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哪些著名的画家及绘画理论

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杨子华

主要的绘画理论是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 顾恺之《论画》 顾恺之《画云台山记》

南北朝 谢赫《古画品录》 姚最《续画品》 宗炳《画山水序》 萧绎《山水松石格》 王微《叙画》

1．开启绘画新风

自秦汉以来，绘画在题材和技法上有了很大发展，尤其在魏晋时期，反映老庄思想及玄学和佛教思想的绘画开始出现，从体现正统礼教思想转为反映单纯的审美观念，使绘画走向了另一条轨道。

①“曹衣出水”

在魏晋画坛上，有两位艺术家以其创造性的艺术开启了一代新风，他们是曹不兴和卫协。

曹不兴是东吴黄武年间（222～228年）以佛画知名的画家，他的绘画技巧纯熟，富有创造力和想像力。据说他能在长数十尺的绢上绘一佛像，心敏手捷，须臾即成，而头脑四肢比例准确。曹不兴所画佛像被称为“曹家样”，其特点在于所画的衣纹像贴在身上一样，故有“曹衣出水”之说。这个特点明显受印度绘画技法的影响，他用线缜密，细柔，不同于汉代其他画家的用笔技法。这种风格开始于曹氏，被卫协发扬光大。

卫协活动年代约在三国末至西晋，他是曹不兴的门徒，他的作品有《北冈图》、《伍子胥图》、《醉客图》、《神仙图》、《列女图》、《楞严七佛图》等等。他绘画的主要特点是“精思与巧密”，这是顾恺之的评价，一是指绘画刻画细致，二是指其笔法用线细如蛛网，笔力精巧。他的绘画已在汉画风格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建立了南朝至唐初的人物画的风格样式。葛洪在《抱朴子》中将他与他的弟子张墨并称为“画圣”。这肯定了卫协作为绘画的开拓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②人物画家顾恺之

魏晋时期，老庄思想成为当时的士大夫思想的主流，具体表现为“任性放达，风神萧朗，不扬于礼法，不拘泥于形迹，追求超然绝俗、简约玄澹的魏晋风度”。它不同于秦汉时的君子风度和品性道德，是一种艺术审美的人生观。当时的“玄学”对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即单纯以审美情趣来进行艺术实践，确立艺术评价准则。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使绘画走向了自身发展的轨道，而区别于绘画的礼乐功用，追求美的原则。这一转变，首先表现在魏晋时的人物画上，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提出“传神写照”美学思想的顾恺之。

顾恺之（约346～407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出身世族家庭，曾任司马参军、散骑常侍。当时人称他画绝、才绝、痴绝，充分肯定了他的绘画、文字方面的才华和他任性放达、超越世俗的虚静态度。

顾恺之曾画过释道人物、山水及同时代人物肖像。现在流传下来的是他根据文学作品而创作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图》等作品的摹本。顾恺之是卫协的学生，他继承发展了卫协的艺术风格，把线描的表现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用线道劲连绵如“春蚕吐丝”，似“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体现出当时艺术追求的秀雅与高贵之美。顾恺之还提出了人物画的最高要求——传神写照，并加以实践。他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神”是指人的风神、个性、情调等，顾恺之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给中国的传统绘画树立了新的范式。

到了六朝时期，绘画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领域。由于绘画的需要以及文艺思想的活跃，美术评论开始出现。士族知识分子也投身于绘画领域，他们对于创作经验的总结、艺术规律的探讨、绘画发展的研究起了主导作用。其中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品画艺术的标准——六法论，即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模写是也。前两法理论性较强，内涵丰富，历来解释不一，后四法是关于绘画的学习、认识、表现手法的阐述，得到后世画家的肯定。

③山水画的兴起

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兴起，出现了一批山水画家和有关山水画的评论。这时的山水画目前已经失传，据史料记载有戴逵的《剡山图》、《吴中溪山邑居图》，戴勃的《九洲居山图》，宗炳的《秋山图》，谢赫的《大山图》等等。

山水画的兴起有诸多原因，玄学的兴起是山水画形成的基本原因。玄学思想也是山水画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即山水画真正的审美价值所在。玄学使人们回到自然。在士大夫们看来，山水的美不在于山水本身，而在于它体现了“道”。宗炳的《画山水序》中这样写道：“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使有而趣灵。”他认为圣人理解或“映照”万物，而贤者澄清胸怀以道为法则去看待万物，至于山水是以其外形体现道，山水与道是相合的。

中国的山水画家以老庄哲学为基础来认知自然。艺术家们的简淡、玄远以及深厚丰实的美感、艺术观决定了1500多年来中国山水画的基本趋向和主要气质，使中国绘画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魏晋在变乱中求生存，产生出新的思想和观念，而这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佛教艺术也随之兴起。佛教艺术主要体现在建筑、雕塑、壁画上，一般的石窟和寺庙中都绘有壁画。佛寺壁画因建筑的破坏已荡然无存，但北朝的石窟壁画仍然保存至今，主要有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库木吐喇千佛洞壁画和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的敦煌莫高窟壁画。

莫高窟壁画大体分为佛像画、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画和佛教故事画，早期故事画的题材主要是佛教故事、因缘因果故事和佛本生故事。这些来自民间的佛本生故事，通过画师的妙笔，构成了莫高窟壁画中最富有人间气息的动人作品。壁画中有《鹿王本生图》、《须大拏太子本生图》、《尸毗王本生图》。

《尸毗王本生图》绘制于北魏前期，重点表现了故事发展高潮中有代表性的场面。画面描绘了尸毗王为从鹰嘴下救出一只鸽子，以及他宁愿用自己的肉来喂鹰的情节。尸毗王端坐着，双目下垂，安详镇定地被人割着左腿上的肉。周围配有各种表情的弟子眷属，天上有飞天散花，以衬托庄严的气氛。

2．壁画与漆画

①墓室壁画

战乱年代，当时的绘画遗迹遭到洗劫，流传的画作不多。20世纪70年代初在嘉峪关和酒泉之间的戈壁滩上，发掘出魏晋之际的墓室壁画600余幅，描绘了农桑、畜牧、狩猎、林园、屯垦、营垒、庖厨、宴饮、奏乐等景象，多方面、生动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壁画是每砖各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不同于汉画的分层排列的布局方法，画工们基于劳动实践经验，很准确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幅活泼感人的画面，色彩热烈明快，线条单纯和谐。

现存的文献资料所记载的魏晋壁画中，宣扬儒家思想的三皇五帝、忠孝节义之类的题材仍占据重要地位。左思在其《魏都赋》中对曹魏宫廷中的温室壁画这样写道：“丹青炳焕，特有温室，仪形宇宙，历象圣贤，图以百瑞，绰以藻泳，茫茫终古，此焉则镜。”

②漆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徽马鞍山市发现了三国时孙吴大司马右军师朱然的墓，从该墓中出土了大量漆器。漆器上的彩绘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描绘宫廷生活的，有表示祥瑞的，还有诸如杂技、宴会场面，以及山水、云树等景物。漆画在构图上以平稳手法求变化，色彩多用朱红、红、黑、金、浅灰、深灰、赭等，给人一种色泽华丽而又庄重的感觉。

南朝齐谢赫撰的《古画品录》全书1卷,收录了从三国吴至南朝齐代的27位画家,分为6个品级,评其优劣书中提出的绘画“六法”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历代画家、鉴赏家们所遵循,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西汉的木版彩画1979年3月在扬州市西郊木椁墓中发现共两幅一幅为《人物图》,长47厘米,宽28厘米,绘文臣武将各二,画法为墨线勾勒,敷以色彩,画面上的线条简洁流畅,色彩鲜艳明快,形象准确生动另一幅为《墓主人生活图》,长47厘米,宽44厘米,画面分两部分：上部绘4个人物,有墓主人,随从与婢女,下部为宴乐的场面,有乐队、伎乐表演和宾客整个画面主题突出,疏密有致,气氛十分热烈,反映出贵州家庭生活情景这两幅画是研究汉代扬州经济、文化状况的宝贵实物资料

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手法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晋时的卫协被谢赫评为“古画皆略，至（卫）协始精”，他是使绘画技巧空前提高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画家。东晋顾恺之继起，在解决绘画创作一系列技巧问题上，更是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将中国哲学上引人争论的形、神这一对范畴运用到绘画的理论和创作上，主张绘画要做到传神，要表现神气，使中国绘画从此出现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构图、用笔、着色等绘画表现技法，也于这一时期被画家们不断加以丰富和改革。如顾骏之赋彩制形，皆创新意，毛惠远位置经略，尤难比俦，毛□善于布置，陆绥一点一拂，动笔皆奇，稽宝钧、聂松赋彩鲜丽，都是其例。特别是六法论的提出，不但为绘画批评，而且也为绘画创作总结出一整套的艺术性标准，足可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绘画的全面技巧已经被提到条理化的高度，为画家们所自觉掌握。 “紧劲联绵，循环超忽”和“精利润媚”的一种笔致，与被后人称为疏体的张僧繇所创造的“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的另一种笔致，成为各极其趣的鲜明对比。北齐曹仲达画佛像，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贴体，被后人称之为“曹衣出水”，也于此时异军突起，对后世中国画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佛教美的不断传入，对于来自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的外国绘画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轰动一时，足以说明这一点；敦煌莫高窟所留下的大量北朝壁画，其吸收外来画法之处,至今犹令人们历历可考。在山水画方面，出于发挥山水画审美功能的需要，王微有针对性地强调山水画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别于图经，必须讲求“容势”，而不应与图绘那种“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的用途相混淆。宗炳为了更好地表现山水的“自然之势”，做到能使像□、阆、嵩、华那样高大的山形“可得之于一图”，“不以制小而累其大”，他将朴素的透视学原理应用于山水画法。

　　理论著作及其他著作中有关绘画的史料这一时期随着绘画鉴赏、收藏、品评风气的逐渐开展，有关绘画的理论及史料著作相继出现,并不断有所发展。东晋时顾恺之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3篇著作,见于《历代名画记》的转载。由于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3篇文字多有脱误，甚至有些部分不可句读，但它毕竟是中国最古的绘画理论及史料的专著，仍不失其重要的价值。特别是《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出“以形写神”，强调“传神”和“悟对通神”，《论画》中提出“迁想妙得”等，确可算是后世中国画家所拳拳服膺的论画最高准则。南朝刘宋时宗炳<画山水序>及王微<叙画>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关于山水画的美学专著。 除了论述山水画的一些造型性问题之外，还着重阐明自己创作山水画的动机，希图抒发一种高雅的主观情趣和希图借助山水的形质以体现道、神一类的神秘观念。齐梁时谢赫《画品》（一作《古画品录》）是一部以品评古今画家画艺优劣而作的专著，可是此书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它对具体画家所一一作出的品评，实际上它是一部概括了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性准则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谢赫最大的功绩在于他提出了“六法”这个全面衡量绘画艺术性高低优劣的6条标准。六法论对后世中国绘画的理论与创作产生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梁隋间姚最有<续画品>，是追随谢赫之后，对画家画艺进行品评的又一部专著。

　　还有大约活动在北魏、宋齐时的孙畅之，曾撰有<述画记>一书，多载自汉魏至宋齐时画家的有关传闻。其书惜已久佚，现在仅能在《历代名画记》所摘引的数条文字中窥得其一鳞半爪。此外，其他性质的著作涉及到绘画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著作尚有：西晋时葛洪的<西京杂记>，记录了西汉画工毛延寿、刘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人的姓名和画艺；宋时刘庆义的<世说新语>，对顾恺之、戴逵的绘画艺术有不少记述，为后人作传和谈艺者所转相祖述；梁代庾元威的<论书>，篇末附论书法杂体与绘画相通的诸事例；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及岩画、壁画遗迹多处。所有这些，虽则文字分量不多，但却为后世留下相当可贵的绘画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