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庸人变成圣人的历程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他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年轻时的曾国藩也同大多数人一样，心性浮躁、为人傲慢，他是如何一步步蜕变的？

一、30岁以前是庸人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离县城130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在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之前，几百年间，这里连个秀才也没出过，可以说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

曾国藩14岁开始参加县试，接连7次都名落孙山。然而，在23岁那年，曾国藩考中了秀才，24岁中了举人，28岁的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鸡变凤凰，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大户。虽然跃过了龙门，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区别。

进京为官以前，曾国藩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争口气。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会成为谁。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的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

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进京前两年，他花很多时间在社交上，每天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后来，曾国藩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翻开曾国藩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

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傲慢，经常得意忘形。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还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等。

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在曾国藩日记中，多次反省自己缺点的记载数不胜数。

除了以上两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并且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二、曾国藩如何“脱胎换骨”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聚集之地。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大不相同，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30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毅然立志。在曾国藩30岁立下了“学作圣人”的志向。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们所不自知的。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

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

圣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立志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执行力。

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每天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既然自我完善，当然要抓紧时间，不能再游手好闲，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经》、练习作文，整个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但是，一个人想一下子改变养成很久的习惯没有那么容易。曾国藩交际广阔，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虽然立下志向，也难免有因为交际影响学习的事发生。

不过，每次学习受到影响后，他都会在日记中进行反省。后来，曾国藩找到了自己热衷于交际的根源，他发现，有一些社交活动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则是可去可不去。问题就出在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他多半都参加了。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想建立“为人周到”、“好交好为”的名声，也就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另一个，则是因为自己本性好热闹，在家里坐不住。

分析之后，他下决心缩小社交圈子，改变在朋友中的形象，以节约社交时间用于学习和自修。但因为以前交际太广，不可能一下子切断许多社会关系，所以必须采取渐进方式，慢慢改。

曾国藩另一个着力点，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气。曾国藩跟大多数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陶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与人相处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

曾国藩以“圣人”要求自己，也不自觉地以圣人标准要求朋友，经常说话过于直接，不留余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与朋友发生冲突。

三、人生就要不断精进

曾国藩认为，磨练自己要有如鸡孵蛋般的耐心和韧性。他的一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改正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46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上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

后记：

人与人的结果千差万别，其实根本原因不是能力，而是志向。人各有命其实就是人各有志，一个人的成就永远无法超过一个人的志向，说的再直白点，就是一个人的梦想有多大，这个人就有可能走多远。李小龙的梦想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功夫，乔布斯的梦想是活着就为了改变世界，主席的梦想是要建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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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148)曾国藩(9)社交(1)

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

后世评价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

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

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

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

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

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

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编辑本段]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

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

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

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庄敬日强，安肆日偷。

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

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

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

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

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

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

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

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

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

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

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

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

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原文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译文

    没有兵也不足以忧心忡忡，没有军饷也不足以痛哭流涕，唯独举目看向当今世道，想求得一位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挚耿直者，不容易得到；或许即使得到了，却又屈居人下、身份低贱，往往被 打压得才能无法施展，屡遭挫折，弃而不用，抑郁而死。而那些生性贪婪遇事退缩者，却能昂着头拼命往上爬，因而得富贵、得名誉，个个健康长寿，这真让人不得不感叹啊！

心得

    有句话叫“人生是否顺利，取决于识人的眼光”。若想在社会上一帆风顺，就要对人用心。

    还有句话叫“一人善射，百夫拾决”。而俗话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见会“识人”的伯乐比千里马重要得多。

    历史上，对曾国藩识人之术，颇有赞誉。曾国藩之所以成为“中兴之人”，除了他自己的能力外，还有就是他有识人的能力。

    他对“德行”的重视，他在选择人才时，经常“于纯朴中简择人才”，因为他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对于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的浮滑之人，他是深恶痛绝的。

    他还总结出了择人标准，并把人分为“官气多”“乡气多”两类。他认为那些“官气多”的人大多喜欢讲资格、装样子，遇事无法做到尽心尽力，更做不到心到、口到和眼到；而那些“乡气多”者大多又好逞才能，好做出格之事。对于这两类都有缺点的人，曾国藩倒更愿意选择“乡气多”者，因为他认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

    曾国藩还非常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他认为，人才之间是相互吸引的，什么样的人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这也就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曾国藩曾专门著书记载，那就是《冰鉴》。从那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了识人准确，甚至还学习了麻衣相术，比如他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等。

    直译为，看一个人是邪是正要看他的鼻子和眼睛；看一个人说话是真是假要看他的嘴唇；看一个人会不会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看一个人是不是有事业要看他的精神；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前途要看他的指甲；看一个人的寿命要看他的脚跟；看一个人说话有没有条理要看他的语言。虽然这条相面术未必总是正确，但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识别一个人时，会看很多细节，从细节中看端倪。

    虽然他的面相识人有迷信成分，不可全信，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出，他在“识人”时一定会明察秋毫，不放过任何细节。

原文：曾国藩懂得恩威并重的道理。他认为带兵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对待营中官兵，他常以父兄的身份向他们不厌其烦地谈为人处世的道理，言辞诚恳。

其实，带兵打仗就像带公司员工一起打拼事业一样，都需要读懂人心，权衡好各方利益，最后才能更好地驾驭人。

第一句话：用恩莫如仁，关键字——“仁”；

我们理解的“仁”是指仁爱、仁慈、善良，但是曾国藩认为这只是“小仁”，真正的“大仁”是如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稳，也要让别人站稳，自己要腾达，也要让别人腾达。

正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用恩莫如仁，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意思就是说：施与手下将领恩惠，做好的办法就是“仁”，就是自己要站稳，也要让别人站稳，自己要腾达，也要让别人腾达；对手手下士兵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儿子一样，经常真心希望他们成事立业，希望他们发达兴旺，并时不时推举他们一下，他们自然知道感恩。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悟透这个道理的，而是后面受到启发才大彻大悟的！

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喊出了“不贪钱，不怕死”的口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多人才都聚集在他名下。但后来，幕僚和将领都纷纷转投到了另一位湘军统帅胡林翼的府下，曾国藩很是不解。

一位幕僚赵烈文说：“人都有私心，在你那里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不走还等什么？”

曾国藩问：“那该怎么办？“

赵烈文回答：“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即：利用众人的私心来做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公义！）

曾国藩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从此以后对有功的部下大力奖赏，武人给钱，文人给名，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于是曾氏幕府越来越壮大，人才济济，甚至发展到了“国之重臣，悉出曾门矣”的地步。

曾国藩用“仁”驾驭了人心，成全了他人，更是成全了他自己的功名富贵。

第二句话：用威莫如礼，关键字——“礼”；

下级对上级时，晚辈对长辈时，我们经常强调要讲礼仪和礼节。其实，上级对下级时，也要做到一个“礼”字，因为这个字便是驭人术的关键。

具体怎么操作呢？

曾国藩在日记中是这么说的：“用威莫如礼。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

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要想展示自己的威严，并让人尊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平等地以礼待人。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都不敢怠慢，态度安详舒泰却不骄傲；自己衣冠整齐，目不邪视，使人见了就让人生敬畏之心，威严而不凶猛吗；做事敬业，待人稳健，无形无声中现出崇高难犯的气象。这样一来，别人自然尊重你的威严。

作为一个领导，最忌讳做了什么而导致无“礼”呢？

诸葛亮 在《将苑》中说：“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

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将领(或领导者)，不可以骄傲，目空一切，因为骄傲就会对下属丢失礼仪，不能以礼相待下属，就会导致人心背离，人心相背就会导致众叛亲离。

所以说，做了一个领导，首先要戒骄躁，做好“以礼待人”，礼贤下士，才能“以理服人”，继而很好的驾驭人心。

曾国藩总结的两句驾驭人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而关键两个字就是“仁”和“礼”。若能熟记于心，并活学活用，也可以在职场上轻松驾驭人心，无往而不利，人士通道，事业有成。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农家子弟出身，最终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文人身份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福。

这个人就是曾国藩。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的半部家书，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1

事不拖：一勤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只因懒惰。梅兰芳最初也资质平庸，但他不甘于此，勤学苦练，终成一代宗师。

庸人败于懒惰，天才却输于狂傲。李自成勇猛有才略，起义称王，却因胜利滋生骄傲，最终惨败。

曾国藩在军中时，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

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他还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曾国藩还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辈出。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

2

话不多：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嘴茬子厉害未必是好事，留起一些话，也是一种境界。

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

曾国藩说：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聚守口，独居守心；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禁大言以务实。

在生活中，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而来也会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

3

人不作：有智者，方圆有度

不作，就是要把握好“度”。曾国藩家训中有一言，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此举可谓福不可受尽也。

在为人处世中，事事断然不可冒进直击，当拿捏有度。

纵观历史，不乏才华横溢者因“作”而遭贬谪，丢命，比如水浒里面：牛二面对杨志，喊你来砍我啊！结果是一刀毙命！或许，有时一味的直与进看似一种忠贞、一种激昂，但如能审时度势，掂量片刻，就会发现，某些场合下，与其相对的软与退也不失为另一番智慧。

韩信的胯下之辱，苏武的茹毛饮血，是在掂量完小辱与大节后的以退为进；东方朔的机智幽默，春秋晏子的巧言诙谐，是在掂量完直言与婉言后的迂回才能，而魏征的刚毅纳谏，狄仁杰的清廉直抒，则是在掂量完君心与民意后的激进慷慨。

无论是以退为进、迂回婉转还是激进慷慨，用对时，则为良方，用错时，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而其中平衡的度，则着实需要用者亲自掂量才可拿捏得当。

李密庵在《半半歌》中曾言：“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酒至微醺，花开半朵，是恰到好处的趣味，道破了人生交际处世的真谛。林语堂先生亦评此诗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