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宋国公主到辽国和亲？

　　两宋从来就没有和少数民族政权（包括辽）和亲过！

　　从“大国”心态看宋朝的不和亲政策

　　传统意识里的“和亲”，一般是指政权间因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是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件。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以及从现今来看属于与外国之间的联姻。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等等。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都是政治利益的驱动。纵观整个和亲史，两晋、两宋和明代无和亲现象，在政治分烈的情况下，宋朝为什么不与外族和亲呢？宋朝为什么能坚守住独立的婚姻阵地？本文拟从文化和经济方面分析其背景和缘由。

　　宋朝士大夫对与宋有冲突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

　　一、外求谋和，内严守备，待机消灭之。

　　北宋宰相李昉持这样的观点：“……况天生契丹为患中国汉髙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糜，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钦宗时，开封尹程振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臣愿陛下结以诚信而沮其谋，遗金帛而厌其欲，外务谋和，而内严守备。数年之后，国富民足，将选士励车攻马良，然后徐议大举以刷吾耻，未为晩也。”…… 这些人没有强烈地反对和亲。

　　二、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富弼、贾昌朝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富弼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则溢于言表：“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则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三、主张因时制宜，其实质并不反对和亲。

　　两宋之交的胡舜陟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臣观汉唐以来御敌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于敌国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羁縻则施于敌国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国家承巨奸误，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同是两宋之交的程瑀在奏状中也如是认为。综上所述，两宋的士大夫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辽金）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但终宋一朝，它是没有和周边民族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和亲的。那么，两宋士人对和亲的态度又当如何呢？

　　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

　　在宋代的文献中，“和亲”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联姻，一种是和好。据分析，大多数文献中的“和亲”是和好、亲善的意思。所以，仅通过文献，难以全面把握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但终宋之际，并无和亲的事实，由此不难判断，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和亲的主流态度，即对和亲持反对意见。

　　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8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宋朝君臣，他们大多受狭义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很自然地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所以，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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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国”心态看宋朝的不和亲政策

传统意识里的“和亲”，一般是指政权间因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是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件。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以及从现今来看属于与外国之间的联姻。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等等。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都是政治利益的驱动。纵观整个和亲史，两晋、两宋和明代无和亲现象，在政治分烈的情况下，宋朝为什么不与外族和亲呢？宋朝为什么能坚守住独立的婚姻阵地？本文拟从文化和经济方面分析其背景和缘由。

宋朝士大夫对与宋有冲突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

一、外求谋和，内严守备，待机消灭之。

北宋宰相李昉持这样的观点：“……况天生契丹为患中国汉髙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糜，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钦宗时，开封尹程振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臣愿陛下结以诚信而沮其谋，遗金帛而厌其欲，外务谋和，而内严守备。数年之后，国富民足，将选士励车攻马良，然后徐议大举以刷吾耻，未为晩也。”…… 这些人没有强烈地反对和亲。

二、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富弼、贾昌朝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富弼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则溢于言表：“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则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三、主张因时制宜，其实质并不反对和亲。

两宋之交的胡舜陟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臣观汉唐以来御敌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于敌国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羁縻则施于敌国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国家承巨奸误，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同是两宋之交的程瑀在奏状中也如是认为。综上所述，两宋的士大夫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辽金）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但终宋一朝，它是没有和周边民族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和亲的。那么，两宋士人对和亲的态度又当如何呢？

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

在宋代的文献中，“和亲”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联姻，一种是和好。据分析，大多数文献中的“和亲”是和好、亲善的意思。所以，仅通过文献，难以全面把握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但终宋之际，并无和亲的事实，由此不难判断，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和亲的主流态度，即对和亲持反对意见。

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8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宋朝君臣，他们大多受狭义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很自然地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所以，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1、唐代教训，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很多干政。

　　2、宋代理学发展，对于女子管理十分严厉，出家可以避免丑祸。

　　唐之覆亡，原因固多，强藩之难制，为其一；而皇族权势之盛、行为不检，也是重要原因。宋朝立国，对唐、五代之乱，深所警惕，对宗室、后宫、外戚和宦官有严格的限制制度。终宋一代，从未发生过公主擅=权的事情，甚至亦无私乱传闻。这首先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对公主有严格的要求。按司马光总结的，对公主的要求是响当当的八个字：“导之以德，约之以礼。”

　　“导之以德”，是勤遵妇道，绝不能干政。不但不能干政，即使对公主的丈夫附马，也仅是授予清贵的荣衔，而不能授实职，既是所谓“遥领”。所以，真正有才华的男人，往往以尚公主为苦，因为那意味着，他个人在仕途上发挥才干的前程葬送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后世借鉴、并好好研究的一个现象。同时，公主甚至连为自己的子女求官，也经常遭到皇帝的拒绝和训斥。咸平六年（1003），宋太祖的女儿秦国公主为她的儿子王世隆向她的堂弟宋真宗求“正刺史”，遭到宋真宗的断然拒绝，其理由是：“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 绍兴四年（1134），宋哲宗的女儿吴国长公主向他的堂弟宋高宗，为她的丈夫潘正夫求开府，高宗不许，八年再求，宋高宗干脆说：“官爵岂可私许人？须与大臣商量，况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拂衣而去。

　　为防公主干政，宋朝甚至规定，不允许官员私谒公主府，连公主的驸马交结官员，都是违法，所谓“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元丰以前，蜀国公主的驸马王诜与苏轼交好，经常往还酬作，互相馈赠。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查出王诜与他交往的事实，随即以此将他贬斥。绍兴年间，吴国长公主的驸马潘正夫要求会见宾客，宋高宗发了仁慈，也不过允许他“至所居州军，与知通州官相见一次。”这样严格防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杜绝公主、外戚干政之途，防止唐代故事重演。

　　而所谓“约之以礼”，是为了预防公主秽乱的丑行。有宋一代，总共有88名公主，包括杜太后的女儿、宋太祖的妹妹秦国大长公主。其中的58人出家或早夭，有30人下嫁。在宋史资料中，从未见有公主秽乱的记载，也只有其中的两位公主，有再嫁的历史，而这两位公主，一位是宋太祖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在宋开国之初，因丈夫米福德阵亡，而改嫁大将高怀德；一位是宋徽宗的荣德帝姬，被金军掳使北去，在丈夫曹晟死后，改嫁金人习古国王。可以说，在两宋300多年历史中，公主们从无干政的历史，亦无丑闻播行，甚至，她们对驸马的艳闻逸事，也大都采取了充耳不闻的容忍态度。在《宋史》的公主传里，似乎只有一位公主是天性嫉妒的；另有一位因老公太丑陋，不能得其欢心，夫妻关系恶劣，常往娘家跑，当然，她娘家在宫里。其余出阁的公主，仿佛皆能循规蹈矩。蜀国公主的丈夫、苏轼先生的至交王诜，甚至当着公主的面调戏姬妾，公主心中不欢，口中不言，积郁成疾，至于不起。宋神宗为着姐姐的身体，也只好强忍怒火，待公主死后，才拿王诜开刀出气，狠狠整治了他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