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宿江边阁

《宿江边阁》

作者：杜甫

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注释：

1、谢灵运诗：林壑敛暝色。《孟子》：山径之蹊间。

2、《襄沔记》：城内有高斋，梁昭明造《文选》处。简文为晋安王时，引刘孝威等放此综核诗集，因号为高斋。次，乃次舍之次。《易》：旅即次。《汉循吏传》：召信臣开通沟洫，起水门。梁简文帝诗：寒潮浸水门。《杜臆》：《名胜志》载关耆孙《瞿塘关行记》，则高斋即在关上，耆孙与客饮此，诵少陵薄云孤月诗，叹此老具眼。夔江山粗恶，唯少陵所纪处独异。

3、庾信诗：云宿凤凰门。

4、梁简文帝诗：夕波照孤月。

5、《左传》：郑偏愿为鹳，其御原为鹅。《抱朴子》：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6、《秦国策》：譬如豺狼之逐群羊。《后汉张纲传》：豺狼当道

7、《楚辞》：夜不眠以至曙。《孔丛子》：处战伐之世，务收英雄。

赏析：

首联对起。瞑色句点明时间。一条登山小径，蜿蜒直抵阁前。延有接引意，联接暝色和山径，仿佛暝色是山径迎接来的一般，赋于无生命的自然景物以生趣。这句写出了苍然暮色自远而至之状。高斋指西阁，有居高临下之势。这句是说西阁位置临近雄据长江边的瞿塘关。

诗人寄宿西阁，夜长不寐，起坐眺望。颔联写当时所见。诗人欣赏绝境的物色，为初夜江上的山容水态所吸引，写下了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的名句。这两句仇兆鳌解释说：云过山头，停岩似宿。月浮水面，浪动若翻。是概括得很好的。薄薄的云层飘浮在岩腹里，就像栖宿在那儿似的。江上波涛腾涌，一轮孤烛的明月映照水中，好像月儿在不停翻滚。这两句是改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句而成，诗人从眼前生动景色出发，只换了四个字，就把前人现成诗句和他自己的真实感受结合起来，焕发出夺目的异彩。仇兆鳌把它比作张僧繇画龙，有点睛欲飞之妙。何逊的诗写的是金陵附近西塞山前云起月出的向晚景色；杜甫的诗写的是夔州附近瞿塘关上薄云依山、孤月没浪的初夜景致。夔州群山万壑，连绵不绝。飞云在峰壑中缓慢飘流，夜间光线暗淡，就像停留在那里一样。诗人用一个宿字，显得极为稳贴。夔州一带江流向以波腾浪涌着称。此诗用浪中翻三字表现江上月色，就飞动自然。诗人如果没有实感，是写不出来的。读者从这里可以悟出艺术表现上青胜于蓝的道理。

颈联写诗人深夜无眠时所见所闻。这时传入耳中的，但有水禽山兽的声息。鹳，形似鹤的水鸟。鹳鹤等是专喜捕食鱼介类生物的水鸟，白天在水面往来追逐，搜寻食物，此刻已停止了捕逐活动；生性贪狠的豺狼，这时又公然出来攫夺兽畜，争喧不止。这两句所表现的情景，切合夔州附近既有大江，又有丛山的自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读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联想。被鹳鹤追飞捕捉的鱼介，被豺狼争喧噬食的兽畜，正是在战乱中被掠夺、被压榨的劳动人民的一种象征。

尾联对结。中间两联都写诗人不眠时见闻。这一联才点出不眠的原委。765年（永泰元年）五月，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东下，第二年春末来到夔州。这时严武刚死不久，继任的郭英乂因暴戾骄奢，为汉州刺史崔旰所攻，逃亡被杀。邛州牙将柏茂琳等又合兵讨伐崔旰，于是蜀中大乱。杜甫留滞夔州，忧念战伐，寄宿西阁时听到鹳鹤、豺狼的追逐喧嚣之声而引起感触。诗人早年就有致君尧舜上、常怀契与稷的政治抱负，而今飘泊羁旅，无力实现整顿乾坤的夙愿，社会的动乱使他忧心如焚，彻夜无眠。这一联正是诗人忧心国事的情怀和潦倒艰难的处境的真实写照。

此诗全篇皆用对句，笔力雄健，毫不见雕饰痕迹。它既写景，又写情；先写景，后写情，是融景入情、情景并茂的一首杰作。

杜甫 宿府

《宿府》

作者：杜甫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庭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注释：

1、永夜句：意谓长夜中唯闻号角声像在自作悲语。永夜：长夜。

2、风尘荏苒：喻战乱不绝。荏苒：犹辗转。

3、已忍句：指自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安禄山反至写此诗，已忍受了十年的伶俜生活。伶俜：飘零之意。

4、强移句：用《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意，喻自己之入严幕，原是勉强以求暂时的安居。

译文：

深秋时节，

幕府井边梧桐疏寒；

独宿江城，

更深人静残烛暗淡。

长夜里，

号角声有如人的悲语；

中天月色虽好，

谁有心情仰看？

乱中四处漂泊，

亲朋音书皆断，

关塞零落萧条，

行路十分艰难。

忍受困苦，

我颠沛流离了十年；

勉强栖息一枝，

暂借幕府偷安。

赏析：

这首诗是依人作客，抒写旅愁，有一种百无聊赖之情。前四句写景，后四名抒情。首联写独宿江城，环境清寒；颔联写独宿的所闻所见；颈联写战乱未息，处世艰难；末联写漂泊十年，如今暂且栖安。全诗表达了作者悲凉深沉的情感，流露了怀才不遇的心绪。

宿紫阁山北村

白居易 宿紫阁山北村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馀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赏析

这首诗，就是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大约写于元和四年（809）。

当时，诗人正在长安做左拾遗，为什么会宿紫山北村呢？开头两句，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紫阁，在长安西南百余里，是终南山的一个著名山峰。旭日射之，烂然而紫，其峰上耸，若楼阁然。诗人之所以要晨游，大概就是为了欣赏那烂然而紫的美景吧！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其心情不用说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未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

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我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不应随便读过。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我毕竟是个官，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要人们想一想暴卒凭什么这样暴，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是为什么？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怎能不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我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一百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天宝时期，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采造家，就是这个官府派出的人员。元和时期，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元和四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使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家伙凭什么这样暴？但究竟凭什么，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就把我吓坏了，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

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杜甫 春宿左省

《春宿左省》

作者：杜甫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注释：

1、掖垣：因门下省、中书省地处左右两边，像人的两掖，门下省为左掖。

2、金钥；指开宫门的锁钥声。

3、珂：马铃。

4、封事：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黑色袋子密封，故称。

译文：

左偏殿矮墙遮隐花丛，日已将暮，

投宿的鸟儿，一群群鸣叫着飞过。

星临宫中，千门万户似乎在闪烁，

靠近天廷，所得的月光应该更多。

夜不敢寝，听到宫门开启的钥锁，

晚风飒飒，想起上朝马铃的音波。

明晨上朝，还有重要的大事要做，

心里不安，多次地探问夜漏几何？

赏析：

诗作于左拾遗任上，记叙了诚敬值宿，夜不敢寐的实况。反映了这时诗人不过是个小心谨慎的官吏罢了，字里行间也流露诗人的忠爱之情。

诗开头两联写景，后两联写情。自幕至夜，再自夜至晓，自晓至明，结构严谨而又灵活，叙述详明而有变化。

　　悲秋探源

　　——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

　　摘 要：“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之一。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悲秋”情结的产生，发展到不断深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歌的情感内涵、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心态有着很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悲秋情结；中国传统文化；情感内涵；文人心态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道出中国诗人的悲秋情结自古有之。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题之一，自古以来，无数骚人墨客的作品中，都郁积着浓浓的悲秋情结。悲秋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不自觉地继承着某种共同的哲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被一种持久而坚韧的文化气质所笼罩，尽管在这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有过战国百家争鸣的活跃、魏晋任性适意的通脱、唐宋的繁盛蓬勃、明清的局促衰落，但时代风气的转换，似乎没有改变古代文人一些代代相沿叙的精神追求，没有改变伴随着这种精神追求而来的种种矛盾心态。相反，这些精神追求在继承中踵事增华，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古代文人与秋天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历来就有文人悲秋的说法，“一叶落而知秋”、“悲哉秋之为气也”。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了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了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

　　一、“悲秋”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

　　中国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哺育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魅力源于灿烂的传统文化。自然界的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在文学上，萧瑟肃杀的秋天则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秋天似乎是属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季节代表了他们的苦痛，也代表了他们真实的追求和真实的无奈，所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承继着这种“悲秋”的情怀，也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情怀感动着。

　　1．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情结与自然观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就是一种生命态度，其极致，指向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伦理和自然性的哲学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自然性的哲学，给中国人提供无限的自由，自然观影响着诗歌的发展。感悟伤怀，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于一起， 正如王夫之所说得“景者，情之景也；情者，景之情也”。（参见《姜斋诗话》）中国文人的悲秋意识贯穿于自然事物的描写中，溶注于生活景象的摹状中。对于诗人，自然既是一种情感语言，也是一种生活态度[3]（p3）。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借助蟋蟀、蝉、柳等自然景物与生活景象的描写，或表现逝者如斯的生命感怀，或传达死亡断灭的人生感伤与人生愁绪的无限感慨，而对"悲秋"题材的超越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这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观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作为内陆的农业国，“自然经济”形成了其自足的农业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的本质，即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肯定人的自然生命。在这种农业文化心态中，人心向自然界依赖、亲近，心与物之间由感应到融会，是诗的品格，也是中国诗歌深厚的文化底蕴[3]（p3）。中国先哲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庄子》）“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是自然之“道”，这个“道”指的是自然界万物的自然性，也就是自然的运行状态——自然而然。

　　从自然发展的角度看，秋天是一个百卉俱腓、众芳摇落的季节，秋景秋事秋情，都为一“气”所化，故宋玉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气乃阴盛衰杀之气。人感秋气而衰，原是自然之理。自然意义上的天人感应，主要是通过物质性的“气”的作用来达到的。正如《吕氏春秋》所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则宫动，鼓角则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客观自然之秋与主观人心之悲，其实也是一种“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悲秋情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时代与个人经历的统一，但它根本上还是人的自然性与对象世界的自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秋季既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如王安石在《赠刘景文》中写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景色，正是那橙子已黄、橘子还绿的秋天；秋季也是秋风萧瑟、千树落叶、万花凋谢的季节。自古诗人墨客把秋天描绘得多么萧瑟、凄凉，一说到秋天，总与凄凉、忧愁、郁闷等连在一起，“秋”好象与“悲”“愁”总有不解之源，正如南宋吴文英在《唐多令》中所言：“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它既用析字法把“愁”析为“心”与“秋”，又似说出了“愁”与“秋”的一种内在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境界就是自然之境，是人的生存之境，也就是自然哲学追求的“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调谐。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坐忘自然，万物归怀，人消融于大自然之中，与自然灵魂合为一体。诗人把自己彻底忘却，万思归一，化为万物万象，便能触摸到自然的底蕴，把握宇宙生命的脉动，获得自然本体的认识。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人生于斯，死于斯，歌于斯，哭于斯的生命所在，离开了自然，人无以生存。人为了生存，农业便成了供给人们衣食的必须，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因遵循自然规律而形成的农耕文化。

　　2．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进而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构成。因为自然遵循的规律，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是一个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由此而形成了四季等自然观念，即所谓《易传》所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4]（p260）自古以来，时序的更替，季节的变化，草木的荣枯盛衰，气候的冷暖寒暑不仅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的形成。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同时也是自然界万物由盛转衰的季节；对于文人来说，他们的感受更多是后者。传统农耕生活的习俗和观念习养并赋予了秋以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使秋与逝“同行同构”，形成了古代诗人触秋伤悲，以秋抒情的心理定势和审美反应。秋天衰败零落的景物，凛冽萧杀的气象，寂寥凄清的山河令古代文人感到人事的忧劳，生命的流逝以及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的郁闷，由此而联想到人的生命就像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也有由盛而衰的客观规律，从而体悟到人的生命的脆弱。面对人生的悲剧性的概叹往往是在秋的触发下产生的。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还是由植根于中国人的农耕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自然是永恒的象征，它以无限的丰富性和深邃性，使人类为此倾注绵绵不觉的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诗经》的名句中就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自然去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构成因素不外情和景两面，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乃是中国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

　　二、“悲秋”情结与诗歌情感内涵的关系

　　自然的丰富意象形态与人的心灵的丰富情感构成了互感与交融，主体心灵总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与其内心情感的对应。庄子齐物论思想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不是纯然外在的客体，物象和人之间存在着心心相印的联系，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映照、感应的关系。诗人为了表现哀怨，寂寞的丰富感情，往往要借助丰富的自然意象形态。

　　1．“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

　　诗人表现其哀怨不平之情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是比兴寄托抒泄其怀，或是览古、吊古在历史兴亡的感叹之中寓其身世之悲和失意之痛，或是悲秋伤春述其哀愁，或是伤别离愁羁旅而陈情告哀等[5](p101-112)。宽泛的说，咏古托寄、悲秋伤春等等都属咏怀。我国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秋天是气候由热变冷,植物由盛变衰的季节,古代诗人又生活在那个容易感到悲哀的古代社会,所以他们每每感物兴怀,逢秋天而悲寂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熙载说：“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即悲秋是诗人诉其哀怨感伤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悲秋之传统并不起自宋玉。《诗经》中已有由秋天引出的伤悲之声。《小雅•四月》有“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这由秋天引出的就是时代的苦难，但时代的苦难与秋日的悲凉还没有融合在一起。在屈原的作品中，秋与人的悲伤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即秋引发、加深和表现诗人的哀伤。如《九章•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确实能称得上“写秋景入画”“千古言秋之祖”的，还应该推宋玉的《九辩》。《九辩》 首以“悲哉，秋之为气也”发端，次言秋风萧瑟，草木花叶陨落，枝叶枯槁。这既是对何以悲秋气的进一步发挥，又贯穿了自伤之情。“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宋玉点出悲秋之由，乃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悲秋实是自悲，将秋天悲凉的画面落实到自身的遭遇和不平。《九辩》以伤为主，曹丕的《燕歌行》则是以思为主。秋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题材，悲秋是悲怨之作的表现模式之一。在北方，人们对自然物的变化有了较早的认识和思考，由大自然的生命规律联想到人生自我。“只有在有了一个把秋作为整体现象和季节意识之后，自然中的衰败景物才可能变为对人生短暂深切领悟的标志。”[2]（p94）悲落叶于劲秋，万木凋零的深秋景象，容易触发人的愁思，如同“伤春”“惜花”蕴涵了韶华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一样，“秋思”的情节多了“悲”“愁”的苦涩味和孤寂的凄凉感。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一生曾写过大量的伤感词，其中以哀婉萧瑟清秋晚景的作品居多。“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渐觉一叶惊秋，残蝉噪晚，素商时序。”“对萧萧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杜甫的《登高》寓忧时伤世之怀于其中，但还是以悲己为主。通观全诗，诗人悲秋是在悲其自身的穷途抱恨、衰颓愁苦，其意十分清楚。全诗的意象和由诸意象组成的画面，突出的也是哀怨萧瑟之情。人与景物情感之间的共生互发，互相交织，也是以人之情感为主。就悲秋而言，诗人之怨愤与愁绪积于心中，当秋天来临时，而与物互生共发，于是就有了悲秋之歌。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这驱使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可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文人入世往往如履薄冰，精神压抑，命运坎坷。于是，萧瑟肃杀的秋天被视作具有隐喻意义的意象。它象征着一种繁华的消逝和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有着某种自然的契合。由此，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将这种失落心态用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达到情景交融。

　　2．“悲秋”情结是传统诗学理论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

　　秋歌，是由秋天诱发的情感而形成的诗歌。先秦的《礼记•乐记》最早从心物交感的角度来论述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质在人心之感于物者也。”强调的就是物对人的感发作用。钟嵘《诗品》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样一种心物交感过程中的感物兴会、情以物兴的诗之生成方式就是诗的意象思维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更加深入一步地阐释了心物交感、“睹物兴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情以物兴”，作者的情因物的感触而起兴，在观察或接触外境万物之时，物引发作者的感受、诱发他的想象，物是起主导作用的。另一方面是“物以情观”，从“物”的角度看，它不仅仅为了表达自身，而且是作为“情”的体现者而出现的。感物的意象生成作用，决不仅仅是“物”本身，而且它的指向与根本意义还在于物所蕴蓄或所激发的情思。“秋天的悲伤，就是对时光流逝而没有能够完成任何可感知的事业的悲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解释“物节本‘好’而人自‘惆怅’，风景因心境而改观耳。”由此看来，悲秋是一种情景相契、人与境同的境界，是自然、社会、心理的有机融合，是诗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思想的外化。“悲秋”文学意识是抒情文学中“情”与“景”的关系：情是作家内心之情，景是作家眼中之景。然“一切景语皆情语。”[6]（p225）作家笔下的景物已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景物，而是染上作家感情色彩的景物。正如陆机所言：“遵四时以叹逝，占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7]（p170）所以，在“悲秋”文学作品中，并不是秋景本身就具有“悲”的色彩，而是来自于作家情感深处的悲秋意绪。

　　境由心造，对景物的好恶,一般是由观者的心境而定，要想真正达到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那是不容易的。“诗言志”的诗歌，是诗人抒发自己感情的平台，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所选取意象的角度就不同。以宋玉的《九辩》为开端的悲秋传统，作为一种重要的抒发情感母题，被后世文人延续下去。古代诗人爱秋，只是秋在他们的笔下有落花流水东风残，也有飞燕归来绕画梁，正所谓各有千秋，对景思情自悲欢，诗人悲秋，文人伤秋。古人多悲秋，和他们的爱情多坎坷，人生多失意有关，但同样面对秋天，刘禹锡在他的《秋词》里就表现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深深懂得古来悲秋的实质是志士失志，对现实失望，对前途悲观，因而在秋天只看到萧条，感到寂寥，死气沉沉。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但不同意他们的悲观失望的情感。他针对这种寂寥之感，偏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要好，强调秋天并不死气沉沉，而是很有生气。秋天在他的眼中，没有风雨、没有落叶、有的只是晴空、彩云如春天般美好，晴空之下，一鹤振翅冲天而飞，便引发他的一腔豪迈，无限诗情！“诗言志”，“诗情”即志气。人果真有志气，便有奋斗精神，便不会感到寂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突破，本诗才一反传统文人悲秋的情绪，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胸怀成就了不同的秋，呈现了秋应有的多姿多彩，或黯淡，或浓郁；或凄清，或热烈；或哀伤、寂寞；或热情、欢快。秋以它特有的风韵丰富着人的心灵，美丽着人的情怀。秋始于露气变白之时。春夏为露，秋冬为霜。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在春夏，露是以清绿覆盖润泽万物，草木因其润泽而成茂盛丰腴；“梧桐尚覆阶前春，秋信先残水面花”，露色变白，它覆盖在万物之上也就变成焦虑，变成晶莹无力的忧伤。对秋有不同体会——万物成熟之时，而诗人则从焦虑与忧伤角度，看到是草木因这忧伤所染而变色，秋的美丽也就建立在了感伤上。历代文人中悲秋也罢，喜秋也罢！这都是由他们的心境来决定的！

　　人有悲，人可以咏其悲；历史的盛衰兴亡不断循环也有悲。悲是人的基本情感。其一，秋是自然界的基本季节之一；其二亡是历史循环的基本阶段之一，两者在功能上是相遇的、互感的。人之所以能伤情、诉情、融情于历史的兴亡和自然的春秋，不仅在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而且更在于历史盛衰兴亡中文人所持有的心态。

　　三、悲秋情结与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词中始终笼罩着浓郁的悲愁情调，这种悲愁情调的背后所蕴涵的是文人对生命的意识以及身世悲凉之感，为了摆脱忧愁，文人们常通过饮酒和流连山水以寻求解脱，但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既有唐朝时的兴盛，也有明清时的衰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悲秋题材是许多文人偏爱的。这其中又有各种原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衰叹年华的流失（“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参见《东城高且长》））；有的感到的是深重的负疚感（“乾坤含创虞，忧痍何时毕”、“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参见《宿江边阁》））；有的感到无可排遣的孤独。这些都可以解释为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文人们往往理想较高，一心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可往往一付出番热情却得不到实现。不管在什么社会中，理想都不可能全都可以实现，那种美丽的如世外桃源一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社会中总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暂且迎来繁华，也终究会被悲秋所代替。这与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所反映的文人心态有很大的联系。

　　1．生命意识能典型地反映中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在历史文化典籍中，生命意识都是最早的也是最强烈的意识。对生命的认知、把握方式和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悲秋文学成为古代文学中最具个人意识特征的一个类别，其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能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态。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切努力必须在这一生中完成，而此生的时间却一去不复返。秋首先唤起的是人生一次性的自我意识。大自然的季节变更和生命的律动总能引起他们强烈的生命感动：春去秋来，花开叶落，燕鸟辞翔对于多愁善感的中国诗人来说是一种生命暗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过程中，古人总结经验，庄稼植物按季节更替，呈现出春生、夏荣、秋凋、冬残而完成一个生命周期。在屈原《离骚》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诗人在自然的观照下，发现自我生命从生长到衰亡的过程与四季的一次运行过程正好相同，而残败凋零的秋季正象征着人衰亡的过程。同样，人们也发现在结构相同的生命运行中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生命本质差异，即四季是可以周而复始的而生命却难复返。一个循环的终结揭示了人类自主的意义：假如说自然界是恒久自新的,人却并非如此 [1]（p22）。诗人很容易产生“生命流逝，时光不再的无告之哀。”[8]（p103-105） “秋”预示着人人畏惧而且不可避免的衰亡，预示着转眼即逝的时间过往，引起人们对生命莫名恐惧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推移过程与四季更替的形态在内部结构上的相似性。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情感主题是光阴虚掷、岁月蹉跎、老而无成的感慨。秋预示着物之成也蕴含着人之成，所以当人生的努力结果与秋之成相反时，人便不能不感觉到沉重的失落。秋之物象流动与人的生命行程相吻合，使得以秋为悲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心理定势。

　　古代文人大多以苦读求仕博取功名为理想，但由于封建政治自身内在机制的原因以及文人过于理想化的追求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许多人又难以实现理想，在现实面前不断遭受挫折和打击。因而，文人与秋，秋与文人似结下了不解之缘，表现在作品中，便有了“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天引暮愁”的“秋日杂感”，在文学评论中也就有了“秋士见阴而悲”之评语。

　　生命价值可以有多种理解，也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如儒家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认为政治价值并不是唯一的生命价值，而个人自我完善也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但是求取功名却是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实现的现实道路。《离骚》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遇秋而生的悲情实际上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有所作为，在生命受阻不得其用时的结果。实现政治理想建立丰功伟业背景中的悲秋文学，凸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以家国观念为首的生存价值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

　　2古代文人的家国观念对“悲秋”情结的影响

　　我国古代文人大多以秋为主题，以悲为基调，这不是在做所谓的文字游戏，而是他们饱经人生坎坷的悲秋心态的曲折反映。中国古代文人因身处危逆境况(失意、离别、羁旅、流放、死亡等),在面对秋天的景致时,感物伤怀,悲从中来,悲秋诗由此产生。“悲秋”模式展现了古代诗人独特的感伤世界，它包含相思、漂泊、怀远、感旧、不遇、失意、伤逝等种种人生的哀与愁。

　　赵敏俐认为“中国文学的悲秋作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悲秋是源于相思怀归这一母题的。而相思怀归之情素又是源于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表现相思之苦的诗句“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故乡”（戴叔伦《题稚川山水》）；常见的以秋写别离之痛的“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白居易《南浦别》）；在“寒蝉凄切”中刘永抒发了“执手相看泪眼，竟天语凝噎”的痛别伤离之情，悲叹“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秋清节！”（刘永《雨霖铃》）；还有以秋写漂泊的孤寂：“独此他乡梦，空上明月秋。”（骆宾王《宿山庄》）。当草木枯黄、落叶纷飞，一切随风而逝，触动了落花流水的感伤，于是“悲秋”也就自然成为文人墨客抒情咏唱的一大基调。无论是李白的“长风万里送秋雁”，还是汉武帝刘彻在其“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飞”的诗中，借秋景流露和表现对光阴易逝的感伤与无奈。“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燕帏缃绮被，赵带流黄裾。相思阻音息，结梦感离居。”这是南朝诗人萧悫在《秋思》一诗中对秋色的感悟；唐代“大诗豪”刘锡禹有首名诗曰：“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由此千古文人悲秋情怀可见一斑。

　　古代文人群体多思存高远，志向宏大，他们视达政济世为正途。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安社稷”、“安黎民”为理想。但事实上，他们命运多阻，人生艰难。由“家”到“国”不仅存在自然距离，而制度距离往往是最难跨越的。再加上人生选择的单一化，从一开始就决定的古代文人选择“仕途”的悲剧性。怀才不遇，壮心未酬，再加上天涯沦落，世态炎凉，岁月蹉跎等种种人生苦涩汇集成一种感伤情结，使文士不遇成为古典诗词中一常见的悲情动机。如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感伤情绪一进入诗歌就带上了文人特有的忧患和失落，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心态的一个层面。宋玉的《九辩》中表现了复杂的情绪，诗人从不同角度对萧瑟秋景的描绘，抒发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和一生事业无成的悲秋情怀。他诉说自己失职后身临恶境的原因，以及自己一片忠诚得不到理解，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他不愿与世俗合污，心中充满失意的悲哀和无穷的烦闷。最后，只得凭幻想超越现实，遨游太空，终以摆脱自己悲惨的境遇和胸中的痛苦。文中描述的友朋离别，世路艰难，盛年早逝的复杂感情似乎很难用单纯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来概括，在混乱无序的伤感背后，是对繁华飘逝的无可把握的悲哀。所谓繁华是对人生旅程上各种合乎理想的顺境的概括，可以是仕途的顺利、人生抱负的得以施展，也可以是指对人世间一切温情亲爱的体尝。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流逝，正如繁花似锦的春天必然要被肃杀的秋天所取代。因而悲秋情绪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怀才不遇心态的汇集所在。这些文人中大多数是在政治中不得志或游居他乡的游子，这时的他们只能借以“悲秋”为题来感慨人生苦短，命运的多艰，月落乌啼总是使人伤感，秋风萧瑟，落叶缤纷，更是一种悲凉！心灵的寂寞更是一种难以述说的痛苦，文人怎么能不在这个悲凉的秋天里借题发挥呢？纵是铁马金戈，豪情万丈的辛弃疾也免不了感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其实文人悲秋之愁，源于文人壮志未酬之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文人不仅为自己愁，而且为国家愁，为人民愁，“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是一种高尚的愁，一种文人才有的愁，一种支撑了文人风骨的愁。

　　悲秋情结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深化，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的一种情感，也是表现得最多最丰富的情感，文人似乎更偏爱悲秋这种情结。古代文人对“秋”的普遍偏爱往往与他们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在强烈的生命意识的驱使下，他们所具有的以家国观念当首的生存价值而导致的“悲剧性”，更加深了“悲秋”情结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之中。由此观之，“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情结，也就不足为奇了。

　　（指导教师：雷炳锋）

　　参考文献：

　　〔1〕郁白，全志刚悲秋:古诗论情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C]刘小帆 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

　　〔3〕王玉宝中国诗 [M]海燕出版社19999年版

　　〔4〕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5〕陈玉林传统诗词的文化解释[C]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丛书20038年版

　　〔6〕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董贵杰唐代“悲秋诗”初探[J]学术交流，1998年版

]《杜甫研究》笔记及大纲

（天津师范大学）

下面是汉语言文学本科选修课《杜甫研究》的笔记，只包含作品解释及简答、论述题，但有些小题也是从这些大题里面出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第一章 绪论（历代评论）

第一节 唐五代

一、举例说明中唐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是从哪些方面肯定杜诗的？

1． 韩愈诗肯定杜诗艺术的全美性质和集大成特点。韩愈诗《题杜工部坟》说“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论”；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说“杜诗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又《杜工部墓系铭并序》中说“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白居易也说杜诗是“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与元九书》）他们认为杜诗境界是前无古人，亦为李白、陈子昂所不及。

2．肯定杜诗的独创性。元、白都特别指出：杜诗《三吏》、《三别》、《兵车行》等作品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写作新题乐府诗的开创作用，他们倡导新乐府运动，正是受到杜甫的启迪并以之为典范的。元稹明确指出“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重辈，谓是以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同上）。

3．肯定杜诗的有感而发和“寄兴”讽谕。韩愈提倡“不平则鸣”说，认为杜甫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是“郁于中而泄于外者”（《送孟东野序》）；白居易也肯定杜诗乃“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愤忧怨伤之作（《序洛诗序》）。元白明确指出在这一点上杜诗是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精神的典范，他们论诗尤重社会功能，而杜甫诗恰恰有“讽兴当时之事”的特点（《乐府古题序》）。所谓“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以才能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作用（同上）。

二、唐人评杜甫情况综述（有唐一代，人们对杜诗的评价认识）。

1．唐人评杜诗经历了一个从诗人在世时的很少受到肯定到中唐以后评价逐步提高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整个唐代能够给杜诗以极高评价的主要是韩愈、元稹、白居易等少数有识之士，远没有达到宋代人那严重评杜诗的程度，虽说是少数，但对后世发生了严重影响。如元稹的《杜甫墓系铭》

3． 唐人肯定杜诗，主要还是从诗歌艺术本身出发，他们看到的是杜诗艺术的包笼全面和集大成性质，或者是从有所寄兴、讽喻的角度给予肯定；他们主要是从抽象理论上评价杜甫，尚缺乏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

4． 对于杜甫其人，唐人更多的是同情他的潦倒失意，特别是身后冷落，对他在诗歌创作上表达出的锲而不舍的执着和始终面对现实、面对社会、面对百姓、面对人生的伟大诗人精神则认识肯定得比较浮泛。

第二节宋代（宋人普遍重视唐诗）

三、陆游学杜诗概况。

1． 陆游的一生以恢复中原为理想为已任，幼年就充份体会了颠沛流离之苦，所以对杜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验把握比一般人深刻，而且陆在蜀七年中有更多的接触杜甫足遗迹，这也使他对杜甫的认识比一般人深刻。

2． 在前代所有诗人中，陆游首推杜甫，有诗《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诗示之》为证。陆游不仅主张学杜诗，更主张学杜甫其人，反对只把杜甫当成单纯诗人看待。其中有两首诗为证：

“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

“后人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

由此陆游对江西诗派学杜有所反醒，对江西诗派评价杜甫的“无一字无来处”说法颇有不满，他指出象杜甫《登岳阳楼》这样的忧国忧民之作，“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盖远矣”（《老学庵笔记》）。陆游主张学“少陵之意”，特别是杜诗中的爱国忧民精神，由此，他才提出了“功夫在诗外”的说法。其《示子》诗说“学杜更应从内在精神上入手”所谓功夫在诗外，就是指对生活本身的深入体验，从他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可知，他所谓诗外功夫是指对火热的现实生活的体验。

3． 后人公认陆游是真正学杜有成者。比如南宋末爱国诗人林景熙《题陆放翁诗卷后》就说“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雨，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 晶 ”所以后人公认陆游是最得杜诗真传者。

四、和唐人相比，宋人评杜有何新特色。

1． 从北宋到南宋重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有宋一代，几乎所有名人大家都曾极高地评价了杜诗，杜甫与杜诗地位之高达到了空前程度。

2． 宋人对杜诗的认识全面而深入，从整体的思想精神、艺术成就、艺术风格到具体的诗意、诗法，甚至具体诗句，都有很深入地研究评论，和唐人那种总体上抽象肯定的情况相比，大大深入了一步。

3． 宋人评杜，尤重杜甫的人格精神，他们特别推崇他的“关心民瘼和忠君爱国精神”，很多人如王安石、苏轼、陆游、文天祥等都坚决反对只把杜甫当作单纯诗人看待，这与唐人更偏重于在艺术上肯定杜甫有所区别。

4． 宋人不仅是在理论上肯定杜甫，而且比唐人作了更多的实际工作。如：整理杜集、编年分类、评点注释，宋人所作的工作很多却具有开创性质。

5． 宋人重杜还表现在比唐人更深入具体的学杜上。元稹、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也只是还在某一方面学杜，而宋人学杜则更自觉也更全面。像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都自觉地接受了杜诗和杜甫精神的影响，而且宋代还出现了一个以黄庭坚为首专门学杜的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

五．宋人为什么特别重视杜甫。

总得说来是因为杜诗本身蕴含着足以让宋人重视的巨大价值。

1． 宋人比唐人更加重视诗歌创作，他们在诗趣、技巧、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探索比唐人更加深入,而杜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诗众兼众妙且各种体裁皆有佳作名篇，所以宋人普遍把杜甫看作古今第一诗人，当作他们学习的首选。如：黄裳“读杜甫诗如看羲之法帖，备众体而求之无所不有…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陈商老诗集集序》），杜诗虽以“沉郁顿挫”为主调，但又有风格多样化特点，宋人也可以各取所需，比如：王安石明确指出杜甫诗比之李白更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2． 宋人比唐人更重文化，更重视人格修养，尤其有复兴儒学的总体文化背景，而杜甫则是古今诗人中儒家精神的最充分典型的体现者。他“饿走半九州……不废朝廷忧”的执着（王安石《杜甫画像》），“报不报之恩，岂必进而抚世”的自觉（朱熹《答陈同甫书》），更符合宋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取向（范仲淹《岳阳楼记》）。当然他的“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慨叹，也极容易在既重事功，又无力回天的宋代知识分子那里产生共鸣。

3． 宋人重杜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整个宋代国事衰微，而南宋更是半壁江山沦丧，所以要求振兴国事，要求恢复中原，则成为有宋一代人最强烈的现实追求，而以反映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特别是表现分裂战乱中的感情痛苦和爱国之志为主要特征的杜诗，也就很自然地得到了承受着积贫积弱国破家亡的巨大悲哀的宋人普遍热爱与崇尚。

第二章杜甫的创作历程及其重要作品

第一节读书漫游时期(玄宗先天元年－天宝五载、712－746、1-35岁)

六、读书温游时期的创作概论。

这一时期杜甫现存诗20余首，所有体裁多为游观、饮宴、朋友赠达之作。诗体以五律居多，从技艺上看，对仗、工稳，词采华美，接近初唐诗风；从内容上看，视野不够宽阔，多局限于个人生活的表现，几乎见不到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涵的作品，一部分作品表现了少年豪气与自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如《望岳》、《画鹰》、《房兵曹胡月》等。

1、《望岳》：五古，写于开元24年（公元736年），漫游齐赵其间，此时诗人25岁，正是现在杜诗中创作时间较早的一篇。描绘远望中的泰山雄伟神秀气象，境界开阔，语言警拔。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借攀登泰山极顶的自信寄托了锐意进取的豪情。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訾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画鹰》：五律，约作于开元29年（公元741年），此时诗人在洛阳。这是一首题画诗，在对所画雄鹰的威猛姿态、神情进行的呼之欲出的描摩中表现了杜甫出色的概括能力，尾联“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当时诗人年轻自负和疾恶如仇性格精神的一种片我写照。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第二节困守长安时期（天宝五载－十四载、746－755年、35－44岁）

七、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创作的诗歌概述。

1． 这期间现存作品110首左右，从体裁上看，出现了不少前一时期所没有的五、七言体长篇，动辄200字以上，最长达500字，仅七言古体诗就多达28首，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组诗，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等，多达六七十种。

2． 题材内容也较为丰富，描写时事，表现百姓疾苦，揭露统治者罪恶的作品明显增多，即使是投赠、饮宴一类为数较少的表现个人生活的作品，往往也可以由个人的困迫推移到百姓的苦难。

3． 诗风发生了变化，悲凉之气几乎充溢在大部分作品中，以忧国忧民为底蕴的沉郁顿挫风格已经初见端倪，但主要还是体现在五七言古体诗中，至于五七言律诗，尚不具备后期作品那种气象雄浑、深沉蕴藉的特点。

总之这十年乃是杜诗的忧国忧民思想基调、写实主义创作方法、沉郁顿挫诗风初步形成的时期。

3、《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古，写在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是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投谒诗，诗中自述才学，报负和困居长安的窘况，以及感谢对方的关怀、援引，抒发要求对方进一步关怀的情形。本篇虽以直抒胸臆，且措辞得体见长，但放在整部杜集中，并无特别突出的特色，然而在研究把握杜甫的思想性格，特别是长安处境方面，本篇资料价值较高，而其中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名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4、《兵车行》：七古，新题乐府诗，约作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作品描绘唐王朝强行征兵，从军者上路时的悲惨情形，对唐玄宗的拓边政策进行批判，对百姓因此而承受巨大灾难表示同情。这是杜集中较早以时事，以百姓疾苦为专题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杜甫写实主义发轫之作。

（清代对杜诗作注的浦起龙说“是为乐府创体，实乃乐府正字”）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5、《丽人行》：七古，约作于天宝十二载春（公元753年）。作品对杨国忠兄妹三月三游曲江的奢华、*靡、极尽铺排状绘。虽然全诗未着一句讽刺断语，但却寓嘲讽于形象描述之中，对杨氏一族权倾朝野的不可一世进行了大胆地暴露，这也是一首自命新题的乐府诗。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6、《前出塞九首》：五古，约作于天宝末年。作品描写争战生活给广大百姓带来的痛苦，揭露讽剌唐王朝穷兵黩武的拓边政策。从艺术看，组诗有独创性：第一、虽然采取常见的乐府旧题，但在体制上具有开创意义，它用九首诗的规模，从征戍者初出家门到旅途征战中直至立功受赏，把征戍生活在的各个环节、顺序串联起来，结构严谨、完整。第二、作品采用独特的第一人称写法，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内心感受为基本叙述线索，再现了战争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场景和画面，尤其突出了征戍者精神世界的表现，因而较之同类作品，组诗对揭露不仅更显示出一种真切感、立体感，也更具典型性和深刻性。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其一）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其六）

7、《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五古，作于天宝十四载11月（公元755年），安史判乱暴发前夕。作品以歌咏怀抱为中心，以赴奉先县的行踪为线索，着重剖白自己的出处（官、野生活）的痛苦以及个人遭遇的不幸。本篇在中国诗歌史上及杜甫研究中，具有如下意义：1作品将咏怀与纪行结合起来，写景抒情描写议论交替运用，在写法上具有开创性。2虽以咏怀为中心，但同时又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大胆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荒*奢侈，其规模之宏大，具有一代史诗性质。3作品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杜诗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基调和沉郁顿挫的主导风络，是了解诗人的思想性格、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杜诗基本特征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8、《后出塞五首》：五古，写在天宝十四载冬（公元755年），安史判乱之初。作品通过一个士兵自述其从应募从军河北到最后逃归故里为见闻感受，揭露安禄山从边功邀赏气焰日益嚣张，到终于发动判乱的历史真相。一方面表明诗人反对判乱，拥护统一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委婉地指出了唐玄宗宠信边将，养痈遗患的事实。五首诗以一个士兵的亲身经历为写作顺序，以其内心感受与思索为重点，首尾相联，结构完整，其基本写法与前出塞九首接近。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其一）

“立将位盖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其四）

第三节陷贼与为官时期（肃宗至德元年－乾元二年末、756－759、45－48岁）

八、陷贼与为官时期作品情况概述（四点）

1 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国家百姓最艰难，杜甫个人生活最动荡的一个时期。但也是杜诗内容最充实的时期，作品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阔而深刻。

2 这也是杜诗写实主义精神表现的最充分的时期，具体表现有三：A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把握，诗人的情感、笔触都随着时代的脉搏而动。B最深入、最具体的百姓苦难的描绘，显示着强烈的人民性。C最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杜甫的一喜一忧、一言一动都与国家命运，战争进程息息相关，充分显示着诗人渴望统一，反对战乱的动人情感，充分表现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

3 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完全形成并充分体现的时期，浓郁的悲剧气氛，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感，深广的社会风格内涵，乃是构成这一风格的主要因素。

4 这时期的250首诗中，有五律约百首，由工稳变的沉痛，显示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有五古90首，七古22首，这体现了这一时期最高成就的两个体裁，也是最充分显示着沉郁顿挫风格的两个品种。

此时期的代表作品：

9、《月夜》：五律，作于公元756年8月，肃宗至德年间，为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深陷长安时的作品。诗篇以自己长安望月，怀念家人为起因写作品为原由，想象妻子在鹿 州月望月怀念家人的情景，以将来夫妻依偎同望明月的期盼作结。作品表现的是思念之情，反应的却是乱离之苦，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结束战乱，天下太平的渴望与热盼，因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平”

构思立意较新颖，打破了时间、空间的概念。

10、《春望》：五律，写于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3月），是杜甫被叛军俘获，深陷沦落叛贼之首长安时所作。作品触景生情，把山河破碎的感伤与思念家人的悲凉熔汇在一起，寓情于景，意在言外。表现对太平统一的渴望，是首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

11、《哀江头》：七古，继承了乐府传统，新立题意。写于肃宗至德二载春，与<春望>同时是他陷贼长安时的作品。诗篇从潜行曲江，干门紧闭，蒲柳自恨的凄凉景写起（实以乐景写悲），继而追忆当年长安的繁华。表现了沉痛的“黍离之悲”，也对李隆基、杨玉环的荒*奢侈，既祸国也害已的一种讽刺，是感时伤世的动人诗篇。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12、《羌村三首》：五古，写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年8月），任左拾遗时回鹿 州探家时所作。

作品一方面描述自己流离失散后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另一方面也表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并暗寓了对于个人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写得生动朴实，洋溢着极浓郁的生活气息。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一）

13、《北征》：肃宗至德二载（757年8月），在左拾遗任上自奉翔行在归鹿 州探望家室所作，是杜集中最长的一首五言古体诗（700字）。它以夹叙夹议的写法将归途与归家后的所见所感，战乱中的百姓苦难以及自己对平乱中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借兵回纥，铲除诸杨（杨国忠、杨贵妃…）的看法依次写出。这是在杜甫的政治倾向，思想性格和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等问题的研究极其重要的作品，也是同五百字一起对后世这类纪行诗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14、《洗兵马》：杜集中最长的七言古体诗，（48句×7＝336字）。约为肃宗乾元二年作（公元759年）。作品以爱国主义激情一方面歌颂了关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歌颂了平叛有公的李俶，李光弼、郭子仪、张稿、房琯、王思礼等名将；别一方面也讽刺了那些“攀龙附凤”“为非作歹”的小人；同时表达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美好愿望，气势奔放，理想色彩浓烈是本篇突出特点。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15、“三吏”“三别”：五古，新题乐府诗（新安吏、潼关吏、石濠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肃宗乾元二年（759年3月），杜甫自洛阳回化州司公务军任所，就途中亲见唐王朝征兵拉夫情况所写。

作品一方面对毫无章法的征集中男甚至老翁、老妪给百姓带来灾难表示不满，别一方面又不得不

从平乱大局考虑，忍悲含泪，勉励百姓应征参战，这是一组深刻反映了历史真实的优秀诗篇。不

仅极具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也是中国诗史上影响较大颇具艺术价值的作品。它以组诗群的形式

把映重大社会生活内容的开创性作法选取高度典型的事件、场景概括某人社会现象的典型化创作

原则。以鳏寡孤独这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为艺术关照，为反映重心的所表现出的诗人良知以及高超

的叙事艺术，鲜明的时代特征等，都为后世诗人、作家提供了学习典范。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

16、《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同谷七歌）：肃宗乾元二年十一月（759年），杜甫寓居成州同谷县（即现在甘肃成县）所作，这是诗人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七首诗长歌当哭，皆以八句成篇，将自己濒临绝境的惨状，弟妹天各一方的骨肉离散（4弟2妹）以及政治失意和故乡难归的感慨等一一道来。其情之苦，其声之悲催人泪下，是一组感染力极强的作品。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其一）

第四节漂泊西南时期(肃宗上元元年-代宗大历五年，760-770年，49-59岁)

九、杜甫飘泊西南时期的诗歌特点

1数量大，诗人虽然流落异乡，而且进入晚年，但创作却更加勤奋，现存诗1072首，相当于前三个时期总和的3倍，占全部作品的73％，仅夔州不到两年就有485首。

2．题材内容丰富，诗人不仅把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以及生活感受全都写入诗中，而且还留下不少回忆、反思过去经历的自传体作品。如《忆乡》《壮游》《夕游》《遣怀》《往在》《八哀》等，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关心国家命运、反映民生疾苦总是不能改变的重要内容。

3近体诗居多（格律诗）占此时期全部诗作的70％，杜集中的31首五绝为此间所作，107首七绝中的105首为此间所作，五律550首中481首为此间所作，七律151首中125首为此间所作，其它如五排、七排也为此间作品。杜甫对格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正所谓“晚节鉴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4抒情气氛浓郁，此时的杜甫贫病交加，加之年已垂暮，作品往往呈现着一种无法排解的沉郁、感伤、悲凉的情绪。

17、《蜀相》：七律。写于肃宗上元元年春（760年春）是杜甫刚入蜀时，由成都武候祠所作。诗篇对诸葛亮一生辅佐二主的匡时雄略与报国苦衷极尽歌颂，并把怀古与抒怀融汇在一起，诗人特别突出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实际上是寄托了自己“致君尧舜上”的理想难得实现的悲哀。在杜集中所有专咏和旁及诸葛亮的近20首诗中，本篇影响最大，在历代歌诸武侯诗中本篇也是影响最大的。

其中名句：“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8、《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七古（七言歌行）。写于肃宗上元二年秋（761年秋）。入蜀后的第二年，作于成都。写一场狂风大雨将自己屋顶的茅草卷走，屋漏床湿，长夜难眠的遭遇，并由此回忆战乱以来的痛苦经历，难得可贵的是诗人能由一己之痛苦联想到广大百姓的艰难，并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恸人呼喊，这种甘愿以个人的痛苦换得天下人幸福的精神，曾感动过白居易、王安石以及世世代代的千百万人。

19、《戏为六绝句》：七绝六首，约作于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前后）作品对瘐信、初唐四杰，屈原、宋玉都有所评价，也对当时文人随意贬斥前人的恶习进行批评，同时表明了自己对待前人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杜甫用一组绝句的形式评述文艺的开创性作法以及他对前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在中国文学史、批评史上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二）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其五）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其六）

20、《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写于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此时杜甫在在梓州。作品写闻说：安史之乱最后被平息的喜讯的狂喜之叹，以及否极泰来美好遐想，表现了饱尝战乱流漓之苦的人们对统一太平的歌颂与热盼，这是一首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优秀人作品，也是被后人誉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的作品。（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少有表现快乐之诗，从表现手法上看）

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1、《登楼》：七律。写于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由梓州再返成都时表现，登楼远眺的所见所感，抒发忧国伤时的感慨，正如沈德潜所说本篇“气象雄伟，笼盖宇宙”(<唐诗别裁>)是杜甫后期七律，沉郁苍凉，包蕴深广，凝炼工稳，特色的典型代表作。

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22、《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七古。写于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寓居成都时，曹霸是与杜甫同时的著名画家，作品对画家高超的艺术才能进行称颂，亦述及家世。，此诗反映了杜甫的艺术修养与重视写神的审美追求。另外，本篇四句一转韵且平仄相间，写得自由洒脱，淋漓酣畅，是一首有别于沉郁苍凉的另一种风格的代表。

名句：“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善画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23、《旅夜书怀》：五律。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五月，杜甫携家离成都经乐山、渝州（重庆）赴忠州途中夜泊长江岸边所作。前四句写景，既入微又雄阔，此为旅夜。后四句抒情，悲叹身世不遇，漂泊不定，所谓“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不过是极尽漂泊无以立身的牢骚反语，恰好从反面表明诗人一生都是以立功、立言、为执著追求的本篇工稳、凝炼、汪茫浑涵，为老杜五律的典型代表。

名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诵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此中名句很有可能受李白《渡荆门送别》“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影响。明代的胡应麟认为杜诗胜过李白。

24、《诸将》五首：七律，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秋，寓居夔州所作，这一组诗对当今武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能抵御吐蕃侵扰，借兵回纥，不能屯田自养，只求高官厚禄，不思报效国家，进行揭露抨击，也对王缙、严武有所赞扬，这组诗全以议论为诗，表现了诗人对国家的忧虑。

25、《秋兴》八首：七律，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秋，寓居夔州时所作，前三首由夔州秋景而生发漂泊之感和长安之思，后五首追忆长安夕日景象，归结到困居夔州的艰难境遇。作品把个人身世与国家盛哀联系在一起，把写景抒情议论融汇在一起，首尾相衔，或即景抒情或以古为喻，或直斥无隐，或欲说还休，是一组惨淡经营之作，故宋人谓喻之为“兴之入律者宗”历来为人所颂。

名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一）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其二）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其四）

26、《咏怀古迹》：五首。七律，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寓居夔州时所作，所谓古迹反映庾信故居、宋玉宅、昭君村、刘备永安宫和武侯祠，题作古迹而主要咏人，题作咏古主要咏怀。作品对五人事迹进行评述，皆或多或少的寄托了诗人自己漂泊失意之悲，在写法上五首诗各自独立，不相联属，显非一时一地之作。

名句：“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一）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其三）

27、《壮游》：五古。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秋。寓居夔州时所作。这是一首回忆自己从少年到“安史之乱”前后经历的自传体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很多杜甫个人的生活情况，也反映了唐王朝的一些政治情况，从艺术上看，本篇并无特别突出的成就，但却是研究杜甫生平、思想、性格最直接最可贵的材料，本篇与《昔游》、《遣怀》都是大历元年在夔州所写的自传体作品，都是研究杜甫生平的珍贵资料。

名句：“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