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渔父文言文

1 文言文屈原与渔父

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

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译文： 屈原满腹愁容说道："整个世道都是污浊的，切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众人都喝醉了，却只有我是清醒的，因此被放逐"

渔夫劝告道："凡聪明的人都不受外界的拘束，他能够随着世俗的变化而变化，整个社会都是污浊的，为什么不随波逐流而助波推澜呢？众人都喝醉了，为什么不一起吃那酒糟~喝那薄酒呢？为什么要保持美玉般的高尚才德，却使自己被放逐呢？"

面对渔夫的话，屈原苦笑着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新者比浴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作为人，谁又能让自己洁白的身体蒙受尘垢的污染呢？宁愿跳进那长流的江水，葬身在江鱼腹之中又怎能让春节的品德去蒙受世俗尘垢的污染呢？"

最后，屈原怀石沉江！

屈原投江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撑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渔夫的思想是大众化的，即明哲保身，庸碌处事。

而屈原则是英雄式的，理想主义式的，他想要力挽狂澜，救国救民，如果做不到也要保持自己的节操，永不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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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渔父屈原原文

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3 翻译关于屈原的文言文：《渔父》

屈原满腹愁容说道："整个世道都是污浊的，切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众人都喝醉了，却只有我是清醒的，因此被放逐"

渔夫劝告道："凡聪明的人都不受外界的拘束，他能够随着世俗的变化而变化，整个社会都是污浊的，为什么不随波逐流而助波推澜呢？众人都喝醉了，为什么不一起吃那酒糟~喝那薄酒呢？为什么要保持美玉般的高尚才德，却使自己被放逐呢？"

面对渔夫的话，屈原苦笑着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新者比浴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作为人，谁又能让自己洁白的身体蒙受尘垢的污染呢？宁愿跳进那长流的江水，葬身在江鱼腹之中又怎能让春节的品德去蒙受世俗尘垢的污染呢？"

最后，屈原怀石沉江！

屈原投江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撑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渔夫的思想是大众化的，即明哲保身，庸碌处事。

而屈原则是英雄式的，理想主义式的，他想要力挽狂澜，救国救民，如果做不到也要保持自己的节操，永不随波逐流。

4 对《渔父》中屈原的认识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5 《渔夫》中与屈原对话的渔夫是什么人啊

司马迁 《史记》中 《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则很明显是劝人积极进取的，“水清”是喻治世，而“濯我缨”，缨指代帽子，古代男子的帽子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濯我缨”当然就是比喻做官了“沧浪歌”正确解读应该是“君子处世，遇治则仕，遇乱则隐（语出《汉书新注》）”这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另一种说法下面是原文《渔父》---屈原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沽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糠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6 屈原《渔父》译文

《渔父》

屈原被放逐之后，在江湖间游荡。他沿着水边边走边唱，脸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看到屈原便问他说：“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说：“世上全都肮脏只有 净，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说：“通达事理的人对客观时势不拘泥执着，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既然世上的人都肮脏龌龊，您为什么不也使那泥水弄得更浑浊而推波助澜？既然个个都沉醉不醒，您为什么不也跟着吃那酒糟喝那酒汁？为什么您偏要忧国忧民行为超出一般与众不同，使自己遭到被放逐的下场呢？”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说：“我听过这种说法：刚洗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尘土，刚洗澡的人一定要抖净衣服上的泥灰。哪里能让洁白的身体去接触污浊的外物？我宁愿投身湘水，葬身在江中鱼鳖的肚子里，哪里能让玉一般的东西去蒙受世俗尘埃的沾染呢？”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微微一笑，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口中唱道：“沧浪水清啊，可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双足。”便离开了，不再和屈原说话。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7 屈原的《渔父》中那句“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是啜其

是醨酾shī1、滤[酒] 酾，下酒也一曰醇也从酉，丽声——《说文》酾酒有衍——《诗·小雅·伐木》传：“以筐曰酾，以薮曰湑”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后汉书·马援传》2、又如：酾酒（滤酒）3、斟[酒、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宋·苏轼《前赤壁赋》4、又如：酾尊（斟酒）醨 lí 〈名〉 薄酒 [light wine] 醨，薄酒也从酉，离声——《说文》 又如：醨酒（薄酒）；醨酪（薄味酒）；醨薄（酒薄） “何不哺其糟而啜其~？”——屈原《楚辞·渔父》。

屈原是孤独的，颓废窒息，奋力拼搏在黑暗泥泞的寺庙，但只有他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家园，悲伤，迷茫的爱国者点燃，照亮一堆希望太远。

庄子是明智的冥想在嘈杂的尘世势利的狂喜，惑乱，但他辩证的哲思真正追求的人，在喧嚣的后代映射出一个安静的光彩动荡。

生是和平的，不完整的痛苦，在黑暗和腐败的世俗写作我坛，但在一个安静的，虔诚的一缕复杂的社会抚慰心灵的泉水，他找到真正的生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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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为完整的渔父形象最早见于《庄子》和《楚辞》。《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作者，据前辈学者考证，大概是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人，为庄子后学和屈原，故而楚文化因子已渗入他们的血脉之中，根深蒂固。他们的学术观点、处世原则虽不尽相同，塑造的渔父形象却并无二致，其共同特点主要是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而出现。

　　《庄子》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是孔子，《楚辞·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则是屈原本身。这种假设主客对话的写法是《庄子》、《楚辞》常用手法，也是当时一种流行文风，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身份无疑都是隐者，都是对假设诱导对象的积极入世进行批评，表现了道家一派的思想倾向。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庄子·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如何训导孔子，通过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批评孔子危其本真，远离至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正。乌呼远哉!其分以道也。”孔子是隐士们经常批评和劝导的对象，如在《庄子·人间世》等篇中所载孔子游蔡时遇到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都和渔父一样是以隐遁者的身份批评孔子的入世和执着，极力劝说孔子脱离尘世归隐山林。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执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之举被渔父斥为多事，告戒他要顺应自然“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才可以“无所累矣。”如此这般渔父还怕孔子不知悔改，又用“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最后将“绝力而死”的小寓言故事相开导。《楚辞·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劝导屈原要像道家观念中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圣人一样“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对屈原因“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惨遭流放所造成的内心巨大痛苦不以为然，并质问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竭力劝导屈原遵循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原则，摆脱尘世间一切不必要的烦恼。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是完全的主动行为，这一特点在两篇《渔父》的开头与结尾处表现得非常明显。《庄子·渔父》开篇即描写孔子正率领弟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其乐融融。渔父弃船登岸不邀而至，曲终招弟子对话，以吸引孔子前来求教。《楚辞》中的渔父似乎专门等在泽畔对屈原进行劝诱。故而当屈原“颇色憔悴，形容枯槁”失魂落魄地行吟于江边时，渔父主动上前相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然后便开始实施教诲。另外，两篇《渔父》的结尾也大致相同，都是渔父径自划船而去，《庄子》渔父“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楚辞》渔父“莞尔而笑，鼓柂而去”。不过，被诱导者对二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孔子是将渔父视为体道的圣人，礼敬有加，“待水波定，不闻拏音，而后敢乘”，并对不解其意的子路进行一番教训：“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将渔父视为道的象征。在《庄子·渔父》中渔父是主体，是为宏扬道家思想服务的；屈原对渔父的劝诱则是全然不顾，而且对劝其“和光同尘”的观点严加反驳：“安能以察察之身，受物之汶汶者乎？，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在《楚辞·渔父》中屈原是主体，描写的是两种对立的人生观。由此可见，渔父是完全的主动行为，他们不邀而至，不辞而别，同时又不受被诱导者态度的影响。《庄子》渔父不因孔子的诚心受教而给予他再次相见的机会，只是对其劝言：“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绝情而去。《楚辞》渔父在屈原不听劝告之后，并无丝毫怒意，只是莞尔一笑，高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飘然而逝，颇具隐者之风。

　　《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神秘色彩，成为介于神仙和普通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角色。他们生活在山野泽畔，居无定所，悄然而至，飘然而逝，常人很难见其踪影，俨然一世外高人。除此之外，同属于楚文学范围内的《吴越春秋·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是这样一个神秘隐者形象。从渔父乘船由下方溯水而上，到拒绝伍子胥赠剑，最后竟然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整个过程非常神秘，甚至令人感觉有些许诡异，始料不及。不过，此时渔父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的角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自身的生存状态还没有得到完满地显露。如《庄子》渔父摇船而至，《楚辞》渔父似乎就等在水边，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出现的时机更是恰到好处，但他们具体的生活环境如何，用什么手段进行捕鱼，这一切都没有明示。

　　至唐宋时期，渔父继续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形象而出现，这是渔父原型的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尤其是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对渔父的生活状态、捕鱼手段都有了确切的描绘，和先秦时期的渔父形象相比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主要展示渔父本身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退居次要地位。与先秦时期不同，唐宋时期大量的诗词作品都是描绘渔父逍遥自在的生活，而且作者和创作对象融为一体，渔父即作者，作者即渔父。

　　唐宋时期较早以渔父为题进行创作的文人应属张志和。张志和自号玄真子，曾待诏翰林，后隐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张志和共写有《渔父词》五首(亦称《渔歌子》，《渔父》诗一首。据史载，《渔父词》五首为唐代宗大历九年张志和拜谒湖州刺使颜真卿时所作，颇受好评，当时颇真卿、和凝、李珣、欧阳炯、陆羽等众多文人纷纷效仿并加以应和 。后不久，传入日本，得到嵯峨天皇的极力赞赏，并在欣喜之余创作了《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1]为日本填词之开山鼻祖。《渔父词》五首中最著名的是：“西塞山前白对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中所塑造的那位身披蓑衣，头戴箬笠，斜风细雨中的垂钓者和柳宗元《江雪》[2]中的寒江独钓者，堪称千古一绝，逐渐凝化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渔父形象的一种定格，得到普通认可。为了便于吟唱，苏轼、黄庭坚曾先后用其原句增写为《浣溪沙》《鹧鸪天》。对此，刘熙载曾有过评价：“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3]这一评价十分中肯。后人所创作的《渔父》诗词，包括嵯峨天皇的和词，无论是在用句和意境上，基本上没有超出张志和这首“西塞山前”。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及《渔父》诗一首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一致的，描绘的都是渔父怡情山水逍遥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安详快乐的心境，还有大自然美丽无比的景色，尤其是那首：“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青草湖面，一轮明月上下映照，阵阵渔歌前后呼应，摇动着“钓车子，橛头船”穿行在风浪水波之间的“巴陵渔父”比神仙还要快乐。难怪宋代词人周紫芝对此艳羡不已：“好个神仙张志和，平生只是一渔蓑。和月醉，棹船歌，乐在江湖可奈何。”[4]从张志和的《渔父词》中可以看出渔父即是作者自诩，渔父的生活状态即是作者生活状态的自我写照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从周紫芝的和词中也可以看出后人实际上也是将渔父视作张志和的化身，故而渔父即是作者，作者即是唐宋诗词作品所塑造的渔父形象。这一特点在李珣《渔父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李珣笔下的渔父完全是一个隐居山林，不与官府合作的文人形象，从作品中对渔父形象具体生活状态的描绘即可透视这一时期文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灵追求。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尤其是诗词创作者除了与书典密不可分之外，总是和酒连在一起，没有酒，诗词似乎缺少了韵味，“若无诗酒，则山水为具文”，就好像“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5]一般。文人离开诗酒，就像人间没有了美女一样，山水失色，花月皆成虚设。所以，作为文人化身的渔父形象具体的生活状态就是置身于美丽的山水之间，读书、醉酒、垂钓。如，李珣《渔父词》：“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典道渔人只为鱼。”渔人如果不为鱼，就不会是纯粹的渔人，那么以渔人自诩又为了什么？轻爵禄，慕玄虚，远离仕途归隐山林，尽享山水之乐才是真正目的。对此，他的另外两首《渔父词》表达的更为明确：“避世垂纶不纪年，官高争得似君闲。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棹惊鸥飞水溅袍，影侵潭面柳垂条。终日醉，绝尘劳，曾见钱塘八月涛。”[6]信船垂钓，对酒邀月闲来翻书，遁迹江湖怡情山水，不记人间岁与年，这完全是作者自我生活的写照。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样一个逍遥自在如人间神仙的渔父形象，与在风口浪尖讨生活的真正的渔父联系在一起。正如清人张潮所言：“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7]真正的渔夫樵子，僧人道士，虽身处名山大川，但他们或为生活困扰，疲于奔命；或为求道成仙，苦心修行，难得清闲与雅兴去观赏旖旎无限的美好风光。

　　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都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心向往之，以寓情山水为人生一大乐事，“好摅杯，堪寓目，身闲心静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无心较逐。”[8]时光短暂，人生短促，诗人面对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远离权势名利的纷争。心情平静安闲，达到一种自我满足，这是唐宋时期渔父形象的主流，占主导地位；而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相反，倒是世人出面对渔父进行劝诱。不过，不是劝诱他们当隐士，而是召唤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据传说，张志和隐居江湖后，唐肃宗曾踢给他奴婢各一人，奴称渔童，婢称樵青，“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柂；樵青使苏兰薪桂，竹裹煎茶。”[9]而其兄张松龄俱怕弟弟放浪形骸不知返家，在越州东郭替他建筑房舍，井应和其作《渔父歌》十八首以诱其回心转意，其中一首《和答弟志和渔父歌》：“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10]意思甚为明确，张志和“乐在风波不用仙”，张松龄便劝他“乐是风波钓是闲”，不能作为人生大事；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张松龄便告诉他“狂风浪起且须还”，不能在外久留。黄庭坚因“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之事，续张松龄之意，作《鹤鸽天》：“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11]黄庭坚劝说张志和返回朝廷，因为人世间不可能没有风波，久留湖上是危险的。宋高宗赵构，曾到会稽见到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应和十五首，其中一首：“春入渭阳花气多，春归时节自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何。”意思和张松龄、黄庭坚一样，都是劝诱张志和重新入仕。

　　第二，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相对而言是比较确定的，一般都是老者；而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则是比较模糊的。《庄子·渔父》对渔父的相貌是这样描写的；“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从“须眉交白”即可明确得知，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楚辞·渔父》对渔父的相貌虽然没有明确描写，但根据王逸所言：“《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12]据前辈学者考证，屈原放逐湘江之间的时间是在顷襄王十三年以后，屈原此时的年龄大概50岁左右。屈原曾官任三闾大夫，地位显赫，虽被流放，常人亦不敢对其随意冒犯。故而敢于对屈原进行训诫的渔父年岁一定很老，最起码要年长于屈原。另外，《楚词直解》对渔父一词的解释是：“楚地对老年人的尊称。渔父，打鱼的老人。”[13]《吴越春秋》卷三所载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从称呼上分析也应该是一个老者，当渔父将伍子胥渡过江后、子胥曰：“请丈人姓字。”丈人，是古时对老人的尊称。《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这里的丈人是老者无疑，并且是一个隐居世外的老者，他将孔子讥笑一番后把迷路的子路领回家，杀鸡做饭，盛情款待，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有两个已经能够陪客的儿子，此人一定不会太年轻。由此可以推论，《楚辞》和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都是老者。唐宋诗词中渔父的年龄却无法确定，只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一句，似乎可以猜测。其他都没有这方面的有关描述。另外，唐宋诗词作品中的渔父大多数是作者自诩，由作者年龄来比照渔父的年龄，也是一种方法。但这一问题过于复杂，需专文论述。

　　第三，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没有交代其具体的捕鱼方式，而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则往往是垂钓者。如张志和《渔父歌》：“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渔父》诗：“八月九日芦花飞，南溪老人垂钓归。……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欧阳炯《渔父》：“摆脱尘机上钓船，免教荣辱有流年。无羁绊，没愁煎，须信船中有散仙。”[14]和凝《渔父歌》：“烟幂幂，日迟迟，香引芙蓉惹钓丝”等等，这些诗句所描绘的渔父都是垂钓者形象。为什么唐宋文人会偏爱于垂钓，而不是出航撒网或采用其他更为实用的捕鱼方式？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出于审美观照的要求，二是由于传统垂钓情结对文人心态的一种映照。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垂钓只不过是他们寄情山水体验人生的一种表现方式，而非真正的谋生手段。就如同庄子宁可垂钓濮水亦不愿应楚王之邀去做宰相，濮水垂钓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庄子的一种态度而已，并非真正目的。对垂钓者而言，山泽水畔，风清日暖，驾一叶扁舟，披一身细雨，桨声欸乃，渔歌悠扬，这是一种多么优美的人生体验。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与文人身份相符的悠闲潇洒之美，这种美在大风浪中张网捕鱼或赤足裸臂涉水捞鱼的情境中是无法产生的，设想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去与风浪搏斗，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恐怕只有狼狈而非优美。所以，仅从审美角度而言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大多以垂钓者形象出现是符合审美规律的。此外，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隐逸之士的代表，隐逸之念自古有之，老子主张功成身退，《庄子·刻意》曾经写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尤其是秦汉之后，封建君权空前强化，文人士大夫对仕途险恶为官不易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再加上魏晋时期，战乱纷仍，随时会有性命之危，“隐逸山林”便成为文人士大夫远离官场以求心灵清静和保全性命的最佳避难所。唐宋时期，受佛教与禅宗思想的影响，隐逸之风更盛，不过此时人们的隐居目的也更为复杂。大多数人是为了“逍遥自在”，无意仕途而真心归隐，但其中也不乏向往做“山中宰相”和走“终南捷径”的人。这种情况古已有之，早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就说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孔子之言虽有些过于偏颇之虞，却说明了隐居在理论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宋人陈景元也发过同样的感慨，他在为《庄子·徐无鬼》篇作注时说：“后世山林养浩者，有借岩居之高为仕途之捷，遂无真隐矣!”由此可知，“避世垂纶”的渔父也许并不想终生垂钓，“莫道渔人只为鱼”，手中的钓杆莫不是终南捷径的一根拐杖，“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15]自从姜太公渭水垂钓，钓得大鱼周文王，由文王亲自驾车请回宫后，直钩垂钓便成为众多隐逸之士羡慕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故而无论是对“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的张志和，还是渭水之滨学做渔父，但“钓人不钓鱼”[16]的白居易等唐宋文人来说，临水垂钓已成为内心深处一个难解的情结，一个暗藏的希冀。

　　反正总结就是 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

　　避世隐逸的文化象征。

庄子是寂寞的在喧嚣的时代里，在窘迫的生活中，默默修身养性；但他却在寂寞中顿悟出了逍遥的真谛，为无路可走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开向清风明月的窗

屈原是寂寞的，在权贵的排挤下，在世人的不解，独自苦苦寻觅；但他却在寂寞中坚守高洁忠贞的灵魂，为世人皆醉的社会点亮了一盏上下求索的灯为

史铁生是寂寞的，在病痛的折磨下，在萧瑟寂静的地坛里，苦苦挣扎思索苦苦挣扎；但他却在寂寞中领悟了人生的意义领悟了人生的意义，为失意消沉的人们找到了一扇通向幸福的门

14①“空巢”表面指树杈间鸟儿南飞留下的空空的巢穴，又象征着商丘这一文化古镇，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文化名人，他们曾经在文化领域创造过辉煌。但今天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徒留下一个文化名城的空名。（3分）③结构上引起下文，由“空巢”引飞翔，由飞翔引出了对庄子和屈原的议论，进而引出全文内容。（3分）

15．①用老子、孔子、孟子等人的作品同庄子的作品进行比较，通过对比衬托出《庄子》语言和内容的诙谐幽默洒脱自然的独特魅力。（2分）②充实了文章内容，开拓了思路，增强了文化色彩。（2分）

16．①庄子的创作体现出崇尚自然，淡泊功名，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这是由于他生活极少牵绊，并且那个时代是“百家争鸣”、思想之花竟相绽放的时代。（3分）

②屈原创作爱国忧民，洁身自好，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这是由于他辅佐的君主昏聩，他被流放，但他对昏君仍充满痴迷和幻想，并且将昏君、国家、人民联在一起，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爱国，可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心中充满痛苦。（3分）

17．①庄子和屈原那种激情与想象，已经被现代人追名逐利的世俗大潮所冲淡，逐渐散失了。②现代人的生活也因此越来越缺少浪漫色彩，没有了怡然自得和自由不羁的平民气味，没有了英雄主义的色彩。③要想让我们的生活重新获得激情，只有重新端正处世态度，继承古代仁人志士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传统，让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每点2分）

　　庄子可能会跟他说“人的生命本来就是短暂有限的~~你已经在忧国忧民忙碌的度过了大半辈子了~而你怎么的努力也无法得到成效~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宇宙一切皆有定律~不可强求~居然你都不能改变事物~为什么不放开心灵~让心灵得到解放呢~~你现在死去~和以后死去~~两者都是死去~~但现在死去是悲痛的死去~死去后就会一无所有~~然而你能解放心灵~离开尘世间的事~把以前的你的思想和人格都死去~~今天从新的生来~~把余剩生命来享受大自然~领悟宇宙万物中的道~~到你百年后就一定能领悟出真正的道~~”而屈原在绝望中的时候可能会放弃轻生的念头~~从此离开世俗尘世~抛弃原来的自己一心修道的~~因为在古代的人在绝望中除了死亡可以解脱之外~还有一种解脱的办法是出家~就是把从前的自己死去~~而现在的自己不再理会尘世间的世俗事一心无烦恼的去领悟大自然~~一心要修得正果~~~

　　以上猜测庄子会说的话不是全凭自我想象的~是有一些根据的`~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羿指君主，彀指君主的刑罚和统治手段。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是追求自由。

　　与佛教相类似的，庄子也认为人生有悲的一面。《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一般人很虚伪，“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撄人之心”，这样会导致 “天下脊脊大乱。而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只会使人心更加败坏，“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流沙河认为，庄子的为人主要有四点，“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泽稚。四曰修养，紧守心斋。”

　　所谓环中，就是不持有任何立场。《内篇·齐物论》中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杂篇·则阳》中有“得其环中以随成”。无为在《庄子》中经常出现，庄子认为无论治国还是做人，都要无为。但无为颇难解释，流沙河认为是“伪”或是“人为”的意思。“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是追求自由。“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谓心斋就是要排除心中的种种杂念。弟子问：“人与天地相比，谁大谁小，谁贵谁贱？”庄子道：“人成形于天地，受气于阴阳，立于天地之间，犹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一般，实在太渺小了，又凭什么自尊自大？计四海之位于天地之间，不似蚁穴之在大漠中乎？计中国之在海里，不似小米粒之在大仓库中吗？天地万物无数，人不过是其中之一；人与万物相比，不似毫毛之在马体乎？”

　　弟子似有所悟，道：“先生的意思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吧？”庄子说：“有这方面的意思。”弟子问：“那么我以天地为大、以毫末为小，可以吗？”

　　庄子道：“不可！任何物体，从度量上讲无法穷尽，从存在的时间上讲又无休无止；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来无始，去无终。因此，大智大慧的人对待远近的看法是：小而不以为少，大而不以为多,知量上各无穷也。他博通古今：远古虽遥不可及，但不感困惑；近虽伸手可及，亦不踮脚去取，知时间上各无起止也。他知天道有盈虚消长、得失存亡，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他明白天道坦荡，故生而不悦，死而无憾，知终始之变化也。计人之所知的东西，远不如其所不知的东西多；其生之时，不如其未生之时长久。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如此则迷乱而无所获世。由此观之，又怎能知道毫末就足以定为至小至细的界限呢？又怎能知道天地就足以穷尽至大之域呢？”

　　弟子道：“我明白了。先生您是说：大中有小，不要以大为大；小中有大，不要以小为小。”庄子道：“似不确切。不如说：大上有大，小下有小。大无穷，小亦无穷。”

　　弟子问：“那物里物外，怎样来分别贵贱，怎样去区别小大？”庄子道：“站在道的立场去看，万物无贵无贱；站在物的立场来看，自贵而相贱；以世俗的观点来看，贵贱不在自己本身，都以外在的荣辱毁誉作标准。以外在的差别去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如果懂得天地如同株米，毫末如同丘山，则无所谓大小之别也。古时候诊尧、舜相禅让而称帝，但子之与燕王哈相禅让而亡国；商汤王、周武王相争而称帝，但白公争夺王位却自取灭亡。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梁之行，贵贱有时，不一定常贵常贱。大柱可以撞破城门却不能塞住洞口，用途不同也；骐骥一日奔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猫，技能有别也；猫头鹰夜能抓蚤，明察毫末，但白天即使双目圆睁却不见丘山，性能有限也。帝王禅接有不同的方式，或同姓相传，或传给他姓；三代间继承的方式也不同，或父子相继，或兴兵讨伐。但如不合时宜，有背世俗。则称之为篡夫。如合其时，顺其俗，则称之为义士。可见贵贱有时，不由自主也。我说弟子，你怎能了解贵贱之门、小大之家？”

　　真人行世，入火不热，沉水不溺

　　弟子问：“怎样才算了解大道的人呢？”庄子道：“了解道的人必定通达于理，通达于理的人必定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才不会因外物而害累自己。有至德的人，入火不觉热，沉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兽不能伤。这是因为他能明察安危，安于祸福，谨于去就，故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害他。”

　　弟子问：“世士真有至德之人吗？”庄子说：“孔子即是。”弟子问：“何以见得？”庄子道：“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义，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其忧国忧民之心，可敬可佩、可歌可泣也。一次，孔子游说到匡地，被卫国人层层包围时，仍弹琴高歌，满不在乎。路人见孔子，问道：‘老师您有什么可乐的呢？’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吧：我早就忌讳贫穷。仍难免潦倒，命运所制也；我也早就向往腾达，仍未得富贵，时运所限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继纣之时而天下无通达者，亦非智失也。时势使然也。行于水中不避蚊龙，此是渔夫之勇；行于陆上不避狮虎，此乃猎人之勇；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此乃烈士之勇；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仲由，你且坐下。我的命运自有老天安排！’不一会儿，有身披销甲的人走过来，向孔子道歉：‘很对不起先生！我们以为是阳虎，故包围起来。现在才明白误认先生了，我们马上撤退！’孔子可谓通达权变的至德之人啊！” 下面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表达出庄子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的说~~、

　　以上都是自我猜测`~虽然有一点根据~但也不能成为权威答案`~因为在没发生的事情中`~所有的猜测都只是故事`~如果事实会怎么样~~没有人敢保证~~因为“如果”和“假如”这两个词语来说事都可以是千变万化的~~

　　胡文英这样说庄子：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此时的庄子，徘徊两间，在内心的矛盾中作困兽之斗。他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被自己纠缠而无计脱身，自己对自己无所适从无可奈何。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鸽子的温柔宽仁。对人世间的种种荒唐与罪恶，他自知不能用书生的秃笔来与之叫阵，只好冷眼相看，但终于耿耿而不能释怀，于是，随着诸侯们的剑锋残忍到极致，他的笔锋也就荒唐到极致；因着世界黑暗到了极致，他的态度也就偏激到极致。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谁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而谁更能破罐子破摔。谁更无正义无逻辑无方向无心肝——只是，有谁看不出他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呢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油然生爱

　　鲁迅先生曾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们捧起来的。科举制度后，孔孟之道是应付考试的必读书，是敲开富贵之门的敲门砖。而老庄哲学则全凭庄子的个性魅力（如前文所说，此魅力包括庄子的魅力与《庄子》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士子们，并经过他们，进入我们民族记忆的核心。可以说，孔孟之道是朝廷的，老庄哲学是民间的。民间的庄子构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最底层的基石。所以鲁迅先生又说，研究中国人，从道家这一角度去考察，就较为了然。林语堂先生也说，街头两个孩子打架，拳头硬的是儒家，拳头软的是道家。我们说若朝廷是拳头硬的，民间不就是拳头软的么古代那些温习功课准备科考的士子们，他们桌子上摆着“四书五经”之类的高头讲章，但若我们去翻翻他们枕头底下，一定是放着一本《庄子》。有庄子垫底，他们的心里踏实多了。考中的，便高淡阔论高视阔步地去治国平天下，做儒家；考不中的，回到陋室，凄凄凉凉，头枕庄子，做一回化蝶之梦，或南柯之梦，也是一剂镇痛良方。而梦醒之后，悟出“世事庄周蝴蝶梦”，齐贵贱，等生死，则眼前无处不是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身旁无处不是周行不殆的造化之机——庄周庄周，本即是康庄大道周行不殆之意也！

　　庄子，会飞翔的人

　　朱以撒

　　阅读提示用感性的笔墨，表达知性的内容和理性的思考。于是，远于前年的遥的庄子和屈原，真像“会飞翔的人”一样来到我们身边。

　　当代书画家、散文家朱以撒，是个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有高度敏感和思考的人，正是这种敏感和思考，他才能在白纸上书画出万千气象，他才能在荒芜中读出一片丰富，在岑寂中听出生命的喧动……你如果有兴趣，不妨找点朱以撒来读！！

　　深秋，在商丘的土地上走动，抬眼便可望见脱光绿叶的枝条。许多树在北方的深秋都是这种凋零的状态，变得毫无诗意而让人感到单调和枯索，如同一只美丽的锦鸡脱去一身毛羽那般。这时便可以看到挂在树杈上的一个个空巢。巢的主人都往南方过冬去了，它们有着矫健弹性的翅膀，随着时节的转凉，毅然起飞，抛弃当时辛劳筑就的巢。巢无法跟着飞翔，随着黄叶落尽而暴露无遗，秋风秋雨扑击着它，空巢就日渐一日地残破了。

　　这时我想起商丘的一个古人———庄子。庄子和远行的鸟一样，善于飞翔。

　　我接触庄子的文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把他的作品和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的作品比较起来读。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识别这个古文人和另一个古文人的差异，有时一些很小的差异也别想遮掩。在有了一段时间研读之余，诸家的语言特征就展示出来了。老子的文字词约义丰，简练过了头，就让人恍兮惚兮一时摸不着头脑；孔子的文字要比前者生动一些，有的形象性足以令读者倾倒；孟子学说虽说是孔学的发展，但在描述上走向更精美细腻的刻画；至于韩非子的文字，善以寓言出手，挥洒轻松里，笑后颇寻思。我一直觉得这些文字如与庄子的文采相比，毫无疑问是素了些。尽管社会后来的发展明显地循孔说来立名立言，可是要让自己怡悦和自在一些，则不妨多多翻动庄子的文墨，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只大鸟如何地飞翔。

　　庄子的超脱很轻易被捕捉。据说他曾经做过蒙城的漆园吏，也曾经有楚威王拜他为相遭拒绝之说，余下的生活痕迹就不甚了了了。现在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去对庄子行踪作细致地考订。那个时节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离我们太远了，有的已经模糊得如同雾色一般不可一掬。庄子的生动诙谐无所拘囿，使他从历史迷雾中走了出来，让我们点滴感受。我当然也品味了老子的玄乎、孔子孟子的实在、韩非子的狡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敏感，尽管实在的人要遵循孔孟之说去建功立业，但在精神上，我还是更倾向庄子，以至于后来把诸子篇章略过，只余庄子。

　　飞翔的庄子是因为他极少牵绊，以至于他的思绪上九天下九渊无所不达。他的笔墨华章，我一直以为是梦境行程中的记录，那么窈兮冥兮，总是染上一层梦靥、梦幻般的色彩，创造出超现实的幻觉氛围来。读他的《逍遥游》，首句突兀而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啧啧，真让人叫绝。那时候的人自然属性那么浓郁，科学的利器离他们那么遥远，却居然生出这样的浪漫情调。不消说这是先秦时期独一无二的寓言表现天才，即便在后来，我们又能找出谁来与之相媲美呢。这些超现实的荒诞怪异的人物，千奇百怪的形象，汇聚于庄子笔下，浩渺阔大又幽微蕴藉，也许有人要说庄子一定过着十分优渥的日子，闲来无事爱胡思乱想。错了，庄子的日子潦倒得很，“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奇妙的想象却由此而生而长，可见物质和精神并不是合比例延伸的。庄子是那般地崇尚宇宙自然自我创造的“天籁”、“天乐”，他自然主义审美情怀得到了很大的释放，无遮无拦无始无终。

　　现在我们读庄子，大抵哈哈一笑而过，日子是越过越实在了。

　　像庄子这般心灵善飞的人，是那个善于表现的时代的硕果。那个时节是我们情感上牵绊颇深的时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极一时之秀。庄子是那时的一首诗，一首自由磅礴灵气冲天的长诗。由于看不懂的人多了，这首诗就被耽搁下来。庄子是异于常人，他的笔墨里，不时就出现一系列怪状错落的意象，结伴而过，姑射山神人、浑沌、水、镜，都成了超时空的象征。而现实中的他，即便是夫人过世，也敲着瓦盆歌唱。他眼中的死与生相等，都无所谓忧乐。这是常人难以理喻的。那个时节的人用他们争鸣的高低声响，张扬着他们的个性，让我们难以忘记。

　　在我记住庄子的这个深秋，也记起了屈原。如果考据家没有算错的话，两人的生年是太接近了。当然，我不是因为年岁相仿才扯在一起，而是从生命的状态上说，屈原也算是一个能够飞翔的人。由于这个相似之处，放在一起比较才更有兴味。不同的是屈原不象庄子飞翔得那般轻松自如，他的牵挂太沉重了，他的心灵带着镣铐在飞，短暂的忘忧之后，又是深深的痛苦。后人看得比较痛心的是他对昏聩的楚怀王的痴迷和幻想，在他眼里，楚怀王、楚山楚水楚民都是连为一体的。他不愿正视战国七雄中，楚国也是积弱国，而秦国是那般的生机勃勃气吞万里如虎。屈原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肩住那已经走向衰败的楚国车轮子。可是谁来顾念他那逝水流年呢，他的放逐成为必然。屈原是在远离朝廷后开始心灵飞翔的，洞庭、沅水、辰阳、溆浦、湘水还有汨罗江，那时是这么地水天相接或地广人稀，他的心境变得阔大起来，他原本辅佐君王富国兴邦的角色稍稍淡化了。朝廷是回不去的，思路却异常发达和奇诡，他的腕下涌现出许多神灵仙人、虬龙鸾凤、香草美人。他让自己也生活在这个由自己想象编织成的意象世界里，自己也能饮朝露、食落英，浑身佩带着江蓠、辟芷、芰荷、芙蓉，散发着清香，宛若神仙一般。这个时候，应该是屈原最快乐的时候，他远离了龌龊，亲近了美好，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使他在孤独中更加自恋，他觉得能够解除内心的痛楚，只有这些快乐的仙人。他在这个瑰丽的世界飞翔的时日毕竟短而又短，泽畔行吟，夕阳古道，总是让他听到鼙鼓动地干戈交响，这时他飞翔的翅膀就如同灌满了铅，再也难以动弹了。

　　如果说庄子的处世有一种怡然自得和自由不羁的平民气味，那么屈原的处世则很有几分英雄主义的色彩。尽管那样的英雄在那样的时代必定要成为悲剧，但是屈原还是挺身而出了。在沉重的飞翔里，居然对神话传说、自然现象一气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这些问题令后人惊叹不已，忙乱不已，这就是《天问》。后人有从宇宙生成方面去考证的；有从太阳循环的角度去引申的；还有从夏民族图腾崇拜去阐释的，莫衷一是。如果一个心灵芜杂的人，他还能有如此辽远的目光和敏感的心思么？在飞翔的高度上，两人都是乘奔御风一般的高手，这使我们翻开他们的文字，一不小心就坠入字里行间，不能自已。庄子死了，屈原也死了。对于庄子之死，从未听说他是怎么死的，死的过程已经了无痕迹。可以想见的是这么一个落拓的人，对于死一定是平静且微笑的，与生无异。而屈原的死却是一种意义，这缕汨罗江上的不沉之魂，千百年来成为教化后人的一种象征。当我吃着香喷喷的粽子，看着龙舟划过一道道涟漪，我马上想起了屈原。我同时想起了死亡的类型，庄子之死无疑属于喜剧，他的死如同他的梦，化蝶翩翩而去；屈原之死必然是一个悲剧，他是由于绝望而去死的，有责任感的屈原不是让自然界的代谢法则来执行，而是自己中断了生命的延伸，以至今人提起屈原颇感沉重。尽管如此，死亡所呈现的内容却是显而易见的相同，对他们两人来说，就是再也不能任意想象，不能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在古文人的许多辞章里，我抚摸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梦。时光绵长得让人晕眩，庄子和屈原的梦就越发瑰丽诱人，他们是那个时节令人瞩目的人物，又是耐得住今人慢慢咀嚼的。明显的是今人的翅膀上牵绊越来越多了，浪漫地飞翔真有些为难。我们也越来越少作梦了，因为在体现心灵的笔墨里已经缺乏这种描绘的激情。那种岁月深处的古典浪漫已经被现代的潮水浸湿了翅羽，成了一道遥远的梦影。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打开书本，随便一瞥就能望得见《逍遥游》和《离骚》，不由自主地在重温时，心回到那久远的神秘里，和他们一道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