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惠特曼简介

沃尔特·惠特曼简介_

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1819531-1892326)，美国诗人、散文家、新闻工作者及人文主义者。他身处于超验主义与现实主义间的变革时期，著作兼并了二者的文风。惠特曼是美国文坛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自由诗之父美誉。他的文作在当代实具争议性。

他生前在美国从来不是个受欢迎的诗人，死后却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深受他影响的美国诗人和外国诗人。

非常艰难。所以，有时他也不得不回到父亲那里，兼职做做木工（或者做做木工，兼职写作）。他开始变得不修边幅，完全与之前判若两人。他改穿敞领的工人装、头戴宽边呢子帽，一手插兜，露出一副豪放的气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从照片上熟悉的惠特曼的标准形象。

惠特曼自称在三十岁后决心跳出政党政治的狡诈旋涡，转向精神领域的战斗。他在《过去历程的回顾》(1888)-文里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不过，诗歌之路也是荆棘丛生。他的传记资料显示，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惠特曼遭遇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精神危机，《当我与生命一起退潮时》即是见证，诗作明显蒙上了一层迷茫、沉郁之气：啊！失败，受挫，几乎屈身倒地，我对自己感到恼怒，悔不该大胆出声，如今才明白，在那些胡说八道又反过来害我的人中间，我从来丝毫没想到自己的身份，只知道在我傲慢的诗歌前，真正的我仍站在那里，没有触及，没有说明，根本没有接近，它退得远远的，以赞讽参半的手势和鞠躬把我嘲弄，对我所写的每个字都报以冷冷的讽刺和一阵阵哄笑，默默地指着这些歌，然后又指指沙上的脚印。

我发觉我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连一个东西也不懂，而且谁也不能，在这里看得见海的地方，大自然趁机突袭我，刺我，只因我曾经大胆地开口歌吟。

内战的直接影响就是使他摆脱了精神的苦闷，从过于抽象缥缈的永恒之思中醒转，投身到血与火的残酷现实（当然，永恒之思也是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维度）。1862年他的兄弟乔治作战受伤，惠特曼赶到弗吉尼亚去照料他，又在华盛顿住了很久。

实际上，他完全是主动地去充当护士，他不仅替伤兵包扎伤口，还代他们拟写家书，朗读诗文，为他们筹购应用物品，而且无论对于南军或北军，他都一视同仁。战争结束后他还一直干到了1872年。

内战结束后惠特曼的经济状况就一直捉襟见肘，曾两次去政府部门当小职员。1873年，五十四岁的惠特曼不幸中风，移居新泽西养病，和自己的兄弟乔治住在一起。到1885年惠特曼已经行走不便，包括马克吐温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还捐助他买了一辆二轮轻便马车。次年年底有人提出，惠特曼曾在医院义务工作多年，理应发给他一笔生活津贴，但是没有争取到。1888年4月惠特曼再次中风。1892年3月26日惠特曼在位于卡姆登的住所去世。

我们也许应该相信天才。如果不相信惠特曼是天才，我们在世界诗歌范围内就很难找到一个天才。不过，天才从来也不会从天而降。除开早年有限的学习不论，惠特曼整个青年时期的磨炼和自我教育，绝不是可以回避的事实。众所周知，《草叶集》在1855年出版时，惠特曼己届三十七岁，而诗歌史上另外一些奇才，如拜伦、普希金、兰波，基本都只活到或不到这个岁数。诗歌天才当然不能只以年龄而论，但说惠特曼并非一个早慧的人物，应无异议。其实，真正需要指出的是，惠特曼的奇才完全不在于他的早熟，而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和革新能力。

如果说惠特曼之前的大量文章只能算是为稻粱谋或练笔，文本价值并不重要，它们在其个人思想发展史上，却意义巨大。举一个仅涉文学的例子。在《本土文学》(1846)-文里，惠特曼开宗明义地写道：愿意看到这高尚的共和国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不受一切外国的有害影响的人，必须记住欧洲文学对我们的影响有不少的利，也有很大的害，我们希望对这害不再容忍下去。常有对英国作品的华而不实的斥责，这我们无意否认不过危害却往住在另外一方：凡盖了外国评论家认可的印章的，我们都盲目崇拜，一律接受仅仅是因为盖了这种印章。

比照当时的文学环境，设身处地看，年轻惠特曼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和洞察力，还是颇为不凡的：对于欧洲巨匠们的优秀创作，我们应该表示钦佩和尊敬（他列举了系列名字，包括莎士比亚、歌德、拜伦、卢梭、休谟、吉本等等，并阐明了他们各自的意义）。

但是，人们热衷的不是那些闪耀欧洲文化之光的星辰，却只是一些低劣的作家，而且忽视本土已经产生的杰出作品，这就不能容忍了：既然国内有这么多有名望的作家，那就不要让读书的人再屈尊去将就低劣的外国作家了。

在独立战争大约八十年后，美国的土地上的确已经结出一片文学的硕果：爱默生的《代表人物》(1850)、霍桑的《红字》(1850)、麦尔维尔的《白鲸》(1852)、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一一这还只是最著名的一部分。而且，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超验主义哲学的结合与突进，己不仅让民族文学意义上的美国文学呼之欲出，更使有识之士对于迎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诗人的诞生充满期待。此时，惠特曼的横空出世，就完全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了。

《草叶集》的出版是美国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但它的命运似乎特别地暗合古老的敌意一说。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诗坛上朗费罗、罗威尔一班人因循守旧的势力还占着上风。

巧合的是，也是在1855这一年，朗费罗发表了他的史诗《海华沙之歌》，一时间自然是好评如潮；而《草叶集》则只是由它籍籍无名的作者亲自排版印刷了几百本。除了送出若干本，几无销售记录，就连作者的一个亲兄弟随手翻了翻后，也深表诧异和不解。一个名诗人在收到《草叶集》后直接把它扔进了火炉。及至《草叶集》第二版(1860)出版时，《纽约时报》依然在攻击惠特曼诋毁了人类的最高典范。《草叶集》虽然名义上出版过九版，它在商业上遭受的冷遇是再明白不过的，连作者也明白无误地承认这一点。从问世直到作者逝世前亲自编订的临终版(1892)。在这三十多年里，美国文学界对它否定性的评价始终占了压倒性优势。而站出来支持并高度评价它的，只有爱默生、梭罗等不多的人物。而在英国，《草叶集》的运气反而要好得多，先后有威廉罗塞蒂、丁尼生等人对它表示极大的欣赏，更有安妮吉尔克利斯特夫人慧眼识珠，深为其天然的活力和广阔的视野所折服，并终生钟情于它的作者（此友谊一直持续到惠特曼最后的岁月，给诗人极大的慰藉）。

作为一个典型的一本书主义者，惠特曼在诗学上也许并无完整而统一的体系，但是，却并不缺乏根本性的原则一一有机论就是这样一条统领其终生的原则：为贯彻它，他一生不断倾心修订、补充、完善之，使其如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经历了发育、成长直至成熟的过程。

诗人把凝聚全部心血的作品以草叶命名，书中是有过点题的：这便是凡有陆地和水的地方都生长着草，而后来加入的《题铭集》里说得更清楚：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惠特曼就是要把自己作为全体的代表来抒写，写一部个人的史诗。阿根廷大诗人博尔赫斯以其独特的理解看出，这是一本绝对之书，一本书中之书，它包括了一切。3从《草叶集》临终版的结构，不难发现与其有机论对称的努力。全部四百余首诗作，《铭言》是为纲领；继之，《自己之歌》展现总体的精神风貌然后，《亚当的子孙》和《芦笛集》，犹如生命迈进青春的阶段，歌唱爱情和友谊的主题《候鸟集》《海流集》和《路边之歌》，所见即所是，如生命进一步展开，目击而诗存；《桴鼓集》和《林肯总统纪念集》记录生命和历史中相对激昂（或低回）的特殊阶段，呈现诗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对民主的礼赞这一主题；《秋之溪水》《神圣的死的低语》以及《从正午到星光之夜》，则是对应中老年的宁静与开阔之境最后，《别离之歌》《再见了，我的幻想》和《老年的回声》三辑，抒写生命的完满和余音。在这些辑名之下，各收录数量不等的诗篇，它们实为组诗，形如主题下的变奏。而在这些大型组诗之间，又安排了各自独立而互相联系的二十五首长诗，《从巴门诺克开始》到《巴门诺克一景》，它们形成多重间奏。如此主线和副线互相交叉，纵横交织，组成一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诗歌总集。

其实，《草叶集》初版只有十二首单独的作品，在之后三十多年里才逐步增补，最后完成。如果只读惠特曼的一首作品，我以为仍然应该是初版的开卷之作《自己之歌》；不过当时它并没有题目，第二版时才题为《关于一个美国人一一瓦尔特惠特曼》，第七版时确定为《自己之歌》。这也许是诗中最著名的诗节：瓦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之子，粗暴、胖壮、多欲、吃着、喝着、生殖着，不是感伤主义者，不凌驾于男人和女人之上，也不脱离他们，不谦逊也不放肆。

（《自己之歌》）

这些诗句定下了诗人此后一生的基调，无论从观念还是形式上，彻底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拉开了距离；现在《草叶集》已被公认为美国现代诗的一个源头。惠特曼就像一个诗歌里的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全部人类活动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他以一种近乎宗教的狂热歌颂平凡人生的庄严和神圣，在强烈而乐观的民主精神的启示下，拥抱全体国民，与美利坚合众国合成一体。他特别赞美民主所赖以存在的每一个人的个体，而每一个体又代表全体和宇宙。他的泛神论的思想使他具有了神和人合一的力量，尤其值得一书的是，他特别强调个体的尊严，而他每次说到个体时，绝不是在说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强调个体存在的肉身性质，都是有性别、有思想、有情感、有灵魂的现代人。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我说不单止外貌和脑子，整个的形体更值得歌吟，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现代的人，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他愉快，能够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虽然在更早的英国诗人布莱克那里可以发现一些惠特曼思想的苗头，但毫无疑问是惠特曼使这种思想得以放大、彰显和强调。

他早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认识到，性的健康意识乃是精神健康和人类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这样的超前意识显然使他不见容于19世纪的文化观念，特别是美国那种清教徒的氛围，因为在当时多数人的头脑里，不仅肉比灵低级，性更是人的内在罪恶的外在表现。惠特曼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克服了灵与肉的二元论，他理想的现代人就是一个灵和肉的统一体，一个生理和心理并重的全面的整体。

《草叶集》里大量带有冒犯性质的诗句，在当时被指责为*诗，连极欣赏惠特曼才华的爱默生，也有意从全书出版的考虑，劝说作者采取规避的策略，但惠特曼拒绝了，而且直至晚年也没有后悔。惠特曼如此固执，并不是要一味醉心于生的欢乐，更主要是他意识到，在一个新的国家里新的生活必须挑战并最终清除旧大陆虚伪盛行的禁欲主义，以及一切封建禁忌的残留物。这是创造一个自由人的新社会必然的要求，也是他忠于民主理想的意志体现。

此外，惠特曼也有自己关于身体的玄学，他渴望与空间合一，也渴望与时间合一。对于他，星辰的运行和草的成长不分上下，死亡是美的高潮，是与历史结合的手段。这些不无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遍布他不时予人以自我重复之感的诗行里，今天看来多少已被祛魅了，读者也许不一定认同，但不妨作同情之理解。我倒觉得，一个总是正确的诗人，多少是有些乏味的。

惠特曼对于现代诗的贡献，当然不只于观念的革新，他在形式的独创上，影响更是极大而深。这就是他用来表现其丰富内容的自由体诗，看似完全不拘于一切修辞和诗律，一副任我行的架势，实际上却极有讲究。他独创的自由诗，不讲传统诗歌的外在韵律，却以气为主，十分注重诗行本身的内在节奏，大开大阖、抑扬顿挫才是他追求的神韵，特别是在那些长诗里，歌剧式的宣叙调和咏叹调交错运用，其奇妙的艺术效果迄今读来也仍然令人佩服不己。

惠特曼的自由，在诗艺上并不是表现为无规则，而是丰富和恰当。多数时候惠特曼是一个直抒胸臆的诗人，但他其实非常在意言外之意的传达，这在他的一些短诗里尤其如此。散文化可说是做诗的大忌，可是，那些极有可能流于散文化的描写和叙述，一经惠特曼之手就体现出无比豪放的气势、气象万千的格局。与其说惠特曼是打破散文和诗歌壁垒的高手，不如说惠特曼就是一个重新确立诗歌标准的立法者。有趣的是，惠特曼不仅因为其惊世骇俗的内容而屡遭误解，他也还被人讥讽为一个形式主义者。

惠特曼的创造性，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他那种不讲韵律的平行句式，就受惠于詹姆斯翻译的《圣经》句法。

诗人也曾坦言这一点，不仅可信，也是完全可以验证的。此外，绘画、一生爱好的意大利歌剧，这些无不都在帮助他形成个人的诗歌风格。而在这一切之上，向生活和自然本身的学习，可以说更是他的创造性的根本。有研究者认为，大海可能是惠特曼最大最深的灵感之源。海流给予他的启示，也许超过了一切。

难怪他一生追求不急也不停地向前奔流的风格。

后世模仿惠特曼的人多如牛毛，但是往往忽略了自由诗其实是在限制中开辟道路的道理。他们往往只学到惠特曼的皮毛，比如他标志性的列举法，有时学到的甚至只是缺点，因为不具有他身上那样挥霍不尽的热情和深阔宏大的气象，学到的只是他的散漫，甚至是沉闷。

虽然惠特曼生前就己得到过一些承认并产生一些影响，但与其开创性的功绩是完全不相称的，直到20世纪，他的影响才遍及全世界，这种影响在1930年代达到极点。他对于美国现代诗的启示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在现代派兴起后，以庞德对于惠特曼的态度最为典型，他在克服个人偏见后，终于承认惠特曼的伟大成就：惠特曼是美国的诗人。他就是美国。意象派的崛起，一方面继承了惠特曼对日常语言的运用、新节奏的创造、对题材的自由选择，又提出了意象的表现和高度集中的原则，这些无疑属于创造性的发展。意象派也是看到了惠特曼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

到了1960年代，垮掉派的核心人物金斯堡更是奉惠特曼为自己的精神父亲，无论在诗歌形式还是诗歌精神上，都似得了惠特曼的嫡传。

2005年为纪念《草叶集》出版一百五十周年，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为企鹅经典版《草叶集》所写的导言里，称惠特曼是美国想象力之父，他列举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著作，包括爱默生《生活的准则》、麦尔维尔《白鲸》和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布鲁姆认为它们没有一部具有像《草叶集》那样经典的中心地位。

在我国，惠特曼对于新诗开创人物郭沫若的影响，具体对《女神》的刺激和启发，更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史常识。而对《草叶集》的译介，1930年代以来有不同译本先后问世，对惠特曼的学术研究也持续深入。但是，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认识和理解，谁能说就已经足够了呢？

博尔赫斯曾以一首十四行诗状写惠特曼的晚年情状，仿佛要概括大诗人的一生，无疑也是一首大师致敬大师的作品，恭录于此，以表敬意：咖啡喝报纸的气味。

星期天和它的索然。这是早晨。

一些寓言诗装饰着倏然翻过的

纸业：一个幸福的同行所写的

浮泛的五音步诗行。这老人躺在他那令人尊敬的穷人的房间，四肢伸开，面色苍白。他懒散地瞥见倦怠的镜子。他的眼睛看到一张脸。他无动于衷地想道：这张脸孔就是我。他把乱摸的手伸向纷乱的胡须和不中用的嘴。

终点在望。他宣布：我即将死去，而我的诗歌写出了生命和它的光辉。我是沃尔特惠特曼。

惠特曼经典语录

1不求苍天俯就我的美意，但求永远恣意挥洒。《自我之歌》

2港口已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大众在欢呼呐喊，目迎我们从容返航，我们的船长威武而勇敢。《哦，船长，我的船长》

3过去、未来、尊严、爱情假如它们于你是虚无的，你于它们也是虚无的。《草叶集》

4呵，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草叶集》

5黑夜中独自落下的眼泪，在苍白的海岸上滴落，滴落，任沙粒吸净。眼泪星光一丝不见，四下一片荒凉和漆黑。《眼泪》

6肯定就十分肯定，垂直就绝对笔直，扣得紧，梁木之间要对携。像骏马一样健壮，多情、傲慢，带有电力，我与这一神秘事实就在此地站立《歌唱我自己》

7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草叶集》

8你以为只能有一个上帝吗？我们认定可以有无数个上帝，而且一个不会抵消另一个，如同一条视线不会抵消另一条人们只有觉悟到自身的至高无上，他们才能至善、崇高。《草叶集》

9时钟指示出瞬息片刻但什么能指示出永恒？《草叶集》

10我唯一确定的是，人类或诗歌的最终的内在的升华是它对死亡的想法。《草叶集》

11我无论生活在哪里，遇到任何意外都要保持自我平衡，面对黑夜，风暴，饥饿，嘲弄，事故，挫败，都要像树木和动物那样坚韧。《草叶集》

12我要将那最娇嫩的枝叶做成棺木；来埋葬你的清新脱俗《草叶集》

13我自己的骄傲的刺，刺痛着我和它刺痛别人一样狠《草叶集》

14因寒冷而打颤的人，最能体会到阳光的温暖。经历了人生烦恼的人，最懂得生命的可贵《草叶集》

15在三年瘫痪的禁闭之后，在战争及其创伤与死亡的漫长的紧张之后，这是多么珍贵、给人安慰、使人康复的时光。《典型的日子》

惠特曼《草叶集》语录

在你所熟悉的东西中找到最好的，或者像最好者一样好，

在你最亲近的人中找到最中意的、最强健的和最爱你的幸福、知识，不在别处而在这里。——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

我坐着，观望世界上所有的忧患，所有的压迫和耻辱

看着，听着，一声不响。没有哪座为自由而牺牲者的坟墓不长出自由的种子，而种子又必然生出种子，春风带它们到远方播种，雨雪将滋养它们。

没有哪个被解脱躯壳的灵魂是暴君的武器所能吓跑，

它将在大地上到处无形地前进，低语着，商量着，告诫着。自由，让别人对你失望去吧---- 人生大全---我永远不对你失望。我既老且幼，既愚且智，既无视于他人，又关切他人，

既具母性，又具父性，

如同幼儿，也如成人，兼具粗鄙，及精美的品质，多国之国，最小者与最大者又有何异我如空气般消逝，自淡微的阳光中卸下白鍊，在海风中伸展身体，

让它在锯齿中漂流。

我将自己化为尘土，以滋养深爱的青草地，如果你还要我，请在你的鞋跟底下找我。你几乎不瞭解谁是我，或我所意指，但我仍将照拂你的健康，且滤清你的血液。

找不到我，

要继续努力，此处寻未著，可往别处寻，我会在某处等你。——惠特曼《草叶集》我的声音追踪着我的眼睛所达不到的东西，

我以我的舌头的转动绕便无数的大千世界。

沃尔特·肯经典语录

1但是，他劝顾客进餐，指示服务生未经顾客要求就往人家盘子里加菜，这很不明智，对顾客是一种蔑视。《在云端》

2定位精准，于主流俱进，感觉真好。就算明天狂风怒号，随他去。《在云端》

3飞机就像一辆厢式货车，货物里面也包括了人。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徒占重量而已；要按重量论运费，运人不及运快递或者邮件有利可图。《在云端》

4根据我的经验，搞家族企业要冒风险，到头来，难免家族和企业两者都不保。《在云端》

5可随大流有什么错我倒不是追求大家的认同，只是想从人们的激情中获取力量。《在云端》

6人们的机票等级越高，骂起人来声音就越响亮。相比之下，经济舱反倒是一片净土。《在云端》

7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目的地的旅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遇见怎样的未来。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只是一味的狂奔，却忘记了旅行的意义。

8人生有伴更好过。《在云端》

9我的目标是每天至少说三个新词儿。一开始，举步维艰，挺上去像括号里或引号里用的字眼，不过后来就运用娴熟了。唯一的问题是，世界变得视觉化了，我只好反复澄清自己的说法。＜妙语连珠＞的潜台词在于:巧妙言辞能在商业竞争中获得优势。《在云端》

10星星从白天隐藏的角落慢慢的爬升出来,而那些天边的微光中会有一个更为明亮的,它就是我的机翼划过的痕迹,祝福着其他人,悄然拂过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副机长。《在云端》

11要为自己不容置疑的个人终极特点道歉，等于是为你生存在世上而致歉。《在云端》

　惠特曼的《草叶集》对郭沫若的《女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曾说：“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1]“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的欲望，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2]

　　一黑暗势力的摧毁

　　惠特曼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废奴立场上，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废奴战争，为北方联军的胜利战斗呐喊。内战前的《面团人之歌》(1850)和《在朋友家里受了伤》(1850)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在南北战争时期，诗人的诗篇是革命的号角，歌颂反对奴隶主战士的英勇行为，把林肯当做反蓄奴制的战士、民主的代表来描写(《当紫丁香在庭中开放的时候》、《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内战后，诗人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和道德的堕落，鞭挞了资产阶级各类人物的残酷和贪婪(《致政府》)。诗人对蓄奴制下惨遭压迫的黑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自己之歌》中，作者描写了他怎样救助一个为争取自由而受伤逃亡的黑奴，让他复元后到北方去，而且赞叹了黑人健美的身躯、圣洁的灵魂和远大的前程。在《敲吧！敲吧！鼓啊》这首诗中，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把战争放在首位，奋勇走上前线。诗人还把目光投向世界，写下了一些声援欧洲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诗篇，如《欧罗巴》、《永挂在心头的一个思想》、《向世界致敬》等。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郭沫若《女神》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一切阻碍新生和解放的黑暗腐朽势力的极端痛恨上，并力图将他们摧毁。《风凰涅槃》对整个旧世界发出强烈的诅咒和控诉，把旧世界比作“屠场”、“囚牢”、“坟墓”；对宇宙万物发出“天问式”的质问，正是诗人对现实失望和愤慨情绪的曲折反映；在滔滔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沉睡、哀朽、死尸似的生活。郭沫若对旧中国的黑暗并非只是苍白的展示、无力的呻吟和悲观的叹息，现实的沉痛和争取解放的艰辛激发他诅咒、反抗黑暗社会的战斗豪情。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诗人写道：“啊啊!我眼前来了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律吕)哟!”诗人颂扬“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实际上是颂扬“五四”时期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总之，惠特曼和郭沫若都以战斗者的姿态向黑暗的现实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草叶集》和《女神》吹响了摧毁旧世界的战斗号角。惠特曼生活的时代特征是反蓄奴制度，而郭沫若生活的“五四”时代特征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启蒙”与“救亡”成为中国的“双重”时代主题。因此，“女神”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显然比“草叶”沉重和艰难。惠特曼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诗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他对社会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郭沫若则不然。虽然“五四”期郭沫若的文艺思想的主轴是经过改装后的泛神论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在他的文艺思想里生根开花，但正如诗人所说：“十月革命对我是有影响的——虽然没有到太阳，但对太阳的热和光已经感受到了。”[3]思想上浸润着社会主义素质的郭沫若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显然比惠特曼深刻得多。

　　二理想世界的蓝图

　　惠特曼一生酷爱民主自由，他以民主歌手自任，憧憬正义、自由、友爱的民主国家。在《斧头之歌》中也抒发了民主的思想，设计了一个“伟大的城池”：那是一个富足繁荣的地方，“没有奴隶”，市民“勤俭谨慎”，人人平等，总统、市长是人民的公仆，妇女与男子的权利相同，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相亲相爱。这种理想社会虽然涂抹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朦胧色彩，但充分露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北方资本原始积累和南方蓄奴制的残酷性。诗人把这种理想作为政治立场和民主信仰的艺术表述，客观上否定了现存社会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在《火路之歌》中，诗人直接呼唤为民主而斗争。诗中写道：“走啊!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健康，勇敢，快乐，自由，好奇；/走啊!从一切的法规中走出来!/从你们的法规中，/啊，你们这些盲目的和没有灵魂的神父哟!”

　　郭沫若的《女神》不仅吹响了向旧世界进军的战斗号角，而且是热情讴歌民族和祖国新生的华丽篇章。“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整个中国呈现出崭新的气象。祖国新生的景象，也鼓动他自我新生的信心和勇气，燃起了他弃旧图新的强烈愿，写下了《凤凰涅槃》这不朽的时代颂歌。它既是诗人的涅槃，也是中华民族的涅槃。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它“象征祖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4]。尽管当时诗人对新社会的图景和构架还十分朦胧，但在当时却鼓舞着“五四”的时代青年，“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女神·序诗》)，“唱起歌来欢迎新造的太阳”(《女神之再生》)。

　　总之，惠特曼和郭沫若这两个时代的歌者，在各自的思想基础之上构筑理想的大厦。惠特曼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人生的目标、社会理想都笼罩在“博爱”的光环下，他所展示的“充满着永恒的伙伴之爱”的“伟大的城池”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由于离开对社会本质的正确剖析，他的政治思想和乐观主义显得空洞。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尽管比较驳杂且以泛神论思想为主轴，但毕竟在“五四”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浪潮的冲击下受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洗礼，而且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感受到“太阳的光热”。因此，《女神》对新世界的理想构架虽然有些朦胧，但却因对旧世界的深刻揭露而使他理想的大厦，在破土动工时地基深厚。

　　三人与劳动的颂歌

　　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开始就竭力肯定人的价值，歌颂人的力量，以反对封建教会的神本主义。人本主义思想在惠特曼的《草叶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中都得到了新的发挥。

　　惠特曼在《自己之歌》、《斧头之歌》等诗篇中描写了从事各种劳动的工人、农民、渔夫、水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在《职业的歌》一诗中，诗人写道：“你美国男女工人们，/有你们自己神圣的、强健的生活，/其他任何东西都应该让给这种男人和女人。”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同时，诗人歌颂了劳动的伟大意义。在《开拓者哟!啊，开拓者哟!》中，作者讴歌了开拓者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雄姿。

　　“五四”时期，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烛照下，“人的发现与觉醒”仿佛初生的朝阳照亮了一切、激活了一切。郭沫若的《女神》就是一组“人”的赞歌，诗人把对“人”的颂歌投射到对自我、对劳动者的咏叹上。《晨安》里，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向宇宙一切新生的景物和叛逆者道晨安，“他有如一个巨人，脚踏喜马拉雅山，身披白云，沐着晨风，俯瞰着江河海洋，长城旷野，呼唤着年轻的祖国，先驱俄罗斯，东方的各民族，呼唤着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和他的开国者，呼唤着为民族解放的诗人、战士”[5]。在《地球，我的母亲》诗中，诗人赞美“炭坑里的工人”和“田地里的农人”，把煤矿工人称为“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把农人称为“全人类的保姆”，表现出对他们的敬慕。在《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颂扬了清洁工人。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崇敬和倾慕，是追求新生、改造自我的动力，明显表现了“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诗人如此热情地追求、赞颂个人和民族的新生，完全出自对祖国的热爱。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诗集中虽然都对劳动人民进行了热情赞颂和着力描绘，但又不同。惠特曼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博爱”光环的迷惑，没有看到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的根本对立，他对受苦的劳动人民仅仅是同情。而郭沫若则不同，在“五四”民主思想影响下，“劳工神圣”的思想已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郭沫若对劳动、劳动人民的歌颂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如果说惠特曼对人的颂扬尚有自然主义的描写成分，那么郭沫若则力求避免这些描写给作品带来的消极影响，而着力写人的“伟力”。

　　四对科学技术、文明进步的肯定

　　当欧洲的风车和机车在太平洋海岸奏起轰隆绝响的工业革命的交响乐时，科学与技术的理性旋风荡涤着整个美洲。惠特曼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颂扬了科学技术给美国带来的科技文明。他赞叹科学的威力：“看啊!/明察秋毫巍然高耸的科学，/如同高峰上俯视现时代，/连续发出绝对的命令。”(《常性之歌》)他称道化学家、地质学家、数学家的工作，要“为实用科学欢呼”(《自己之歌》)。

　　“五四”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化和文明进步的两大力量，“若舟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无法摆脱“奴隶之羁绊”，就没有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没有科学，就会陷人“迷信”、“无动妄作”而不能自拔[6]。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实用论、怀疑论、未知论的方法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等理性思想使他们在思维活动中力求达到思维的清晰。郭沫若在《女神》诗集中充溢着理性的精神，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在《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热烈歌颂都市物质文明。诗中写道：“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烟筒都开着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

　　如果说惠特曼歌颂的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本身，而郭沫若则歌颂的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一种伟力。这正是两位诗人的最大不同，这既是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地域环境、民族本性使然，也是诗人自身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潮、文艺思想和创作个性不同使然。

　　五自然风光的图画

　　《草叶集》中有许多描绘自然风光的诗，无论是雄伟的自然现象，还是那细微的生命迹象都能激起诗人的赞颂之情。山川旷野、纤草弱枝，都显示着奇迹般的美，都是宇宙之谜的启示。诗人说：“我的脚在大地上践踏流露出一百种感情，/我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写出使他们满意的叙述。”(《自己之歌》)惠特曼认为，大自然“不是小的主题”，“人们希望诗人表现的，不只是这些不能说话的实物所固有的优美和庄严——他们希望他揭示出沟通现实与他们灵魂的道路”(《草叶集》序言)。所以，惠特曼并不是从唯美主义出发，单纯描写大自然的美，也不像欧洲某些浪漫主义作家描写自然是为了消极遁世、迷恋过去，表现出种种神秘悲观的情绪，而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赞颂，表现劳动者和大自然的和谐以及充满生机活力的美国人民蓬勃向上的活力。诗人呼唤大海：“请以多情的浪潮向我冲击，我定能以同等热爱报答你，/叱咤风云，任性而风雅的大海啊，/我也是简单而又多样，/愿和你融为一体。”

　　郭沫若视自然为朋友、爱人、母亲。如果说惠特曼的自然风光诗力图表现人和自然的和谐，那么郭沫若的自然风光诗则力图将自我融化到自然中去，或对物倾谈，或化物为我。他的自然风光诗中，跳动着强烈的生命、火热的情感和无穷的创造力。在歌颂自然的诗中，歌颂太阳的诗最多，也最能体现诗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在《太阳礼赞》中，诗人用全部的热情去迎接那“光芒万丈”的太阳，他请求太阳，“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鲜红的血流”，“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金色的浮沤”。在《日出》中，诗人愿意做太阳的“运转手”，用“亚坡罗”的雄光把一切的暗云驱除净。同惠特曼一样，郭沫若的自然诗中也洋溢着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折射出诗人热爱祖国、追求光明、自由和新生的思想。在《心灯》中，诗人从金**的衰草中听到“快向光明处生长”的急切呼声，看纸鸢在空中飞翔便觉得那是在“不断地努力、飞扬、向上”。

沃尔特·惠特曼（生于纽约长岛）是美国诗人和人文主义者。

他的代表作品是《草叶集》

《草叶集》首次出版于1855年

《草叶集》是浪漫主义诗集，它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具有美国风格和风格的诗歌集，创造了一代诗歌，对美国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美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开创美国民族诗歌新时代的世界名著，其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用“革命”来形容。

《草叶集》诗集中的诗歌就像生长在美国各地的香草，浓烈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它们是举世闻名的杰作，开创了美国民族诗歌的新纪元。惠特曼在诗歌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创造了“自由体”的诗歌形式，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节奏，以断句作为节奏的基础，节奏自由无拘，海洋肆意，体积自由，具有气势和包罗万象的能力。简单粗犷的语言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自由风格，接近英语口语，具有鲜明的节奏。内容广泛而丰富，包括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的赞美，对农奴制的抨击，以及对美国美丽的河流、山脉和普通民众的热情赞美。

《草叶集》第1版在1855年问世，共收录诗歌12首，到最后出第9版时共收诗383首。其中最长的一首，即后来被称为《自己之歌》的那首诗。共1336行。这首诗的内容几乎囊括了作者一生的主要思想。这是作者最重要的诗歌之一，草叶在诗歌中经常被提及，它们象征着所有普通的事物和人。

美国作家爱默生在惠曼特创作《草叶集》受冷遇时写信给惠曼特，惠曼特因为这一封充满热情鼓励的信，大受鼓舞才得以继续创作《草叶集》。爱默生认为《草叶集》是一部在美国从未见过的具有天赋和智慧的不同寻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