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弟弟是因为什么闹翻的？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闹翻的事，现在众说纷纭，但一致的定论是长期积累的家庭内部矛盾。其实不管原因是什么，稍对鲁迅生平有所了解就可以知道鲁迅对周作人究竟如何了？为了周作人要结婚，鲁迅提前从日本回来工作，为了要全家团聚，鲁迅花费大量精力金钱把全家接到北京，为了给周作人打名声，鲁迅把北大的工作机会让给周作人，周作人生病 了，鲁迅殚精竭锐地为他请医生送他去疗养而且看到在兄弟阋墙的事后鲁迅的母亲毅然不住在八道湾的大宅，宁愿与鲁迅朱安挤在西三条胡同就可以看出在这场纷争中究竟谁比较无辜了，那是一个母亲的判决。

鲁迅不是神，当然"人无完人"，但要指责鲁迅，最好是找点能站得住脚的理由！

看这里,太长了!

http://culsinacomcn/y/2005-05-11/1740125975html

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宽大，把他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人来问吗？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不久，许钦文、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馀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妻子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两夫妻商定之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所写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窗体底端

　　房价八百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经过翻建窗体顶端

　　装修，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专”字与“砖”字通。“迁徙”指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寇劫”指为周作人霸点。“逭遁”指移居砖塔胡同。“盗窟”指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宴之敖者”这个署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有趣的是，后来鲁迅在小说《铸剑》里，把“宴之敖者”用做那个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的名字。看来，鲁迅是把自己的态度和气质，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这黑色人的身上了。至于他写这篇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作人和信子，那就不知道了。

　　鲁迅认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一点已无可疑。只是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逐出他呢，这原因人们还是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是因为男女情爱方面的纠葛。例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就引证了章川岛提供的一项材料：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很近情理。男女之间的调笑，甚至稍稍过“度”的事，通常只会发生在两个亲近友好的人之间，而不会发生在怀有敌意和恶感的人之间。已经有材料表明，在事情突然爆发之前，也就是鲁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对鲁迅已经是满怀敌意了。这里只举一事为例：鲁迅1934年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中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这“房东太太”说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许她的孩子到他这边来玩的事，鲁迅曾经说给增田涉听过。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事大概很给了鲁迅一些刺激。小说《孤独者》（收《彷徨》）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就在两兄弟还是和睦相处的时候，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就有这么深了。会有人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来自讨没趣吗？

　　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是确实的。歇斯台里，通译为歇斯底里，即癔病。周作人自己就常常为信子的癔病所苦。例如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游历，这在她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下面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所载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摘录一点她癔病发作的记载：

　　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白太太、王大夫来，亦加劝喻。……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

　　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

　　4月2日：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

　　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恶梦昏呓，不堪入耳。

　　4月12日：晚又无端发作，独语历一时许始已。

　　4月13日：晚又发作，独语一刻，不快殊甚。

　　6月4日：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

　　6月28日：似午前辄易作，语无伦次，只能不闻对付之，然亦苦矣。

　　8月20日：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唯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

　　9月4日：每日呓语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

　　9月26日：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

　　10月25日：不快，为避喧至街……

　　10月26日：写《谈往》，苦易时作，不能静心。

　　11月7日：上午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猘犬。

　　11月12日：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呓至十一时始已。

　　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3月2日：易作，如谵如呓。

　　3月3日：上午呓语不可堪，殊难执笔。

　　这里的“易”字当是“癔”字之代，“易作”即“癔病发作”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发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的日记：“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看到“池上来诊”的记载，推想道：“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谵如呓”，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难怪后来鲁迅说起他，说“启孟真昏”。

　　羽太信子之所以敌视鲁迅，还有人提出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鲁迅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郁达夫在《回忆鲁迅》这篇长文中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后来周建人、许广平也都谈到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鲁迅和周作人不仅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写作翻译这些方面长期合作，志趣相近，关系不比寻常。决裂之后，两人都不能忘怀旧日的情谊。1925年10月间，两个人都互道了一声“珍重”。

整个事件的起因皆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周作人任自己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

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是很看重二弟周作人的。在他们没有反目之前，鲁迅跟周作人可以说是难亲密无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里，有三卷是鲁迅日记，里面对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有着详细的记载。

扩展资料：

关于这件事，最有代表性，大概也最为可信的记述来自周建人。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增田涉说：‘他（指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

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可以说“挥金如土”。“周作人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