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渔父屈原的人生态度

屈原的人生态度：明辨是非、高洁自奉、积极用世，乃至宁死不折、以身殉国。渔父的人生态度：不问是非、明哲保身，浑水摸鱼，乃至消极避世、随遇而安。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

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渔父》篇、《卜居》篇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

屈原沧浪遇渔父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渔父》出自《楚辞》。全文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主要通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

全文四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头、腹、尾三个部分。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两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处处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

其中“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思想对后世道家道教影响极大。

首先是相同的篇名——两篇都问世于先秦时代（当然有时间先后）的作品，用了同一个篇名——“渔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对前者效仿而做了同题文章？抑或两篇作品同出于一人之手？其次是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渔父，且又通篇几乎都是渔父与另一主人公的对话——《庄子

渔父》是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楚辞

渔父》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再次，两篇作品中展示的渔父其人及其话语，虽不相同，却仔细辨别，可以隐隐感觉两个渔父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类同。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创作时间、渔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较、探讨和分析，似乎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此作过论述或发表过见解。

先说两篇作品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庄子 渔父》属于《庄子》的杂篇之一，《庄子》一书按《汉书

艺文志》载录是五十二篇，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据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个部分。一般学者认为，内篇系庄子本人所撰，外、杂篇多数为庄子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个别篇系后人伪托；也有学者认为，内、外、杂篇绝大多数系庄子本人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或后人伪托，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渔父》篇在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吕氏春秋》所载内容涉及《庄子》的也有《渔父》篇。可见，《渔父》篇为庄子所撰基本不误。《庄子》一书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成书年代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初年），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公认了。《楚辞

渔父》按《汉书

艺文志》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代表性楚辞学者（如朱熹

、洪兴祖、王夫之、蒋骥等）均无异议。有学者根据《渔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称出现并自称，认为不符合古人创作习惯而怀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对此，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谓：“《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认为篇中之问答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有意借问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谓：“渔父有无弗可知，而江潭沧浪，其所经历，盖可想见矣。”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由此可知，《庄子

渔父》和《楚辞

渔父》都创作并问世于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前者出于庄子（或其弟子）之手，后者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末，为何会出现两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会否是屈原读到《庄子

渔父》后产生创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写下同题作品，而其意则别有所寄——藉渔父形象作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衬或对照，而其篇中之渔父又与《庄子》渔父之处世理念同中有异？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庄子其人据《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虽出生于蒙地（亦称蒙县），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过楚地或曾居住生活于南方地域（由《庄子》一书所写内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风情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风格，这是屈原可能认同或接受其影响的前提因素。

其二，《庄子》和《楚辞》在文学风格上都表现了极度的浪漫主义，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鲁迅说它们两者都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也就是说，由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透出，屈原和庄子在审美心态上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之处。

其三，庄子和屈原与老子都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道家人物，庄子的思想中显然受过老子的影响（后代将老子和庄子共同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与老子的关系载曰：庄子“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子

渔父》的本旨是要阐明老子的思想学术。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迹，《离骚》《惜诵》《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迹，《远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浓厚，屈原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楚人创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书楚语”，多用“兮”字，而其中两者在韵部上居然有极多相合处，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屈原《渔父》篇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没不曾受《老子》影响、没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两人的生活年代，几乎是同时代而略有先后——庄子约在战国中期，与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屈原则在战国中晚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具体来说，庄子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年前后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说，屈原大约比庄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这应该是他能看到庄子作品的可能条件——时间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处于南方楚地），当然，这里还有个作品传播的可能性问题，从当时来说，人们的文字传播工具是竹简或帛书，地域相近，能够传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较大。

其五，正是由于上述几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屈原能够具备濡染庄子思想或受庄子作品影响的可能条件。如若我们有兴趣对照一下《庄子》和屈原诗歌，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不光艺术表现风格相似，且还有不少句式或语词上的相同或类似，而这又是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依据之一。试看：《九歌》有“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涉江》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庄子》有“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悲回风》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庄子》有“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庄子》有“昔者十日升出，万物皆照。”《远游》有“道可受兮，不可传。”《庄子》有“道可传而不可受。”类似的例子还可找出不少。

其六，《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形象，是在与孔子及其弟子对话中显现的（以与孔子对话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于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谓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他提倡仁义、礼乐、忠信、伦理思想，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主张应该提倡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孔子弟子对渔父所言并不十分理解，但孔子闻其言后非常明白，他幸运地感到自己遇上了圣人，听到了圣人一番让人茅塞顿开的说教——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渔父那已被人们（尤其包括孔子）所认可甚至崇拜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将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这位渔父在《庄子

渔父》中所说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其这番说教在《庄子

渔父》中所铸就的与孔子鲜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来反衬屈原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伟岸的品质和形象。有人以为，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真有遇见渔父并发生对话的经历，此篇《渔父》乃此次真实经历的实录，笔者以为这不仅与屈原诗歌的整体浪漫想象创作风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说屈原的《渔父》篇乃虚实相结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观实际——其表现形式是借鉴虚拟，其思想内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两篇《渔父》作品的整个构思及其过程描写，虽说不尽相同，却在框架结构上显然可辨异中之同——都由渔父和主人公的偶遇开场，又都由对话结束渔夫离去告终，中间正文都是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皆为作品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先看两个渔父的出场。《庄子

渔父》中的渔父是在船上听闻岸上“缁帷之林”畔（杏坛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于“奏曲未半”之际下船，“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于曲终之时招读书之人（孔子弟子）发问：“彼何为者也？”于是引出了孔子，并进而由渔父对孔子的直言评论，引发了孔子的敬意和兴味，而后有了孔子与渔父的主体对话。《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出场，相对简单些，没有引渡人物，单刀直入，两位主人公直接出场——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于是引出了两人的主体对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渔父的出场来说，两篇《渔父》似异实同：都在水边泽畔——前者是渔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泽岸也），后者则在江潭之泽畔渔父直接遇见屈原；都是作简单背景交待后，开始渔父与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体对话。再看两个渔父的退场。《庄子

渔父》近结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对渔父一番说教的感激与钦佩，渔父则希望孔子自勉，而后“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离去后，孔子“待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随后对自己的弟子又发表了一通钦敬渔父的感慨，并斥责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辞

渔父》则是渔父与屈原对话毕，渔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屈原，便“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唱着“沧浪歌”，“遂去，不复与言。”两个结尾都极有意味，却又是鲜明的对照，其表现形式可谓异中有同——都在对话结束后渔夫驾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余味。可以说，两篇作品共同显示了过程的有始有终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两个渔父的人物设计，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对话的主人公，并能就他们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庄子》渔父闻曲而招呼，询问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后发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为何人（故询问孔子弟子），实际上却在孔子面前故意摆出超乎世人的圣人姿态，指责、教训、开导孔子；《楚辞》渔父在泽畔巧遇屈原，虽然其时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却能立即辨认出来，谓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可见他不仅认识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与地位，在惊讶屈原的现实境遇后，很自然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以劝导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渔父与两位主人公的分别对话：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场，而后过渡到正文——渔父与孔子的对话，且以渔父为主；后者直接是渔父与屈原相遇后的对话，两人各述己见。两个对话，虽篇幅有长短之别，却分别表现了两个渔父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观，由此凸现了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与人生哲理，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具体地看，《庄子

渔父》中渔父阐发的内容，既针对孔子而言，实际也是道家学说的展示，庄子的学说本归于老子，《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答话，孔子听后对弟子感慨，说自己见到老子犹如见到了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这与《庄子

渔父》所载内容几乎是异曲同工——孔子弟子闻听渔父之言，转告孔子，孔子对弟子发感慨，说这是遇上了圣人，随即追问于渔父，聆听了渔父一番宏论教诲。从渔父对待孔子的倨傲之态和颇带鄙夷的言辞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这篇《渔父》不只借渔父之口表达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且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和礼乐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渔夫的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这是庄子有意设计的人物。与此相对应，《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是个避世隐身者，他信奉并宣扬“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决其泥而扬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后，提出了应该识时务、明世理、“与世推移”的主张，认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个主张，这个形象，与《庄子》的渔父实在有着相类之处，《庄子》渔父对孔子说“人有畏影恶疾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两位渔父的劝戒，是否有点异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笔者以为，大约正是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将《庄子》的渔父用来作为自身形象的陪衬，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显示一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者的伟岸形象。朱熹说得不错：“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楚辞集注》）其实这个渔父乃是一个君子有道行其志、无道全己身、道异则不相与谋的人物，他在劝导屈原不成功后离去时所唱的“沧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沧浪之水清的时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迁之时——应该在此时抓紧时机修饰冠缨而赴仕，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乃乱世昏暗之时，士人应该适时地隐遁而去，不应犹豫滞留，强作姿态而自讨苦吃。渔父其实是说了一个在他本人和当时一般人看来清楚不过的道理，但可惜屈原并不听从。屈原写这篇《渔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进一步突出自己为理想抱负的实现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如果他信从了渔父的哲学，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这篇《渔父》作品了。这里，顺便应该提及，唐人成玄英《庄子疏》认为，《庄子》中的渔父是越国人范蠡：“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这绝对是臆测之见，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吴越之争时代，吴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吴王败亡后，范蠡还生活了多年，那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年，须知，庄子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说，范蠡和庄子、屈原决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怎麽可能庄子时代的渔父是范蠡，且他又与屈原相逢呢？这不成了生造的历史笑话？！不过，成玄英的这一误断，倒是让我们由《庄子

渔父》想到了《楚辞 渔父》，因为他由注释《庄子》的“渔父”而提及了屈原。

综合上述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可以初步得出判断：屈原的《渔父》很可能是一篇受《庄子 渔父》启发而有意创作的作品，他借用了《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结构和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形式，变换了其主要内容，改变了主题内涵，藉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从而完成了一篇与《庄子

渔父》同题却内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为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丰满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

表达了诗人悠闲自得的渔翁形象，流露出诗人对大自然的喜欢和淡泊名利的情怀。

张志和《渔歌子》全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意思是：西塞山前白鹭在自由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涨，水中鳜鱼肥美。渔翁头戴青色的箬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冒着斜风细雨，乐然在江边垂钓，不必回家。

扩展资料：

《渔歌子》，词牌名，此调最早见于唐朝诗人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后来李珣、孙光宪等诗人用过此调。

《渔歌子》，又名《渔歌曲》《渔父》《渔父乐》《渔夫辞》，原唐教坊曲名，后来人们根据它填词，又成为词牌名。原为单调廿七字，四平韵。中间三言两句，例用对偶。后来此调多用为双调。“子”即“曲”，《渔歌子》即《渔歌曲》。

　这首词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期捕鱼的情景。有鲜明的山光水色，有渔翁的形象，是一幅用写的山水画。

渔父

纳兰性德

收却纶杆落照红，秋风宁为剪芙蓉。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

注释:

收却二句:谓渔人在夕阳落照，晚霞红遍之时，收起钓竿归棹，秋风阵阵吹拂，莲花齐齐整整地摇曳。 纶竿，钓竿。 宁为，乃为、竟为。 剪，剪剪，齐整、摇动貌。

翻译:

渔人在夕阳落照，晚霞红遍之时，收起钓竿归棹。莲花在秋风阵阵吹拂下整齐地摇曳。淡淡的人影，蒙蒙的流水，从芦花荡中传来的短笛之声，一切都那么恬淡从容。

赏析:

此篇犹如一幅恬淡的水墨风俗画。据唐圭璋考，谓此篇系题在徐虹亭《枫江渔父图》上的一首小词。且“一时胜流，咸谓此词可与张志和《渔歌子》并传不朽。”

渔父，出自于《饮水词》，作者纳兰性德，创作于清代，此篇犹如一幅恬淡的水墨风俗画，作品描绘的画面极其优美。

阅读训练:

1词中的“渔父”是一个什么形象试着简要分析。(4分)

2王国维曾这样评论纳兰性德的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物……北宋以来，只此一人”。依据这句评论，简要分析这首词的艺术特色。(4分)

参考答案:

1随适任性、自由自在的渔父形象。因“落照红”而“收却纶杆”，道出了黄昏中渔人逍遥自得、自由自在的情绪;“淡淡”两字，勾勒出渔父淡泊名利的品性。(4分)

2“收却纶杆落照红”秉承了纳兰一贯钟情的白描手法，写出渔人在夕阳西斜、晚霞烂漫时悠然收杆的景象;“秋风宁为剪芙蓉”由落照的色彩写到秋风的声响，由人之主体写到荷花之喻体，还以拟人的手法，描述飒飒秋风之凉意吹飘。“人淡淡”二句，描写渔父形象和画面水雾迷蒙的景象，人与景融合。(4分)

楚辞《渔父》中渔父的人物特点：看破尘世、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隐士形象。

《渔父》

先秦 屈原

原文：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译文：

屈原遭到了放逐，在沅江边上游荡。他沿着江边走边唱，面容憔悴，模样枯瘦。渔父见了向他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屈原说：“天下都是浑浊不堪只有我清澈透明，世人都迷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父说：“圣人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世上的人都肮脏，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为什么想得过深又自命清高，以至让自己落了个放逐的下场？”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能让清白的身体去接触世俗尘埃的污染呢？我宁愿跳到湘江里，葬身在江鱼腹中。怎么能让晶莹剔透的纯洁，蒙上世俗的尘埃呢？”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离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便远去了，不再同屈原说话。

扩展资料：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

《渔父》创作背景：

《渔父》的写作背景，按司马迁本传和东汉文学家王逸的说法，大约是在楚顷襄王执政时期，屈原遭到流放，政治上遭到重大打击，个人和楚国面临着厄运的情况下，诗人心情忧愤苦闷，来到汨罗江畔，边行边吟而成的。

《渔父序》在末尾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为楚人因怀念屈原而收集整理屈原之诗词互相传赠。这说明《渔父》在秦汉以前已经广为流传。

-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