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交响曲》的情感起伏是什么？

1919年1月，英、法、美等27个国家正紧锣密鼓地商讨解决战后问题，全国上下绷紧了弦，等待外交部谈判归来，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巴黎和会”。就在这个时候，一部优美凄婉的中篇小说《田园交响曲》发表于法国期刊上，给战争中的国民带来一丝心灵抚慰。

《田园交响曲》是安德烈纪德的代表作品之一。由于纪德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富裕的宗教家庭，从小受到宗教教育的熏陶，他的作品大多以宗教为背景著写。其中，作品小说《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被誉为纪德的“道德三部曲”。

1947年，《田园交响曲》以“为了他广包性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的理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田园交响曲》主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位乡村牧师收养了一位盲人少女，牧师对盲女进行启蒙教育，使她脱离蒙昧。在教育的过程中，牧师一步步堕入情网，而盲女错把感激之情当作爱情。在治好双眼后，盲女明白她爱的是儿子亚科而不是父亲，她意识到这种爱给他们一家带来无尽的痛苦。于是，她决定以死来了结，假借采花的时机，失足落水身亡。

法国文学研究学者盛澄华先生曾对《田园交响曲》做出评论：“这场戏的精彩处正是牧师自身那种崇高的虚伪。人们往往能设法寻觅种种正大高尚的名义去掩饰自己的卑怯行为，因此纪德以为愈是虔诚的人，愈怕回头看自己。因此固有的道德的假面，才成为他唯一的屏障，唯一的藏身之所。”

这部小说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值得各位文人学者对其深究呢？

网络《田园交响曲》中的双重矛盾

1压迫的成长环境与向往自由的叛逆

安德烈纪德出生在宗教氛围浓烈的家庭，父母都是新教徒，从小受到诺曼底文化和普罗旺斯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浓厚的宗教环境下成长。

在原生家庭里，母亲认为“孩子应当顺从，而不需要明白为什么”，父亲则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向我解释清楚”，纪德从小就得接受这两种矛盾的教育观。

后来，父亲去世了，纪德跟随母亲前往外祖父家生活。尽管外祖父家生活条件优渥，但是封闭式的教育和严苛的家规，使得他长期处于紧张而忧郁的状态。

纪德渴望自由的思想，但他始终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他有自己的信仰，但有时候并不能理解和认同。从接受的角度来讲，纪德更多是被动接受母亲赋予的清教徒式教育。由此，也酿成了他叛逆的性格。

从纪德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到矛盾的存在，比如小说《窄门》里，阿丽莎深爱着杰罗姆，但因为她恪守清教徒的自我约束，认为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于是，她把所有的感情深埋于心底，最后积忧成疾，不幸身亡。

而在《田园交响曲》里，牧师信仰基督教，怀着善心拯救盲女，但因为他的私欲，掐掉了儿子亚科与盲女的爱情苗头，最终导致盲女走上绝路。

文学家莫言曾说：“任何一个作家创作都离不开其生活的根源，这个根源我想就他的故乡记忆、童年。他经历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在作品中留下痕迹。”

宗教信仰是纪德童年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后来也成为了他生活经历的一部分，这也是他的作品大多以宗教为背景的原因。

《窄门》和《田园交响曲》都是以悲剧收场，而造成悲剧的结局恰是人们信奉的上帝。纪德不仅仅是讽刺主人公阿丽莎、牧师的自欺欺人，也是讽刺宗教的无能。

2无私的拯救与自私的占有

纪德曾说：“真正的伪君子是一个已经无法觉察自己在行骗的人，是一个真诚的说谎者。”

故事里的牧师，就是个真诚的说谎者。

牧师出于善意收养了孤独无依的盲女热特律德，不顾妻子阿梅丽的反对，为热特律德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计划，他觉得作为牧师，他有责任履行“上帝”的意愿。

牧师不仅在热特律德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还要求阿梅丽帮他照顾热特律德，他的行为引起了阿梅丽的不满，她觉得：“你对你所有亲生的子女都没有像对她这样费心费力。”

但是，牧师对此却不以为然，还用基督教里“上帝找回迷途羔羊”的比喻，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多么有意义。然而，当牧师对热特律德教育没有效果时，他很快就有了放弃的想法，他说：“我对她的兴趣完全消失了，我感到失望极了，觉得自己不应该收留她。”

事实上，牧师不管家里的孩子，不帮妻子分担家务，执意要收养热特律德，还要求妻子帮她照顾少女，这里不禁让人怀疑牧师是不是真的那么无私？

得知儿子亚科喜欢少女时，牧师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亚科一顿辱骂，还警告他说：“作为热特律德的监护人，我再也不容许你跟她见面、讲话，不容许你再碰她一下。”

当亚科坦诚说出真实想法，他打算做热特律德的丈夫时，牧师想的却是：“我必须要阻挠这场婚姻，不管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在所不惜，我的本能就像良心一样真实可信，它要求我必须要这样做。”

面对儿子早恋的问题，牧师的想法和做法并不是出于父亲的角度，与儿子进行一次心与心的沟通，而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把儿子当成情敌，对儿子发出严厉的警告，这里再度看出牧师的私心与占有欲。在这部作品里，纪德借助牧师的形象，来揭示人性深处的黑暗面，还原人性固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明知道婚外情是禁忌，为什么牧师会允许自己深陷其中？

在作品里，纪德采用现实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妻子的形象。阿梅丽尽着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与义务，忙于照顾丈夫和孩子的起居生活。对于五个孩子的母亲来说，阿梅丽整日忙于家务，对生活感到疲惫是肯定的。

牧师忙于外面的事物，常常早出晚归，家务基本落在阿梅丽一人的肩上。尽管如此，阿梅丽依然支持和推崇牧师的工作。牧师在不与阿梅丽商量的情况下，收养了热特律德，她还是豁达地接受了少女的到来，为了洗澡换衣服，对她悉心照顾。

然而，当看到牧师把时间和精力投到热特律德身上时，阿梅丽为自己和孩子感到愤怒，她抱怨丈夫没有把时间花在有作为的事情上面。当看到牧师带着少女去看音乐会时，阿梅丽抱怨牧师：“你为她做的这些事，你从来都没为你的家人做过。”

看到牧师对少女做的种种，阿梅丽为自己和孩子感到不甘，而唠叨则成为她与丈夫抗衡的唯一武器，可是牧师却把妻子的话语当成抱怨与责骂。

在日记里，牧师曾这样写道：“等到夜幕降临时，我返回家中，所见所闻却总是充斥着苦闷、责怪与争吵，但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已经觉得非常疲倦了，休息与充满热忱的关怀才是我迫切想要得到的。”

牧师对阿梅丽的世俗产生了厌恶之感，以至于看到孩子萨拉都觉得“她模仿自己的妈妈，零零碎碎的俗事就是她唯一关注的对象，从她呆板的面部表情中，你根本就看不到她内心燃烧的丁点热情，只觉得她的脸就好像凝固了一般。”

与世俗的妻子和呆板的孩子相处，牧师觉得他是孤独的，而这种孤独感让他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家里的做法就是“躲到书房里去，相对而言，那地方更适合我。”

郁达夫(1896～1945)，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生。父郁士贤曾为塾师兼中医,后在富阳县衙当小职员。郁达夫3岁丧父，家道衰贫。7岁开始在家乡受启蒙教育，继到嘉兴、杭州等地求学。1913年即随长兄郁华赴日本学习，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郁达夫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小说、戏曲，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有浓厚兴趣，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涉猎了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从而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他和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同时创作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1923年又完成第2本小说集《茑萝集》。两部小说的出版,震惊了国内文坛。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先后在安庆政法学校、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又到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课。1926年3月，同郭沫若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回上海编辑《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这时郁达夫的思想比较激进。1927年 1月，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广州事情》一文，揭露广州政府的窳败。3月,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并敏锐地感到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卖革命的危机，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由于《广州事情》一文的发表，引起创造社内部的不同意见，复因整顿创造社出版部事务所产生的纠纷，郁达夫于1927年 8月脱离创造社。同年秋，参加革命政论性刊物《民众》的编辑工作。1928年 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主编《大众文艺》，并与钱杏□一起为中国革命济难会编辑文艺性半月刊《白华》。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在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威慑下,同年4月他举家由上海移居杭州，过着流连山水的隐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1936年 2月，就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又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1936年冬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学，向日本朝野人士力陈侵华之非计；并专程探望亡命日本已近10年的郭沫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末，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及家庭发生变故,客居南洋,在新加坡任《星州日报》副刊编辑，并任《华侨周报》主编，在海外坚持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华侨文化界的抗日工作。日军逼近新加坡后，撤退到荷属小岛石叻班让，后又辗转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在该地以办酒厂为掩护，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为占领印尼的日军胁迫，到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当翻译约达7、8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印尼人民和华侨，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在9月17日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 郁达夫一生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身在异乡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国后又遭到社会歧视，为个人生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写了当时青年处于军阀统治下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沉沦》、《茫茫夜》、《茑萝行》以及《采石矶》等小说问世后，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这些创作虽然充满感伤情调和变态性心理的描写，当时被认为有"颓废派"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色彩，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他在思想上、创作上受到卢梭、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本作家葛西善藏、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影响，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1923到1927年间,他还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微雪的早晨》等自己认为"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小说。但在参加进步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仍然在1927年写了《过去》、《迷羊》等刻画病态心理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32年发表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她》），小说反映了从"五四"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31年日军在上海发动淞沪战争期间，在社会大变动中的三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遭遇，并控诉了日军侵华的罪行；同年末又发表了在思想上艺术上最具有他晚期创作特色的小说《迟桂花》。以后，除在1935年发表最后一篇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出奔》外，他主要以写作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为主,如《钓台的春昼》、《移家琐记》及《寂寞的春潮》等，以闲适的笔调寄托自己感时忧国的心情。和小说一样，他的散文表现出直抒胸臆的率真，行文跌宕多姿,宛如行云流水,很有艺术魅力。晚年则主要写旧体诗抒发爱国的情感，其中《毁家诗纪》、《离乱杂诗》曾被海内外文坛传诵。在新文学作家中，他是以擅长写作旧体诗著称的。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 郁达夫才华洋溢,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虽身为"五四"新文学健将，思想上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但在文学创作上接受了不少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本人又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深深沾染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因此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他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富有才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艰苦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胡愈之曾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1928年起，郁达夫曾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全集》包括《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线集》，加上《忏余集》共 8卷。还有《日记九种》、《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达夫自选集》、《达夫所译短篇集》、《徒然草》（所译日本兼好法师的随笔集之片断）、《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及《闲书》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长兄郁华(在日军占领上海时期为日伪杀害)均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事业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1981年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了《郁达夫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他在国内外大部分尚未公开发表过的《郁达夫诗词抄》。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2卷。在日本,则出版了有关郁达夫的资料性专著《郁达夫集》（上、下）等。 故都的秋表达的情感如下： 读罢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文章里那种浓浓的秋意深深地吸引着我，那里的秋雨，那里的秋蝉，那里的秋果，那里的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富有韵味，令人遐想无限。 “文章将自然界的‘客观色彩’——故都的秋色，与作家内心的‘主观色彩’——个人的心情，自然地融化在一起”。全文紧扣‘清’、‘静’、‘悲凉’落笔，选材上着实精巧，作者不写鲜艳的香山红叶，也不写游人如织的颐和园，而是选择淡蓝的牵牛花、无声的槐树落蕊、衰弱的秋蝉的残声和悠长的秋雨，构成了一幅壮丽而落寞的风景画。 说它“美丽”，是因为这篇散文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北平的秋，其意境清静、幽远，令人感觉不到秋的萧萧与落寞，只是觉得北平的秋有花、有树、有秋雨、有秋蝉，还有秋天的果实。是那么的平常，可又那么充满生活气息，更可贵的是作者用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将其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遐思无限。真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飞到北平，飞进秋天。 说它“落寞”，是因为文章给读者看到的是冷清的秋色，听到的是寂寞的秋声。而这冷清的秋色和寂寞的秋声则浓缩到“清”、“静”、“悲凉”上。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槐花的落蕊中。像花又不像花的落蕊是北国之秋的“点缀”。早晨起来，脚踏上铺得满地的落蕊，声音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而那曾经美丽的落蕊被扫街的扫后，空留下一条条让人心寒的“丝纹”。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衰弱的秋蝉中。房前、屋后、草丝、树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秋蝉，长一阵、短一阵。阵阵流响；高一声、低一声，声声惹愁。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秋果中。屋角、茅房边上、灶房门口，一株株枣子树，用小椭圆的细叶，捧着一颗颗孤独的枣儿等着西北风吹红。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凄凉的秋风秋雨中。“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雨便息列索落地下起来；一阵雨过，乌云卷走，太阳又露出了脸。雨后村头树底，都市闲人缓慢悠闲地话凉。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中外比较中。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读本里又有欧阳子的“秋声”与苏学士的“赤壁”。“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你若去一翻英法德意等到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Anthology来，总能看到许多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这样比较的结论是“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悠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只是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地深，尤其在北方，更能“感受得到底”。 “清”、“静”、“悲凉”的落寞在南北比较中。南方要上郊外或山上才能见得到秋蝉“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南方的雨下得太多太溢太平常，北方的秋雨下得比南方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南方的秋只有一点点的“清凉”，“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让人“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而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南方的秋也有特异的地方，譬如“廿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丸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若与北国的秋比起来，就正像“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显然只有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 总的来说，《故都的秋》通篇无一“愁”字，话到唇边不言愁，但处处潜着“愁”的落寞。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作者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多个角度将北平的秋展现得似乎真实但又充满梦幻色彩，似乎很近但又很远。表达了作者对平静、清幽、充满鸟语花香的生活的向往。读者从这里，感受了真正的郁达夫，真正的北国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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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简介_

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1819531-1892326)，美国诗人、散文家、新闻工作者及人文主义者。他身处于超验主义与现实主义间的变革时期，著作兼并了二者的文风。惠特曼是美国文坛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自由诗之父美誉。他的文作在当代实具争议性。

他生前在美国从来不是个受欢迎的诗人，死后却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深受他影响的美国诗人和外国诗人。

非常艰难。所以，有时他也不得不回到父亲那里，兼职做做木工（或者做做木工，兼职写作）。他开始变得不修边幅，完全与之前判若两人。他改穿敞领的工人装、头戴宽边呢子帽，一手插兜，露出一副豪放的气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从照片上熟悉的惠特曼的标准形象。

惠特曼自称在三十岁后决心跳出政党政治的狡诈旋涡，转向精神领域的战斗。他在《过去历程的回顾》(1888)-文里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不过，诗歌之路也是荆棘丛生。他的传记资料显示，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惠特曼遭遇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精神危机，《当我与生命一起退潮时》即是见证，诗作明显蒙上了一层迷茫、沉郁之气：啊！失败，受挫，几乎屈身倒地，我对自己感到恼怒，悔不该大胆出声，如今才明白，在那些胡说八道又反过来害我的人中间，我从来丝毫没想到自己的身份，只知道在我傲慢的诗歌前，真正的我仍站在那里，没有触及，没有说明，根本没有接近，它退得远远的，以赞讽参半的手势和鞠躬把我嘲弄，对我所写的每个字都报以冷冷的讽刺和一阵阵哄笑，默默地指着这些歌，然后又指指沙上的脚印。

我发觉我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连一个东西也不懂，而且谁也不能，在这里看得见海的地方，大自然趁机突袭我，刺我，只因我曾经大胆地开口歌吟。

内战的直接影响就是使他摆脱了精神的苦闷，从过于抽象缥缈的永恒之思中醒转，投身到血与火的残酷现实（当然，永恒之思也是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维度）。1862年他的兄弟乔治作战受伤，惠特曼赶到弗吉尼亚去照料他，又在华盛顿住了很久。

实际上，他完全是主动地去充当护士，他不仅替伤兵包扎伤口，还代他们拟写家书，朗读诗文，为他们筹购应用物品，而且无论对于南军或北军，他都一视同仁。战争结束后他还一直干到了1872年。

内战结束后惠特曼的经济状况就一直捉襟见肘，曾两次去政府部门当小职员。1873年，五十四岁的惠特曼不幸中风，移居新泽西养病，和自己的兄弟乔治住在一起。到1885年惠特曼已经行走不便，包括马克吐温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还捐助他买了一辆二轮轻便马车。次年年底有人提出，惠特曼曾在医院义务工作多年，理应发给他一笔生活津贴，但是没有争取到。1888年4月惠特曼再次中风。1892年3月26日惠特曼在位于卡姆登的住所去世。

我们也许应该相信天才。如果不相信惠特曼是天才，我们在世界诗歌范围内就很难找到一个天才。不过，天才从来也不会从天而降。除开早年有限的学习不论，惠特曼整个青年时期的磨炼和自我教育，绝不是可以回避的事实。众所周知，《草叶集》在1855年出版时，惠特曼己届三十七岁，而诗歌史上另外一些奇才，如拜伦、普希金、兰波，基本都只活到或不到这个岁数。诗歌天才当然不能只以年龄而论，但说惠特曼并非一个早慧的人物，应无异议。其实，真正需要指出的是，惠特曼的奇才完全不在于他的早熟，而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和革新能力。

如果说惠特曼之前的大量文章只能算是为稻粱谋或练笔，文本价值并不重要，它们在其个人思想发展史上，却意义巨大。举一个仅涉文学的例子。在《本土文学》(1846)-文里，惠特曼开宗明义地写道：愿意看到这高尚的共和国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不受一切外国的有害影响的人，必须记住欧洲文学对我们的影响有不少的利，也有很大的害，我们希望对这害不再容忍下去。常有对英国作品的华而不实的斥责，这我们无意否认不过危害却往住在另外一方：凡盖了外国评论家认可的印章的，我们都盲目崇拜，一律接受仅仅是因为盖了这种印章。

比照当时的文学环境，设身处地看，年轻惠特曼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和洞察力，还是颇为不凡的：对于欧洲巨匠们的优秀创作，我们应该表示钦佩和尊敬（他列举了系列名字，包括莎士比亚、歌德、拜伦、卢梭、休谟、吉本等等，并阐明了他们各自的意义）。

但是，人们热衷的不是那些闪耀欧洲文化之光的星辰，却只是一些低劣的作家，而且忽视本土已经产生的杰出作品，这就不能容忍了：既然国内有这么多有名望的作家，那就不要让读书的人再屈尊去将就低劣的外国作家了。

在独立战争大约八十年后，美国的土地上的确已经结出一片文学的硕果：爱默生的《代表人物》(1850)、霍桑的《红字》(1850)、麦尔维尔的《白鲸》(1852)、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一一这还只是最著名的一部分。而且，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超验主义哲学的结合与突进，己不仅让民族文学意义上的美国文学呼之欲出，更使有识之士对于迎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诗人的诞生充满期待。此时，惠特曼的横空出世，就完全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了。

《草叶集》的出版是美国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但它的命运似乎特别地暗合古老的敌意一说。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诗坛上朗费罗、罗威尔一班人因循守旧的势力还占着上风。

巧合的是，也是在1855这一年，朗费罗发表了他的史诗《海华沙之歌》，一时间自然是好评如潮；而《草叶集》则只是由它籍籍无名的作者亲自排版印刷了几百本。除了送出若干本，几无销售记录，就连作者的一个亲兄弟随手翻了翻后，也深表诧异和不解。一个名诗人在收到《草叶集》后直接把它扔进了火炉。及至《草叶集》第二版(1860)出版时，《纽约时报》依然在攻击惠特曼诋毁了人类的最高典范。《草叶集》虽然名义上出版过九版，它在商业上遭受的冷遇是再明白不过的，连作者也明白无误地承认这一点。从问世直到作者逝世前亲自编订的临终版(1892)。在这三十多年里，美国文学界对它否定性的评价始终占了压倒性优势。而站出来支持并高度评价它的，只有爱默生、梭罗等不多的人物。而在英国，《草叶集》的运气反而要好得多，先后有威廉罗塞蒂、丁尼生等人对它表示极大的欣赏，更有安妮吉尔克利斯特夫人慧眼识珠，深为其天然的活力和广阔的视野所折服，并终生钟情于它的作者（此友谊一直持续到惠特曼最后的岁月，给诗人极大的慰藉）。

作为一个典型的一本书主义者，惠特曼在诗学上也许并无完整而统一的体系，但是，却并不缺乏根本性的原则一一有机论就是这样一条统领其终生的原则：为贯彻它，他一生不断倾心修订、补充、完善之，使其如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经历了发育、成长直至成熟的过程。

诗人把凝聚全部心血的作品以草叶命名，书中是有过点题的：这便是凡有陆地和水的地方都生长着草，而后来加入的《题铭集》里说得更清楚：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惠特曼就是要把自己作为全体的代表来抒写，写一部个人的史诗。阿根廷大诗人博尔赫斯以其独特的理解看出，这是一本绝对之书，一本书中之书，它包括了一切。3从《草叶集》临终版的结构，不难发现与其有机论对称的努力。全部四百余首诗作，《铭言》是为纲领；继之，《自己之歌》展现总体的精神风貌然后，《亚当的子孙》和《芦笛集》，犹如生命迈进青春的阶段，歌唱爱情和友谊的主题《候鸟集》《海流集》和《路边之歌》，所见即所是，如生命进一步展开，目击而诗存；《桴鼓集》和《林肯总统纪念集》记录生命和历史中相对激昂（或低回）的特殊阶段，呈现诗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对民主的礼赞这一主题；《秋之溪水》《神圣的死的低语》以及《从正午到星光之夜》，则是对应中老年的宁静与开阔之境最后，《别离之歌》《再见了，我的幻想》和《老年的回声》三辑，抒写生命的完满和余音。在这些辑名之下，各收录数量不等的诗篇，它们实为组诗，形如主题下的变奏。而在这些大型组诗之间，又安排了各自独立而互相联系的二十五首长诗，《从巴门诺克开始》到《巴门诺克一景》，它们形成多重间奏。如此主线和副线互相交叉，纵横交织，组成一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诗歌总集。

其实，《草叶集》初版只有十二首单独的作品，在之后三十多年里才逐步增补，最后完成。如果只读惠特曼的一首作品，我以为仍然应该是初版的开卷之作《自己之歌》；不过当时它并没有题目，第二版时才题为《关于一个美国人一一瓦尔特惠特曼》，第七版时确定为《自己之歌》。这也许是诗中最著名的诗节：瓦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之子，粗暴、胖壮、多欲、吃着、喝着、生殖着，不是感伤主义者，不凌驾于男人和女人之上，也不脱离他们，不谦逊也不放肆。

（《自己之歌》）

这些诗句定下了诗人此后一生的基调，无论从观念还是形式上，彻底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拉开了距离；现在《草叶集》已被公认为美国现代诗的一个源头。惠特曼就像一个诗歌里的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全部人类活动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他以一种近乎宗教的狂热歌颂平凡人生的庄严和神圣，在强烈而乐观的民主精神的启示下，拥抱全体国民，与美利坚合众国合成一体。他特别赞美民主所赖以存在的每一个人的个体，而每一个体又代表全体和宇宙。他的泛神论的思想使他具有了神和人合一的力量，尤其值得一书的是，他特别强调个体的尊严，而他每次说到个体时，绝不是在说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强调个体存在的肉身性质，都是有性别、有思想、有情感、有灵魂的现代人。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我说不单止外貌和脑子，整个的形体更值得歌吟，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现代的人，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他愉快，能够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虽然在更早的英国诗人布莱克那里可以发现一些惠特曼思想的苗头，但毫无疑问是惠特曼使这种思想得以放大、彰显和强调。

他早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认识到，性的健康意识乃是精神健康和人类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这样的超前意识显然使他不见容于19世纪的文化观念，特别是美国那种清教徒的氛围，因为在当时多数人的头脑里，不仅肉比灵低级，性更是人的内在罪恶的外在表现。惠特曼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克服了灵与肉的二元论，他理想的现代人就是一个灵和肉的统一体，一个生理和心理并重的全面的整体。

《草叶集》里大量带有冒犯性质的诗句，在当时被指责为*诗，连极欣赏惠特曼才华的爱默生，也有意从全书出版的考虑，劝说作者采取规避的策略，但惠特曼拒绝了，而且直至晚年也没有后悔。惠特曼如此固执，并不是要一味醉心于生的欢乐，更主要是他意识到，在一个新的国家里新的生活必须挑战并最终清除旧大陆虚伪盛行的禁欲主义，以及一切封建禁忌的残留物。这是创造一个自由人的新社会必然的要求，也是他忠于民主理想的意志体现。

此外，惠特曼也有自己关于身体的玄学，他渴望与空间合一，也渴望与时间合一。对于他，星辰的运行和草的成长不分上下，死亡是美的高潮，是与历史结合的手段。这些不无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遍布他不时予人以自我重复之感的诗行里，今天看来多少已被祛魅了，读者也许不一定认同，但不妨作同情之理解。我倒觉得，一个总是正确的诗人，多少是有些乏味的。

惠特曼对于现代诗的贡献，当然不只于观念的革新，他在形式的独创上，影响更是极大而深。这就是他用来表现其丰富内容的自由体诗，看似完全不拘于一切修辞和诗律，一副任我行的架势，实际上却极有讲究。他独创的自由诗，不讲传统诗歌的外在韵律，却以气为主，十分注重诗行本身的内在节奏，大开大阖、抑扬顿挫才是他追求的神韵，特别是在那些长诗里，歌剧式的宣叙调和咏叹调交错运用，其奇妙的艺术效果迄今读来也仍然令人佩服不己。

惠特曼的自由，在诗艺上并不是表现为无规则，而是丰富和恰当。多数时候惠特曼是一个直抒胸臆的诗人，但他其实非常在意言外之意的传达，这在他的一些短诗里尤其如此。散文化可说是做诗的大忌，可是，那些极有可能流于散文化的描写和叙述，一经惠特曼之手就体现出无比豪放的气势、气象万千的格局。与其说惠特曼是打破散文和诗歌壁垒的高手，不如说惠特曼就是一个重新确立诗歌标准的立法者。有趣的是，惠特曼不仅因为其惊世骇俗的内容而屡遭误解，他也还被人讥讽为一个形式主义者。

惠特曼的创造性，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他那种不讲韵律的平行句式，就受惠于詹姆斯翻译的《圣经》句法。

诗人也曾坦言这一点，不仅可信，也是完全可以验证的。此外，绘画、一生爱好的意大利歌剧，这些无不都在帮助他形成个人的诗歌风格。而在这一切之上，向生活和自然本身的学习，可以说更是他的创造性的根本。有研究者认为，大海可能是惠特曼最大最深的灵感之源。海流给予他的启示，也许超过了一切。

难怪他一生追求不急也不停地向前奔流的风格。

后世模仿惠特曼的人多如牛毛，但是往往忽略了自由诗其实是在限制中开辟道路的道理。他们往往只学到惠特曼的皮毛，比如他标志性的列举法，有时学到的甚至只是缺点，因为不具有他身上那样挥霍不尽的热情和深阔宏大的气象，学到的只是他的散漫，甚至是沉闷。

虽然惠特曼生前就己得到过一些承认并产生一些影响，但与其开创性的功绩是完全不相称的，直到20世纪，他的影响才遍及全世界，这种影响在1930年代达到极点。他对于美国现代诗的启示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在现代派兴起后，以庞德对于惠特曼的态度最为典型，他在克服个人偏见后，终于承认惠特曼的伟大成就：惠特曼是美国的诗人。他就是美国。意象派的崛起，一方面继承了惠特曼对日常语言的运用、新节奏的创造、对题材的自由选择，又提出了意象的表现和高度集中的原则，这些无疑属于创造性的发展。意象派也是看到了惠特曼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

到了1960年代，垮掉派的核心人物金斯堡更是奉惠特曼为自己的精神父亲，无论在诗歌形式还是诗歌精神上，都似得了惠特曼的嫡传。

2005年为纪念《草叶集》出版一百五十周年，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为企鹅经典版《草叶集》所写的导言里，称惠特曼是美国想象力之父，他列举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著作，包括爱默生《生活的准则》、麦尔维尔《白鲸》和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布鲁姆认为它们没有一部具有像《草叶集》那样经典的中心地位。

在我国，惠特曼对于新诗开创人物郭沫若的影响，具体对《女神》的刺激和启发，更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史常识。而对《草叶集》的译介，1930年代以来有不同译本先后问世，对惠特曼的学术研究也持续深入。但是，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认识和理解，谁能说就已经足够了呢？

博尔赫斯曾以一首十四行诗状写惠特曼的晚年情状，仿佛要概括大诗人的一生，无疑也是一首大师致敬大师的作品，恭录于此，以表敬意：咖啡喝报纸的气味。

星期天和它的索然。这是早晨。

一些寓言诗装饰着倏然翻过的

纸业：一个幸福的同行所写的

浮泛的五音步诗行。这老人躺在他那令人尊敬的穷人的房间，四肢伸开，面色苍白。他懒散地瞥见倦怠的镜子。他的眼睛看到一张脸。他无动于衷地想道：这张脸孔就是我。他把乱摸的手伸向纷乱的胡须和不中用的嘴。

终点在望。他宣布：我即将死去，而我的诗歌写出了生命和它的光辉。我是沃尔特惠特曼。

惠特曼经典语录

1不求苍天俯就我的美意，但求永远恣意挥洒。《自我之歌》

2港口已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大众在欢呼呐喊，目迎我们从容返航，我们的船长威武而勇敢。《哦，船长，我的船长》

3过去、未来、尊严、爱情假如它们于你是虚无的，你于它们也是虚无的。《草叶集》

4呵，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草叶集》

5黑夜中独自落下的眼泪，在苍白的海岸上滴落，滴落，任沙粒吸净。眼泪星光一丝不见，四下一片荒凉和漆黑。《眼泪》

6肯定就十分肯定，垂直就绝对笔直，扣得紧，梁木之间要对携。像骏马一样健壮，多情、傲慢，带有电力，我与这一神秘事实就在此地站立《歌唱我自己》

7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草叶集》

8你以为只能有一个上帝吗？我们认定可以有无数个上帝，而且一个不会抵消另一个，如同一条视线不会抵消另一条人们只有觉悟到自身的至高无上，他们才能至善、崇高。《草叶集》

9时钟指示出瞬息片刻但什么能指示出永恒？《草叶集》

10我唯一确定的是，人类或诗歌的最终的内在的升华是它对死亡的想法。《草叶集》

11我无论生活在哪里，遇到任何意外都要保持自我平衡，面对黑夜，风暴，饥饿，嘲弄，事故，挫败，都要像树木和动物那样坚韧。《草叶集》

12我要将那最娇嫩的枝叶做成棺木；来埋葬你的清新脱俗《草叶集》

13我自己的骄傲的刺，刺痛着我和它刺痛别人一样狠《草叶集》

14因寒冷而打颤的人，最能体会到阳光的温暖。经历了人生烦恼的人，最懂得生命的可贵《草叶集》

15在三年瘫痪的禁闭之后，在战争及其创伤与死亡的漫长的紧张之后，这是多么珍贵、给人安慰、使人康复的时光。《典型的日子》

惠特曼《草叶集》语录

在你所熟悉的东西中找到最好的，或者像最好者一样好，

在你最亲近的人中找到最中意的、最强健的和最爱你的幸福、知识，不在别处而在这里。——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

我坐着，观望世界上所有的忧患，所有的压迫和耻辱

看着，听着，一声不响。没有哪座为自由而牺牲者的坟墓不长出自由的种子，而种子又必然生出种子，春风带它们到远方播种，雨雪将滋养它们。

没有哪个被解脱躯壳的灵魂是暴君的武器所能吓跑，

它将在大地上到处无形地前进，低语着，商量着，告诫着。自由，让别人对你失望去吧---- 人生大全---我永远不对你失望。我既老且幼，既愚且智，既无视于他人，又关切他人，

既具母性，又具父性，

如同幼儿，也如成人，兼具粗鄙，及精美的品质，多国之国，最小者与最大者又有何异我如空气般消逝，自淡微的阳光中卸下白鍊，在海风中伸展身体，

让它在锯齿中漂流。

我将自己化为尘土，以滋养深爱的青草地，如果你还要我，请在你的鞋跟底下找我。你几乎不瞭解谁是我，或我所意指，但我仍将照拂你的健康，且滤清你的血液。

找不到我，

要继续努力，此处寻未著，可往别处寻，我会在某处等你。——惠特曼《草叶集》我的声音追踪着我的眼睛所达不到的东西，

我以我的舌头的转动绕便无数的大千世界。

沃尔特·肯经典语录

1但是，他劝顾客进餐，指示服务生未经顾客要求就往人家盘子里加菜，这很不明智，对顾客是一种蔑视。《在云端》

2定位精准，于主流俱进，感觉真好。就算明天狂风怒号，随他去。《在云端》

3飞机就像一辆厢式货车，货物里面也包括了人。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徒占重量而已；要按重量论运费，运人不及运快递或者邮件有利可图。《在云端》

4根据我的经验，搞家族企业要冒风险，到头来，难免家族和企业两者都不保。《在云端》

5可随大流有什么错我倒不是追求大家的认同，只是想从人们的激情中获取力量。《在云端》

6人们的机票等级越高，骂起人来声音就越响亮。相比之下，经济舱反倒是一片净土。《在云端》

7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目的地的旅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遇见怎样的未来。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只是一味的狂奔，却忘记了旅行的意义。

8人生有伴更好过。《在云端》

9我的目标是每天至少说三个新词儿。一开始，举步维艰，挺上去像括号里或引号里用的字眼，不过后来就运用娴熟了。唯一的问题是，世界变得视觉化了，我只好反复澄清自己的说法。＜妙语连珠＞的潜台词在于:巧妙言辞能在商业竞争中获得优势。《在云端》

10星星从白天隐藏的角落慢慢的爬升出来,而那些天边的微光中会有一个更为明亮的,它就是我的机翼划过的痕迹,祝福着其他人,悄然拂过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副机长。《在云端》

11要为自己不容置疑的个人终极特点道歉，等于是为你生存在世上而致歉。《在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