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浪漫的鲁迅，为了纯贞不渝的爱情，竟然与猪打了一架

鲁迅先生是民族精神和气质的崇高体现，他的作品在1923年便入选了语文教材当中，一直到今天，将近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国人都在感受鲁迅文化的熏陶，从他的笔触中能够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愤世嫉俗，鲁迅先生对人民无知和麻木的悲愤，他横眉冷对千夫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这些都是鲁迅先生崇高坚毅精神的外放。一直以来，提到鲁迅先生总让人肃然起敬，此种敬意不但来自于他的作品，还有通过作品对鲁迅形象的一个认知。

鲁迅到底是个怎样的形象呢？或者说生活中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如此具有批判主义精神的人，生活中是否也不苟言笑，对事对人也是充满批判性？如果从作品出发，鲁迅确实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人，生活中也应是不苟言笑喜欢批评人的人，作品影射一个人的心灵和思想，但是那些伟大的人，他们往往能够将生活剥离于创作之外，让自己在生活中成为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人。鲁迅无疑是这样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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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的我们一样，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对鲁迅的印象也是来自于课本和老师的讲解，因为他出生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十七年之久。在读书的时候周令飞学习自己祖父鲁迅（周树人）的文章，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因此而羡慕他，他也很敬佩自己的祖父。但是他毕竟是鲁迅的孙子，很自然的便想到了生活，在老师口中鲁迅是那样的一个人：他伟大但是脾气似乎也不太好。周令飞曾说：那时他还有所庆幸，还好没有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不然自己肯定要被骂，要被打屁股。

然而在一次与父母的谈话中他改变了这种看法，那是1996年前后，周海婴和妻子马新云看望儿子，在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灯突然坏了，周令飞就踩着凳子去换灯泡，期间他向太太张纯华开玩笑的说；不好！我要掉下来！黑暗中，周令飞的母亲马新月对丈夫周海婴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此时周海婴回了一句：我爸爸也是一样的。周海婴这话的意思是说自己和父亲鲁迅是一样的，喜欢开玩笑。周令飞对祖父的印象从此时猛然发生转变。

萧红是鲁迅先生的知己，她笔下的鲁迅先生相当可爱，她说鲁迅先生笑声非常爽朗，经常是笑的手上烟卷都拿不住，笑到咳嗽起来。许广平也曾说过鲁迅先生的笑声隔三间屋子都能听得见，可见鲁迅先生的真性情。

1926年3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仗义直书痛批段祺瑞政府，而后遭到逮捕，为避难，鲁迅先生躲进了日本人开的一家医院，8月份，先生赶赴厦门大学教授国文。在厦门的几个月，鲁迅先生极为思念身在广州的许广平，他时常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自己的爱人。有一次，一头猪竟然很不识相的跑到鲁迅所在的相思树下，啃起落在地上的相思树树叶，鲁迅先生顿时就火了，为了自己纯贞不渝的爱情，竟然撸起袖子同那头猪打了起来，有老师从这里路过，问鲁迅为什么要跟一头猪打架，鲁迅则说：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何等可爱的人才会做出的事情。

想念许广平的鲁迅不但和猪打了一架，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靠在一个写有许字的墓碑上拍了张照片，给许广平寄了过去。这又是多么浪漫的人才能想到的方式。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性情一个可爱一个浪漫的人。锋芒犀利的笔触下是一双充满千种情思万种柔软的手，于创作于生活，鲁迅始终保持着热爱，不管他怎样的批判，他绝不是避世的人，正如古人所言：大隐隐于市，鲁迅恰恰就是这样的大隐之士。

从1960年到1966年，周作人生前给素不相识的港友包写了402封信，成为研究周作人他晚年的思想、观点、兴趣和社会交往。鲍339封给周作人的信，对研究晚年的周作人也很重要。

鲁迅的崇拜争议

1962年5月8日，包将林语堂3月3日在港发表的文章追悼胡适之老师发给周作人，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物的风格是分不开的。至于文章，施治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学者，鲁迅是七分学者，三分学者。性格方面，适合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有孔子最可爱的风格温柔，什么都不做，可以当官也可以不当官。不管你是否关心青年崇拜，鲁迅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崇拜青年。看来他已经走得太远了。老师是这样认为的吗？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程林语堂他的文章应该在香港出版，他说的有些道理。胡博士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抹杀的人。云中学者众多也是事实。至于鲁迅就文人而言，他也说他必须崇拜青年。虽然看似不敬，但也是事实。它奉承别人太过分了。如果你看看别人缺点冷冷的，你会经常讲小道理。现如今，人人都捧着鲁迅上海墓上的新雕像。我只在摄影中见过。它舞台很高，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虽然它尊重他，它这实际上是他的一幅漫画。是他生前思想界的所谓权威称谓。它当你害怕你的坟墓时，你很难微笑。它过分恭维别人真的不容易，就是不要出丑。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以上文字无愧于鲁迅的一贯风格随笔：犀利泼辣。在当时，敢于这样谈论鲁迅的人是不多见的。虽然是私信，但也不多见。即使在今天，他们也能不能不唤起人们深思。这里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多，青年必须崇拜；二是对鲁迅的崇拜，也就是现在大家都捧鲁迅；第三，新的鲁迅雕像这是一个尊重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几乎充满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它说鲁迅的文人成分更多，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个深谙学问的学者型作家，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之多的学术著作，但他仍然是一个作家和诗人，也就是所谓的文人。然而，唐t学者非要崇拜年轻人？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学者，我们不我似乎不认为年轻人一定崇拜他。从表面上看，周作人是在引用林语堂的话，但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声音。20世纪30年代，他多次抨击鲁迅的狂热崇拜和做左翼文坛领袖，并讽刺他背着包袱，前面一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是那些老话的重复。回顾他对鲁迅的批评的雕像，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周作人写信的时候，上海只有一个鲁迅的雕像，没有别的分支。这棵树是为了纪念鲁迅诞辰20周年而建造的死亡。怎么能说是个人对鲁迅的崇拜呢？怎么能说是讽刺鲁迅呢？周作人是如此厌恶鲁迅和人民的雕像人们对鲁迅的崇敬和热爱是因为他没有我没有意识到鲁迅对中华民族的真正价值。

年轻人努力学习。

谈到青年人必须学习的问题，周作人对包说：

鲁迅回答他一定要学的其实是他高调的——，没必要学。说得委婉一点，他野心太大，故意d

看着凭据，总觉得自己很安静，离开了现实生活。看外国书——，除了印度——，经常接触生活，想做点什么。

虽然中国的书曾劝人们加入世贸组织，那多半是僵尸般的乐观主义；外国的书是颓废的，厌世的，但对活着的人来说是颓废的，厌世的。

我以为我少需要本语文书，或者我没有不需要多读外文书。

少关注语文学历，结果无非就是没作文。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只要你活着，它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写。

它他雄辩而清晰。所以鲁迅没有像别人一样列一长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想让当时的年轻人沉迷于书目，钻进研究室成为书呆子，而忘记国家的衰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劝青年走出书斋，去创新，去革命，去冲破旧的罗网，去创造一个新的中国，也就是纸条上说的比文字还多。鲁迅的态度是光明正大的，无可指责的。而且，可以说这个回答比其他任何回答都好，更有说服力和警醒性。这是鲁迅这是鲁迅的风格的精神。他一直认为救国比读书重要。什么他更希望大家多读些关注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打消士气、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至于他写给朋友徐守尚的书单的儿子许世英，就是因为许世英在大学学的是语文，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青年或者中学生，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从必读的答题纸上也谈到了少谈辩论，多谈问题。他说：

当时反对者记得李大钊，但他没有参加。后来，据说他曾反对过胡适李成就与李大钊并重，不过是多了一个神话。陆放翁说：人死后谁负责？全村人都听蔡中郎的。那这是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并没有写过批评胡适的文章就是少讲社会主义，多讲问题，像李大钊那样。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这场论争中的成就与李大钊平起平坐，这显然是错误的。周作人称之为附加神话是对的。因为这个附加的神话不符合现实，甚至歪曲历史。其实这对鲁迅也是适得其反的。即使鲁迅没有写文章批评胡适的主张，不会他很棒吧？什么更何况，历史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想法，并支持李大钊的批评。不承认或者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对的。虽然周作人反对加法的神话是好的，有意隐瞒历史真相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尽管周作人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部有价值的、难得一见的历史著作，但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往往未能保持平常心，对鲁迅积怨已久，不得不彻底背下来。当然，这是周。

以及其鲁迅回忆录在许广平的纠纷。

在与鲍的通信中，周作人有什么不能他对鲁迅的攻击是大错特错的。的遗孀许广平女士。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和许广平结合，多次说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要许广平做他的妾。在给包的信中，他重复说许广平是鲁迅的妾。在谈到徐光平鲁迅回忆录，他写道：

她是女师范大学生。她一直以弟弟的名义写作，从未有过意见。所以她对我不满意，她几乎生我的气。因为老婆同情前妻，所以经常对某女士出言不逊关于对方的谣言是很大的侮辱，也难怪她生气。赖叔被评为女的意见，可以说是能看出这个p的症结所在的人

在徐光平回忆录，有很多真实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大致描述了鲁迅晚年的思想、事业、音容笑貌，这是必须肯定的。，这一章讲述了两周的不和谐，比较忠实地回忆了鲁迅的一贯态度和观点，更忠实于事情的本来面目。尽管徐光平的叙述语气尖锐而愤怒，它这和泼妇骂街是不一样的。

应该指出的是，包姚明一棍子打死回忆录不仅仅代表自己的观点，还参考了港台一些学者的文章。他在1962年4月26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转述了一篇发表在香港版副刊上的文章回忆录。文章全盘否定徐光平及其许广平与〈鲁迅回忆录〉。对于一个学术问题，肯定或否定都很正常，可以争论，但态度一定要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还收录了周作人的一些日记，很有参考价值。以下是1966年5月23日的日记：

下午，我读了徐氏回忆，缅怀鲁迅的故事，无意中复述了原信中的话。请不要以后不要到后院来。关于这件事，你不我不想谈这件事，但许石一再自告奋勇要发表它。由此，我们可以猜出整件事。我的妾的愚见也是可悲的。记住过去，但不要不要原谅自己。你不今天你不必听你所知道的。

这是周作人这是双方在长达两周的疏远和40多年后，在这个问题上的首次积极声明。显然，他仍然坚持鲁迅的见羽信子论巴斯，对此徐守尚、张传道等人早已进行了反驳。事实上，即使他听了妻子的话当年的谗言，四十多年后，他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特别让人惊讶的是，他再次称徐女士为妾，简直是咬牙切齿。不知道他一直倡导的做个好孩子，悼念一个女人的精神去哪里了？

小题1:反映了在新一轮的教材改革与编写中，有很多鲁迅的文章被踢出教材这一事件。 小题2:示例一：赞同这种做法，因为鲁迅的作品确实晦涩难懂，选入教材，反而增加了学生的畏难情绪，将鲁迅作品撤出中学教材未尝不可，等中学生阅历增加之后，再来一段鲁迅的作品，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领会他的文章背后的现实意义。 示例二：不赞同这种做法，因为鲁迅的作品有着很深刻的社会与人文教育意义，他的作品意义深刻，是国民教育的脊梁。鲁迅的文章能把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这颗“毒瘤”对人的迫害一一展现出来

小题1: 试题分析：结合漫画标题“鲁迅大撤退”，再根据漫画中课本里一只手把鲁迅推出。再联系当今课改后的新课本，大量的删除了鲁迅的作品。可知，本漫画主要表现了有很多鲁迅的文章被踢出新教材这一事件。 点评：透过画面，挖掘出漫画蕴涵的深刻道理。要看懂漫画，将漫画的直观图像所反映的内容同生活、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想想自己周围有没有漫画中所要歌颂或讽刺的对象，从而理解、把握漫画的要义。  小题2: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是要表明自己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即对这种现象持何种观点，是赞扬还是批评，要观点明确，不能含糊，模棱两可。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可持不同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要说明理由。 点评：在短评时，作者要抓住事物的核心，用正确的世界观进行辨析思考，通过剖析这些表面看来细小，实则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倾向性的具体现象，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大胆干预现实生活。

每个人的九年义务教育中，都有这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伴随着每个人，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从刻“早”字到孔乙己，各大考点，也少不了他的文章身影，这个人，就是倍受世人尊敬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才华横溢大家都知道，不过，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同学应该还知道，鲁迅先生在怼人方面，也可谓是一大高手。下面有10句鲁迅先生的怼人金句，配上应用场景，句句值得收藏！

应用场景1：下课铃响起，讲台上的老师赶忙说：“我再讲最后一题”。

用鲁迅先生的话，应该这么回怒过去：“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1973年《鲁迅全集》

应用场景2：公司会议，领导在上面说：“这个方案，必须一个星期之内完成，还得要10W+的那种效果”。

用鲁迅先生的话，应该这么回怒过去：“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1919年《新青年》

应用场景3：一群人聚会，你不想去，别人说：“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啊”。

用鲁迅先生的话，应该这么回怒过去：“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2009年《鲁迅杂文精选集》

应用场景4：网上一对同性恋者公开恋情，评论去一片骂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没有这样过啊”。

用鲁迅先生的话，应该这么回怒过去：“从来如此，便对么？”——1918年《狂人日记》

应用场景5：A说：“这部剧吧，整体还行，就是xx的演技，有点儿拖后腿了。”B说（脑残粉）：“哟哟哟，说这，你行你上啊！”

用鲁迅先生的话，应该这么回怒过去：“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2009年《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应用场景6：亲戚家的熊孩子来家里了，把自己最喜欢的漫画书弄丢了，亲戚说：“哎呀，不要和他计较嘛，他还是个孩子。”

用鲁迅先生的话，应该这么回怒过去：“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2008年《战士终竟是战士》

有瓜葛。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

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亲兄弟失和--周作人与鲁迅决裂真相(2)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

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本文节选自《周作人传》一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参考资料：

http://culsinacomcn/y/2005-05-11/1740125975html