条蓝缎的，李钦后从旁劝说：“小孩子又懂什么，哄哄她就行了。你是盖惯这条被的，还是把它拿去吧。”

苏青答道：“不，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留给孩子，她喜欢这条被就留给她盖吧。”

整理好衣物后，她要告辞了。在家做佣人的老妈妈忽然背过脸去，眼泪涌流不止。苏青低声对她说：“请你好好照顾元元吧，过几天我会再来看你们。”

菱菱这才明白过来，嚎啕大哭，跑过来拉住苏青的旗袍不肯放手，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

李钦后说：“你就在这里多耽搁一会儿吧，让孩子们睡熟了再走。”

此时她的心情十分复杂。

菱菱、元元都跑过去与她拥抱，轮流着吻他们的面颊。

最后苏青对李钦后说：“我看还是哄菱菱去看**吧，到了戏院门口，你抱着她进去，我乘机溜走得了。”

于是，3人从家里出来，乘上汽车，向影院方向而去，到了影院门口，她乘坐了另一路汽车离去。

她无法想象，孩子们在影院里是如何吵着找妈妈的。

苏青离婚时，他们正好结婚十年，她说：“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

张爱玲说：“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在古代，人们交流都是采用文言文的方式，这是古人们最先使用的一种语言。文言文看上去比较高级，有内涵，有深意。所以，很多文人都喜欢写诗，或者是写文言文来寄托自己得思想感情，平常沟通交流也都是说文言文，所以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会觉得听起来不舒适，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毕竟这已经成为他们的通用语。

古人说话表现得特别文绉绉，写文章也表现得文绉绉的，那么古人在骂人的时候也是文绉绉的吗？是的。因为他们是饱读诗经，有文化内涵，有修养的人，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就口出脏话，这让他们觉得比较粗俗，和自己的形象格格不入。这就特别有意思了，他们甚至会写诗来回应对方，全文没有一个脏字，却能够漂亮的回击，完胜对方。

因为身份的原因，他们比较讲究，认为自己不能够苟同于粗鄙之人，说的话都是很有学问的，甚至对方在听到这话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被骂了，反而乐开了花，这就已经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古代文人骂人也特别讲究，不带任何脏字，倘若自己没有点文化，说不定还听不懂呢，或许还在暗自窃喜自己被夸。相反，如果是没有文化底蕴的人骂人，那一定是脏话连篇，像极了典型的泼妇，这样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朱元璋参加起义算起，和文人打交道近半世纪之久。他对文人的态度，可分作两个时期：得天下之前他对文人倚重之殷，待遇之优是有口皆碑；而取得天下后他对文人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

之所以在他身上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皆源于他围绕着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进行的。接下来我按照这两个阶段分述之。

01 朱元璋得天下之前重用文人的原因：夺取政权

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千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文人，黝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第一，从元朝的覆亡朱元璋看到了吏治的重要性，而要整顿吏治便非起用文人不可。

朱元璋出身寒微，崛起于草莽之间。他是在戎马生涯中学会读书写文章的。他所写的诗文，虽不无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之作，然亦不乏隽永清新、文采斐然的篇章。他曾说：

“朕本农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

这并非夸大之辞。读书多即能明理。他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悟出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使在创业期间，也须重视文治。元末的变乱，是他身历目睹的。他认为，元纲之所以解纽，是由于元顺帝任用非人，吏治腐败的结果。

元朝初年虽曾重用文人，但在天下底定之后，便转而鄙薄文人了。朝廷大臣自然多用蒙古勋旧，有一个时期，竟至“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胸无点墨，便能擢升至封疆大吏，自然不会有什么政绩可言。而这些弊病，到了元顺帝时，已经是病入膏育，非药石可医了。社稷倾覆，那是自贻伊戚，怪不得别人的。

朱元璋曾说，他得天下于群雄，非得于元氏。因此，他从军后虽然戎马天涯，但颇注意招揽文人，谈迁就感叹说：

“高皇以武功创业，顾慕耆儒，见儒辄喜，以耆儒无诞谲，可厚俗也。”

第二，从长期的统一战争中看到了文人的重要。

元朝末年，义军蜂起，诸如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陈友定等人。他们的实力和威望，远非朱元璋所能望其项背，但是其兴也骤，其亡也疾。究其原因，汲汲于武事，不留意文治，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陈友谅曾是势力最盛的一支，但麾下竟无一文人，仅凭恃武力，因而不能持久。张士诚所重用的黄、蔡、叶三人，虽名为文人，实乃一群宵小，除了蠹政害民，别的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其结局自然是不问可知。其余诸人更等而下之，因而到头来只能成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而不能一统天下。

有鉴于此，朱元璋“始渡江时，一首见群雄多*洒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只要有才能，朱元璋便马上擢用。朱元璋的突出之处，是比别人更重用知识分子，最能正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当然，文人们之所以投靠朱元璋，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所周知，文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单靠他们自己，并不能安邦定天下，要想施展抱负，非附丽于某一个封建帝王不可。但当时，文人几受轻视，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而且科举也是几次三番的兴废，文人根本没有实现治国理想的土壤。

文人们既失去了进身之阶，自不能不另谋生路。环顾元末起义群雄，只有朱元璋豁达大度，从善如流，自然都纷至沓来，投靠他以谋出路了。

朱元璋重用文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尊重并礼遇文人。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前，折节下士，询询然有长者之风，甚至与文人们诗文酬答，唱和往还，这些，都取得了文人们的好感。给刘伯温写信时，姿态放的很低，虔诚地写上“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

徐达兵峰抵达镇江时，特地拜访当地的有文人秦从龙。当朱文正、李文忠等来投效时，朱元璋更是亲自出城相迎，并且时常向他们请教时政。朱元璋进入浙江时，礼聘刘伯温、叶深、章溢、宋镰四人，就谦恭地说：“吾为天下屈四先生耳。凡此种种，都是其它群雄做不到的。

其次，知人善任，因材授职。没有贤才的辅弼，无论怎么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是成不了大业的。为了不重蹈元亡的覆辙，更新吏治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更新吏治，就必须从用人着手。朱元璋说：

“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

朱元璋对于部下的才能，既了若指掌，便能够做到因才授职，各得其宜。武将如徐达娴于韬略，便授以元戎，将兵在外；常遇春晓勇善战，便用作先锋。对于文人，或命之参赞戎机，或任之治理地方。如下安徽当涂先用李习，后用许援；下湖北黄冈用陶安；下宁越用王宗显等等。

此外，他还多次下诏求贤。1368年他甫即位，便下诏：

“天下甫定，联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联济民者，有司礼遣。”

在这之后，朱元璋都曾令各地举贤进能。明初吏治之所以比较清明，显然和他重用文人是大有关系的。综括起来，朱元璋采用文人们的建议不外两点：一，管束军士，不妄杀掠，二，革除弊政，兴利便民。

02 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屠戮文人的原因：巩固政权

朱元璋黄袍加身以后，便一反常态，转而屠戮文人了。本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是封建帝王惯用的伎俩，但残酷如朱元璋者，实在是并世无两。拿他的前期和后期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从1384年到1396年，即他死的前两年，前后达13年之久，死者不可胜纪。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被杀者多达十二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等四次屠杀。正如赵翼所说：

“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那么，这一戏剧性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朝廷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取得天下之前，朱元璋和部下同心同德，和睦共济，矛盾还不明显。到取得天下之后，这些文臣武将拜相的拜相，封侯的封侯，情况就有了变化。一方面是武将恃功骄纵，违法乱纪，如朱亮祖“所为多不法”、周德兴“营第宅逾制”、蓝玉“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横暴”弄得民怨沸腾，倘不加以制止，万一激成民变，大明江山也就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是文臣如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系统官僚，窃弄权柄，独断专行。胡惟庸当丞相时，生杀罢黜，有的根本不向朱元璋请示。而朝廷内外的官员上书言事，必须自己先看过，对自己有害的则藏匿不闻。这又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鉴于元末纪纲废弛导致亡国的教训，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同时为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朱元璋决定对这些文臣武将严厉镇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便不惜制造一系列的冤狱，凡是对明朝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动辄赐死。而每一次制造冤狱，都有大批无辜的文人被卷进旋涡而丢掉性命。

第二，出于猜忌。

1352年朱元璋从军时，才25岁，到兴文字狱时，已是年近花甲的垂垂老翁了。“太祖春秋高，多猜忌”。他恐怕一旦撒手尘寰，辛苦挣得的江山会被别人篡夺而去，因此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心。

他本来答应的“凡仕元者，皆予录用”，似乎是胸无城府，但又晓谕徐达等密加防范：

“元省院官降者，今俱遣来，处我官属间，习而后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虑或昼臣而夜盗。”

本来朱元璋曾下令广辟言路，甚至草野微贱，都可上书言事，洪武元年又下诏：

“日月之行，犹有薄蚀，联凡事岂必尽善，台臣久无谏诤，抑联不能受耶？”

似乎是虚怀若谷，但到了1390年，又因妄言罪而杀人。如亲侄朱文正，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至死，亲甥李文忠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杀。号称吴中四杰的明初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均死于非命。

如果说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曾有过贤才济济的兴旺景象的话，那么，到了他晚年，已是一番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了。

第三，出于为子孙万世基业铺平道路的考虑。

为了巩固朱氏天下，朱元璋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有子二十四人，洪武元年，封长子朱标为太子，其余诸子皆次授以王爵。美中不足的是，朱标仁柔，不似乃父刚烈，一旦君临天下，朱元璋手下的文臣武将，他未必驾驭得住，这是朱元璋日夜忧虑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趁着自己在世之日，将文臣宿将一网打尽。一次，朱标规劝朱元璋诛杀过滥，但结果却是：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遗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帝日：汝弗能执与使，我雕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就这样，昨天帮助他打天下的文武大臣，今天却都成了“险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因此，朱元璋每次制造冤狱，都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屠杀。

1396年，朱标又一病不起，其子朱允炆继立为皇储，而四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早就虎视耽耽，凯觑帝位了。朱元璋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他离世之前，仍念念燕王不可不虑。

为了防止朱棣勾结文臣武将篡权，便更加拼命屠戮功臣。但是，事情并不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美妙，追到靖难兵起，朱允炆手下既缺乏运筹帷幢的谋士，也没有克敌制胜的武将，帝位终于被朱棣所攘夺，这个结局，是朱元璋始料所不及的。

朱元璋迫害文人，花样之离奇、手法之恶劣，实在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归纳起来，其手法大致有以下4种：

第一，大兴文字狱。

如前所述，朱元璋晚年疑心甚大，老怕被别人捉弄。本来，他当和尚、参加农民起义军，是一段光荣历史，但到当皇帝后，就讳莫如深了。对于臣下的奏章、诗文，都要细加详追，尔后深文周纳，陷人以罪。

比如“生”音近于“僧”、“则”音近于“贼”、“殊”为歹朱等都要忌讳了。如“遥瞻帝扉”读作“遥瞻帝非”、“天下有道”读作“天下有盗”如此等等。凡是犯了这些禁忌，一律杀头。

这些例子，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即使没有诗文，也要以其它名目治罪。甚至看到一幅一个赤脚怀抱西瓜的妇人的图画，也要命军士屠杀居民，空其室焉。因为怀抱西瓜是隐喻淮西，而马皇后是淮西人，赤脚则是讥诮马皇后脚大。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种防不胜防的文字狱，使得人人自危，连礼臣也不敢为文了，不得不请求朱元璋降下格式，惮便遵守。

第二，凡不愿和朱明王朝合作的文人，一律格杀勿论。

朱元璋曾下过一条法令：

“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如洪武元年征文人秦裕伯，秦以病坚辞，朱元璋便手谕威胁，秦怕杀头，只好束装赴任。在他身边虽然集中了那么多文人，但并不认真使用，大臣如走马灯似的更迭。

他当了31年皇帝，仅户部、刑部二部尚书就更换了80多人，其它官吏更迭之勤，也就可想而知。朱元璋初起事时任人唯贤的原则，这时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第三，无罪罪人。

朱元璋登位后，朝廷大臣天天在忧惧中过日子。甚至京官每天入朝时，必先与妻子诀别，等到晚上无事则相互庆贺及暮，以为又多活了一日。

武将在胡惟庸、蓝玉两狱后，已丧失殆尽。功高如徐达，也因赐熟鹅肉致死。文臣如李善长，因与胡惟庸为姻亲而赐死；宋镰因孙子宋慎为胡惟庸党而赐死，赖马皇后营救，被贬谪至茂州，却死于途中……

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袁凯、郭兴等人更是靠着装疯，才捡到一条性命。朱元璋所发明的廷杖，不知又有多少人血肉横飞，毙命杖下。

第四，设立“锦衣卫”机构

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机构，进入这个机构的尽是凶顽不逞之徒。他让这些人作耳目去侦察大臣，文武大臣举手投足，都逃脱不了特务的监视。赵翼曾认为朱元璋此举是：

“虽不无矫枉过正，然以挽颓俗而立纪纲，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这个看法是不足取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修明法纪和滥杀无辜是两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朱元璋所杀的人中，有些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更多的却是无罪被诛。如果认为不分清红皂白而一味屠杀，便能挽颓俗而立纪纲，那是十分荒唐的。

综上，朱元璋重用文人，固然值得称道，而他屠戮文人，又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最刻薄寡恩的皇帝之一。不过，批判他屠戮文人，并不意味着他仅是一个暴君，从而抹煞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若就其一生来看，自然有许多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