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主要概念

乡土文学的解释 以 反映 某一地区 生活 为主要内容而 富有 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蹇先艾 叙述过 贵州 ， 裴文中 关心着 榆关 ，凡在 北京 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 自称 为用主观或 客观 ， 其实 往往是乡土文学。” 词语分解 乡土的解释 本乡本土;人们出生的故乡乡土 气息 以靖乡土。;;《明史》详细解释家乡，故土。《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 唐 封演 《封氏闻见记·铨曹》：“ 贞观 中， 天下 丰饶，士子皆乐乡土， 文学的解释 ∶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学之趣味。;;蔡元培《图画》 ∶学问胸中又没文学详细解释 文章 博学 。 孔 门四科 之一 。《论语·先进》：“ 德行 ： 颜渊 、 闵子骞

　　20世纪中国文化乡土小说家的视角和心态

　　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看，狭义上的乡土小说是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一种独特小说样式。知识分子是这种文化乡土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文章从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情感二种向度论述了文化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认知性和写意性特点。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认识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偏离，以为乡土小说写的是“乡”（农村），写的是“土”（农民）。故而“‘乡土小说’可与‘乡村小说’”置换，“主要是从小说题材、人物及其故事发生背景上所作的一种限定。” ① 这实在是把乡土小说等同于广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了。鉴于乡土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泛化，模糊了这一特定概念既定的文化内涵。本文提出文化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区别于广义上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作为20世纪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从它产生伊始就蕴涵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内容。严家炎就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 ② 。“城市”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始终以文化的他者身份在乡土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出它的存在意义，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另一极。乡土小说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乡村为背景，主要是缘于有着中华传统文明积淀的乡村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上两种差别巨大的生活环境。张炜在谈及他的乡土小说时说过:“乡村的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比起城市来，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长和悠远。这就更适合被拿来做依据，就象搞解剖要选个好的标本一样。” ③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④ 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突出地显示了其知识分子性的特点。鲁迅说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⑤ 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显然侧重的是寓居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是知识分子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化视角对乡土的观照，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隐现着乡愁”的胸臆。以往对鲁迅等乡土小说观的阐述往往只是机械地以题材（农村）和人物（农民）为中心，而未能看到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这恰恰违背了鲁迅甚至称之为“侨寓文学”的初衷。显然，鲁迅的乡土文学观，既不同于周作人对“风土”，“地域色彩”的表层把握;也不象茅盾那样特别强调时代、政治的因素。客观地说，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倡导的是具有“地域文学”倾向的乡土文学;而茅盾的乡土小说观对于“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的重视 ⑥ ，使之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但茅盾显然更强调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之外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⑦ ，使他关注的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并一度以“农民文学”来命名。它为后来在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而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则把焦点对向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尽管鲁迅、茅盾、周作人的乡土小说理论有着各自的侧重点，然而，他们却共同为20世纪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审美内涵。

　　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加剧，加之受到鲁迅乡土文学观的影响，特别是鲁迅创作实践的带动，从整体走向上看，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蕴含。从而与茅盾、赵树理初创的，柳青、浩然等作家继承和拓展的农村题材小说越来越有了明显的区别。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入，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所青睐。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已不再是农村题材所能包含的了。它逐渐向城市的胡同和里弄渗透，在人物上也不仅仅是以表现农民为中心，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农民的代言人了。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情感矛盾推到了小说的前台，着力展示的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自身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而单纯地写乡景、乡俗、乡情，以展示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 况，展示平民乐趣的一种小说样式，那将是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当然，笔者不否认这些因素，以及方言的文化韵味，都可以构成文化乡土小说的必要（而不是必然）前提，但它并不是文化乡土小说的终极旨归。也就是说，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本体。鲁迅赋予乡土小说本体内涵指向的是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它是一种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其实，从乡土小说着力表现“乡愁”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属性。乡愁并不产生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化占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当然代表。更何况乡土小说中的乡愁的“文化乡土”，“精神家园”的韵味，决非是农民和其他身份的人所扛得起的。传统的阅读经验，往往忽视了文化乡土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而直接表现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精神漫游的小说又一度被拒之于乡土小说门外，使得知识分子在乡土小说中的应有地位长期被悬置。而乡土小说的诗化性，写意性，亦使得一度只注重形象塑造的小说分析“忘记”了叙述人的心态。既如我们阅读鲁迅的单篇作品，确实容易忽视叙述人，尤其是叙述人的立场、态度、心境和表达方式，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叙述对象上。然而，如果对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进行整体上的把握，那么，叙述者理性和情感的复杂矛盾心态就浮现了出来。我以为对于文化乡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应作如是观。

　　二

　　作为一种表现文化冲突的小说样式，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叙写的广阔空间，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因此，叙述者的写作视域和写作态度就构成了文化乡土小说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原发现代化国家的叙述者来说，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性，使他们的乡土小说往往表现为同一民族随着时代生活巨变而产生的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同一文化内部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出对往事的怀念，对传统文化消失的叹惋。而对于文化移植的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乡土小说则呈现出文化移植、文化断裂、文化碰撞等等更加复杂的矛盾状态，因而更具有典型意义。特别是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性，使得文化冲突表现得尤为尖锐，乡土小说家的笔触也尤为忧愤深广。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鲁迅开放而深邃的现代理性意识和他内敛而又真挚的中华传统情愫，构成了他的乡土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从而高度概括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初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鲁迅作为中西方文化大碰撞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面对传统文化的衰微和西方的强势文化，他“别求新声于异邦”，毅然地选择了西方启蒙理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性地否定。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鲜明地标示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因而可以说是认知型文化乡土小说的典范。《狂人日记》以接受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狂人”的视角透视中国的传统社会。于是，“狂人”看到了“正常社会”中的“正常人”看不到的封建礼教表层的仁义道德背后所隐藏的“吃人”面目。这种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全新的认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无法理解的。只有接受了西方的启蒙理性——狂了，才能看清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小说思维观上的现代性、开放性和乡村人物的传统性、封闭性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裂痕。其浓郁的理性色彩，深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小说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从而开创了中国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中一种注重认知性的小说范型，并绐后来的乡土文学以广泛的影响。从小说接受者的角度上看，这种注重认知性的文化乡土小说本身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因此，它是先觉的知识分子对后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从认知性的角度上看，作品还通过狂人的反思，进一层地发现有着四千年吃人历史社会中的“自己也曾吃过人的肉”。并通过小序中叙述人的立场超越了狂人的视角，从而消解了觉醒后的“狂人”无法改造“正常社会”的“正常人”的启蒙尴尬。并以狂人后来的“早愈”和“赴某地候补”跳出了启蒙的怪圈。显示出鲁迅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深邃而清醒的认识，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等系列小说中，作者都通过“我”作为“归乡”的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文化冲突背景下，知识分子“精神流浪汉”的形象。 魏连殳和吕纬甫，也同属于流浪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所不问的是作者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消沉、颓唐，而赋予“我”更多的是迷途中的思考和对未来前途寻觅的含义。《伤逝》中涓生与子君从相爱到分离，亦可以看成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寓言。小说以涓生和子君分别指涉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通过“涓生的手记”这一独语形式，强化了两种文化交融的内在复杂性。并以子君的文化退守和自杀，从反面提示了中华文明的必然出路。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情怀，作品浓郁的感伤气氛，尤其是家的破裂，使之具有一种文化精神的漂浮感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感。应当指出的是，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指向的是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特定状态和特殊情境，即知识分子作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他们从民族情感的集体无意识中本能地产生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排斥;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在理性上又不得不对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予以坚决地否定，特定历史把文化承传者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文化失范的现实境地，迫使他们游走于文化荒原之中。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精神性特点，使之在小说的形象塑造上与农民、工人的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性，使得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地呈现为认知性、意象性。鲁迅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理性思考和情感态度，描绘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意识和心灵矛盾的。

　　鲁迅以文化启蒙为己任的乡土小说，决定了他对西方启蒙主义采取的是工具理性的策略，他在早年说道:“洞达世事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显示出一种“拿来主义”的观点，以使对西方理性的吸收，“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⑧ 。这使他的乡土小说，带有整体上的象征性。正如美国学者F·杰姆逊所说，是一种“民族寓言形式”。他笔下的乡村和农民常常只是一种寓体，是被看，目的在于表现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反叛，对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和对先觉的知识分子文化尴尬的深情返观。因此笔下的农民只是愚昧和麻木的文化符号，是传统文化的形象写照而已。

　　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大批乡土小说家，象王鲁彦、许杰、彭家煌、台静农、萧红等，他们在创作视角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鲁迅的启蒙理性的文化观照立场，显示出对乡土社会的超越性认知，正如鲁迅说的“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乐土。” ⑨ 尽管王鲁彦和许钦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情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用现代西方启蒙理性对乡土的审视。当然，他们无法超越鲁迅高屋建瓴的文化视角，却使文化乡土小说在二三十年代蔚然成风，很好地配合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

　　30年代茅盾以政治理性视角写下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40年代赵树理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的乡村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然而，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受他们的影响，乡村小说一度回避了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以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泛滥。而鲁迅知识分子立场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透视的文化乡土小说，则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有了新的崛起。

　　客观地说，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五四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大融汇。如果说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化大碰撞，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屈辱的状态下，对自我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性接纳的话，那么，80年代的文化大交流则表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等性互换。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二次文化大碰撞有着种种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文化碰撞在整体上的相似性却使80年代在文化吸纳上有着宛如回到五四时代的感觉。伤痕、反思背景下的乡土小说，就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中，以回归五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认知形式出现的。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则标志着乡土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寻根文学”以质疑五四的姿态，承继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鲜明地标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因此，它是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反传统的继续。所不同的是，鲁迅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面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他采取的是彻底反传统的策略。而寻根文学家则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和优根的双重揭示。象韩少功，这个最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 寻根小说家，他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意味就显得特别明显。他的《回声》、《爸爸爸》等作品，知识分子虽然表现为不在场，但作者以叙述者的理性逼视，使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农民麻木、愚昧的根性昭然若揭了。小说塑造的根满和丙崽形象也同鲁迅刻画的阿Q一样，具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从而在叙述者的理性意识和被描绘的农民形象之间构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显示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洞见。

　　在以西方启蒙理性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照的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就如盘旋在空中的风筝，一方面由于距离，深化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特定文化的牵引，表现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身文化的情感眷恋。这种文化冲突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知识分子文化漂泊者的命运。鲁迅以其深刻和清醒，使他既最大程度地拉开了“风筝”与土地的距离，又能够跳出风筝线的两端，以彻底的反传统对知识分子和农民进行双向批判。赵树理等作家则以拉近“风筝”与土地的距离，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但却使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乡土小说的文化韵味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韩少功等寻根作家，则试图给风筝寻找新的支点，这使他们的种种努力，不仅在视角上没有跳出风筝线的两端，反而淡化了理性批判的力度。因而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认知性上并未超越鲁迅，只是由于他们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时间上的延伸和地域性上的开拓方而，丰富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同表现形态，并使鲁迅开创的文化乡土小说回到了文学叙写的中心位置。

　　三

　　如果说20世纪的乡土小说家在理性认知上更倾向于西方文化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在情感态度上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立场的倚重。在这一点上，鲁迅的乡土小说仍具有范式意义。鲁迅《故乡》的归乡模式和《社戏》的童年回忆视角，给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创立了二种诗学的范式。《故乡》以开头的景物描写和叙述者低缓阴沉的语调营造了游子归乡的落寞心境，那想象中的故乡和现实中满目疮痍的荒村形成的反差，使归乡人不禁要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显然，现实中的故乡是令人失望的，旅居他乡的游子每每只是在记忆中编织他心灵的故乡罢了。一旦面对现实的乡村，必将粉碎归乡人心灵的梦幻。这使得文化乡土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具有了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现在与过去的时空距离，而游子的无家可归，有家难归和归乡又逃离也都有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寓意。而《社戏》的童年视角亦使怀乡具有诗学的特征。小说通过“我”对城市看戏的不满，以对比的方式勾起了对童年在家乡看戏的回忆。需要指出的是，“看戏”只是勾联城市和乡村的一种生活契机，作者的指涉显然关乎的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情结。小说的回忆实际上暗示了叙述人当下时间和空间的缺失，暗示了叙述人此在的孤独和焦虑，而回忆产生的童年梦幻，亦宣告了叙述人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否定，这种以回忆建立起现实城市和梦想中的乡村的对比关系，构筑了小说时空上的巨大张力和主观心理的极大反差。从而把知识分子归乡的孤寂心态和怀乡的精神漂浮感烘托了出来。

　　鲁迅乡土小说价值论上的反城市化情绪，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接受了下来。所不同的是，鲁迅饱含两种文化冲突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价值选择的矛盾，在废名、汪曾祺笔下渐渐被隐没了。废名的《桃园》、《菱荡》、《桥》等乡土小说，“作者用一枝抒情性的淡淡的笔，着力刻划幽静的农村风物，显示平和的人性之美。” ⑩ 因此，他构筑的是纯感觉的东方乌托邦。只是由于作者回眸式的追溯笔调，使空幻的乌托邦，在表象的牧歌声中流溢出忧伤的挽歌情调。而汪曾祺的《鸡鸭名家》、《老鲁》，以及80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则以貌似无主旨的民俗风情展示，流溢作者对传统文化人性美质的依依眷恋。因此，同样具有挽歌情调，只不过汪曾棋的作品更多一些暖意，更突出一种美的力量而已。三四十年代最能体现鲁迅价值论上反城市化情绪的乡土小说家是沈从文。虽然，沈从文直接师承的是废名山水田园诗般的乡土抒情小说，但在废名笔下，“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 11 而在沈从文笔下，则“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似较冯文炳君为宽且优。” 12 也就是说，废名的乡土小说营造了桃花源式的封闭世界，内中的人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则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13 。沈从文的《边城》，那白塔在老船夫死去的暴风雨之夜的坍塌，《长河》中象征着现代文明种种罪恶的队长和师爷对桔园的闯入，都具有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隐喻性指涉。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类型亦从整体上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模式，他笔下的人物大抵呈两类三种状态，一是文明社会熏染的城里人，他们是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的畸型人，与之相对的是乡土文明孕育的理想人格，象翠翠、夭夭、三三等，第三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正在被现代城市文明侵蚀的乡村失态人，象《萧萧》、《丈大》、《贵生》中的主人公。正如杨义所说，沈从文对人性的选择依据是“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 14 。这使他的反城市化情绪较之鲁迅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

　　然而，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废名和汪曾祺，他们的乡土小说都较少直接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而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主要是通过叙述中此在乡村与彼在城市的比照，通过叙述人的情感态度、叙述笔调、氛围、烘托出来。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理性意识，决定了他们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化的认识。他们的乡土写意小说，不过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美丽风俗的最后一道风景。这使他们的怀乡小说在表面的牧歌声中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哀怨底色。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乡土写意小说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读者群。尽管沈从文以及后来的贾平凹，张宇等怀乡小说家往往自命为“乡下人”，但是，他们小说的文化色彩、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是语言、描写手法等等，都与赵树理那种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小说相去太远，尤其是他们的乡土小说，从总体上流溢出来的对正在消散的传统文化的伤悼之情，也更象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传统文化的怀旧情绪，是蕴含着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深刻思考的，是蕴含着对文化现代化深入反思的，是蕴含着对民族文化新生憧憬的。因此，新时期当汪曾祺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时候，那正是对文化怀乡小说的追忆。而寻根后小说的出现和深化，则标志着对民族文化前途关切的乡土写意小说有了一种新的开拓和延伸。

　　80年代中期寻根作家在理论上鲜明地打出了推崇民族文化的旗号。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15 表现出民族文化观念的自觉。只有把情感立场转向民间的、民族的文化，才能发掘民族文化潜藏着的“优根”。于是，寻根作家们纷纷到传统文化的蛮荒之地，到民族的亚文化中去寻找民族文化的新的源泉。韩少功试图复活楚文化的瑰丽，贾平凹热衷秦汉文化的气象，阿城崇尚道家的超脱，莫言则张扬初民的野性。寻根作家意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小说，使他们一方面努力去挖掘传统文化的优根，而另一方面则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性蜕变、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抨击。寻根作家理论的自觉，使得他们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表现得异常明显。像贾平凹的《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在标题上就具有某种象征性，而在题材上则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特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也被推到了小说的主体地位，像贾平凹笔下的金狗、子路、高子明，甚至是《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等，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隋见素，《家族》和《柏慧》中宁、曲两家的三代知识分子。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则以叙述人的知识分子立场看取“马桥”和“太平墟”在物质贫困中的精神亮点，打量“城市”物欲膨胀下的人性失落。即如贾平凹的《高老庄》，建构了以子路为中心的两大人物系列群，而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 16 。因此，子路的还乡和离乡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困惑到精神突围的写意。这一点在《怀念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是城市来的施德（失德）和黄疯子，一方是乡村的傅山（负伤）和烂头。从而突现了“我”（高子明）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窘境，和在这窘境中立足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观 念。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创作，诚如乡土作家张宇在《乡村情感》中的自白:“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 17 “风筝”形象地概括了乡土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以现代理性关注乡土中国的文化视角，而风筝与土地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立足传统文化的历史宿命。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创生的，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乡土小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发展，也将随着乡土社会历史的终结而转移。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6214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

　　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特点时，我们必须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代化也叫近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其核心是工业化。从历史进程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转型，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从这定义，即可知乡土小说所要描述的，不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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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xszjcom/blog/user1/hexiao/archives/2006/1115html

《乡土中国》来源于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当时作者应《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14篇文章，《乡土中国》由这些内容、文章辑录而成。

这是作者在社会学方面的第二期研究成果，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范围，偏于通论性质，目的在于从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

扩展资料：

该书不是关于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提炼出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面而又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特殊的体系。

该书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典型社会现象，如有语言而无文学需要，人际关系及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以修为本的道德体系，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礼治和无讼，家族性质的基本社群等的分析以及与西洋社会的比较，表明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质。该书虽是40年代作品，但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土中国

以下是我为您推荐的几本关于传统思想和家庭教育的书籍，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

1《论语》：这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有深远的影响。

2《三字经》：这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和家庭教育等方面，被誉为“家喻户晓”。

3《荀子》：这是一本儒家经典，主要阐述荀子的政治哲学和道德观念，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家庭的故事》（作者：巴金）：这是一本反映中国传统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的文学作品，描写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和成长历程。

5《小家碧玉》（作者：联华）：这是一本描写传统家庭生活和女性成长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价值观。

6《教育的艺术》（作者：陶行知）：这是一本关于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的著作，介绍了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对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7《家庭教育的艺术》（作者：鲁迅）：这是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论文集，主要探讨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方法和实践，对家长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8《父亲的教诲》（作者：海伦·凯勒）：这是一本描写海伦·凯勒成长过程中父亲对她的教育和影响的回忆录，对家庭教育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9《安徒生童话》（作者：安徒生）：这是一本经典的童话集，涉及到家庭教育、人生道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主题，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

10《彷徨之刃》（作者：安东尼·德梅洛）：这是一本关于家庭教育和成长的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和选择，对家长和年轻人都有启示作用。

希望这些书籍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与李云雷相见之前，我就已经从众多研究文章中读到了李云雷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可谓是神交已久了。大约是2006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后不久，我们就相遇了。最初的一次是2007年前后，在参加北京的会议结束之后，我应约到北四环附近的酒店与李云雷一起吃饭。到了才发现人很多，大约有十个人左右，祝东力、郝庆军、鲁太光等人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其他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晚上大家热情很高，喝了不少酒，晕乎乎、暖乎乎的。因为对乡土文学、对十七年文学中的赵树理和柳青等人的共同关注点和兴趣点，我与李云雷、鲁太光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渐渐有了同道中人的感觉与情谊。

李云雷兄是我接触过的朋友中最能饮酒的兄弟，也是毫无保留、赤诚相见的兄弟。2008年，我参加了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国家公务员试卷阅卷任务，住在北京一周左右，便找机会和李云雷、徐则臣、房伟一起在牡丹园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相聚。那晚，我们四个人喝光了四瓶牛栏山，徐则臣喝得最少，我喝得不多，喝得多的是云雷兄和房伟兄。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去后，我和房伟互相扶持着在院子里转了很多圈，才酒意渐消。2009年，受哈尔滨师大乔焕江与徐志伟的邀请，我和云雷都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记得晚上我们躺在湖岸边，一起看星星，聊文学。此后，我们几乎每年都因为当代文学的会议而相聚多次。2016年冬天，我参加中国文联组织的年度作品推优活动，与李云雷和刘大先一起喝酒，一起聊聊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与文学批评，想一起做些事情。结果是云雷和大先喝酒都没事，不知不觉我喝多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北京会议中心的房间的，第二天一起来就八九点了，差点误了回济南的高铁。

与云雷兄的每一次相聚，我都是身心无比愉悦的，因为不必考虑话说得合不合适、恰不恰当、冲不冲，云雷就像一位大哥一样，都会宽厚地笑笑，耐心地听着，从容地发表着他的意见。虽然我比云雷年长几岁，但是，就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做事的从容、娴熟和稳重等而言，云雷在我心里都是大哥一样的感觉。2013年，李云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全国首届青年文艺论坛。在大会的开幕式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先生环顾四周打趣地说：“我这些年一直在观察李云雷，我得出的结论是，李云雷是靠谱的，事情交到他那里放心。”白烨先生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共同感觉，李云雷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靠谱”的优秀青年批评家。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来路和归途，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有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点、情感立场和精神资源。我和李云雷都出身于山东农村，有着彼此相似的生命经历和情感立场。不是出身于乡村的人是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路遥，不知道路遥是如何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乃至是我们在某一个时期或一生的精神资源和生命支撑。李云雷曾在博客中讲述了他从大学到硕士、博士的读书过程中，他父亲曾经的一句问话：“你什么时候毕业啊？”在《我们为何而读书？》的文章中，李云雷谈到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我很明白这里面所包含的深沉情感以及背后所传递的无言的疼痛。正如李云雷所言：“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事实上，李云雷和我们这样出生于中国农村的孩子，能够读下书来，拿到博士学位，有一个从事自己专业的工作，是一个无比艰难的事情。这种艰难，不是智力的艰难，而是经济、家庭支撑、职业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巨大挑战。正是从我们的成长经历中，我们痛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巨变、当代乡土中国农村孩子上学读书的不易与艰辛、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阶层固化的加剧。所以，每当身边有人谈及“你变了，忘本了”，我都特别恼火。变是生活的常态，有什么能不在流变之中？但是生命的来路和根本不能忘。所以，我特别理解、赞赏和钦佩李云雷这些年所倡导底层文学的文学批评理念和文学批评实绩，以及这些事情背后所包蕴的深厚人文情怀与难舍的乡土情结。这也是我曾一段时间所迷茫与执着的，文学批评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文学能否为生命中最亲而又最苦难的乡土大地亲人做些什么。

2004年，底层文学开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李云雷是其重要倡导者，这里面就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文化选择的精神背景。李云雷说：“我关注底层或‘底层文学’，并不只是在关注‘底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在关注我的父母、兄弟和乡村，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关注我自己。而在今天，‘底层’的处境尤为值得思考。”毫无疑问，中国社会转型路径、改革向何处去的深层精神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促使李云雷和我们这一代人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

可贵的是，李云雷不仅大力倡导“底层文学”这一文学理念，对这一文学新思潮进行持续性关注、探究，还对“底层文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李云雷倡导的“底层文学”，不仅要打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纯文学”的执迷，而且有意识地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美学原则和美学理念，乃至是以新文学秩序的建构、新文学作品的书写来颠覆那种不公正、不公平的旧秩序，建构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美学精神的新文学、新文化和新文明秩序的更高目标和文化愿景。对于李云雷和一些批评家所论争的何为底层、能否为底层代言、如何为底层代言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批评的概念，“底层”边界的模糊性和弹性，恰恰是其生命活力与艺术张力丰富的体现所在。在李云雷看来，知识分子不能完全代表底层发言，但是“作家与知识分子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是值得尊敬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代言’和底层的发言应该是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关注底层的风气。”我们要看到底层问题的丰富性与悖论性，不可把底层道德化与固化，把底层与知识分子做绝对性的对立化与区隔化分析。底层的思想与情感，未必就是底层。阿Q对革命党最初是排斥的，想象的未来生活是“主子”的生活。而有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创作，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赵树理的小说，恰好体现了一种底层的生活、情感和生命世界，建立了一种与底层生命相连、血肉相同、情感一体的底层叙事与“苦汁子”的生命体验。老舍说，我闭上眼睛就知道那些拉车的、唱戏的、手工艺人的言语和行为姿态，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亲人。事实上，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从情感深处就和底层是一体的，不是代言的问题，而是同言和自言，是同一的呼吸、情感和灵魂。时至今日，“底层文学”绝大多数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完成的，我们应该质疑的不是应不应该，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是否真正实现了代言，即代言的准不准确、艺术性与审美能力高不高的问题。在更高的意义上，底层文学和纯文学是相通的，是以达到了中国的、人类文学经典为终极性评价尺度的。应该指出的是，李云雷所倡导的“底层文学”的理论思考或许需要进一步论证、思考和完善，但是这一理论倡导的价值和意义是极为重要的，是具有“先锋性”的、引导性的、不可替代性的，如一把无比锋利的尖刃刺破了文学虚幻的迷雾，让我们现实的苦难和真相，重新回到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中国文学传统之中，再次惊醒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

作为从农村长大的批评家，李云雷与乡土文学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农村、农业、农民是李云雷和我思考问题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生命根源所在。所以，李云雷的文学批评对乡土文学问题的思考是深入文学理论内部的一种思考，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更为可贵的是，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李云雷获得了一种更为宽广雄厚的世界性眼光和批评视野。在《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一文中，李云雷从历史性和共时性、从乡土中国和全球世界、乡村与城市等多元空间来审视、思考当代中国乡村叙述问题，呈现一种宽阔宏大而又坚实深情的独特思考，让我获得很多精神启发。李云雷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化，一是中国乡村内部的传统家族共同体文化的解体，二是中国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从经济、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乡村，三是置身于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的中国乡村问题，已经逾越了乡村与城市，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视野中，‘乡村’便不是远离城市的遥远之处，而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所在，也不是落后于城市数十年的保守之地，而是与城市处于同一个世界的空间。”李云雷认为，中国乡村的剧烈变化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百年来中国文学叙述的中心始终是以乡村为核心的，因此“我们讲述中国乡村的故事为就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只有中国乡村的故事才是最为深刻丰富的‘中国故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说，讲述中国乡村及其变迁的故事，关注的不仅仅是‘乡村’，而是中国人在当今世界的遭遇，我们需要讲出现代中国人的‘故事’。”李云雷的是思考是极为深刻的，是以中国历史大变迁、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为精神维度来思考和定义当代中国乡村叙述的重大意义、价值及其丰富精神内涵。这一观点，对作家和批评家而言都有着很大的精神启示，让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当代中国乡村叙述的、不可替代的、最为深邃与丰富的价值之所在。不仅如此，李云雷认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剧变是“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涌现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比如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德莱塞等，但是在我国，尚未出现能够概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与大作品，这不仅在于中国作家的艺术能力，而且在于我们缺乏把握历史的理论与历史眼光，我们需要在世界文学中讲述‘中国乡村’的故事”。

李云雷的批评视野是广阔的，而他所关注的文学批评对象是极为丰富的、多方位的，几乎覆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和热点问题。在他的勤奋、多产的背后是一个无比热忱的、有着充沛人文情怀与忧患意识的、时刻可以燃烧的灵魂。“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内心疼痛’如何表达”、“我们如何避免一个同质化的世界”、“我们能否想象我们的未来”、“如何重建批评的公信力”、“如何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李云雷把他内心所体验的时代精神问题与文学命题呈现给我们；他对都市文学、打工文学、70后与80后文学、非虚构写作、长篇小说与我们的时代生活等批评对象的关注与思索，都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活力与他自身批评世界的多元精神向度。

李云雷内心世界思考的问题，是我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加速度发展世界的问题。作家阿来在《空山》三部曲中塑造了一个藏族诗人，他说“这么凶 这么快 这就是时代”。这就说我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的新时代，文学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无边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可以说是多重危机的重叠，印刷文明的危机，文学的危机，‘新文学’的危机。我们只有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在当代文化与社会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在历史整体演变中的节点，才能更清晰地承担其使命——重建文学与民众、世界的血肉联系，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想象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就是我们时代批评家李云雷的思考。

回想一下，我与云雷认识也十年多了。李云雷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渐渐有了新的风景与收获。近几年来，李云雷开始了属于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文学探索，写作了很多有独特语言风格、故事架构和丰富精神空间的小说，为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我读过一些云雷的小说，是很有味道。

李云雷是优秀的、有理想精神的批评家，是我们的好兄弟。“不动声色的坚韧、浪漫之后的坚实而又不落俗套的日常生活”，是曹文轩老师对云雷的期待与祝福，也是我的祝愿。生活是美好的，可期待的。期待着与云雷兄的下次相聚，喝点小酒，开怀畅谈，聊一聊我们这个时代“理想的新文学”。

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中午

2018年4月19日星期四修订

山东师大长清湖校区

遗世独立、平静祥和。《桃花源记》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文章中体现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是遗世独立、平静祥和。乡土中国讲述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代表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